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七月二日，早起。吃早饭前把家庭作业赶出来了。
上午是校领导座谈，在东区一个非常高档的活动中心。领导们全到了。侯建国院士给我们看了一套介绍科大的投影片，发现科大的实际情况还不错，按人均折算差不多处处领先。而且SCI论文、考研比例之类的硬指标相当不错。它在排名上吃亏是吃在规模上。史济怀老师更加亲切，他回忆起当年教我们数学的情形，还专门提到了第一期少年班招生，他说那时的方法不科学，基本上就是见一见，谈一谈，做几个题，觉得行就说：好，你来吧！
大家笑开了。回头一想，这样就真的不如按高考分数招人科学？不一定。胡天跃发言时就说：老的方法未见得不可取，希望学校在少年班招生时能够突破高考的框框，绕开高分低能的学生，想办法招到确实有天份的聪明孩子。大家鼓掌。郭元林带头，大家开始帮学校支招，高峰说应该有一笔专门的宣传经费，王凯宁说应该采用标准的营销手段，赵卫平回忆说当年她就是被科大的海报打动的。
正在热闹呢，我在后排，忽然发现后面好像多了一张笑笑的脸，戴着眼镜，似乎有些腼腆，样子好像还有点熟悉？哦！杜立。这个老兄，终于找到队伍啦！一通忙活，握手，坐。
郭书记讲完话后，座谈结束了，侯校长马上要去新加坡。我们下去照了合影，然后参观校史馆，欣赏了老照片、批文、题词，甚至还有一根刻着“要斗私批修”的扁担。很容易看出来：物质和精神两种力量有一个明显的相位差，科大最昌盛的时候，并不是它最有钱的时候，而是它精气神儿最旺的时候。精气神儿最旺的时候，正好也是它对自己的使命和目标最有信心、最虔诚的时候。这并不奇怪：人类任何伟大的事业的背后，都有一种强大的精神活力，这是它力量的真正源泉。一旦脱离了这源泉，衰退在所难免。学校的复兴就是要找回这源泉。但是，在这拜金主义日盛的年代，我们的母校怎样找回“思之虔诚”？
带着这样的思索，我们走进“美食广场”，模仿当年，排好队，吃了一餐怀旧饭。
中午专家楼停电，我们干脆提前来到少年班教室，正在听高峰侃上海房价和政治的关系，手机响了，是王永，他和卡佳、彭兴正在“梦都”点晚上的菜，说是想题个对联，做成横幅，点题并烘托气氛。还说已草拟了一个：
廿七年前 华夏神童科大初聚首
一万日后 环球英杰合肥再言欢
虽说是通俗易懂，但总觉得文字上太过平直，希望我能拟一个更能代表少年班水平的。我心中感叹：连吃饭都要题个联，还得原创，实在是雅兴！现如今，恐怕也就少年班的孩子们能有这样的兴致！好啊，恭敬不如从命，我临时凑一个吧！屋里吵，我下了楼。中午的空气潮湿、闷热，我想，这联应该算是个纪念，干脆嵌几个字：七、八、少、年、班，可惜是奇数，只好把“少年”并用了。我想起了曹植，古时的神童；想起我们刚到科大的岁数，正是古人所谓豆蔻年华；要表现当年意气飞扬的张力，还不能工对，干脆压个韵脚。但这地点还是要的，“合肥”二字太俗，不好入联，于是想起淝水，淝水之战，当年东晋八万精兵大破苻坚百万之师，很好的联想，赶紧打手机跟王永确认：“这淝水是在合肥边上吗？”“没错！”──好运气。于是用手机写下：“七步何妨？少年意气豆蔻闲；八方再来，班师万日淝水边”
赶紧发，王永电话催了两遍了。刚上楼，王永电话又追来了：“郭元林说这联挺好，但‘豆蔻闲’不妥，要换！”──好家伙，这么精益求精啊？我猜他肯定是嫌‘豆蔻’太女性化了，也是，“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确实太柔。想了想，说：“要不你换‘煮酒’吧！”──这回是俩大老爷们儿，应该能通过了。果然，卡佳回话：“煮酒，好！I like it!” ──领导批准了！几经周折，我们的晚宴对联终于隆重定稿：
七步何妨？少年意气煮酒闲
八方再来，班师万日淝水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