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的社會發展目的論(上) |
| 送交者: 龐忠甲 2006年05月18日14:16:55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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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龐忠甲
一．孔子思想大本大源考
二．孔子－愛因斯坦的“終極”交集
三．“仁”的重新解說
四．中庸之道，其至矣乎--“孔門傳授心法”重新解說
五．“禮”的重新解說
六．孔子的社會發展目的論 ＃＃＃＃
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批判儒家學說愚民保守誤國；文革又大批特批孔老二復辟倒退。批孔者似乎從不理會“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雙包案”這會事，若非服從特定政治目的而偏離了理性，便是如墜五里霧中，無法自圓其說，畢竟撼動不了歷久彌堅的真儒根基，乃致近百年來出現了對孔子評價三百六十度團團轉的奇特現象。 無論如何，人所共知，孔子提出了人類社會理想最高境界大同世界，又主張以小康社會為近階段追求目標，這不就是直到今天中國和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和人民都在為之努力奮鬥的發展進步大方向嗎？ 《禮記．禮運》載有關於大同和小康的兩段着名文辭，言簡意賅，含義精深，可為立論基礎。 一次魯國歲末大祭祀，孔子擔任助祭。事畢後，在宮門望樓上為時局艱難感慨嘆息起來。弟子言偃陪侍在旁，問夫子為什麽。議論之間夫子說了一些關於社會發展階段性大目標的話，留下了以下兩段記錄：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同舉）能，講信修睦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 、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其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裾咭病Ｒ災湟澹鑰脊殘牛龐泄蹋ㄍ停┤剩踩茫久裼諧！Ｈ纈脅揮紗蘇擼謔普呷ィ諞暈輟Ｊ俏健】怠?……” 今試用現時容易讀通的語言整理直敘如下： “大同社會正道盛行，天下為天下人之天下，實行選舉賢達能人主事的民主政治。男女平等，琴瑟合諧，相處美滿。人際關係講求信任、和睦。人們不僅孝敬自己的父母，愛護自己的子女，還有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做到老人安享天年，壯年得展所長，少艾成長良好，鰥寡孤獨和殘疾病人都能得到妥善照顧。那時生產發達，財富充足，只怕物資富裕得失諸浪費，不必為生計睏乏而煩惱，但以多多貢獻自己力量為人生樂事。社會秩序之佳，陰謀詭計、搶劫偷盜和破壞活動絕跡，人們真正可以享有夜不閉戶，免於恐懼的自由。 “小康時期，人間正道猶未彰顯，少數人實行家族式或准家族式世襲權力型統治，依靠武裝力量保衛政權，人們為自己和家庭小圈子的利益生產經營；陰謀詭計，人禍戰亂，層出不窮。此時幸有道德信條垂範和禮法制度用世，恪守上下分際，重視家庭價值，明確產權界限，鼓勵建功立業，獎掖好人好事。若有英明領導人（古有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等榜樣）帶頭示範，克己守禮，弘揚仁義，提倡誠信，任人唯賢，執法公平，汰除劣吏，賞罰分明，一以貫之，可望不斷改善民生，維持社會朝向大同美境發展進步的大趨勢。” 這可不是唯妙唯肖、簡明扼要地描繪了當代社會合理化改良任務以及人類世界未來理想目標要領嗎？ 孔子指當世小康社會人們普遍為自己和家庭小圈子的利益生產經營，那麼大同世界會有怎麽樣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呢？ 在孔子設想的大同社會，人們大可“不必為己”而勞苦討生活，卻唯恐自己不能享受發揮靈性創造能力以造福社會的樂趣── “惡其不出於其身也”。想必那時每個人都能自由支配自己需要的生產資料，去充分發揮自己的個性專長，但這種自由支配不容許也不會導致任何人獨占生產資料來剝削他人；且因經濟繁榮，財富充足，可滿足需求而不虞匱乏，用不着局限於按照自己的工作成效來換取報酬，但也不容許任何人霸占社會財富享有超越其他成員的特權。試問這算是公有制呢還是私有制？ 對照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想，馬克思提出了“自由人的聯合體”、“聯合起來的社會個人的所有制”，以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按英文“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s.”似宜譯為“各從其能，按需致酬”）等概念；其實同樣很難簡單套用現在人們習用的私有制或公有制概念和名詞作答，但與孔子的大同社會何等神似、相通？ 批孔者慣於責難孔子比擬堯舜時代為大同，西周文、武、周公時代為小康，並大力推崇周禮，以為復古倒退鐵證如山。其實任何時期任何國家負責任的政治家，在天下無道，戰亂頻仍，生靈塗炭，滿目創痍之際，不免要以人們心目中曾經存在過的和平、安定、繁榮時期作為恢復重建社會秩序的前鑒，以喚起人們重拾再現治世的希望和信心。大約不會有人否認，春秋亂世以前最富有現實參照意義的治世就是西周初期了。文、武、周、召之治實行敬德保民、禮治和尚賢等政策，達到了封建社會初期的小康之治，是那時候中國歷史以至世界上古史上最為光輝燦爛的時期，為什麽不能在中國歷史上“天下無道”的非常糟糕的時刻，古為今用，借鑑引導人心思治呢 ？ 近代中國革命家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中說：“中國由草莽初開之世以至於今，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周以前為一進步時期，周以後為一退步時期。”可謂春秋大筆法矣。 為了說明孔子“言必稱西周”的道理，不妨約略回顧那場大變革。這是中國古往今來大規模社會性“兩心調諧”化輝煌成功以及終歸失敗，正反兩方面經驗薈萃的一部極盡宏偉壯麗史詩材料呢。 ──“兩心調諧”，係指本系列引為“人之所以為人”應遵的大本大源之理，即“靈性－兩心－調諧”原理，在《孔子思想大本大源考》一文中有詳細論證。大意為：人類出諸本能的利己私心，藉由感悟而生的利他愛心（公心）的調控作用，方能防範趨於自私極端，驅使天賦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實現利己與利他的統一，是為人類得享穩定和諧的社會生活，持續發展進步不止的根本之道；兩心調諧，就是利己私心與利他愛心（公心）之間的調控關係達到符合當時當地歷史背景條件的優化狀態。 在生產水平極低的情況下，征戰勝利者抓回俘虜活口是無利可圖的。由於農業和畜牧業的發展，一個人的勞動成果除供自身活命的必要消費外，還能有相當剩餘，於是部族之間戰爭的勝利一方，除擄掠財物、占據地盤外，在利己私心驅動下，有意讓失敗一方有勞動能力的人員存活下來，納為奴隸，迫令為自己從事無償勞役以增殖財富。於是那比較“公平”卻“殺無赦”的原始社會走到了歷史的終點，出現了最早的階級社會──奴隸主和奴隸階級對立並存的奴隸制社會。原先被處死的被征服者得以活命，成為可供利用的勞動力，必然帶來生產力躍升的新局面，催生了奴隸主專政國家及其財富和閒暇帶來的燦爛輝煌上古文明。 奴隸一無所有，遑論人身權利。據甲骨文和殷墟考古發掘資料可見，他們像牛馬般被成群趕往田間，在鞭策監督下像牛馬般勞動，不勞動時同樣像牛馬一樣關在窖穴里。奴隸主可以任意買賣、殺害奴隸，不把他們當人。奴隸社會有了農業、手工業和服務業等分工，奴隸主會發現並利用奴隸中的人才，如能工巧匠甚至藝術大師等，以滿足其樂生的需要，但這些人才仍是畜生般的奴隸。奴隸的私心動力遭閹割、扼殺，其靈性創造能力幾無順暢發揮的條件，因此不可能指望個性極度壓抑的奴隸勞動保有社會持續發展進步的勢頭。 奴隸主不勞而獲，擁有大量財富，建造城池宮闕，過着荒淫奢侈的生活。奴隸主自身的私心原動力必然驅使自己的靈性活動主要集中於致力獲得更多的奴隸和土地，以便立竿見影地增財添勢。漸少注重不勝艱繁但為社會發展進步所必須的創造性活動。 奴隸制國家經歷了一段上升發展以後，國勢盡可拓張，也居然留下了金字塔那樣勞民傷財，令人遐思無限的曠世奇觀，但囿於上述兩心失衡的歷史局限性，終要逐漸陷入了消極、滯進，難有進步，以至社會矛盾激化，惡性發散狀態。 距今三千一百年前，中國發生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跨越奴隸制的歷史性巨變。 中國大約從四千一百年前建立夏朝起，進入奴隸社會初期，其後商朝為奴隸社會中、後期。到商末紂王統治時期，奴隸社會已經存在了大約一千年。傳說中紂王是位登峰造極的絕對腐化奴隸制君主，造成階級對立和社會矛盾空前激化。位於現今陝西的諸侯岐周領袖文王（姬昌）和他的兒子武王（姬發），領導自己基地和其他盟邦，發動了一場“大革命”，推翻了商王朝，解放商朝奴隸主殘酷占有的奴隸，改行封建領主所有制。 新建的周王朝宣布全國土地為王有，除由周王直接擁有少部分外，其餘土地層層分封給臣屬。最後把土地按“井田制”劃分。典型辦法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載：“方而井，共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是為經濟領域兼顧公私，實現兩心調諧化的歷史性重大創舉。這八家就是擁有一定獨立人格，享有一定自由和擁有自有勞動工具的農民。其後還長期存在相當數量的服務性奴隸或形形色色的半奴隸，但封建領主與自由農民或半自由農民組成的新生產關係從此躍居主導地位。 周朝大約在世界上最早開創了比較健全的封建專制社會。脫離悲慘的奴隸身份的自由或半自由農民，在完成公田耕作任務以後，可以在自己的私田上生產屬於自己的產品（當然還要承擔其他支差和“貢賦”），私心驅動下的進取積極性大大提高。 新興統治者剛剛“弔民伐罪”成功，希望建立安定繁榮的局面，為長治久安打好基礎。君主統治的合法性必定要仰賴天命神授。周王朝一面宣布暴君商紂自欺欺人的“有命在天”的當然合法性徹底破產，一面對天命的涵義作了更新的解釋。《尚書．泰誓》中說：“天矜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因此要“若保赤子，惟民其康。”“欲至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著名政治改革家周公旦提出“師保萬民”，指明“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文王受命。” 把天命同民意直接等同起來了。 文武周公主持開創的西周特色政治文明，突出強調“以德配天”，衍生了敬德、明德、容德、懷德、承德、秉德、率德、用德、奉德、昭德、慎德、敏德、成德、好德、勤德、顯德、崇德等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德字號名目。“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也，把“天人合一”、“事在人為”的德治思想發揮到了空前極致。 德者，道德也，常指克服自私，推己及人，弘揚愛心（公心），助人為樂的高尚品質；用在政治上，借過夏禹的話說，便是“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尚書．大禹謨》），必要落實到“保惠庶民”，“懷保小民”，“克明享民”“咸和萬民”這個民字之上。說得透徹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天命合法性唯以德政為證，德政就是為老百姓謀實惠，舍此無以贏得民心擁戴，以建立長治久安的政治局面。歸根到底，“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也。 周朝隆興，遵循這種天命同民意等同起來的民本德治思想為指導，貫徹以保民、惠民、享民、裕民、康民為內容的開明政治方針，特別是周公輔政期間，制訂了一系列較合中庸之道的政策規範──周禮，以變“億兆夷人離心離德”為“同心同德”。 其時，事關民生福祉的工事被定義為聖人的任務，如《周書．冬官考工記》所說：“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可見當時十分重視生產工藝領域的創造、傳授和管理，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注重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此時冶金業的突破導致從青銅向鐵器時期轉型，乃有以“惡金”即鐵作農具，“鑄、夷、斤…，試諸壤土”（《周語．齊語》），農民的生產工具越來越進步齊全，所謂：“必有一耜、一銚、一鐮、一耨、一錐…，然後成為農也。”由於人的生產積極性與工具改進相輔相成，大大促進了生產技術迅猛發展。 清末民初大學者王國維說：“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殷周間之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一家一姓之興亡與都邑之轉移；自其里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殷周制度論》） 毛澤東稱這場“大革命”為“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99頁） 這場大變革，通過兩心調諧化作用，帶來了社會面貌丕變，靈性創造能力活躍的新局面，造就了一個兩心趨於調諧的全國性蜜月期。新制度下政治有序、社會穩定、思想活躍、文物典盛、經濟繁榮、科技創新、商貿發達，甚至出現了商業化和城市化的勢頭，造就了後人津津樂道的西周前期文、武、周公以至成康時期的著名盛世。 人性與生俱來的“原罪”，無時無刻不與道德作對；在不受制衡的統治者面前，道德調門再高，難免只落得一塊任憑塗抹的遮羞布罷了。 西周的天命觀大有進步，“敬德保民”指導思想陳義極高，賢相周公將德政原則制度化，不厭其詳修訂禮法規範；在《尚書》中還有《無逸》這樣的好文章，記載着周公諄諄告誡成王，務必吸取歷史教訓，懂得自我監督等大道理，只可惜不見“權力制衡”這個守護神蹤影登場，結果還是無濟於事，擺脫不了前朝覆轍的宿命。 由於封建專制政治絕對權力體制下無權力制衡以及反兩心調諧的本質，各級統治集團自私貪慾無限增長，周初大變革後兩心相對調諧的“蜜月期”是維持不久的。小康難以為繼，更遑論大同也。第三代康王時盛世已達強弩之末，從其子昭王下數，“王道”每況愈下，到幽王時，政治腐敗不堪，中亞蠻族攻擊無已，烽火台特大醜聞後未久，首都鎬城陷於犬戎，被迫向東遷都洛陽（公元前771年），中央王權日趨衰落，是為東周。中國歷史進入了“天下無道”的春秋戰國時期。 周朝把全國土地收歸王有以後，除天子所在地的“王畿千里”保有直屬田地外，都分封諸侯，成為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大小專制“國家”。隨着東周王權式微，“天下共主”的號令權威逐漸喪失，“禮樂自天子出”的統治秩序趨於崩潰，出現了諸侯爭霸，弱肉強食，攻伐無已，一片混亂的封建割據局面。進入春秋時期（距今二千七百年左右），諸侯國家之間爭奪領地，互相併吞的戰爭白熱化。如“齊桓公並國三十，啟地三千”，“楚莊王並國二十六，開地三千”，“晉獻公並國十七，服國三十八”，“秦穆公滅國十二，開地千里”等等大魚吃小魚現象；等而下之，大小領主之間也展開了小魚吃蝦蟲的武力奪地鬥爭。隨着統治集團自私貪慾極度膨脹，子殺父，臣弒君，兄弟相殘，權臣僭越（所謂“陪臣執國命”），列國兼併，比比皆是，加之國人暴動，夷狄交侵，舊日相對調諧秩序蕩然無存。這就是“道之將廢也歟”的“春秋無義戰”時期。 西周盛世以還，鐵製農具和牛耕得到發展和普及，原來劃定的井田以外的“蓬蒿藜藿”之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之野，逐漸得到開墾，農民的私田超出百畝之外，打破了井田制的框框。於是領主不僅徵收公田的“勞役地租”，還對擴大了的私田加收“實物地租”，出現了井田制崩解，領主經濟向地主經濟轉變的進步趨勢。 這種進步趨勢曾經為農民帶來過較好的日子和人口加速增長。但春秋亂世，諸侯領主“兩心失衡”一發不可收拾，擴張領地，掠奪財富，兵役徭役，橫徵暴斂，有增無已，加重剝削的貪慾愈演愈烈。無度的需索，頻繁的戰爭，最終惡果總要統統轉嫁到辛苦勞動的農民頭上，破壞了農民一度相對安定，自給自足，小康樂業的生活。“民三其力，二入於公”（人民勞動力的三分之二歸於“公家”）。“王事靡鹽，不能執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可見百姓痛苦不堪的慘境。於是“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有的農民被迫背井離鄉，尋找機會；也有的流為盜賊，“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尤其可怕的是這種干戈紛擾，道德衰敗，人心不古，民不聊生的惡性趨勢方興未艾，“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 孔子從周朝始諧終亂的過程，感悟靈性人類不應無可奈何聽憑擺布，夫子努力尋求的是人類經常自我保持不失兩心調諧的根本自救之道。周朝的變遷正是那時候兼具正負兩方面比較全面說服力的重要歷史借鑑。 孔子倡導以人為本的“模糊信天觀”；提出以仁學為核心的人生共性指導原則，主張以仁為指導思想，以中庸之道作為優化決策的方法論，制訂合乎當時歷史背景條件的社會性行為規範，即禮；從而“肯定人慾，引上正道”，保障人類天賦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去實現人類社會發展分階段大目標，經由即可踐行的小康社會進入高度理想化的大同世界。 據此，孔子在春秋亂世身體力行，號召“克己復禮”，借先王之道求治，主張古為今用，但絕非一成不變，退守舊制。孔子一方面崇尚周禮，以周禮為重要借鑑；一方面又主張進行重大改革。 孔子從周禮出發，因勢利導，倡導很多重要改革，特別是破除“禮不下庶人”舊傳統，提倡“齊之以禮”即“禮下庶人”。還提出了“正名”的主張，主要強調一切人和事都要按照禮規定的名分行事，人際相互尊重必須是雙向的，在下者固不可僭越，在上者尤不可濫用權力，以利抵制愚忠愚孝盲從唯上的偽禮，防範權力絕對化的嚴重惡果，突出了禮應有的制衡意義。 孟子提出了更加鮮明的民權觀念，主張“民貴君輕”、“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對不仁不義的暴君如夏桀、商紂，放逐征伐是正當的，“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其中鮮明的民本思想，距民主啟蒙不過一步之遙矣。 孟子進而提出：“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荀況曾用水和舟比喻民眾與君主的關係，他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顯然是水主宰舟，而不是舟主宰水。 在《“禮”的重新解說》中，已經論證，孔子的“正名”說和禮治思想本質上不僅不支持絕對權力，而且蘊涵超越時代歷史局限性，萌發“權力制衡”機制的進步契機。 孔孟之道不容許違背仁政德治原則的君王沿着絕對腐化的不歸路把國家民族帶進災難的深淵，主張加以監督、限制，直至罷免“易位”。這個由監督、限制，以至“易位”的“尊尊”保障體系，顯然絕非君主的自覺自律舉措而已，特別是“易位”程序，意味着必要形成某種可以向最高統治者說“不”，而且說了一定算數的機制，方才行得通。這就幾近乎呼喚建立具有“權力制衡” 實質的共和體制了，如果同“君賤民貴”的民本思想配套漸進，不就是由“權力制衡” 導向民主政治，人類社會由小康漸臻大同的光明之路嗎？ 孔子不僅提出了這樣的制禮原則，而且闡發了一系列體現中庸優化之道，具有長遠指導意義、富有可操作性的政策綱領，以支持貫徹其分階段社會發展目的論。 小康者，期望民眾達到中等生活的家庭經濟狀況，有一個較好的社會秩序和道德環境，並維持繼續發展進步的趨勢。為此孔子循“仁－中－禮”人間正道，給小康建設提出了三項根本性的政策：庶、富、教。 《論語．子路》載有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這就是小康政策的三位一體了。 庶者眾也，即人丁興旺。天時、地利、人和，總是“人的因素第一”。春秋戰亂造成嚴重減員，廣袤吾土，田地荒蕪，人煙稀少（據後人研究估計，當時中國人口只有一千三百萬左右），恢復和發展生產，必須生聚繁育人口，達到一個適當的密度水平，形成足夠有效的合成開發力量。其方法一曰“徠遠人”（招徠外來人口），二為自然增殖。要實現這兩條，必須實行有利於民眾致富的惠民政策。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富，就是經濟繁榮，就是提高物質生活水平，可以過好日子，是一切具有利己之心的正常人共同追求的目標。 魯哀公問政，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家語．賢君》） 一般治人者的所謂惠民政策，只是讓民眾能生活得下去，可以多納賦稅，多服徭役等等，讓統治者自己富上加富；在予求關上，予僅是手段，真意在求，而且求得的東西越多越好。孔子以為惠民的目的應使民眾生活富足起來，予字在先，而求則是相應的結果，“善政得民財”（《孟子．盡心章句上》）也。當年魯哀公擔心“寡人慾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告訴他《詩經》有道“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孔子是這麽說的“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孔子主張的辦法是“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擇可勞而勞之”，總之是反對苛政，“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所謂民之父母。”歸根到底，富民經濟政策的秘密其實就在於“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歟，且信此事非難，惠而不費，“唯欲行之耳。”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個真正了不起的概念。歷來專制政權的統治者多將自己的意願強加於人民，以滿足特權統治階層的政治控制或物質利益的需要，視“為民作主”為理所當然，天經地義。唯現代民主社會實行市場經濟制度，政府原則上不干涉人民合法經濟行為的自由，只是因勢利導支持人民去從事他們認為有利的事業，並為人民提供應享的權利保障和方便條件，實踐證明，這樣才是充分發揮每個人的靈性創造能力，最大限度創造社會財富的正道。夫子千載之上，明鑑若此，誠天機解密，深得兩心調諧純青爐火矣。 這就是循正道讓民眾富起來，支持民眾富起來的政策。孔子以為“君子蒞民，不臨以高，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為，不強民之所不能。”主張“蔽明”、“掩聰”，不求“至清”、“至察”。唯“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日省月考，既廩稱事（及時考查業績，合理調整報酬），所以來百工也，來百工則財用足。就是說政府不可自作聰明“為民作主”，只應實行因勢利導，讓民眾有享有儘可能充分的自由發揮靈性創造能力的環境條件，吸引專家能人，鼓勵發明創造，促進生產力發展，以增殖財富、改善民生的政策。（參見《家語．入官》） 孔子以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語．衛靈公》），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科技先行，改進生產工具，這是發展先進生產力的前提。 由此可見，所謂儒家學說不講經濟實利的“定論”，其實大謬不然；儒家的經濟觀，莫非就是現代開明的先進的經濟學精粹！至於世人印象中儒家反商，不利市場經濟，將偽儒的反商政策算到了孔老二頭上，把儒家思想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實為指鹿為馬欺人之談。 須知貨殖（易貨賺錢）乃民之所利，如孟軻所言：“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孟子．公孫丑章句下》）這個“市”，本具兩心調諧內涵，發展到今天的高度，就是所謂“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了，政府除了順應“民之所利”扶植引導循正道以行，又有什麽理由去反對呢？ 《論語．子張》中記着子夏的話：“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肆就是組織分工合作，從事生產活動和展銷商品的場所，各行各業都應通過生產大型化（不是停留在個體小生產的水平上）和擴大產品交易，發展商品經濟，唯其如此，才能成就大局面、大事業。 孔子的得意門生子貢（端木賜）是當時有名的外交家，也是一個由貧致富出類拔萃的大商人。他言詞機靈，反應敏捷、聞一而能知其後，是觀察、分析、把握市場動向的高手；又有“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相當於“己不所欲，弗施於人”的仁心正道儒商情懷（見《論語．公冶長》）。孔子稱讚他“賜不受命，而貨殖也，億則屢中。”（《論語．先進》）意為此子不聽天由命，善於經商增殖財貨，測度市場的脈動──價錢低時買進，價錢好時賣出，準確率很高。 子貢問老師：“有美玉於斯，韞櫝（放在柜子裡）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賣掉）諸？”孔子回答說：“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論語．子罕》）待賈而沽就是等待高價出售。夫子不贊成把好東西藏起來束之高閣，支持子貢善價投放市場經營求利；而且索性借題發揮，告訴他為師入世求仕，某種意義上就相當於待賈而沽的商品啊。說明孔子師徒都有商業頭腦，都有濃厚的“商人氣息”，既不以商為非，更不以商為恥啊。 子貢善於把握商機，不幾年就家累千金。太史公司馬遷說他是孔門最富有的弟子，“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孔子遭陳蔡之厄，也是子貢到楚國說服了楚昭王興師以迎，然後得免。他還善用自己的商業實力“贊助”傳播儒家名聲。當時好些人稱讚“子貢賢於仲尼”呢。後人將子貢列為孔門弟子中的十二哲之一，從祀於曲阜孔廟。太史公嘗言：“夫使孔子名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史記．貨殖列傳》）孔子身後弟子們服心喪三年，唯子貢格外師徒情深，“築室於場，（再）獨居三年，然後歸。”可見儒家與貨殖事業本來觀念融洽，心氣相通，相得益彰，如魚得水也。 儒家不僅不反對發財致富，還以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把求富作為實現禮治的必要條件。離開了求富，空談禮、義、榮、辱，還有什麽意義，什麽目的性呢？。只要循正道以行，發財致富，多多益善也。 按照調諧原理，制訂優化的發展政策，使國家和人民富起來，就要“仁民愛物”，遵循自然規律辦事，合理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實現今人所稱的“可持續發展”長遠方針，而非只顧眼前利益，不顧子孫後代怎樣過日子的破壞掠奪行為。中國遠古社會就有合理利用和保護自然資源歷史淵源。據載，夏禹時期有這樣的制度：“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逸周書•大聚解》）周文王在臨終前囑咐自己的接班人武王：“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升網罟，以成魚鱉之長；……是以魚鱉歸其淵，鳥獸歸其林，孤寡辛苦，咸賴其生”（《逸周書•文解傳》）。儒家繼承與發展了這種調諧化的生態倫理思想。
這不是非常接近現代民主政治要求政府應該管什麽，不管什麽，多管什麽，少管什麽，創造有利條件，支持民間自由經營、改進生產、活躍商貿、發財致富、保護環境的精髓要旨嗎？ (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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