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到西北当教师的美国人丁大卫(zt)

18年前《实话实说》的节目中，崔永元曝光了一个美国人，他就是被人称呼为中国最朴实的“外教”、“美国的活雷锋”的丁大卫。

很多人还记得那次的感动：重要的不是他是哪国人，而是在这个物欲社会安于清贫、坚守自己做人的良心、坚守自己理想的精神。

01.

丁大卫出生在美国克里夫兰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全美最大一家轮胎厂的高级行政人员，妈妈做过中学老师，后来专门在家照顾他们弟兄四人，每年一家人总要去佛罗里达或大峡谷度假。

升大学时，丁大卫选择了弗吉尼亚的威廉马莉大学(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这是全美国第二古老的大学，有300多年历史，经济学专业非常有名。

大学三年级时，大卫到北京大学做了一年留学生。和所有留学生一样，他在中国旅行，品尝各种美食。回国后，在肯塔基州的艾斯伯里学院拿到了古典文学硕士学位，这期间，他发现自己更喜欢做老师。毕业后，先在日本工作了一年，1994年，他来到珠海，在珠海第一家私立小学恩溢国际学校任英语教师。

为这所学校招聘英语教师时，丁大卫发现，招聘的5个人中有4个来自西北地区。他觉得，西北的人才都出来了，有谁去呢？

于是，他把自己的简历寄到西北的一些学校，最后他在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学校的邀请中，选择了西北民院，他的想法很简单：“这里的学生大都要回到民族地区当老师，是最需要人的地方。”

回到2000年《实话实说》的现场，丁大卫不是一个能侃的人，机智的崔永元是这样“套”丁大卫的。

“丁大卫，你去大学应聘的时候，是不是这样说的：'我曾是一名小学教师，积累了一些教学经验，所以来你校应聘大学教师？’”没想到丁大卫这样回答:“大概就是这样的。”很多观众会心地笑了。

更有意思的还在后头。学校给大卫定的工资是每月1200元。大卫去问别人，1200元在兰州是不是很高了？别人说，是算高了。于是，大卫主动找到学校，让人把工资降到900元。学校一再坚持，大卫不让，说：怎么也不能超过1000元。最后，学校给他每月950元。

崔永元问：“大卫，你每月工资够用吗？”大卫说：“够了，我每月的钱除了买些饭票，就用来买些邮票，给家里打打电话，三四百元就够了！”

观众中有不少人“哇”地一声发出惊叹。有人灵魂受到触动了，而这种触动是我们的教科书和父母的教化所达不到的。而真正让人感动的还是以下一幕：

别出心裁的编导在做这一期节目时，让丁大卫带来了他所有的家当：一只我们平常出门旅游背的那种大而“内容”丰富的帆布袋。这便是一个美国青年在中国生存5年积累下的财富。崔永元让丁大卫向大家展示一下他的家当，大卫的脸红了一下，打开了他的帆布袋，里面的东西是这样的：

1、一顶大卫家乡足球队的队帽。他戴着向人展示时，可以看见他眼里的骄傲。

2、一本相册。里面是他亲人、朋友，还有他教过的学生的照片。

3、一个用精致相框镶好的一家人温馨亲昵的合影(大卫从包里掏出时，相框面上的玻璃被压碎了，大卫心痛地连呼了几声可惜。（节目尾声时，节目组的人把一个赶着去买来的相框送给了大卫。）

4、两套换洗的衣服，其中有一件军装上装。那是大卫爸爸年轻时当兵穿过的，整整40年了。大卫向观众展示时，很有些骄傲地说：因为它漂亮啊！

5、一双未洗的普通的运动鞋。那甚至不是一双品牌球鞋，大卫将它拿出来的时候，说什么也不让崔永元碰一下，他说：“这鞋很臭的！”

6、几件以饭盆、口杯、牙刷、剃须刀为阵容的生活必需品。

7、一面随身带着的鲜艳的五星红旗。

当美国青年丁大卫将一面中国国旗打开，向现场的观众展示时，偌大的演播厅里鸦雀无声，现场响起了《我的祖国》的旋律。

崔永元问大卫：你怎么会时时将五星红旗带在身边？丁大卫说：我时时带着它，就是为了提醒自己，我现在是在中国，我要多说美丽的中文，有人到我房间里来，看着墙上挂着的五星红旗，也会缩小我们之间的差距。再说，看到这面国旗，我就会告诫自己：你现在是一位中国教师，你要多为中国教书育人。

当崔永元问丁大卫在中国感觉苦不苦时，丁大卫说：很好的，比如这次你们中央台就让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来做嘉宾，而且还让我坐飞机、吃很好的饭菜…。

这样的回答让人不得不惊叹，教育，真是关乎灵魂的，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分得清什么是需要，什么是私欲。这是一种品格，不仅体现在为人态度和小事上，更体现在人生的选择上。

崔永元有些不好意思，他幽默地说：“我觉得你挺像我们中国的一个人？雷锋！”丁大卫想了想，他说：雷锋很普通，雷锋只是凭着良心为人民服务，我有两只手，我有力量，我有间，我有能力，我就可以帮助别人了，不是雷锋，也不是美国教育，凭良心做事就是最普通的道理，这个世上每一个人都应该懂得并做到。我父母也是那样教育我的。

02.

在民院，丁大卫不肯住外籍专家楼，而是在学生宿舍楼里找了间小屋。“我带课，绝对和一般老师不一样。”

比如讲英美文学。第一周，他会告诉学生，我们都要学习哪些作家的作品，每个同学自己选择，无论是狄更斯还是弥尔顿。从第二周到期中考试，每个同学都要上讲台当老师，用任何一种方法告诉大家，这个作家有什么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丁大卫坐在学生中，评价他们的教学方法是否有效、内容是否充分。下半个学期，则纯粹是看作品、研讨。你喜欢哪部作品中的哪个人物？什么地方没有看懂？

口语课，被丁大卫变成了“演讲与辩论”课。每个学生轮流上台用英语演讲，或者结成小组，就一个话题展开辩论。

他觉得，当老师，必须有自己的思想。你应该知道，你所教的，值不值得学生学习。外语，是一种能力，可是现在的外语教学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考级，学生不会说、不会写、不会思考。

丁大卫的课，在民院外语系是出了名的提问多，课后作业多。“我知道他们的生活状态，其他老师的作业多不多，平时闲不闲。如果哪个星期学校有什么活动，那就不要留太多作业了。”他不能想像，有的老师教写作课，一个学年总共只写过5次文章，还包括两次期中考试和两次期末考试。

而作为老师，他自己的“功课”则是要了解每个同学目前的水平，有什么能力，还需要弥补什么。在西北民院，有从西安最好的中学来的学生，英语说得相当好，也有乡下高中毕业的根本张不开口。上课问问题，让学生发言，就要针对不同的学生，提和他们水平相适应的问题，既不能太难，也不能太容易。“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他也承认。

有一次，丁大卫想和另外一位教写作的老师讨论讨论学生的情况。“那个×××，我觉得他表达能力还不错，可是语法方面总是犯错，你认为呢？”对方茫然，“谁？哪个班的？”“就是你带的那个班嘛。”“哦，我不是班主任，不是很清楚。”

每学期第一节课，丁大卫都会和学生讲明，这门课他将怎么上。“他们很清楚我对他们的要求，同时，我也会明确他们对我的要求。”

丁大卫告诉学生，如果你们交上来的作业我没有批改，或者只是打了个对勾就还给你们，那你下次就不用写作业了。因为我没有尽到我的责任，就不能要求你们。

“你能做到7年中每篇作业都逐字逐句地改？”我有点不相信。“嗯。”他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哦，有几次……”有一年，丁大卫同时带3个班的“西方文化背景”课，每个班大概有50人。如果赶上这星期3个班都有课，就有些顾不上。他会和一个班的学生说明，这次作业只看内容，用词和语法就不改了。下次，再换另一个班。“只是偶尔，基本上我不愿意这么做。”

丁老师还有一项绝技，“我上课从不点名。我认识所有的学生。”丁大卫很骄傲地说，“上课我只要看一眼，就知道哪个学生没来。”然后问一下和那个学生比较要好的同学，那个谁怎么没来？生病了吗？

“这么做一两次，学生就有压力了。”“教育，就是交流。”他认为，任何课程，尤其是在初等教育阶段，有没有电脑、多媒体都是次要的，关键在人。

“我在广东时见过很多。一个小孩，父母离婚，谁也不来看他，他的学习不好了，老师只批评他不用功。其实这个孩子最需要的，不是告诉他二加二等于几，他需要有人关心，需要一个成年人的榜样，怎么面对人生。”

强调交流，就必须尊重。在学校里，最让他不喜欢的，就是系里有一点事，有什么活动，就可以说学生不用上课了，他认为这是对学生的不尊重。

为了让学生有更多锻炼外语能力的机会，丁大卫在民院组织起英语角，这个英语角的特殊之处在于“有人讲的”。每周日下午3点，他自己开场，先就一个话题讲40分钟，然后自由讨论。为了“引诱”其他高校的外教来英语角，丁大卫承诺，坚持到6点，他请晚饭。算下来，6年半时间，请了多少顿饭他也不记得了，这大概是丁大卫在兰州生活中的最大一笔支出。

尽管如此，他依然觉得自己不算一个好的英语老师。

“我教他们我觉得最需要的东西，可是，英语角又不能帮他们过四六级。”说这话时，他的语调低了下来，垂着头，蓝灰色的眼睛看着自己的手指，因为缺少维生素，他的手指上满是倒刺。

03.

央视的《实话实说》节目播出后反响热烈，他成了人们崇拜的英雄，各种邀请铺天盖地袭来，可我们却很难在电视上再看到他。

因为他没有去星光熠熠的舞台捞金，更没有去薪水更高，环境更好的学校。而是去了一个被评为地球上，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条件极端艰苦，令当地人绝望的甘肃省东乡县。

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信息，东乡族是全国成人文盲率最高的民族，于是，他来到了这里。他想为中国教育出力，雪中送炭，他一直坚信，当老师，就应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自从他去了东乡任教后，再也不领一分钱工资了。他用自己不多的积蓄，过着这样的生活：家仅仅13平方米，没有暖气、电视、没有洗衣机、抽水马桶，平时吃饭以不饿死为标准，身高1米93的他，睡在小小的床上，大脚的他，买不到48码的袜子和鞋子，到了冬天，海拔2600米的东乡冷到渗人，被子盖不住脚，他只能盖两条被子，他只能咬牙忍受，他笑着说这样也好，脚臭鼻子闻不到了。

生活苦点倒没什么，最让他苦恼的是，他那张外国人的脸，让他总是遭受人们异样的目光，也让他遭遇了许多不公的事情。外出坐汽车时，经常会被司机，以高出票价一倍的价钱要价，他说自己是穷人，是乡村教师，可怎么解释别人也不信。

尽管如此他却始终没有逃离东乡，仍然穿着一双破旧的烂鞋，为东乡教育事业四处奔波：他会为学校不合理的电价，去和电力局理论；会为一个语言功能有障碍的孩子，联系聋哑学校和赞助人；会义务为双语教学项目培训老师翻译资料。

有天下午，我和丁大卫从乡里的学校搭长途车回县城。一上车，售票的小伙子就说：“丁大卫，你说说，你不在兰州待着，跑到东乡来干什么？”

丁大卫和他逗：“东乡好啊。”小伙子不明白了：“东乡好什么，当然是兰州好了。”这样的问题，丁大卫已经被问了不知多少次了。

大卫离开美国、离开家的一个原因，就是觉得自己留在那里只能是锦上添花。离开兰州，也出于同样的原因。

“高等教育很多人在做，国家也重视，西北民院现在已经有7名外教了。相对来说，基础教育就差很多。”他一直记得在《经济学家》杂志上看过一篇文章，全球基础教育的排名，中国倒数第二。“东乡文盲率这么高，说明基础教育最差。如果因为兰州条件好而留在兰州，那我就干脆回美国了。”

“锦上添花不是不好，但首先要保证最需要的。”他说，就好像牙齿美白、整容不是不好，但总要让人先能看得起病，享受最基本的医疗吧。

刚认识时，记者曾经问丁大卫：“你在东乡究竟都干些什么？”当时他有点怪怪地苦笑了一下，说“good question”，没有解释。

来到东乡，跟着他跑了几天，记者也糊涂了，不知道该如何描述他所做的事情。有一天去邮政所取信、订杂志，然后去免古池乡的马场恩溢学校看望那里的六位女老师。

马场学校距县城步行40分钟，是2000年由珠海恩溢学校和新加坡一位女士捐助修建的，今年已经有四个年级240多名学生。每年“三八”节，丁大卫都要给女老师们买一份礼物。前年是床单，去年是闹钟，今年，他说实在想不出买什么东西了，就到邮局给老师们订了两份杂志。预算100元，花了109元。

有一天去东源乡包岭恩溢学校。这所学校离县城最远，要先坐半小时中巴车，再走5公里的山路。那天正赶上沙尘天气。刚走进校门口，丁大卫就嘟囔了一句“国旗怎么没有挂？”后来问过校长，说是天气不好，怕风把旗子吹坏了，所以摘了下来。

学校原来的房子是1956年盖的，早已残破不堪，一位老师带着20多个学生只能在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下上课。2002年，用7位捐助人的4.5万元经过改造后，现在已经有5个年级110多名学生了。丁大卫上周刚收到一笔捐款，他想把这笔钱用在返还学生部分学费上。这里每学期的收费是25元，他计划给男生返还5元，给女生返回10元。这次去，要把学生的人数和名单定下来，好写信告诉捐款人。

还有一天去春台乡祈牙小学，和校长商量给学生做校服的事。这是一个山区教学点，从县城步行半小时。只有一个年级，刚入学的孩子一点汉语都不会讲，是使用双语教材的试验点。

教书之余，大卫做得最多的事就是“巡查”。他不是教育局官员，但他特别喜欢“巡查”。每次一走进学校，丁大卫就趴在教室的玻璃上数坐在里面的学生人数。这是他到每所学校都要做的一件事。据校长、也是惟一的老师说，今年有32个学生，去年是43。人数降了。由于上学期县上要完成“普初”的任务，动员了一些原本不上学的学生来学校，这学期，这些学生又都回家了。

于是他开始挨家挨户走访。这里的家长不重视教育，女孩子几乎不上学，所以做动员工作特别难，大卫经常嘴皮子都磨破了，人家还无动于衷。一次说不动，就两次，两次说不动，就三次，很多家长抵不住大卫的软磨硬泡，最后只好让孩子上学了。

东乡小学生们都喜欢他这个“巨人”，他也将学生们视为珍宝，就连口头禅都是：“你们不知道，我们东乡的孩子有多可爱。”

教育的根是苦的，但结果是甜的，衷肠不负，初心不改。

这样杂七杂八的事不一而足。他还为了学校1.5元一度的不合理电价去和电力局理论；为一个语言功能有障碍的孩子联系聋哑学校和赞助人；为了春节期间带东乡的6位老师去广东恩溢学校培训的事向教育局汇报；还“义务”为双语教学项目培训老师翻译资料……

如今穷困的东乡县经过他的努力，终于慢慢通水通电，还相继新建了11所学校。

他还出版了东乡语和普通话双语字典，让越来越多的孩子能说普通话

东乡的好多人知道的丁大卫，是那个“经常走来走去的高个子外国人”。至于他究竟在这里干什么，很多人都说不清。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这里都干了什么。”说起这些，他显得很是疲惫和落落寡欢。没有人要求他做什么，也没有人告诉他需要做什么。“你觉得我做的事是不是还有一点意义和价值？”他问记者。

“我不想做专家、指导者，我只是一个打工的，我愿意为这里服务。”他总是认为，当地的人比他这个外来者更了解这里需要什么，不要一说就是“钱”。除了钱之外，真的一切都不需要了吗？

“那怎么行，人家把钱交到你的手里，总要有交待”，丁大卫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一个磨掉颜色的旧文件夹。里面是各种各样的资料：丁大卫的身份证明，护照复印件，关于使用捐款修建几所学校的报告，教育局的批复，捐款人的名单，一本存折，几个账本，学校的照片，感谢信，一堆要寄给捐款人的票据……“This is my life here”他说。

几年以来，寄给“甘肃东乡丁大卫”的信件和捐款一直不断，总数已经超过了10万元。很多人不相信他还在东乡，都在信中说试试看你还在不在这里。

“我大概是东乡收信寄信最多的人。”丁大卫说。因为文盲率高，写信的人不多，县邮政所的主要业务是邮政汇款，而不是信件投递。

怎么使用这些钱，就是丁大卫的责任。“我不想要这些钱。”他一再说，建学校、配老师，让该上学的孩子不失学，那是政府要做的事。

但是，既然这些钱都寄到他的名下，他也不能不管。除了给学生退学费、给学校添置相关物品、教师节、儿童节给老师学生买礼物之类，3年来，每年寒假，他都会带着东乡的老师们去广东恩溢学校培训、交流，看大海。

马晓红是马场学校的老师，今年春节期间，她和其他5位东乡的老师一起，在丁大卫的带领下，坐了两天两夜的硬座火车，去到潮阳恩溢学校，和那里的学生老师交流。而此前，马晓红没有到过兰州，没有坐过火车。“一见到大海，哎呀，什么烦恼都忘记了。”说起来她现在还激动不已。

让丁大卫特别自豪的是，在春运期间，他带着6位没出过远门的老师，倒了两次火车，从兰州到广州，能保证每个人都有座位，每人的车票只花了143元。

“你怎么做到的？”记者觉得不可思议。他非常熟悉中国的列车时刻表，拿出一本边角都已经翻卷了的列车时刻表，给我解释“通票”的概念，有空调和没空调的火车差价多少，以及如何在换车的时候提前到站台找车长和列车员公关，如何凭借他的大个子挤座位。

“对老师们来说，这一路上都是学习。”丁大卫认为。回来以后，他还要把所有车票收集起来，耐心写信给捐款的人解释，为什么要这么花，为什么要带那群老师到大城市去，收获了哪些成果，一共花了多少，把票据都粘好，随信寄去。

不仅这一项，所有捐款的支出，他都会这样写信告诉捐助人。所有的收支账也一式三份，给教育局一份，学校一份，他自己留一份。

“又没有人要求你这样，不用这么麻烦吧。”记者翻看他的账本，从几万元的修学校费用，到几元钱的电话费都登记着。

“那怎么行，人家把钱交到你的手里，总要有交待。”他提高了嗓门，好像有点生气了。

也许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做法，很多捐款人都是反复捐助，最多的，已经达到9次。

丁大卫的精打细算还表现在很多方面。

在祈牙小学，他得意地向记者展示他在兰州旧货市场淘到的扩音器。“和新的一样，1973年的产品，一直在库房里放着，质量相当好，才80元。”还有从旧家具市场买的书架，从兰州一家网吧买的折旧的电脑桌椅。

2002年，上海一家保险公司打算捐几台他们淘汰的电脑给东乡。这是好事啊，丁大卫也觉得义不容辞。

7月，6台电脑运到兰州。麻烦也就开始了。首先，提货单送到东乡丁大卫手里时，已经过了免费保管的期限，还得先付一笔保管费给车站。当时东乡的学校已经放暑假了，学校里没人看管，什么东西都丢过。没办法，丁大卫只得先把装在两个小集装箱里的6台电脑寄存在兰州的朋友家里。

他要乘每次去兰州的机会，找网吧打听人家有没有要淘汰的旧桌椅。当时祈牙小学刚建好不久，连电都还没有通。其他两所学校，电压不足，经常停电，必须得配稳压器，插座也要新买。这里经常刮风，灰尘很大，还要记得去买布料把电脑罩起来。

10月份，对方公司来电话，问丁大卫能不能拍几张学生们用电脑的照片寄去。丁大卫很不好意思，说电脑还没用上呢。对方很不满意，对他说：“你能不能花一点时间做一下这个事。”

又过了一段时间，终于，租了车，把电脑和配齐的桌椅都运到了东乡。3台放在马场学校，两台放在包岭，1台放在祈牙。

电脑桌椅运来的时候都拆散了，要丁大卫一个一个地重新装起来。老师们从来没用过电脑，连开机都不会，要丁大卫一个一个地去教。

这几所学校都没有电话，上网是根本不可能的。丁大卫想，找一些小的学习软件，让老师学生们练练打字也好。

问题是，6台电脑里有两台没有Windows，还是Dos系统。1996年的机型，只有软驱没有光驱。他找别人要来的一堆光盘什么用也没有。

后来，丁大卫算了算，为了这几台电脑，前前后后一共用去了2500元，他自己费的功夫就没法算了。

还有一次，有个地方捐了1000元，丁大卫告诉对方，这笔钱他打算用来给包岭学校买水管，把自来水引到学校。对方要求出据打印的发票证明，乡政府和县政府加盖公章。

“我们这里是乡下，很多事，不是他们想的那样。”可是，人家也是一片好心，怎么办呢，麻烦就只好他自己受了。

那天去包岭的路上，经过一所叫牙胡家的小学，远远地离着几百米以外，就有孩子扯着嗓子喊“丁—大—卫”。学校和我们走的山路隔着一道很宽的沟。丁大卫高声告诉他们下午回来看他们，可校长和一群孩子还是下了沟跑到路边来，和他说了半天话。

学校的孩子都喜欢他。那些小孩见了他就兴奋，他们喜欢让这个“巨人”把他们抓起来，在空中倒立，喜欢一群人围着他抢那个可以在他指尖上转动的篮球。

而丁大卫，也只有在和孩子们玩闹的时候，才显得最开心、最轻松。

老师们也喜欢他。女老师们经常开他的玩笑：这么大年纪还找不到老婆，一定是因为你的脚太臭了。

丁大卫形容自己“大概是那种比较慢热的人”；而他有时问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像“你是不是北京户口”，也让我惊讶不已。他不以为然，“如果你在一个国家待10年也一样。”

走在路上，他会不经意地哼一些曲子。有一次，居然是《学习雷锋好榜样》。记者问：“你还会这首歌？”

“我会的多了。”他说，“如果去卡拉OK，我能唱一天不重复。”他知道田震、孙楠，聊起孙燕姿、周杰伦也头头是道。以前，在广东和兰州听得多，现在，他的生活中几乎没有娱乐，偶尔在班车上要一份人家看完的《兰州晚报》，自己看过了，还要拿给学校的老师看。酷爱篮球的他，看不到NBA比赛，爸爸从美国寄给他的篮球杂志就成了他的宝贝。

大卫是个很细心的人，两人走路他一定走在靠车道的那边，在长途车上主动帮带孩子的妇女拿东西。说起自己的家人他更是充满深情。在民院的英语角，话题每星期都不一样，只有每年母亲节那天，他会重复地谈自己的妈妈、奶奶、曾祖母。

有时候，去到一个地方，碰见对他这个“老外”很好奇的人，人家会问：“你在那儿干什么？收入多少？”他就会据实回答：“帮着办学。没收入。”

对方的反应一般是：“没收入？！你不想说那就算了。”县里也常常有人和丁大卫说，让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多做一些宣传，扩大影响，也好有更多赞助。

“我不想这么做。”他说，“我只是在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我不想被称作雷锋或是白求恩。”他并不想成为什么榜样，也不想去影响别人。

现在他最想有更多的时间来提高自己的东乡语水平；想遇到一位心爱的姑娘一起去青岛、泰山；还想看到什么时候，东乡不再排这个文盲率最高的“第一”。

记者问“你觉得自己还会在这里待多久？”他说得很肯定，“只要这里愿意继续聘任我，我就会留下来。”

大卫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不过，他也知道，现在这个世界，最有力量的“宗教”叫做American dream(美国梦)：挣更多的钱，开更好的车，住更大的房子，娶漂亮的老婆……

但是，他认真地说，每个人都应该问问自己的内心，这些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你的心踏实吗？满足吗？平静吗？

“夜深人静，睡不着的时候，你的灵魂，你的内心，是会和你说话的，会问你，你究竟为什么而活？不要忽视这个，不要随便吃一片安眠药把这些念头压下去。”说这话时，他的蓝眼睛纯净平和，坐在那张小床上的他，好像拥有整个世界。

丁大卫在东乡的住所

经过他的努力，东乡县终于通水通电，还相继新建了11所学校，当地教师在他的组织下，还能每年都到北京、广东接受培训。

他还出版了东乡语和普通话双语字典，让越来越多的孩子能说普通话。

学生们都喜欢他这个“巨人”，他也将学生们视为珍宝，就连口头禅都是：“你们不知道，我们东乡的孩子有多可爱。”

他对另一半的要求是：愿意过他这样的生活就够了。可这要求对许多女孩来说太难接受了，他也为此做好了单身一辈子的准备。

而令他没想到的是，36岁时的他在中国遇到了真爱，来自美国的女孩中文名叫韩诗蝶，是青海民族学院的外教。他们在教堂做礼拜认识，有相同虔诚的信仰和价值观，她愿意为他放弃事业到东乡生活，于是2005年他们举行中式婚礼，正式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上天总是会眷顾有趣的灵魂，可贵的灵魂吸引同样可贵的灵魂。

韩诗蝶没有工作，就是每天跟着丁大卫为东乡奔走，两个人领一份工资，起初500元，后来涨到了700多，韩诗蝶还说：多了200多，都不知道该怎么花了。

鲁豫采访时问到他们生孩子的计划，丁大卫说：我们现在快40了，不太好生，只能祷告主，让我们一次生一对双胞胎男孩，因为听说中国女孩比较好领养，我们希望养育四个孩子，领养两个中国女孩。

如今，50岁的他，已经在中国整整待了24年，生活却始终清贫，犹如“苦行僧”，他还奔跑在为人民服务的路上，努力期待着东乡教育事业真正发展起来，然后他会在中国，再选择一个更贫困的地方去当老师，因为他的信念就是：教育要到最需要教育的地方去！他说：他要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中国的教育事业。

或许大部分人都有一个美国梦，而美国人丁大卫却放弃在美国优越的生活，选择来中国贫困偏乡，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做了我们很多中国人应该做却没有勇气做的事。或许他比我们更早思考了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值得追寻的事，人要有使命地活着才不会在花花世界中迷失，人要真知道自己是谁才不会努力向世人证明自己是谁，灵魂足够丰盈的人才不用追求生活外在的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