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教育因素
　　
　　實際上，說一個國家的學者素質低，就象是說一個英雄膽子小一樣，是有些矛盾的。這些學者不是博士嗎？不是教授嗎？不是院士嗎？他們不是中國受到了最充分的教育的人嗎？他們不是中國社會最有知識的人嗎？他們怎麼會素質低呢？是的，這些博士、教授、院士確實是受到了最充分的教育。他們也確實是中國社會最有知識的人。但所有這些，又恰恰是造成他們素質低下的最主要原因。實際上，我們完全可以說，是中國的愚昧教育造就了這些畸形的學者。
　　
　　一般來說，教育的目的有兩個：第一是實用目的，也就是教育能夠使受教育者滿足自己的本能需求，如經濟需求(就業、創業等)，社交需求，消遣休閒需求，等等。教育的第二個目的是理論教育，它使受教育者產生與未知世界相處的能力。除此之外，各個不同的民族、國家，在不同的時期也有各自獨特的教育目的。比如古希臘斯巴達人的教育目的就是要培養身強體健的武士，古羅馬的教育目的就是要培養參與國家事務的公民，等等。而中國的古代教育的目的更為明確，就是要保留過去，維持現狀，製造單一。這個目的通過科舉考試得以實現。其結果就是，這種教育保持了社會的穩定，使受教育者的記憶力和模仿力得到了極好的訓練，但卻使他們喪失了主動性(originality)、創造性(creativity)、適應性(adaptability)、和發明能力（inventiveness）。
　　
　　(1) 愚昧的知識教育
　　
　　根據心理學研究，一個人的創造力首先來自好奇心，也就是發現問題，然後是對所發現問題進行思考，尋找解答。有些問題能夠通過純思辯得到答案，而有些問題則要通過觀察和試驗。沒有發現問題的能力，不會獨立思考，不懂得應用正確的研究方法，一個人就不會有創造力。關於創造力的原理其實就這麼簡單。因此，教育的最高境界是開啟一個人的智慧之門，使受教育者獲得創造能力。
　　
　　可是，中國的教育恰恰相反。從小學，甚至從學齡前兒童開始，一直到大學和研究生院，中國的教育都在一個地點內進行，那就是課堂；都學習一樣的內容，也就是知識；都用一個方式來教授，那就是老師照本宣科，學生死記硬背；都用一根棍棒來驅使學生學習，那就是考試。在棍棒的壓力下，老師機械地教，學生被動地學。學習本身成了負擔，分數成了學習的目的。在生存的壓力下，學習又成了生存的手段。在這樣的教育體制和教育環境下，中國的學生很難對自然現象產生好奇心，而教育本身使他們幾乎完全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這樣的教育制度、教育體系是殘忍黑暗的，是愚昧落後的，更是喪失天良、摧殘人性的，
　　
　　以灌輸知識，而不是以開啟學生的心智為主要教學內容，是中國教育愚昧落後的最顯著標誌。而這個教育體系最信奉的是這樣一個口號：“知識就是力量！”這個口號是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提出的，那時的歐洲剛剛從中世紀的蒙昧狀態甦醒，知識，包括人文知識和科學知識，極度貧乏，所以這個觀點在當時是正確的。即使是現在，基礎知識的重要性也無可否認。但過份強調知識、甚至把傳授知識當成大學教育的主要目的，卻是大謬不然。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人類逐漸進入信息時代，知識爆炸，信息量以幾何級數增長，窮一個人的一生，也不可能學得某一領域知識之萬一。“知識就是力量”在今天已經完全不再適用。對高級科技人才來講，他們的“力量”在於如何尋找並且利用已有的知識來解決面臨的問題，創造新的知識，創造更多的財富。換句話說就是，利用知識的能力比掌握知識本身更為重要。
　　
　　過度灌輸知識的弊端很多，但最可怕的後果是使學生的好奇心喪失，能力衰退。這裡所說的能力包括自學能力，交往能力，動手能力，寫作能力，思維能力，與人合作的能力，發現問題的能力，分析問題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判斷能力，組織能力，甚至想象能力！試想一下，一個有着裝滿了知識的大腦的人，卻沒有上述能力，他的用處何在？
　　
　　(2) 淺薄的技能教育
　　
　　實際上，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麼，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每個民族，每個社會，在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教育目的。在古代中國，教育的目的“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以及“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在古希臘的雅典，教育的目的是要培養具有健全的體魄、高尚的道德、發達的智力，和諧的美感的自由人。實際上，這兩種目的也是世界各國在其後兩千多年中依循的主要思路：或者強調教育為社會服務，或者強調教育為個人的發展服務。
　　
　　那麼，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什麼呢？早在一百多年前，美國高教界就開展了高等教育教育目的的討論。是為了給學生以謀生的技能？還是讓學生全面發展，成長為一個身心健全、興趣多樣、有自己獨立人格的人？技能教育培養出的是工程師，農藝師，醫生，律師，而全人教育培養出來的則是具有向各個方向發展潛能的“領導者”。考慮到社會的多樣性和層次性，這兩條教育路線完全可以並行不悖。所以，在美國的劍橋市，既有世界上最好的培養領導者的搖籃，哈佛大學，也有世界上最好的技術專家訓練場所，麻省理工學院。實際上，在美國，職業教育(醫、法、商)基本上是研究生教育，也就是建立在本科教育之上的教育。這就綜合了全人教育和專業教育的優點，當然也增加了受教育者的負擔。哈佛大學在一個世紀前曾要把工科教育也變成研究生教育，但最後沒有成功。
　　
　　反觀中國的大學，他們基本不知道自己的教育目的到底是什麼，對此也根本就不關心。相反，對於成名、對於成為世界一流大學他們倒無比熱衷。根據1998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的任務是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級專門人才，發展科學技術文化，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實際是在說，中國的高等教育以職業教育和技術教育為主。可實際上，中國的大學連這一點都做不到。比如，北京大學培養出來的學生，就象是他們的母校一樣，在這個世界上，茫然若失，手足無措。用一位北大畢業生的話來形容，他自己和99%的同學都是“廢物”，“不僅丟掉了人文精神，而且生計也成問題。”(趙玥：北大精英自嘲“廢物”：名校不能承受之重)。
　　
　　(3) 虛偽的道德教育
　　
　　實際上，中國教育的失敗並不僅僅在於阻塞了青少年的心智和靈性，泯滅了他們的求知熱情，摧毀了他們的創造能力，並且沒有為他們提供維持生存的手段，而更在於它在學生的心靈中樹立了虛偽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念。也就是說，中國的教育體系不僅造就出了大批高分低能的學者，而且培養出了為數不少的偽君子，並且扶植他們成了學術界的領袖。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強調個人的道德修養，建立道德價值觀念，使受教育者成為符合社會道德標準的人。從西周開始，學校教育中德育(禮教)就居“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之首。當時有“三德”、“三行”之說：“至德以為道本；敏德以為行本；孝德以知逆惡”；“孝行以親父母；友行以尊賢良；順行以事師長。”這個傳統，被儒家總結成“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的教育目的。孔子主張“教民以德”，“為政以德”，所以中華文化之本就是以德立國。中華民國建立後，由蔡元培主持制定的教育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其實質還是要以德育為主。新中國建立後，國主毛澤東親自製訂了“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
　　
　　當然，重視道德教育並不僅僅是中國的特色。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認為，知識就是美德。而一個人只要知道什麼是善良的，什麼是正確的，就一定會去實踐它。德國教育家赫爾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1776-1841)認為，人類道德是由五種永恆的觀念為基礎的，它們是：內在自由、完美、善意、法律、正義。而教育的最終目的就是要使受教育者能夠根據這些觀念來調節個人與社會的矛盾，也就是成為具有“完美德性”的人。顯然，赫爾巴特所謂的“完美德性”與儒家的“至善”是有區別的，而這個區別的關鍵就是把對法律的尊重、對正義的信仰納入了道德體系。
　　
　　其實，東西方道德觀的差異不止於此。儒家主張的道德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己德、私德、公德。己德是所謂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私德是所謂的忠君孝親，兄友弟恭，而公德則是有些空洞的“仁者愛人”。前面提到，儒家的道德觀具有其虛偽性。這表現在，第一，它不僅允許，而且鼓勵一個人因私廢公，徇情枉法。親人犯法，要隱瞞、包庇、寬恕；自己掌權，要提攜、照顧、偏向親人。其次，中國的傳統道德把誠信的價值放在孝悌之後，結果導致中國人具有這樣的信念：撒謊、欺騙是可以接受的，不說謊話幹不成大事。第三，中國的價值觀更注重形式，而輕視內容。所以，一個人可以說一套，做一套。五十年代，毛澤東先是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不久就把它改成“引蛇出洞”，並且公開承認這是在搞“陽謀”。一個國家的元首都公開搞這個言行不一的把戲，就更不要提其它的升斗小民了。明恩溥在《中國人的素質》中，引用一位名叫基德教授的話說，“如果選擇這個美德作為一種民族特質，不僅是為了在實踐上蔑視它，而且也為了與現存的處世方式形成一種對比，那麼，就沒有比‘信’更合適的了。中國人在公開或私下場合的表現，與誠信如此背離，因而他們的敵人會抓住這一點，來諷刺他們的表里不一。虛情假意、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和奴顏婢膝，才是突出的民族特點。”
　　
　　目前，中國學校中的道德教育完全是在繼承這個虛偽的傳統。在學校中，“學生的道德品質教育主要指學生守則教育，學校常規紀律訓練，遵守社會公德和文明行為習慣的培養，以及養成青少年謙虛、謹慎、誠實、正直、勇敢、勤勞、儉樸等優良品質。”但在實際中，學生們崇尚的價值觀無不與上述價值觀相對立。比如，人們一面口頭上尊重勤奮，但實際上對“聰明”更崇拜，對耍小聰明的不勞而獲或少勞多獲欽羨不已。現在的學生不僅不認為考試抄襲有什麼不對，反而認為它是時尚。學生幹部本應該是由那些“德智體”三好的學生來擔任，但實際上，中國大學的學生會幹部多數是一些以投機鑽營、升官發財、謀取個人私利為求學目的的人，但在口頭上，他們的調子唱得比誰都高。所以，在這個系統中培養出來的人，其道德素質的低下就是正常的了。而他們在成仙得道，當上院士之後，還要大張旗鼓、恬不知恥地到別的國家去學習“道德建設”，更是順理成章的──他們本來就沒有基本的道德觀。
　　
　　道德教育的失敗是中國學者素質低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虛偽盛行的環境下，追求真理幾乎成為不可能的。 五 當代中國學者素質低下的原因

本文在上面要說明的問題有兩點：第一，學術腐敗的根源之一是中國學術界的整體學術水平低下；第二，中國整體學術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是中國學者的素質低下。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為什麼中國學者的素質會如此低下呢？中國的媒體每每誇耀中國人的聰明才智，為什麼在科學領域，中國人會如此不堪？下面，筆者從歷史與文化，政治與社會，及教育制度這三個不同的角度來簡單地探討這個問題。
　　
　　1 歷史、文化因素
　　
　　1964年，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在《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一文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近代科學只在歐洲，而沒有在中國文明（或印度文明）中產生？”這就是中國科技發展史上著名的“李約瑟難題”（Needham Puzzle）。為此，中山大學哲學系在八十年代還設立一個了“李約瑟專題研究基金”；上海《自然雜誌》在九十年代還曾專門開設了一個“‘李約瑟難題’徵答”專欄，鼓勵探討這個問題。時至今日，對這個“難題”的探討仍舊是中國學術界的熱門話題。(范岱年：關於中國近代科學落後原因的討論)。
　　
　　其實，把李約瑟的這個問題吹捧為“李約瑟難題”，或是“震驚世界的難題”，實在是有些故弄玄虛。而在21世紀的今天，中國科技史學界還在圍繞這個“難題”打轉轉，恰好暴露了中國科技不發達的部分原因：沒有自己的思路和研究方向，只是滿足於跟在別人的屁股後面跑。實際上，這個問題早在1935年就由中國學者吳景超提出，比李約瑟早了將近三十年。(謝泳：“李約瑟問題”可能來源於吳景超)。可是中國的學者卻寧可把它叫作“李約瑟難題”，以顯自己研究的學問有多麼高深。這幫人，本來是在別人畫就的牢獄中轉圈子，卻還要擺出一副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英勇姿態；本來是在仰人鼻息，拾人牙慧，卻還要裝做大義凜然的樣子，真是可悲、可憐、可笑！
　　
　　其實，“近代科學為什麼沒有在中國誕生？”“中國人為什麼離現代科學越來越遠？”這些問題都可以在東西方文化的比較中找到很明確、很簡單的答案。早在1920年，思想家梁啓超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他曾說：“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致身心，西學應世事。”(梁啓超：《勸學篇》)。他還認為，中國自然科學不發達是因為中國人的“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觀念，它導致人們對自然現象缺乏興趣。(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什麼是“內學”呢？什麼是“德成而上”呢？不過就是中國文化注重個人的內心修煉，要“存天理，滅人慾”，忽視對外界、對自然的探索。除此之外，中國人的價值觀念注重實用，這對沒有直接用途的學術探討只能是起抑製作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是這個價值觀對待西方學術的明確表態。所以，儘管中國自洋務運動起就引進西學，但結果是僅學得西方學術的皮毛末技，“惟其只知實用不知科學真義……只知讀他人之書，不知自己研究”(翁文灝語)，根本就沒有得到科學的真諦。這一現象，至今仍在繼續。
　　
　　實際上，不僅是李約瑟，也不僅是梁啓超，西方有很多人對中國文化都進行過深入細緻的觀察，並且從中總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比如，十九世紀德國傳教士花之安博士(E. Faber，1839-1899)就曾總結出儒家學說中的種種缺陷，其中很多與中國沒有能夠產生科學有關，如：儒學“沒有區分人的靈魂與肉體。無論從肉體上還是生理上，都沒有一個關於人的清楚的定義”；儒學“沒有解釋為什麼有的人生來就是聖人，有的人卻生來就是凡人”；“據稱，人人都有到達道德完美所必需的才情和力量，卻沒解釋與此斷言相對立的事實”；“儘管不斷強調誠信，但卻從未被鼓勵過說話誠實這一前提，事實也正相反”；“孔子體系的最終結論，如他自己所總結的那樣，即崇尚賢人，例如人的神化”，等等。(花之安：《自西徂東》)。這其中指出的，恰恰是中國人喜歡下論斷，但卻不屑於用事實和邏輯來證明。實際上就是說，中國的文化中，缺乏理性和理性思維。
　　
　　蘇格蘭傳教士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 在1899年曾有這麼一段論述：“凡是對‘西方’科學已經有某些知識的中國學者士紳都愛說，‘歐洲’物理學的電、光、熱以及其他學科的全部真理都已包含在八卦之中了。可是當問到為什麼他們和他們的同胞對這些真理一直是而且仍然是一無所知時，他們就說，他們必須先從西方書籍里學到這些，然後再查對《易經》，這時他們發現在二千多年以前孔子已經懂得所有這些了。這樣表現出來的虛榮和傲慢是幼稚的。”(轉引自：席澤宗：李約瑟論《周易》對科學的影響)。
　　
　　確實，沒有理性的傲慢實際就是無知和愚蠢。前面提到的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在《中國人的素質》一書中，就總結出來中國人的二十多個特性，其中幾乎全部是負面的，如：面子要緊、漠視時間、漠視精確、天性誤解、拐彎抹角、柔順固執、心智混亂、麻木不仁、輕蔑外國人、缺乏公共精神、因循守舊、漠視舒適方便、遇事忍耐、知足常樂、缺乏同情、互相猜疑、言而無信，等等。明恩溥先生只有學士學位，但他的文筆，他的洞察力，他的見識，他的總結歸納能力，即使是中國今天的院士，也沒有幾個人能夠望其項背。
　　
　　實際上，即使是對東方文化了解不那麼深的西方科學家也能夠“感覺”到這個“李約瑟難題”和它的答案。早在這個“難題”提出之前的1953年，愛因斯坦就曾評論道：“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可以找出因果關係。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着驚奇的。要是這些發現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驚奇的事。”(轉引自：沈銘賢：李約瑟與愛因斯坦--“李約瑟難題”的兩種不同的回答)。
　　
　　縱觀西方歷史，現代科學的誕生由五大動力來促成。第一，古希臘人的“愛知”精神和對自然現象的好奇和思考是現代科學的種子。第二，基督教與哲學在中世紀的合流產生了經院哲學，而後者的精華就是理性思維和邏輯推理，它直接促成了近代數學的誕生。應該說，經院哲學對科學的發展具有及其重大的影響，而這一點卻很少被人認識到。實際上，奧地利的僧侶孟德爾能夠根據自己的豌豆雜交實驗結果推導出遺傳學三大定律，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經院哲學的思維訓練。第三，在中世紀末期，經院哲學家羅傑·培根（Roger Bacon）主張通過觀察和實驗的方法來研究自然科學。這實際上使科學的發展站在了理性和實驗的雙腿之上。第四，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古希臘文化對阿拉伯文化的影響，後者在中世紀反過來又影響歐洲文化，是現代科學誕生的最直接原因。現代科學發展的第五個動力就是，歐洲人對基督教的信仰促使他們追求精神世界的滿足，進而追求終極真理。這雖然聽起來有些矛盾，但對於沒有偏見的人來說，道理卻是顯而易見的。
　　
　　反觀中國歷史，中國人“愛知”的種子剛剛在春秋戰國時代萌發就被消滅了。而理性思維和邏輯推理在中國文化中幾乎很少出現。在中國歷史上，雖然也發生過與外部世界的交流，但中國從來就沒有認真地、虛心地學習、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而是把它們統統改造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帶有鹹菜大醬味道的文化。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佛教在中國與儒、道合流，最終“三教合一”。“三教合一”表明中國人在信仰方面極不認真，這在世界各民族中是極為罕見的。明恩溥先生就說，把各種不同信仰機械地結合在一起，有兩個非常顯著的結果。第一個結果就是違背了中國人天生有條有理的本能。第二個就是任何一種信仰都把人類的道德本質貶得極低。還有外國傳教士這麼形容中國人：“缺乏對不朽的渴望，缺乏對美好、偉大事物的由衷讚嘆，缺乏對偉大、善良的人物的持久、毫不動搖的熱愛，缺乏嚮往神聖、高尚事物的靈魂。”是的，一個民族沒有對真善美的熱愛和嚮往，即使有把人類社會的等級層次規定得盡善盡美的能力，但卻不會花什麼時間和精力去探索漫無邊際的自然。
　　
　　中國古代有所謂的四大科學，即天文、農學、中醫、數學，它們在最初都含有現代科學的基本成分，但它們最終都沒有發展成現代科學，或為現代科學的發展做出過重大貢獻，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蹟。中國古代天文知識發達，但其主要成就領域限於天象觀測、曆法、及觀測儀器的製造，除了“天圓地方”這樣的猜測之外，很少有超出實際應用範圍之外的探討和研究。而與製造渾天地動儀的張衡幾乎同時的古希臘天文學家托勒密則以數學為核心，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天文學知識體系。不僅如此。中國的農學停留在常識的水平上，而中國的數學也僅僅是精於計算，它們都在知識上升為理論這一關鍵時刻停步不前。中醫學本來具備一些科學的因素，並且是中國唯一系統化的知識，但它卻與具有玄學性質的陰陽五行、天人相應學說結合，最終成為目前這個土不土洋不洋、自己說不清楚，別人搞不明白的集經驗、知識、哲學為一體的渾沌知識系統。而與中醫有許多相似之處的阿拉伯醫學，卻通過與西方科學合流，成了現代醫學的基礎。同樣，中國的鍊金術與道家學說結合，發展成迷信神仙的道教，而阿拉伯人的鍊金術卻最終發展成了化學。
　　
　　另外，中國文化中還有一些曾經被認為是中華民族美德的東西，但實際上它們是中國社會腐敗的精神源泉。(劉清平：美德還是腐敗？--析《孟子》中有關舜的兩個案例)。比如，儒家思想強調“首孝悌，次謹信”，這就把個人誠信這個品格放到了第二位。實際上，儒家的所謂“五常”，“仁義禮智信”，是分為兩個等級的：其中前四項是“主德”，它們的實質就是孝悌；而“信”是名符其實地敬陪末座。所以，外國人非常容易地就能夠發現“中國人不講信用”這個特點。實際上，儒家孝悌觀的實質就是強調血親私德高過公眾利益，這就造成了中國人極端的自私自利，缺乏公德。
　　
　　在《論語》中，有這麼一段對話：“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也就是說，父親犯了法，兒子的義務不是檢舉揭發，不是出庭作證，而是要掩蓋父親的罪行。這就叫做“直”。
　　
　　在《孟子》中，有這麼一段對話：“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孟子·盡心上》）。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舜是儒家思想中的聖人，與堯號稱“二帝”。舜出身貧寒，父不慈，母不愛，弟不悌。這就是所謂的“父頑、母囂、象傲”。但舜在當上天子之後，他的父親如果殺了人，舜應該怎麼辦呢？孟子認為，舜不能懲罰他的父親，否則有違孝道，所以他就會放棄天下，背負老父逃到海濱，逃避法律的懲罰，“樂而忘天下”。這就是“竊負而逃”的典故。也就是說，因親枉法，因私害公，在儒家學說中是美德，而不是罪惡。
　　
　　在《孟子》中，還有個“封之有庳”的故事。舜的弟弟象一直要害死舜。舜得到天下後，並沒有處罰象，而是把有庳封給了他。萬章於是問孟子：“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意思是，舜懲罰共工、驩兜、三苗、鯀是因為他們不仁。可象的不仁已經到了極點，舜怎麼還封賞他？有庳的人民有什麼罪嗎？孟子則認為，舜的做法完全正確：“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孟子·萬章上》)。也就是說，儒家文化認為，為了親親，可以坑害無辜；為了親親，可以假公濟私。一人當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不僅沒有什麼不對，而且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在如此荒謬、虛偽的道德觀控制下，腐敗是名正言順的，而探討真理則有大逆不道的嫌疑。科學難道能夠在這種環境下誕生？當然是不可能的。
　　
　　胡適曾說，東方文明是人力車文明，西方文明是摩托車文明。什麼是人力車文明呢？那就是駕馭、奴役、坑害他人的文明，是把所有的聰明才智都花在與人鬥爭上的文明。而摩托車文明則是利用聰明才智來探索、開發自然界，使它為人類造福。胡適還認為，新文化運動才是那害了兩千年癱瘓病的中國固有文明的對症良藥，是當前救國救民的惟一道路。(胡適：口述自傳-從文學革命到文藝復興)。這個觀點，至今仍舊沒有過時。
　　
　　2 政治和社會因素
　　
　　自古以來，中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當官從政，也就是“學而優則仕”。其實，按照朱熹的解釋，這個“優”並非優秀之優，而是優裕之優：在學習之餘，還有時間和精力，就可以去當官。這看上去，好象孔子認為學者應該以學為主，從政為次。但實際上，中國的正統觀點是，學習就是為了當官。所以說，在中國學者的血液中，一直流淌着對權力和名利的渴望，而對學問的探討和鑽研，倒是次要的。即使是一些官僚學者，他們研究的也多是“資治通鑑”之類的學問。
　　
　　中國有着兩千多年的專制傳統，而那些天子、皇帝沒有一個人是學者出身。所以，知識分子一直扮演着陪臣侍從的角色。即使在歷朝歷代的造反派中，知識分子也只能充當軍師和謀士，所以中國的學者總是需要依附於某種勢力。這也就是所謂的奴性。而奴才的特點就是只知道自己應該幹什麼來博得主子的歡心，但是從來就不知道自己要幹什麼。這就決定了他們沒有創造能力。
　　
　　辛亥革命之後，儘管中國在形式上“共和”了，但實際上極權政治卻一直占據統治地位。極權政治的必然後果就是腐敗，因此一大批有良知的知識分子自覺或不自覺地捲入了政治的旋渦之中。就連曾經宣布要“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不入政界”的胡適，在五四運動之後也大談、並且大搞“好人政治”，這導致他在抗日戰爭時期出任駐美國大使，並且在後來差點兒成為中國歷史上首位學者出身的國家元首。所以，即使是受西方文化影響的中國學者，也擺脫不了自身命運的束縛：他們與政治的淵源太深了。這是中國知識分子與西方同類的另一點顯著差異，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在西方，民主政治的正常運轉，不需要知識分子在這方面分心。
　　
　　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最大一個轉折點就是GCD推翻了國民黨政權，而GCD克敵制勝的法寶就是所謂的統一戰線。在統一戰線中，知識分子是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應該說，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前，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是個人性質的。但伴隨着政治鬥爭的發展，這些參政的知識分子也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他們在摧毀舊政權中的作用，他們在新政權中的居功自傲，很自然地使後者對他們產生了猜忌，這是導致後來反右運動的一條主要原因。而政治上的成功，使左翼知識分子品嘗到了依靠政治勢力的甜頭。他們於是開始利用政治手段排斥異己，並且把政治全面地引入了中國學術界。政治鬥爭進入中國學術界，就是由當時中國最著名的兩個左翼學者開的先例。
　　
　　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大眾文藝叢刊》上發表了《斥反動文藝》一文。在這篇文章中，郭沫若給北大教授沈從文、朱光潛及著名作家蕭乾分別扣上“桃紅色作家”、“藍色文藝家”和“黑色作家”的帽子，並且說，“我們今天打擊的主要對象是藍色、黑色、桃紅色的作家。這批作家一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着”。在文章的結尾，郭沫若振臂高呼：“凡是決心為人民服務，有正義感的朋友們，都請拿着你們的筆桿來參加這一陣線上的大反攻吧！”當時正是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GCD政權呼之欲出之際，而郭沫若早在1938年就被中共中央內定為文化界的領袖，其號召力自然非同一般。果然，1949年春北京解放之後不久，立即就有北大的學生把《斥反動文藝》全文抄錄，張貼在校內，並且寫出了“打倒沈從文”的標語。在此打擊下，沈從文被永遠地從高教界和文藝界開除了。
　　
　　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實際上是新中國文字獄的奠基石。在此之後，中國在1951年批判電影《武訓傳》，在1953年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在1954年批判“胡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在1955年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在1955年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可以說是一脈相承。而郭沫若本人在中國科學院成立後出任第一任院長，可想而知，他曾經是多麼賣力地貫徹“政治領導學術”之一方針的。
　　
　　如果說郭沫若是利用“大批判”的手段把政治引入學術界的先驅的話，另一位左翼學者馬寅初則可以說是利用“運動”這個形式使政治全面覆蓋學術界的尖兵和嚮導。1951年，北大校長馬寅初在北大發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被改造的對象不再是某個特定的學者，而是所有的知識分子。也許是要與郭沫若曾當眾向毛澤東行九十度鞠躬大禮一爭高低，馬寅初曾代表北大“敦請毛主席、劉副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董必老、陳雲主任、彭真市長、錢俊瑞副部長、陸定一副主任和胡喬木先生為教師”。[亦明：無恥的嘴臉貪婪的心(五)：北大校史之豎刁自宮篇]。真是爭先恐後啊。
　　
　　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之後的四分之一世紀中，中國的學術界打擊學術權威、反對業務掛帥、講究又紅又專的運動一波緊接一波，一浪高過一浪。這些運動的實質就是把一名學者的價值首先用政治的尺度來加以衡量，然後根據他的政治價值確定他的學術價值及使用價值。而實際上，那些達到政治標準的人，極少具備一個真正學者所應該具備的素質。其結果就是：越是專心搞學術的人，越在學術界呆不下去；越是對學術不上心、而只想着升官發財的人，越是在學術界飛黃騰達。有人說：“‘反右’在大學裡造成的最後結局是這樣的：第一流人材出局之後，那個空白就由二三流的人材填充了。最終占據大學位置的是那些政治上可靠，業務上也還說得過去的人。”(謝泳：最好的出局)。用我的話說就是，在反右運動中，“德才兼備的人被‘烹’掉了，剩下的不就是那些有德無才、有才無德、無才無德的人了嗎？這麼一來，中國學術界目前的學術水平低、腐敗程度高的現象不就是順理成章的結局了嗎？”[亦明：無恥的嘴臉貪婪的心(六)：北大校史之易牙烹子篇]。
　　
　　經過反右和文革，中國的所謂知識分子實際上成了徒具虛名的空殼，這是一群擁有些許專業知識，但是完全沒有靈魂的生物，他們的價值就在於他們的空架子和那點兒知識。靈魂，不論是對他們自己還是對別人，根本就一錢不值。
　　
　　實際上，在文革結束之後，雖然“左”的一套逐漸式微，但“右”的一套卻日益猖獗，逆向淘汰的現象不僅沒有中斷，反而變本加厲。所不同的是，淘汰的標準變了：政治標準變得越來越有彈性，而人際關係、個人利益、集團利益倒成了衡量一個學者的主要價值尺度。目前，中國學術界選聘人材的首要標準是這樣的：你必須甘當決策者的附庸，甘心為他們個人服務，你還不能爭取自己的獨立人格。否則，你就別想進入學術界。這是因為，歷史因素已經決定那些掌權者們搞不了學術，所以他們選聘人材的首要目的就是要給自己裝湟門面，搞“政績”，至於中國的科技是否真的發展，並不在他們的關心範圍之內。本來，從八十年代起，大批青年學者到西方求學，到科教興國戰略實施之時，正是他們學成回國之際。而根據科學發展的歷史經驗，文化的交流是促進學術發展的強大動力之一。可中國的學術界卻偏偏千方百計地阻止這些學者的回歸。為什麼呢？當然是怕手中的利益被搶走。(亦明：中國學術界的海龜與土鱉之爭)。
　　
　　所以說，中國學術界的領袖們的自身素質決定了中國學術界的總體素質。用北大黨委書記閔維方在2003年校友工作研討會上的話說就是：在選聘人材時，他們是“武大郎開店--能人進不來”；在培養人材時，他們是“黃鼠狼下耗子--一窩不如一窩”；在干工作時，他們是“武大郎放風箏--出手不高”；在搞學術時，他們是“武大郎賣豆腐--人松貨軟”；在吹噓自己時，他們是“武大郎踩高蹺--假充水平高”；在搶奪學術資源時，他們是“武大郎扛煙袋--冒充外國洋槍隊”。(閔維方：在2003年校友工作研討會上的講話)。說得真是太形象了！不過，我還要再續續貂：這些人在對待下屬的時候，是“武大郎揚臉抽煙袋鍋--硬充老太爺”；在面對公眾時，是“武大郎領潘金蓮逛街--自鳴得意”；在外國同行面前，是“武大郎與西門慶對壘--相形見絀”。
　　
　　這些武大郎搞學術的素質差，但在搞花樣、搞腐敗這方面卻象是天才。在大躍進年代，北大中文系的一些師生僅用了35天就寫出一部78萬字的《中國文學史》，生物系的師生僅用40天就編出一本《河北省植物志》。清華大學也不甘示弱，在幾個月內，編出近百部教材和專著，其中“學術泰斗”張光斗所在的水利系僅用了10天就完成了《水工概論》、《農田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測量》、《工程水文學》、《水工量測及模型試驗》等“學術著作”。而武漢大學物理系則成立了一個攻關小組，要在幾周內“建立世界一流的具有武大獨特風格的新物理體系”。(張鳴：曾經有過的高教大躍進)。可想而知，目前中國學術界的領袖就是當年那些反右、大躍進的骨幹。幾十年之後，他們的政治本能和天才又在世紀末派上了用場。
　　
　　所以說，學術腐敗在九十年之後開始盛行的原因是這樣的：九十年代之前，儘管學術界是由二、三流的學者控制，但政治標準控制了他們的私慾，而國家對學術水平也沒有什麼太大的要求，再加上學術界是清水衙門，即使是想腐敗，也沒有門路。進入九十年代，學術界改由三、四流學者(也就是那些沒有水平留學，沒有勇氣下海，又沒有能力從政的學者)控制，但此時卻什麼標準都沒有了，而“科教興國”的金錢如同洪水般湧入學術界。此時學術界的當權派，又喜又懼，於是他們一手遮天，隨心所欲，通過建立了那些科研經費分配“制度”，那些科研成果評估審核“制度”，那些令人眼花繚亂的學位職稱等級“制度”，把中國的學術界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一次又一次地上演欺騙人民和政府的醜劇。而那些所謂的“制度”，也正是吳瑞先生在那篇《自然-中國之聲》文章中總結出的中國科技落後的部分原因。(吳瑞：提高中國科學研究的產出率面臨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