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三位老校长

叶永烈

未名湖的湖水是平静的，北京大学却从来不平静。每当我回忆起母校，脑海中常浮现三位命运坎坷的老校长的形象，而北京大学的历史与他们的命运休戚相关……

记得，那是1981年。我步入北京医院高干病房，看望作家高士其。病房里是那样的安谧，使高士其那嗯嗯喔喔的“高语”显得格外清晰。突然，从敞开的窗口，传来一阵尖厉的痛叫声，我为之一惊。

“是谁？”我问高士其夫人金爱娣。

“是马寅初，得了直肠癌，住在隔壁。”金爱娣答道。

虽然我知道高干病房是不许随便串门的，但是我在看望了高士其之后，还是向值班护士提出：“我要去看看303房的马寅初先生。”

“你是他的什么人？”值班护士问道。

“我是他的学生。”我一边说，一边掏出我的工作证。

“他正病重。你看一下就走。”值班护士终于同意了。

白被单拥簇着一张圆脸，光秃的头颅上只有几根稀疏的白发，虽然20多年没有 见过他，我还是一眼就认出这位年已99岁的老校长。病魔正折磨着他，他的脸还显得往日那般和善。可惜，他已耳聋目眩，无法交谈。我大声地在他耳边喊道：“马老，我是您的学生！”他，微微一笑，颔之而已。我向老校长深深一鞠躬，轻轻退出病房，默默祝愿他早日康复……

1957年，我以第一志愿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时，领到《迎新手册》，首页便是校长马寅初写的《热烈欢迎新同学》。在开学典礼上，我见到了他，矮矮胖胖的个子，身体非常结实。他用一口“绍兴官话”向同学们讲话，他的脸像弥来佛似的，总是笑嘻嘻的。

宿舍31斋的的走廊里挂着《光明日报》。1959年，我吃惊地在《光明日报》上，看到连篇累牍的“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文章。不久，就连大饭厅的墙上，也贴出“批判”大字报。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的大字标题：“马老，你是哪个‘马’家--马克思还是马尔萨斯？”

也就在这时，我读到马老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的反驳文章，他“明知寡不敌众”，却“单身匹马，出来应战”。最使我感动不已的是，他身陷重围之际，依然念念不忘北大的学生：“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但总想以行动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此后,虽然马老被撤掉北大校长之职，但是他的“不屈不淫”，他的“敢言敢怒”，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真理是时间的儿子。1979年，马老的《新人口论》一出版，我当即买了一本。我读罢，深为他的真知灼见和坚持真理的精神所感佩。人们深切此感到：“错批马寅初一个人，中国多生了几亿人！”我写了《马寅初的成功》一文，为之赞叹：

“只有发现真理而又敢于坚持真理的人，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马寅初的继任者是陆平。我爱听陆校长的报告，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口齿清楚，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在我求学期间，陆平正处于一帆风顺之际。我记得，1963年，当我们在西门办公楼前的草坪上拍毕业纪念照时，请来了陆校长。

他笑盈盈地坐在正中，在纪念照上留下永恒的微笑。

不料，三年之后，在上海工作的我，从报上读到那轰动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惊讶地得知陆校长蒙尘！此后，从红卫兵小报上，看到陆校长挂黑牌挨斗的照片；此后，就连我自己挨批斗时，也被说成“黑帮陆平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

1986年夏，我因创作长篇小说《浩劫》，从上海来到北京，到陆老家中采访。

我与陆老以及陆老夫人石坚作了长谈。我惊喜地发现，饱经磨难的老校长，心地是那么宽广，情绪是那么乐观。他的思维还是那样的有条不紊，侃侃而谈，不减当年。往事不堪回首，而我的采访话题，却正是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他是那般磊落，富于自制，坐在沙发上回忆20年前的风暴，跟我谈聂元梓，谈康生老婆曹轶欧，谈“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出笼经过，谈“喷气式”批斗，谈他的干校生涯，谈他给毛泽东主席去信和他获得解放的经过……

我问陆老：“你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受尽折磨，是怎么过来的？不论在你的外表，或者在你的心灵，几乎看不出‘伤痕’！”

他爽朗地笑了，双眼透过紫色边框的近视镜片射出坚定的目光：“第一，我相信自己。自己最了解自己。我平生无愧于党和人民。面对种种不实之词，我坦然。我从来没有悲观。第二，我相信党，相信人民。我深信，有朝一日会水落石出的。我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前途是坚定不移的，是充满信心的。有了这两条，再大的困难也能度过。我是一个乐观的人。”他的这段话，是他的内心世界的最清楚的曝光。

在结束采访时，他竟问起我来：“你是北大理科六年制的毕业生。当时，我是六年制的积极倡导者之一。你能不能就你毕业之后的工作实践，谈谈六年制的利弊？你对当时北大课程设置，有什么意见？……”

这时，他的夫人笑道：“你怎么还像在当北大校长的时候一样？”

他大笑起来：“虽然我现在不当校长，我可以把他的意见转告北大嘛！”

哦，他的心还在北大！

在北大求学的时候，在几位校长之中，我接触最多的，要算是副校长傅鹰教授。刚刚跨进北大校门，上第一堂课的时候，一位个子矮胖的教授迈着八字步，走上讲台，语出惊人：“第一章，《化学的重要性》，我不讲了。因为在座的诸位，都是以第一志愿考取北大化学系的，都是充分了解化学的重要性的。好，现在开始讲第二章……”他，便是傅鹰先生。

我很爱听傅先生讲课。他风趣、幽默，有着相声演员般的口才，课堂里常常爆发大笑声。整整一年，他给我们教普通化学。作为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院士），由他教普通化学，如同吃豆腐一般便当，可是他竟常常备课到夜深。那时，他住在中关村。他的夫人张锦教授也是我们的教师。有一次劳动，分配我给傅先生家送煤，我来到他家。在我的想象中，教授之家一定富丽堂皇，而傅先生的家却那样的朴素。

傅先生心直口快，在1957年便差一点成为“右派”。毛泽东亲口御批傅鹰是“中间偏右”的典型，总算使他免于苦难。1958年“拔白旗”时，傅鹰再度成为批判的对象。北大校刊上登载批判傅鹰的文章，那标题我迄今还记得：《白旗晃动，贻害无穷》！……

1979年11月，当我去北京出席第四届文代会时，有关部门知道我是傅先生的学生，约我为两个月前刚刚去世的傅先生写报告文学。我拿着全国政协的介绍信来到母校，却没有用过那张介绍信，因为所采访的张青莲教授、唐有琪教授、黄子卿教授等，都是我的老师，用不着“介绍”。他们异口同声称赞傅先生的最大特点：敢说直话！

傅鹰的正直，连毛泽东都十分赞赏，称他的讲话“尖锐”而又是“善意”的。

可是，也正因为他敢说真话，在北大成为历次政治运动冲击的对象，尤其是“文革”。他被斗得死去活来，依然直言不讳。在周恩来总理去世时，“上头”派人了解傅鹰的动向。傅先生对来人说：“总理的逝世，损失不亚于斯大林。我担心总理死后，会天下大乱！”傅先生的话，被飞快地汇报上去。“上头”问：“傅鹰所讲‘天下大乱’是什么意思？”那人又跑到傅先生家里，傅先生直截了当答曰：“天下大乱，这还不明白？邓小平旁边有了张春桥，张是要闯乱子的！”……

我怀着对傅先生的崇敬之情，写了报告文学《敢说真话的人》，1980年5期《新华文摘》当即全文转载，因为傅先生的直道而行的品格，确实感人至深。

从“五四”运动起，北京大学校史一直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代风云与北大紧相连。我有幸在北大度过了六个春秋，受到马寅初、陆平、傅鹰这样的师长的教诲。这三位校长跌宕乖戾的命运和刚正不阿的人品，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二○○五年一月五日，于美国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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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教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1963年毕业（六年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