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當代中國學者的個人素質

那麼，如何評價當代中國學者的素質呢？應該說，面對着全面腐敗的中國學術界，我們很難找到合乎標準的中國學者。其實，現在的中國學術界更象一個官場，權勢、地位、金錢、交易所起的作用要遠遠超過真理或學術。認識到這一點，也就找到了評價中國學者素質的切入點：通過分析中國學術界頭面人物的素質來概括中國學者的總體素質。
　　
　　1 沒有自知之明的中國科學院副院長
　　
　　2003年底，中科院的一位副院長在為了祝賀中科院營養科學研究所的成立，向該所贈送了一首自己填寫的《沁園春》。這個因為毛澤東的名著《雪》而在文革中盡人皆知的詞牌，到了這位院士的手中，卻被糟蹋得令人慘不忍睹：不僅有白字，而且有缺句，“最要命的問題是作者根本不懂平仄。毫不誇張地說，沒有兩個句讀能連着讀下來而不錯平仄的。”(轉燭：居然敢叫“沁園春”)。更為可怕的是，這首詞通篇都流露出了作者的狂妄。(陳詩餘：陳竺院士《沁園春》賞析)。在新中國的歷史上，敢給屬下題字的領導人很多，但敢給屬下賦詩填詞的卻極為少見，而敢於把自己如此拙劣的作品贈給屬下的更是聞所未聞。誰都知道，孔雀在開屏時，會本能地把自己的正面朝向觀眾，以展示自己最美麗的一面。可不知道什麼原因，這位被《自然》雜誌披露將擔任中國科技部長的院士卻毫無顧忌、毫不羞怯地把自己最醜陋的一面亮了出來。如何解釋這種現象呢？筆者曾就此事私下向一位頗有名望的老者請教。老者長吁了一口氣，嘴中迸出四個字：素質太差！
　　
　　2 不懂得自尊自重的北京大學校長
　　
　　素質太差的並不只是這一個院士。2003年，正值非典爆發，全國大學幾乎全部“封校”。可中國“最高學府”的校長卻在此時率領一個院士代表團到美國訪問，要向美國人學習如何搞“科學道德建設”。結果，哈佛大學校長以他們來自SARS疫區為由而拒絕接見。(亦明：是東施效顰，還是邯鄲學步：評北大校長許智宏院士被哈佛校長拒之門外)。面對這樁百餘年來中外交往史上罕見的醜聞，這位校長院士卻能夠面不改色地繼續當他的校長。遙想當年，蔡元培先生曾經因為一個學生當面頂撞了自己而要辭去北大校長職務。究其根源，無非是以為自己的尊嚴受到了傷害。可現在的北大校長，不僅自取其辱，還連帶了國人，但辭職的念頭好像從來沒有在他的腦海中出現過。同是北大的校長，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別？不用請教老者，我自己就知道答案：素質太差！
　　
　　3 喪失了羞恥感的院士
　　
　　其實，不懂得利用辭職來捍衛自己的尊嚴、捍衛學術界的榮譽的校長、院士何止這一位。東南大學校長抄襲案鐵證如山，可是面對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面對校友的指責和學生的批評，這位校長既不道歉，也不檢討，更不要提什麼辭職了。同樣，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洪濤院士，儘管在2003年的非典研究中犯下了那麼低級的學術錯誤，儘管他已經年逾古稀，但辭職謝罪這個概念對他來說好像根本就不存在。還有。中國的雙料院士、清華大學教授張光斗，在五十年代積極支持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上馬。這個工程在其後的四十多年間對黃河上游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張院士為了洗清自己的責任，在中央電視台上說，他曾經反對建造三門峽大壩。這些人的臉皮怎麼能夠厚到這個程度呢？素質太差！
　　
　　4 缺乏常識的高教精英
　　
　　上海戲劇學院前院長余秋雨是一位享譽整個華語世界的學者。這位“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在別人指出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犯下的上百個學術錯誤(其實很多是常識性錯誤)之後，不僅不向批評者表示感謝，向讀者表示歉意，反倒擺出一付無賴的嘴臉，拒不認錯，並且用“旁敲側擊、隱射暗示” 的卑鄙手法攻擊批評者。(余秋雨：被“咬”者的回答；金文明：我答余秋雨)。早在兩千多年的春秋時代，以學問大家聞名於世的孔子就敢於“不恥下問”。到了戰國末年，貴為秦王“仲父”的呂不韋還曾把《呂氏春秋》公布於市，以一字千金的賞格來徵求批評意見。余秋雨者，一介書生而已，儘管名滿天下，但其“文筆不如秦牧十分之一，學問不如錢鍾書百分之一，見識不如魯迅千分之一”，怎麼竟容不得別人的批評呢？這位曾經告誡中小學生“知識和技能不等於素質”的大師(余秋雨：知識和技能不等於素質)，好像並不知道名氣和頭銜也不等於素質。
　　
　　5 人格畸形的流氓教授
　　
　　有這些素質太差的領袖作榜樣，中國學者的整體素質就可想而知了。哈爾濱工業大學的博士生導師朱大海能夠在眾多學生面前，一邊用手指頭摳鼻屎，一邊大罵自己的研究生“你腦袋灌水了？”(biosys：這就是我們的傑出青年科學家)。上海交通大學的博士生導師王永成，在被自己的學生“炒”了之後，竟然反告自己的學生是竊賊，並且毫無愧色地寫了一篇“告全國人民書”，張貼在了網上。(姜澎：不甘長作編外“雇員” 上海九名博士生怒炒導師)。中央戲劇學院教授黃定宇因涉嫌強姦自己的學生而被捕，然後又以“順奸” 的名義被取保假釋。“白天是教授，夜間是禽獸” ，這種現象不僅僅出現在文學作品中，而是堂堂正正地出現在中國的大地上。中國的學術界到底是怎麼了？素質太差！
　　
　　6 天良泯滅的“中國傑出青年”
　　
　　不僅欺侮、坑害自己的學生和讀者，中國的教授還要坑害自己的親生骨肉。就在去年非典爆發之際，中國的學術界又冒出了一顆明星。這就是自詡為“干擾素之母”，並被評為2003年“中國十大傑出青年” 、2003年度“中國十大科技新聞人物”的陳薇。這個女人，為了自己的前程，竟然膽大妄為到用自己年僅四歲的孩子當試驗品來驗證自己的新藥。(央視國際：阻擊SARS的女科學家--軍事醫學科學院博士陳薇；佚名：陳薇：在偶然中找尋必然)。在歐美，這是犯罪行為，罪犯不僅要坐牢，最終還會喪失對自己孩子的監護權。可在中國，這位軍事醫學科學院的教授、研究員反倒能夠依靠這種犯罪行為飛黃騰達。一般來說，藥物篩選的途徑都要通過細胞學、病理學試驗，然後在動物模型上檢驗毒性和療效，最後才可以用人來做試驗，並且一般要用成人為試驗材料。按照中國的法律，一個藥物在進入臨床研究之前，必須要有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批准。在非典防治研究方面，世界上首例利用干擾素在靈長類動物上作試驗的報告發表於2004年春天。(Haagmans et al., 2004)。而陳薇的實驗室在既沒有細胞學和動物試驗結果、更沒有國家批準的情況下，卻直接利用幼童當實驗室白鼠，其無知無畏可以說天下無雙。陳薇事件所反映出的，不僅是她學術素質差，簡直是連作為母親的天性都不具備。
　　
　　7 出賣色相的“美男”教授
　　
　　與黃定宇偷偷摸摸玩女學生、最後落個身敗名裂相比，上海大學博士生導師、“著名學者”葛紅兵要幸運得多。他不僅沒有在中國坐班房，反倒一會兒新加坡、一會兒英國劍橋地滿世界跑。這位堅信“性比愛情要純潔一百倍”的中國有史以來第一位“美男作家”，立志要做“卓越的情色寫手”，他給自己的一本小說起了一個“既曖味又有暗示意味的名字”──《沙床》。《沙床》暗示什麼呢？“上床”！在這本“半自傳體”的書中，他一面渲染一個年青的教授與幾位學生的纏綿情愛，一面又對記者詢問“你是不是真的與自己的學生上過床”嗲聲嗲氣地佯嗔：“你的問題太尖銳了吧？我拒絕回答。”怪不得朱大可罵他：“一個學者，不以思想和文學力量見人，卻光着身子跑上大街，還做出害羞的樣子捂住了‘臉蛋’（注意，不是捂住‘羞處’）……從女作家叫春到男學者叫春，叫春的主題一如既往，但叫春者的身份有了突破性的進展。”(朱大可、拉拉：木子美·葛紅兵現象意味着什麼？)。
　　
　　不捂“羞處”而捂着“臉蛋”叫春，正是這位著名學者的獨特之處：靠這個一露、一捂、一叫，《沙床》在短短兩個月內就賣出了10萬餘冊，並且還要出繁體中文版和法文版。名義上，這是他賣臉蛋子的所得，但實際上，這是賣“羞處”的價錢，只不過這位學者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做“羞處”，所以應該直截了當地稱它為“生殖器”。也許是看到這本書叫座不叫好，葛教授在拍賣完了自己的臉蛋子和生殖器之後，還要繼續叫賣。首先，他賣自己的才：“我的文筆比長相好。”(黃鶯：葛紅兵：痛恨美男說法)。其次，他賣自己的思：“在書中我對命運發出了追問，錢鍾書有嗎？他沒有大超越的理想。”再其次，他賣自己的隱私：“我現在的工資是每月三萬港元，等明年到了劍橋還會多”，“我的科幻小說賣得非常好，每個月都有幾萬元給我”，“在短短的四年時間，我就在上海買了兩套房子”。最後，他賣自己的身份：“我為自己的教授和作家身份感到可恥”。(李冰：葛紅兵開口為《沙床》辯白)。在把自己賣了個精光之後，他還賣自己的兄弟和老爸：“書中寫到哥哥得了肝癌，事實上我的哥哥就正在受這種病的折磨。我父親與我也都有肝的毛病。”對這位教授來說，還有什麼東西不能賣嗎？沒有。任何東西到了這位名教授的手中都能賣。怪不得中國的學者們一個個都拼老命要出名呢。有了名，管它是美名還是惡名，什麼爛貨就都能賣出個好價錢。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葛教授大概不知道，金錢和名氣不僅能夠顯示一個人的財富和地位，它也能暴露出一個人的素質。這位“美男”教授在金錢和名氣之下暴露出的，就是自己一臉洗不淨的窮酸相和一副換不掉的賤骨頭。
　　
　　8 具有黑幫政客特點的中國新生代學者
　　
　　葛紅兵是1998年剛剛出爐的南京大學博士，他實際上屬於中國“新生代”學者，雖然這一代學者中沒有幾個人有他那麼“幸運”和敢於在公眾面前把自己脫得如此光光。那麼，普通的“新生代”學者都具有什麼樣的特點呢？這個問題十分重要，因為這些人遲早是要成為中國學術界的主力的，了解他們，也就可以預測中國學術界的將來。
　　
　　在中文互聯網上，有一個論壇叫做“虹橋科技論壇”。“虹橋科技論壇”的核心人物有兩個，一個是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的博士，目前在美國的華盛頓州立大學作博士後(Research Associate)研究工作，對國內自稱是“資深研究員”，筆名離鄉客。另一位是復旦大學的醫學博士，目前在復旦大學醫學院任教，筆名柯華。離鄉客曾因發表了多篇SCI論文而被手下吹捧為“南大高人”。但自從他的一個本科小師弟在不到兩年間就發表了八篇SCI論文的消息傳遍全國之後，這個“南大高人”和他的嘍囉們就再也不提這個話茬了。
　　
　　“虹橋科技論壇”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為它具有中國新生代學者的一些非常典型的惡劣特性：
　　
　　第一，“虹橋科技論壇”具有黑道性質。他們拉幫結派，排斥異己，用網友們的話說就是“對自己的所謂虹橋成員是又吹又捧，對不同意見的新人是又貶又壓，隨時‘憤青’掛在嘴上，說這個詞的惡毒勁遠遠超過方說‘弱智’。知識分子的文人相輕全在那體現出來了。”因此這個自詡為“全世界壇員水平最高的論壇”被網友們稱為全世界“最霸道的論壇”。(見萬維讀者論壇-教育與學術2003年7月3日)。當然，光是霸道還算不上“黑道”。“虹橋科技論壇”的黑道性質表現在，這個論壇雖然是面對公眾的，但實際上，操縱這個論壇的少數人還有他們自己的內部組織，內部章程，和內部論壇。因此，對重大問題，他們的操作程序是先由內部論壇統一口徑，然後分別以個人身份在“虹橋科技論壇”上公開發表言論。對“外人”的不同意見，他們一般首先採用群起而攻之的手段，使對方知難而退。如果這一招不靈，他們就使出殺手鐧━刪貼。其結果就是造成了這樣一種假象：他們的觀點代表了大多數人的觀點。他們的目的是什麼呢？當然是要影響中國學術界的決策層。比如，他們關於北大人事改革的言論，就被他們自己編輯整理之後，由他們的內線轉貼到北大的未名站。
　　
　　第二，“虹橋科技論壇”成員的政治手腕非常圓熟、高超、老到，使人們在驚嘆之餘，不禁會發出這樣的疑問：他們的本領是天生呢，還是來自師傳？比如，“虹橋科技論壇”為了趕搭“科教興國”的快車，就把自己的名稱改為“虹橋科教論壇”。千萬別小看這一字之差，它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對政治權力阿諛奉承、脅肩諂媚、俯首貼耳、搖尾乞憐的德性。再比如，離鄉客與柯華在去年不知因為什麼原因鬧翻了，結果這位“南大高人”兵不血刃地把柯華趕出了所謂的“壇中央”。上面說的那些虹橋黑幕，就是柯華在被趕下台之後揭露的。還有就是，在這次政變之後不久，離鄉客等人為了掩蓋劣跡，搞了一個假選舉，扶持了一個傀儡版主。不言而喻，這個版主要看以離鄉客為核心的“壇中央”臉色行事。所有這些，都顯示出這些人的心狠手辣和虛偽狡詐。用柯華的話說就是，“就算我說謊，也只是說謊，你一個說謊者＋猶大不比我高尚到那裡去。你越來越像某網絡名人，查網友IP，追查網友身份，幹得都上癮了。辱沒佛祖！”“自己說謊都習以為常了，都記不得了，還在那裡指責別人說謊。首先批評他拉幫結派的不是我，這次他如此high的動機，實際上就是觸動了他的幫派體系。”(虹橋科教論壇2003 年8月7日)。
　　
　　第三，“虹橋科技論壇”的核心論題之一就是為國內的學術界大唱讚歌，反對別人批評中國的學術腐敗。批評學術腐敗的文章在那裡可以說是被斬盡殺絕，而張貼這類文章，或贊同這類文章的網友，則一定要被他們罵個狗血噴頭。雖然他們標榜自己不說髒話，但那是對自己人而言。對於異己，他們說的髒話足以使坊間裡巷的潑婦臉紅。比如，有一位筆名“野狐禪話”的惡棍，遇到誰提學術腐敗，就一定破口大罵，並且在罵人時一定要拿對方父母的生殖器當靶子，而“壇中央”成員卻在一旁袖手旁觀看熱鬧，版主也不刪他的貼。這些人為什麼對學術腐敗這麼熱愛呢？這是因為，腐敗環境對他們來說，是生於斯長於斯，因此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根本。並且，他們還要在那個環境下繼續繁衍孳孽。清除學術腐敗，就象是掘他們的祖墳，所以他們才要不遺餘力地誓死捍衛。那個離鄉客在評論我的一篇批評中國院士騙取錢財的文章時，就明目張胆地說，“關起門瓜分基金的時候，怎麼紅臉都可以。把矛盾和內鬥弄到網上來，甚至借網絡、媒體搞臭競爭對手，這就是超限戰的幹活了。”(虹橋科教論壇2003年5月2日)。這是什麼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在騙取國家資金的時候，大家都要悶着頭騙，出現了矛盾，要內部解決，誰也不許把矛盾公布出來。否則，如果騙局被揭穿，那就誰都騙不成了。實際上，這個打着美國“資深研究員”招牌的離鄉客，確實是要在國內學術界撈一杯羹，據說他正被中國科學院上海科技物理研究所推薦，角逐上海的一個什麼“白玉蘭科技人才基金”。(上海技物所：中美科學家合作研究金屬和半導體納米線)。
　　
　　可以說，中國新生代學者的上述三個特點是中國學術界全面腐敗所造成的結果，也是中國學術界將繼續腐敗下去的堅實社會基礎。對這些人來說，搞學術只是手段，而利用這個手段來攫取錢權名利才是目的。可想而知，有朝一日這些人掌管了中國的學術界，中國的學術腐敗會發展到什麼程度。
　　
　　總之，中國學者的素質問題遠不止於上面的幾個例子，也不僅僅限於道德和文化素質。實際上，中國學者的學術素質更要低下。這一點，看一看鋪天蓋地的抄襲剽竊之風就一目了然了：如果自己有東西，幹嗎要偷別人的呢？
(三) 當代中國學術界的整體素質

中國政府施行“科教興國”戰略是在1995年。在這之後，中國學術界的兩大系統，也就是中國科學院和教育部所屬高等院校，開始了從中央政府那裡搶奪金錢的競爭。先是中國科學院，在1998年初向中央提出了題為《迎接知識經濟時代，建設國家創新體系》的研究報告。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JZM在上面批示道：“知識經濟、創新意識，對於我國21世紀的發展至關重要。”這實際上就是所謂的“知識創新工程”的起點。
　　
　　1998年5月4日，JZM在北京大學慶祝建校100周年的大會上宣布：“為了實現現化化，我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 緊接着，以陳至立為首的教育部決定在“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即211工程)中，重點支持部分高等學校創建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這就是所謂的“985工程”。(焦新：“985”工程　向着世界一流大學挺進)。
　　
　　“知識創新工程”和“985工程”都是中央政府投資上百億元人民幣的巨大工程。在正常情況下，這樣的工程理應經過嚴密、認真的科學論證，甚至要經過人民代表大會授權。但實際上，這兩個跨世紀的學術工程的上馬卻極不科學。下面，筆者就深入分析一下中國學術界的這兩個跨世紀工程。
　　
　　1 不倫不類的“知識創新工程”
　　
　　從字面上看，“知識創新”這個概念非常含糊，甚至有些荒唐。在這裡，“知識”和“創新”是什麼關係呢？是要把知識創新，還是要利用知識搞創新？如果是前者的話，那就是學理不通。如果是後者，則又不符合漢語語法規範。知識可以增加，可以創造，但卻不可以創新。其次，這個“創新”的涵義是什麼？是指原創性的科學發現？還是指具有新意的技術發明？可以說，這兩種“創新”不論是在內容還是在層次上都是截然不同的，在英文中，前者叫做discovery，後者叫做invention。Discovery是揭示自然界中已經存在的現象和規律，即“增加知識”或“創造知識”，而invention則是利用已有的知識來創造世界上不存在的事物。根據中科院的官方文件，“知識創新”這個概念的英文是“Knowledge Innovation”，而西方國家很少有人把這兩個單詞直接連接在一起的，即使有，也通常是指“Knowledge-based Innovation” (基於知識的創新)。所以說，“知識創新”應該是一個技術學概念，是指知識的應用，應該叫“技術創新”。既然如此，為什麼要給這個項目起這麼個不倫不類的名字呢？顯然，這是為了迎合江總書記的那個批示，“知識經濟、創新意識，對於我國21世紀的發展至關重要。”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而一個國家的“自然科學最高學術機構”為了迎合“上意”，竟然不惜胡編亂造名詞概念，可見他們的素質處在什麼水平。
　　
　　其次，“知識創新工程”不僅概念不清，而且名實不符。根據中國科學院的解釋，“‘知識創新工程’的總目標是：到2010年前後，形成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科技發展規律的、具有支撐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高效運行的國家知識創新系統及運行機制，建設一批國際知名的國家知識創新基地，培養和造就大批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高素質科技人才，形成不斷取得具有國際影響的重大科技成果的環境，為使我國知識創新實力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力爭我國被《科學引文索引》收錄的科學論文總數的排名進入世界前10名、專利指標的國際競爭能力進入世界前10名、中國科技的國際競爭力進入世界前10名做出貢獻。” (李春芳：知識創新工程百問)。這裡雖然沒有說明“知識創新”的涵義到底是什麼，但很顯然，它包括了自然科學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實際上，“中科院在國家研究與開發機構基礎研究經費中的份額已占到96.7％。中科院基礎研究經費的大幅增長主要是由於知識創新工程的實施。”(楊振寅等：反思當今的中國科技體制改革)。而根據前面的分析，基礎研究顯然不應該包含在“知識創新工程”之內的。所以，“知識創新工程”是中國科學院搞的的“偷梁換柱”之計。
　　
　　第三，根據《中國科學院章程》第六條，“中國科學院的主要職責”之一就是“發揮國家知識創新體系核心的作用”。也就是說，中國科學院的作用就是搞“知識創新”，“知識創新”是它的本職工作。既然如此，它搞這麼個“知識創新工程”就顯得師出無名了。這就好象是說，國家開辦科學院的目的就是要搞科學研究，而這個科學院卻提出了一個“科學研究工程”一樣那麼荒唐可笑。難道中國的工人也應該搞一個“打工工程” 、農民搞一個“打糧工程” 、軍人搞一個“打仗工程” 不成？
　　
　　其實，“知識創新工程”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向中央政府要錢，要一大筆錢。果然，僅僅是這個工程的三年試點期間，朱鎔基總理就撥給中科院50億元人民幣。2001年，中國科學院的基礎研究經費支出為23.5億元，比上年增加近50%。這筆錢，主要是通過這個“工程”得到的。(楊振寅等：反思當今的中國科技體制改革)。在“十五”期間，這個工程又為中科院釣到了100億元人民幣。2001年，中科院的“科技人員”總數不到兩萬五千人，這相當於每人平均“創新”經費超過40萬元人民幣，而一些大人物手中控制的經費則是這個數字的幾倍、幾十倍、甚至上百倍。
　　
　　那麼，六年之後，“知識創新工程”的效果到底怎麼樣呢？2003年，《戰略與管理》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評價中科院某所在“知識創新工程”中的體制改革情況。該文的作者是這樣評價的：“A 所沒有觸及科技體制的結構性矛盾，而沿用了官僚化、拖延難點、迴避矛盾和敷衍搪塞的策略。……道德化甚至政治化的表達試圖掩蓋的是改革中必然的衝突，同時失去了科學家職業倫理重建的機遇。改革為了創新，而改革的方式恰恰是傳統的、沒有充分民主的、官僚化的、當權者利益第一的。由此引發的科研組織結構性錯亂、人員行為失范、利益主體驅動、道德弱化、官僚強制，並不能帶來美國式的科研組織，相反它承擔較大的改革風險，所以會發生不斷改革的現象。”(楊振寅等：反思當今的中國科技體制改革)。也就是說，“知識創新工程”不僅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反而使中國科學院越變越糟。
　　
　　上面那個中科院“A所”並不是一個孤例。1994年，中科院開始實施所謂的“百人計劃”，其內容是“到20世紀末從國內外吸引百名優秀青年學術帶頭人”。可是，隨着“知識創新工程”的實施，這個“百人計劃”幾乎變成了“千人計劃”，目前入選人數已經超過八百人。中科院先是在1998年，也就是“知識創新工程”的試點階段，把“百人計劃”的規模擴大成“在3年內每年從國外引進100名傑出人才”。2001年，由於“知識創新工程”全面實施，這個計劃再次調整，“自2001年至2005年，每年從國外引進100名、國內引進30名優秀人才”。(中國科學院：“百人計劃”簡介)。他們為什麼要大批從國外引進“人才”呢？因為靠他們自身的力量，中國科學院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自己設定的三個“前十名”目標。引進人才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他們發SCI文章，好對這個工程有個交代。但是，就象中國的院士水平隨着人數的增多而大幅度下降一樣，“百人計劃”也隨着“擴招”很快就變了味，很多學術水平一般、但道德水平更低的海外人士，通過人際關係，成了中國科學院的“學術帶頭人”。他們之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根本就沒有履行“百人計劃”中所規定的義務，但卻霸占着大量的科研資源。這導致了2003年初“姚雪彪事件”的爆發。(李虎軍 ：“公開信”拔出蘿蔔帶出泥 海外學者瞞天過海遭非議)。
　　
　　面對“百人計劃”的徹底失敗，中國科學院並不在乎。反正他們有花不完的錢，用不盡的時間，和層出不窮的花樣，而他們根本就不用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不，就在2004年，他們又推出了一個“愛因斯坦計劃”：要培養“科技將帥人才”。(孫自法：培養大師級科學家 中科院啟動“愛因斯坦計劃”)。這就象武大郎在突然中了彩之後，宣布要在自己的炊餅鋪培養世界一流飯店管理大師一樣荒唐可笑。
　　
　　總之，“知識創新工程”自始至終都反映出了中國科學院領導人的素質問題：知識素質、文化素質、道德素質、以及學術素質都低得到了驚人的程度。用荒謬的理由來爭取政府撥款，這是中國學術界整體素質低下的最明顯標誌。而“百人計劃”在“知識創新工程”中的變質又充分說明了學術腐敗與學術水平之間的關係：就是因為中科院科研人員的學術水平太差，所以他們要花錢請“外人”給他們打工。實際上，我完全可以說，“知識創新工程”不僅沒有給中國帶來什麼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它反而使學術腐敗愈演愈烈。“知識創新工程”的唯一創新之處就是，它把中國的學術腐敗傳播到了海外華人學術界。
　　
　　2 莫明其妙的“985工程”
　　
　　如果說中國科學院的“知識創新工程”是不倫不類的話，那麼教育部主持的“985工程”就實在是讓人感到莫明其妙。“知識創新工程”的名稱雖然荒謬，但在這個名稱的下面還是有些內容的。更為難得的是，這個工程是由中國科學院自己主動提出來的，說明他們多少還是有些“創意”的。可“985工程”上馬的唯一根據就是中共中央總書記JZM的一句話：“為了實現現代化，我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準的一流大學。”於是乎，中國的“若干所”大學，就象是在昏睡中的老狗突然被人踢了一腳一樣，迷迷登登地拔腿就開始了“向着世界一流”的迅跑。在跑了一段路之後，他們才發現，自己追趕的“世界一流大學”就如同水中月，鏡中花，看得見，但摸不着。也就是說，中國頂尖大學的校長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世界一流大學”。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口出狂言：北大和清華先後宣布要在“985工程”實施後15-18年內建成世界一流大學。
　　
　　那麼，到底什麼樣的大學才能夠稱得上是“世界一流大學”呢？上海交通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在研究了“公認的世界一流大學”之後，歸納出了九個基本特徵。根據對一些“量化”指標進行對比分析，他們認為北大和清華目前在世界高校中的位置在200-300名之間，“預計到2025年左右，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有可能進入世界大學體系的前100名，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劉念才等：我國名牌大學離世界一流有多遠)。
　　
　　其實，進入“世界大學體系的前100名”到底能不能算得上是“世界一流大學”，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劉念才等人自己實際就把那些排在100名之前的大學分成了兩類，一類是20所“世界頂尖大學”，其餘80所才是“世界一流大學”。所以說，這個“世界一流大學”實際上應該叫做“世界二流大學”。即使按照劉念才等人的說法，100所學校算一個等級，北大和清華目前在世界上也只是三流大學，他們憑什麼能夠在不到20年的時間超過目前在他們前面的100多所大學，進入前100名呢？這種情況的發生必須有兩個前提：第一，別人止步不前，或者倒退；第二，自己比別人發展得快。顯然，指望別人倒退不僅沒有出息，而且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國的大學想要進入一流，就必須自己有比別人發展得快的絕活兒。可實際上，中國的大學在這方面是一無所有。劉念才等人做出那個“預計”的主要依據就是，“國家對大學的直接投入和競爭性的基金投入將不斷提高”。而金錢對大學發展所能夠發揮的作用是非常不確定的，在中國，可以說它的壞處比好處要大得多。前面討論到的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工程”就是一個十分明顯的例子。
　　
　　上海交大的“一流大學”研究雖然幼稚，但其作學問的態度還算是認真的。如果與北大清華的校長和書記們拍胸脯打保票似的豪言壯語相比，還可以說有相當濃郁的學術氣息。看看清華大學前校長王大中院士是如何打算把清華建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的：“要堅持正確的辦學方向；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科學研究中要正確處理基礎研究與應用、開發研究關係；師資隊伍建設中處理好尖子人才與團隊關係；以及學校管理體制上要貫徹民主集中制等等。總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必須正確處理共性與個性問題，那種完全照搬國外一流大學的指標與辦學模式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合適的。”(左春明、周月紅：清華大學校長王大中：向世界一流大學跨越)。我曾評論說，“這哪是在辦世界一流大學，倒象是在辦中國一流黨校。”(亦明：超一流的夢想，不入流的作為：評清華大學計劃在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學)。“完全照搬國外一流大學的指標”也許是愚昧，但“完全照搬國外一流大學的辦學模式”怎麼就行不通呢？有什麼不合適呢？如果行不通，如何才能建成世界公認的一流大學呢？王院士難道沒有發現其中邏輯的荒謬嗎？所以，清華大學心中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標準完全是自製的，因此實際上是根本就沒有標準。
　　
　　與清華大學的“中國特色”相比，北京大學的“世界一流大學”標準具有明顯的“鄉土氣息”，你甚至可以說它是土得掉渣。根據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閔維方，“世界一流大學”不過如此而已：“如果我們能用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在國家集中的、高強度的支持下，採取正確的學科發展戰略，把81個國家級重點學科中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推進到世界前沿，那就應基本實現了目標。所謂的“世界一流大學”，卡耐基·梅隆也好，芝加哥也好，普林斯頓也好，也不是什麼學科都好，而都是有若干學科是居於世界一流的。……這就是我們的辦學思想、辦學理念的核心”。(閔維方：在2003年北京大學校友工作研討會開幕式上的講話)。我不知道北京大學總共有多少個學科，也不知道閔書記所謂的“世界前沿”到底意味着什麼，更不知道是誰把卡耐基梅隆大學封為世界一流大學。但我知道，這樣的“辦學思想、辦學理念”是庸俗的，愚蠢的。實際上，這樣的“辦學思想”說明他們根本就沒有“思想”，這樣的“辦學理念”也根本就不是什麼“理念”。(關於大學理念，下面有詳細討論)。
　　
　　也許是對中國高教界“創建一流”的愚昧、混亂局面不滿，中科院院士、復旦大學前校長、現任英國諾丁漢大學校監楊福家先生在2002年提出了“不僅要有大樓、大師，更要有大愛”的說法。“大樓”、“大師”之說，早已有之，它們來自清華大學前校長梅貽琦的名言：“大學者，乃有大師之謂也，非大樓之謂也”。而“大愛”之說，據稱是楊院士的首創。那麼，什麼是“大愛”呢？“讓人們擁有安心工作的環境，營造一個以人為本的氛圍，這就是大愛”。為了具體說明“大愛”的含義，楊院士還舉出了幾個例子，其中之一是美國數學家納什(John Nash)在五十年代就已經是“大師”級的學者了。後來他的精神出了毛病，但普林斯頓大學仍舊寬容地讓他在那裡生活了30年，給予他巨大的愛護。最後，納什恢復了健康，並且獲得了199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成了超級大師。(鄧琮琮：楊福家：世界一流大學不僅要有大樓大師，。(鄧琮琮：楊福家：世界一流大學不僅要有大樓大師，更要有大愛)。
　　
　　楊院士的“大愛”說甫一問世，就受到了中國高等教育界的極大關注。一時間，許多大學的校長、黨委書記都紛紛表態，要用“大愛”培養大師，通過培養大師建造世界一流大學。有人高興地說，“如果有了大樓、大師、大愛，那麼我們心儀已久的、‘眾里尋他千百度’的一流大學，也許就‘驀然回首’，‘正在燈火闌珊處’了。”(陳魯民：教師節隨想：大樓·大師·大愛)。
　　
　　建立一流大學有這麼容易嗎？這個從大愛到大師到一流大學的公式是可行的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為什麼在一流大學集中的美國沒有人總結出這條規律？為什麼世界上還會有二流、三流大學，甚至四流、五流大學？實際上，在美國的高教界，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大愛”。美國大學終身教授目前所享受的優渥條件，是他們經過幾十年的鬥爭爭取來的。而對那些尚未得到終身教職的大學教師來說，他們面臨的競爭是非常殘酷激烈的，“不發表就滅亡”(publish or perish)是他們必須遵守的競爭規律。再者說，“大愛”說實際上是把大學教師放在了需要受學校行政當局眷顧的位置，這也與美國大學的治校原則不符。“大學教授就是大學本身”，這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獎得主萊比(I. I. Rabi)直截了當地告訴他的校長艾森豪威爾將軍的。更何況，即使是在美國學術界，能夠成為大師的人終究是少數，而在學術水平如此低下的中國，國家要付出多少“大愛”才能夠換來些許幾個大師呢？退一萬步說，僅僅是希冀自己的教師有朝一日可能成為大師而讓他們“擁有安心工作的環境”，這根本就不是什麼“大愛”，而恰恰是懷有極大私心的風險投資。古人云，“為善而欲自高勝人，施恩而欲要名結好，修業而欲驚世駭俗，植節而欲標異見奇，此皆是善念中戈矛，理路上荊棘，最易夾帶，最難拔除者也。”(洪應明：《菜根譚》)。由此可見，楊院士的“大愛”說仍舊是在中國世俗文化的醬缸中打轉。
　　
　　事實是，普林斯頓大學根本就沒有給納什什麼“大愛”。1964年，普林斯頓大學數學系在納什病情出現了轉機、他並且開始重新開始研究工作之際，給了他一年的客座研究員(Research Mathematician)的位置。這裡面，納什的朋友從校園內外施加的影響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遲至1989年，當瑞士的諾貝爾獎經濟學委員會派人與納什面談，要請他到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俱樂部坐坐時，納什還問來人：“我能進去嗎？我不是教授。”這使那位瑞士教授感到納什在普林斯頓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1994年，諾貝爾獎經濟學委員會決定納什為獲獎人之一時，納什的“悲慘人生”是重要考慮因素之一。在得到獲獎的消息當天，納什在普林斯頓大學數學系舉行的小型慶祝會上說了三句話，其中兩句是：他希望獲得這個獎項能夠使他的信用等級上升，從而得到信用卡；另外，一般獲獎者應該說他很高興能夠與別人分享這份獎勵，但他卻想要獨得這份獎金，因為他太需要錢了。(Nasar, S. A Beautiful Mind: The Life of Mathematical Genius and Nobel Laureate John Nash)。一個在“大愛”中生活的人難道能夠這麼悲慘嗎？當然不會。實際上，納什在獲獎時連普林斯頓大學的正式教職都沒有，只是一名“客座研究合作者”(Visiting Research Collaborator)。
　　
　　從另一方面講，中國高教界對“大愛”理論的熱烈反響從側面說明，目前國內高教界是如何的幼稚。那些未來“世界一流大學”的領導們對國外高等教育的發展根本就不了解，而對自己應該如何發展也根本沒有明確的思路。儘管他們在媒體上可以說得天花亂墜，其實從根兒上講，他們的中心思想，或者叫做“辦學理念”，就是要國家多多地出錢。有了錢，他們可以蓋大樓，可以聘名師，可以多發表SCI論文，然後學校就由“知名”到“著名”，最後就成為“世界一流”了。但是，讓我們假設北大和清華可以有無限的資源，假設他們能夠把自己的師資全部換成哈佛大學的教授，那麼，這樣的北大清華就算是世界一流了嗎？當然不會。因為只要目前官本位的高教體制、高教政策不變，只要劣勝優敗的選擇機制不變，只要虛偽狡詐的人文環境不變，只要大學校長繼續拿着校長當官做，絕大多數有創造性的學者在中國的大學內都將會碌碌無為地度過一生。這一點，任何頭腦清醒的學者都應該明白，也不需要我來證明。
　　
　　所以說，中國目前這個投資已經超過300億元人民幣的“985工程”是一個莫明其妙的糊塗工程：甲方沒有明確目標和指標，乙方沒有明確資格和手段，雙方都不用承擔任何責任。事實是，中國的大學校長們根本就不知道到底什麼是世界一流大學，他們也根本不知道大學的功能是什麼。
　　
　　總之，中國學術界的兩個跨世紀工程，“知識創新工程”和“985工程”，從上馬到實施，都充分暴露了中國學術界駭人聽聞的低素質：喪失人格地奉迎“上意”，恬不知恥地騙取錢財，不懂裝懂地玩弄學問。這兩個工程的實施不僅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也就是提高整體學術水平，支持國家建設，相反，卻消耗了國力，加重了學術腐敗，不僅使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與世界先進國家的距離越來越遠，而且使中國目前的學術水平與幾十年前也無法相比。(黃俊偉：說過去的教授和現在的教授；冀文海：中國高等教育持續滑坡，8成大學生對高校教育不滿；楊振寅等：反思當今的中國科技體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