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 | 談學論術13. 從實踐中來，由實踐中出，到實踐中去

這標題用的是很紅很通俗的方式，概括了從“價值負載”到“價值中立”再到“價值重載”的全過程。不用說，其中的三個“價值”，說的都是“非認知價值”；“負載”“中立”“重載”這三個詞，則說的是學者們搞研究往往要經歷的三個階段——其實普通人也有差不多的認知三部曲，只不過沒那麼典型罷了。

“談學論術7”已經用過“價值負載”的詞了，但沒有下定義：它指的是事實由於與非認知需要發生關係的緣故，包含着非認知的價值內容，因而不在價值無涉或價值中立的狀態，就像人們肩上挑着擔子，還沒放下來那樣子。

人文社科的學者搞研究的時候，免不了要面對雙重性的價值負載：不僅研究的對象凝結着道德、實利、信仰、炫美的非認知意蘊，而且自己作為研究的主體，也肯定有這些方面的非認知需要。

“談學論術3”說了，這種雙肩挑的現象，是很多人主張人文社會學科搞不成中立的頭號原因。你想啊，主體和對象都泡在非認知價值裡面了，要是撞在了一塊，還不是像乾柴烈火那樣子一見鍾情，怎麼可能麻木不仁，無動於衷呢？

“談學論術3”又說了，研究對象那邊的價值負載，是不可能卸掉的，因為這是它們歸屬人文社科的前提：要是對人壓根沒有一點點非認知的意義，你怎麼還有臉說你是人文社科的研究對象啊？不信，哪位舉個例子試試，嗯哼。

所以哈，按照穆罕默德定下的“山不過來，我就過去”的規矩，既然對象那邊的擔子卸不掉，就只好辛苦一下主體這邊了，先把自己的擔子卸下來，辦法就是前面說過好多回的那種：把所有的非認知需要放在括號里，統統不予考慮。

當然了，這樣子說，也不是要求學者們七情滅絕，六根清淨（只要他們還活着，還不得不食人間煙火，這一點同樣做不到），而只是要求他們搞研究的時候，儘可能擺脫非認知需要的影響，對它們裝作看不見，只讓認知需要一根筋地起作用。

要是讓非認知需要與實踐掛上了鈎，這樣子說也就等於要求：哪怕你的課題項目直接來自生活實踐，諸如親親相隱是不是正當的，效率和平等哪個更重要，這幅畫現在能賣個什麼價，上帝創世的教義能不能成立之類，因此渾身上下都是五花八門的價值負載，你在着手研究的時候，也應當狠下一條心，在所不惜地過河拆橋，由實踐中走出來，別被非認知的需要套牢了，陷在裡面沒法自拔。

這篇帖子的紅通俗標題，強調的正是這一點：就算認識是“從實踐中來”的，在回“到實踐中去”之前，也得先“由實踐中出”，不然就會在非認知需要的勾引下，誤入不知走到哪裡去的歧途了。

舉個通俗但不紅的簡單例子哈：肚子一餓，我就有了要吃點啥的實利訴求，並且因此啟動我的好奇心，想知道哪裡有能吃的玩意兒，屬於怎樣的種類等等。可是呢，要是飢餓感壓垮了求知慾，一見鍾情之下飢不擇食，連變質的東西也囫圇吞下去了，即便沒到留遺囑的地步，我大概率也要拉稀跑肚了。

很不幸，許多學者也會這樣子內急，還沒來得及“由實踐中出”呢，就一杆子捅到底，完成了“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撐杆跳，結果由於不中立的原因，弄出了一堆漏洞百出，沒啥意思的學術垃圾。所以在此才有必要高唱三部曲：“從實踐中來，由實踐中出，到實踐中去。”

不過吧，話說到這份上，又該重彈一回老調了：這樣子主張“由實踐中出”，依然不等於說，中立的科學或真理就有多了不起，足以構成認知的終點了。除了“談學論術9”說過的應當對它們保持質疑批判的理由外，現在又找到了另一條根據：僅僅停留在價值中立上，科學或真理還只是狹義的“知識”，不能算是與實踐關聯的“智慧”，所以在此才有必要進一步提倡“價值重載”的轉型。

這篇帖子前，本系列一直是在最廣泛意思上，把“知識”和“智慧”當成了“認知”的同義詞來用的。然而呢，要是在它倆有別的狹義上來理解，“知識”首先就是指單純源於好奇心，由實踐中走出來，保持中立的抽象認知了，卻不像“智慧”那樣子，總是和這樣子那樣子的非認知需要交織在一起，浸泡在豐富具體的生活經驗里，完成了回到實踐中去的階段。

人們常說，書呆子有很多“知識”，可惜少了點“智慧”，正是這意思。此外再提一句，也是從這點小小的區別出發，“斯是思史4”宣布，科學領域的大牛，哪怕拿到了熱被窩獎，哪怕像牛頓和愛因斯坦那樣劃時代，要想進入頂級的思想史，難度也是不小滴——一個愚見，僅供參考，不是？

還要說明的是，和許多術語差不多，在日常言談里，“智慧”不是個“價值無高低”的中性詞，反倒往往夾雜着“意義有優劣”的偏好性，因為人們總喜歡誇獎自己的偶像有“大智慧”，笑話自己的對手是“小聰明”——不好意思哦，淺人就有幸在與孔丘孟軻的對照中，享受過這樣子愛有差等的待遇，嗯哼。

不過呢，考慮到本系列的主題以及使命，我們仍然應當像前面對待“科學”“真理”“中立”那樣子保持中立，不把任何應然的偏好加在“知識”和“智慧（聰明）”上，單純描述它們由於涉及不同需要的緣故，才形成的實然區別。

換個方式說哦，下面的討論中，不管主體是誰，孔丘還是墨翟，牛頓還是康德，丘吉爾還是希特勒，是知識的都叫知識，是智慧或聰明的都叫聰明或智慧；哪怕不小心給出了高低優劣的等級判定，也會藏在字裡行間，不敢公然表露出來。

知識與智慧的這種實然區別，也就是人們卸掉了認知的價值負載，把它從實踐的捆綁中解放出來後，又會通過價值重載的轉型，讓它再次挑起非認知需要的擔子，重新回到實踐中去，發揮它的指導作用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然了，某些情況下，人們也會由於這樣子或那樣子的緣故，滿足於學到一些“沒用”的知識，不把它們變成“有效”的智慧。比如說，張三純粹出於好奇的興趣，掌握了史前史的一堆知識；李四了解了黑洞是怎麼回事，卻使出了吃奶的勁兒，也找不到讓這種高精尖科學回到實踐中去的路子，就是這樣子或那樣子。

不過哈，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在以價值中立的方式得到知識後，都會激活被冷藏起來的非認知需要，通過價值重載的途徑（包括但不限於咱們熟悉的“學以致用”“急用先學”“活學活用”等等），把抽象的知識變成具體的智慧。不僅在好奇心大多被實踐喚起的人文社科領域是這樣子，而且在“為知識而知識”的自然科學領域也是這樣子，否則就不會有那麼多造福人類的技術發明了。

說句不中聽的話哦：哪怕這樣子的智慧讓人們的實踐陷入了難堪的失敗，也還是蓋不住它們與知識的深度差異：沒有與價值負載再次結合的“認知”，只是“知識”；只有重新加載了非認知需要的“認知”，才算“智慧”。

這樣子看，西哲和馬哲就都有片面性了。西哲的毛病在於，偏重於抽象思辨的知識，落入了“就知識論知識”的一根筋，卻忽視了“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前後鏈條，甚至很大程度上忘記了，它們的價值中立直接來自好奇心。

相比之下，馬哲的問題在於，更青睞與實踐分不開的智慧，卻不肯承認認識也應當由實踐中走出來，進入純粹基於求知慾的中立狀態，結果把認識當成了一個沒啥自主性的婢女，就像“談學論術13”提到的那樣子，方方面面都得聽從實踐的決定性使喚。

所以呢，只有從兩類不同需要的分離和交織入手，搞清楚了從“價值負載”到“價值中立”再到“價值重載”的三部曲，以及“知識”怎麼變成“智慧”的機制，我們才能避免西哲和馬哲的失誤，全面解答“認識與實踐的關係”（文言又叫“知行關係”）這個哲學上的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