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大，走在未名湖边的小路上，看着湖光塔影，任由思绪飞扬。回想半个月前哈佛之行，犹如梦幻一般，哈佛的印象一点一滴浮现。

身在哈佛时没有时间去品味哈佛校园的风格和全貌，回到北京反而开始慢慢回忆起来了。其实严格说哈佛并没有中国意义上校园，首先没有围墙，不同的学院可能会离得很远，校园中间还有马路和公车通过，不知道哪里是其真正的边界，这一切似乎应该注定了哈佛校园的杂乱。但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却是哈佛的安静，也许是天冷的缘故，即使是白天，似乎也看不到有太多的人在校园里走动，晚上更是如此，每个人都在很努力的学习，只能看到灯火通明的各个建筑物，但在安静中，不知道哪个小屋里可能就正在举行着某个世界级的研讨会。一切似乎都在按照无形的规则静静地运作着，不需要太多喧闹，这些无形的规则或者说做事的风格，就好像是每个人心中无形的围墙，这也许对我们会有某种借鉴意义。

哈佛印象——中国的声音

在哈佛的时候，除去刚到的那天晚上在寒冷中的新奇与兴奋，其他的时间里其实并没有太明显感觉到是在地球的另一端，很多时候甚至都还以为是在北京。这首先可能是因为我们这次在哈佛接触的人有关，见到很多当地的同学朋友都是和中国有关的，或者至少是能讲几句中文的人；另一个原因应该是跟哈佛亚洲商业年会上讨论的内容有关系，事实上虽为“亚洲商业年会”，但这次论坛的大部分主题都是和中国有关的，并且在主讲嘉宾中还不乏我们在国内就已熟悉的面孔，所以感觉就和在北京参加一场有外国学者参加的有关中国与亚洲商业问题的论坛的非常相似（当然，在这个被称为北美有关亚洲商业问题最高级别的论坛上听到如此强大的来自中国以及谈论中国的声音，我们在感情上还是和在国内不一样的，我们再次自豪的感受到了一个快速崛起的民族的尊严）。

其实，除了英语和法语，中文在哈佛本来就是比较流行的语言之一，这一方面是因为哈佛有众多的中国留学生在那里学习，包括大陆和台湾去的，另外还有很多小时候就跟家人前往美国的中国“小孩”，他们更是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另一方面则是在于现在有非常多的美国学生或者是在哈佛读书的外国学生希望了解中国，希望将来能来中国，因此现在有很多哈佛学生在选修中文。我看到过哈佛老师编的汉语课的教材和资料，里面还有很多古文，他们会学习很多古代汉语的用法，就如同我们在中学是学的那样。在我的一个Host的屋里挂着一副中文的对联，两列对联中间是美国国旗，看上去别有一番风味。

我们在参观哈佛校园时，在燕京研究中心，刚好还碰到一个教室里正在上汉语课，老师原来还是从中国人民大学去的，和老师打招呼的时候，班上的同学们听着我们自如的讲着这么难的语言，看着他们“崇拜”的目光，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首先想到的都会是在中国教我们英语的外教和当年学习英语的痛苦，今天终于有机会“翻身”了，在哈佛说汉语的感觉，我们喜欢！

拜访Cooper教授

这次哈佛之行主要内容是参加“哈佛亚洲商业年会”，不过，既然去了，当然要安排的充实一些，走为学生，哈佛的教授自然就成为我们拜访的首要对象。

在国内的时候，读过很多哈佛教授写的书和发表的论文，有很多是所在学科领域中的泰斗级人物。我们一行前去的同学对商业经济都比较感兴趣，有不少本身就是学金融和经济的，因此我们特地拜访了哈佛大学国际经济学Richard N. Cooper教授，这是一位在学术研究和美国政府经济政策方面都很有影响的学者。在学术上，他写过大量有关国际经济政策、国际货币体系和汇率体系的论文，是位非常多产的学者，在2000年他还写过一篇有关中国经济的文章《China into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其实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就曾经读过他的文章。他从1981年开始哈佛任教至今，同时，他也是美国国际经济学学会顾问委员会主席；如同很多学术上有成就的经济学家都会进入各种政府机构对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产生影响一样，Cooper同样曾任美国政府部门多个职务，包括前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1995—1997）、前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秘书长（1977—1981）、前负责国际货币事务的副助理国务秘书长（1965—1966）以及经济顾问委员会高级经济学家（1961—1963）等。另外，他还曾在1990年到1992年之间担任美国联邦储备体系波士顿银行主席，同时还曾主管多家公司和非营利组织，似乎也是“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如此重量级的人物，我们自然希望能向他当面求教，不远万里来到他乡，自然要“问礼”于高人。

教授跟我们北京代表团一行10人还有哈佛的几位同学，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交谈，当然他并不像我们拜访的另外一位东亚问题专家傅高义（Ezra E Vogel）那样能讲一口很好的中文。一开始，教授就风趣的告诉我们2月份的波士顿天气并不好，并建议我们10月份时再来哈佛，因为那是哈佛校园一年中最好的时节。

然后就主要是他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谈到的话题很广，包括中美利率水平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的问题，我们提出美国经济增长率要明显低于中国，但美国的利率水平确要高于中国，如何解释这种差异与不一致性。教授认为利率水平的差异主要在于中美两国储蓄率的差异，中国的储蓄率要远高于美国，因此资金供求关系导致了利率水平的差异。针对我们提出美国蓝领的工资水平要高于白领，教授的解释仍然是从供求关系着眼，认为原因在于美国服务业发达，导致白领非常多，而蓝领数量则不断减少，两个群体中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决定了最终的工资水平，从而导致白领薪水低于蓝领的现象。交谈中我们还谈到当前国际贸易中的热点问题，甚至还设计到了经济学研究与教学中数学方法的使用问题。

一席话下来，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这位教授的不苟言笑，即使是在幽默的时候，看来并不是所有的美国教授都表情丰富。当然令我们感到敬佩的自然还是他广博的学识，他对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贸易领域的问题非常精通，似乎是研究过所有的问题一样。另外一点对我们有很大启发，那就是他分析问题时的框架与方法，他非常擅长使用最简单最浅显的原理和框架来分析看上去似乎是很复杂的问题，思路非常清晰，能一下子抓住问题的要点，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并进而使用简单的原理进行解释的原因。我想就如同有教授宣称自己只用两个原理来解释所有经济问题一样，高手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境界，所谓深入浅出，是也。最简单的东西往往力量最强，Cooper教授给我们展示了如何去简单化。

后记：会见哈佛大学与亚洲相关的知名教授，是我们此行参加的中国未来领导精英项目(CFL)的一个部分，哈佛大学国际经济学Richard N. Cooper教授是其中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