二

然而，没有巨响，没有炫目的光，更没有蘑菇云。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徐志摩，康桥“柔波”中的“水草”，曾未卜先知，反演了这个过程。22年前，我们轻轻地走了，从科学的神坛走下，进入平凡的世界，艰难地尝试着做一个平常人。22年后，我们又轻轻地来了，再一次聚集到合肥，带着一颗平常心。当年的孩子，如今已经为人父母，人到中年。当年我们来自中国的二十多个省，今天，我们却分布于全球四个大洲。88个“神童”，留下了88行曲折的脚印，88条奇妙的轨迹。这些轨迹中的一半又一次相交于同一个地点，同一时间──这就是我们的聚会。生命真是一个奇迹！当年朝夕相处的我们，到了今天，若论原子分子，早已更新代谢，无一存留。但是，27年后，我们的记忆犹在，音容犹在，话语犹在，心灵犹在。这无法称重、测量的一切，竟然保存得如此之好，如此鲜活！心灵的一切仿佛能跨越时间，有如跨越溪流，进入某种神秘的寂静。
聚会的地点在科大东区专家楼，老校门的东侧，眼镜湖边，离当年的教学主楼（如今称为教学一楼的）只有百步之遥。
王永来了，先于我们所有人，时间不可考，这些天他进进出出，已不知从何算起。王永在科大，他是这次聚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整个活动中最辛苦的人。近水楼台，他既帮我们看守老窝，所以也最先忙活，连他的夫人也来帮忙。会议的主要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日程安排、联系会场、制作礼品、雕塑设计、邮件往来…林林总总，都是他的事。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席不暇暖，脚不着地。会务繁杂，连王教授的学生们也不得闲，迎来送往，登记带路、灯光音响…真是忙坏了这帮年轻的硕士博士们。杀鸡牛刀，不得已而为之，我们的师弟师妹们倒是任劳任怨。
先来的人中还有谢彦波和周逸峰，他们也在科大，谢彦波在四系，周逸峰在八系。谢彦波是我们的小老弟，在一期的入学登记册上，有五六个孩子的后面标了一个“团”字，唯独谢彦波的后面标着“少”，那意思不是少年班，而是少先队！今天的谢彦波已经当爸爸了，又是教授，样子比当年老成多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显小，偶尔楞你一眼，让你一下想起当年挂着红领巾的眼神。他这两天挺忙，等他一抽出空来，就赶紧找王永，等待分配任务。他的第一个任务是接人：林承典和刘剑岚要到了。我们中最小的弟兄也要尽一份地主之谊。
周逸峰是大堂总指挥，兼管票务和游览。这个当年的腼腆娃娃站在签到台和总台之间，往来协调，调兵遣将，很有点样子。周逸峰说，他恐怕是我们同学中最稳定的，从毕业起，除了出去念书的时间，他一直在同一个实验室，从硕士生一直做到实验室老板。周逸峰的研究方向是视神经，包括弱视、斜视和视神经衰老。
不一会儿，运筹帷幄的人来了：那就是清华紫光的郭总裁，郭元林同志。虽然没看见正式下文，郭元林显然是这次聚会的总指挥，为了保证会议的基本运力，郭总甚至在合肥本地调来了一部宝马车。和当年参加数学竞赛的那个山西娃相比，郭元林深沉了许多。商场上的风风雨雨在他的脸上似乎也留下了痕迹：两个眼睛意味深长地眯缝着，嘴角不无深意地往上一瞥，似笑非笑，任何人看到这样的表情都得琢磨半天。也许是在北京呆久了，郭元林带上了明显的京腔，也学会了那种地道的北京幽默，只要桌上没摆醋，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他是个老北京呢！
彭兴还是一个活雷锋──我的意思是说：他还是那么地道的一个东北人──虽然他已经搬到珠海住了很久。稍有变化的地方是头发，有些花白，但挺匀称。彭兴是这次会议的后勤部长，专门负责调车、买单和收钱。彭兴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后勤，最后一天晚饭，他拿了张单子，一个一个同学问过去，落实离开的时间，再琢磨能不能调车。在外地同学中，他最后一批走，掩护大部队撤退。他带来的Canon相机着实吓了我们一跳：它的个头儿足有通常专业相机的两倍！太专业了。我心说这哥们儿是不是改行做摄影了？一打听，原来，彭兴在珠海佳能，就是生产相机的地儿，种瓜得瓜，能不专业嘛？
汪老师是29号到的。做为一期二期少年班的班主任，汪老师是这次聚会的倡导者，她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精神纽带。八十多号人，谁都有可能把个把同学忘了，但是，就算我们忘掉了自己的同桌，我想每个少年班的孩子都不会忘记敬爱的班主任汪惠迪老师。直到今天，只要我闭上眼睛，回到当年的记忆中，我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汪老师说话时的表情甚至手势，她的声音曾经给了我那样的安慰，以至于到了今天，我还是把它与妈妈的声音放到一起的。是啊，那时的我们多小啊！那么早就离开了父母，虽然自己没有察觉，但幼小的心灵自然而然地就会寻求母爱。汪老师是我曾经见过的最好的班主任，她的角色与其说是老师，不如说是母亲。面对这样一群早慧而敏感的孩子，她以一种本能的母爱温暖着我们，象一个妈妈一样，关心着我们中的每一个。后来我自己当了老师，才逐渐理解：其实，老师和老师的本质区别，并不在知识，乃是在爱心。等我当了父亲，以父亲的眼光注视着每一个孩子时，我才真正理解了汪老师对我们的爱，一种无私、无条件的爱。这种无私的爱曾经怎样地温暖着我们！这种无条件的爱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又是何等重要！我还清清楚楚记得一袋奶粉，就在少年班，汪老师送我的，说是让我注意营养。我平生第一次收到这样的礼物，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表达，只记得自己好像很乖很乖地点了点头。我的词汇无法描述这件事的影响，这么小的事，汪老师自己也许都忘记了，但是，它是如此深刻地印在我的记忆深处，到今天，它已然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汪老师有点老了。二十多年的时光，在她的脸上留下了些许印记，也刻上了更多的慈祥。我本以为，22年后，我见到了汪老师，会说许多的话，但等我真的站在汪老师面前，我才发现语言原来是如此无力，甚至多余。第二天晚饭时，我去给汪老师敬酒，受李剑芒的委托，我代表李剑芒，当然还有我自己，给汪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