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时报 作者：王丹红 洪蔚


今年是伟大的数学家陈景润辞世10周年，也是“1+2”成果发表40周年，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不久前召开的纪念陈景润的座谈会上，与会的院士和专家学者对他作出了这样的评价：陈景润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工作“依然站在最高峰，尚无人超过”。

然而，让大家感到焦急忧虑的是，当年曾经“感动中国”的陈景润精神，却在当代缺失了。贡献与精神——这几乎是4个小时不间断的座谈会上最为集中的主题。因此，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郭雷院士说：“座谈会的意义已经超越研究院、数学界，涉及整个中国学术界。”

作为数学家，他代表一种成就

1966年5月，陈景润在《科学记录》上宣布他证明了“1+2”，该成果得到国内外数学界的公认，被称为陈氏定理。1978年，徐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哥德巴赫猜想》一文，使陈景润成为我国家喻户晓的英雄式人物。

在“1+2”发表40周年、陈景润逝世10周年之际，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启铿作出了这样的评价：“陈景润的工作无疑是出色的，比我们这一代的数学家都好得多。他的‘1+2’工作至今是一个世界纪录，保持了几十年，没有被打破。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一位法国著名的哲学家说过，费马大定理是人类思维的极限，是人类的思维能力不能解决的。但是怀尔斯把它解决了。然而，哥德巴赫猜想却仍然没有解决。陆启铿说：“我个人认为，似乎哥德巴赫猜想比费马大定理更加艰难。陈景润的工作距哥德巴赫猜想的最终解决只有一步之遥，然而，这一步比登天还难。自那时起，哥德巴赫猜想仍然停留在陈景润的地方。”

那天的座谈会共有1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到场，他们是王元、吴文俊、陆启铿、杨乐、陆汝钤、丁夏畦、马志明、严加安、林群、崔俊芝、郭雷。

在场的专家认为，陈景润的工作不仅代表中国数学界的高峰成就，也代表了一种优良的传统。根据吴文俊的回忆和王元在一些文章和著作中的讲述，解决哥德巴赫猜想的意向最初由华罗庚提出，华罗庚曾说：“哥德巴赫猜想真是美极了，现在还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它。”在华老的工作基础上，1955年和1957年王元先后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3+4”、“2+3”；1962年，山东大学的潘承洞与苏联数学家巴尔巴恩分别独立证明了“1+5”；1963年，王元与潘承洞等合作证明了“1+4”。

华罗庚曾对王元与潘承洞的突破感到由衷的喜悦，但他说过：“最使我感动的是‘1+2’。”

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所长高小山说：“这是团队工作的结果，是一场接力赛。”吴文俊说：“我们在数学方面有这样一种共同攻关的传统，国内应该对这一传统加以重视、学习和发扬。”

“我还记得，1996年3月18日晚上，王元和我到北京医院看望陈景润院士。”杨乐说，“那就是我们在他生前见到他的最后一面。虽然陈景润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0年了，但我觉得他在数学上、解析数论上曾经达到的高度，对中国数学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国际数学界的同行们长时间地认为，陈景润的这项工作是非常艰难的，难得简直不可思议，至今对这项成果的评价都非常高。”

作为科学家，他代表一种精神

除了他卓越的贡献外，陈景润最让人怀念与感动的是他的精神。崔俊芝说：“他是张劲夫老院长所说的‘安钻迷’的典型。”读过《哥德巴赫猜想》的人都熟悉这样一种场景：在一个6平方米的小屋中，陈景润坐在小板凳上，把床当做书桌，完成了中国数学界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文革”后，当他的事迹发表出来，几代人受到这种精神的感召，立志向数学、向科学的高峰进军。杨乐说：“这样的例子，我自己就能轻松地数出20个左右，他们都是改革后涌现出的科学家，在学术上有重要的贡献。他们见到我时曾说，是陈景润的事迹和精神影响他们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马志明说：“陈景润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非常之大，我们当时对他的崇拜比现在的追星族还深刻。”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数学家王友德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不知道哪个大学的数学好，只知道陈景润是厦门大学毕业的，我就报了厦门大学。”

中科院数学所所长周向宇到数学所做研究生时，陈景润已经生病了，当时考托福出国的风气影响很大，他看到陈景润在盛名之下，依然带病工作、继续努力，明白做数学还有许多可以努力的方向，就没有报考托福。

杨乐说，“我觉得陈景润的成功并不在于他有特别的天赋或他比别人更加聪明，而在于他长期的勤奋与努力、坚持和刻苦。今天，在陈景润逝世10周年之际，我们纪念他、学习他，不仅因为他对中国数学所作的贡献，还因为他长期坚持奋斗、克服困难的精神。在今天的新形势下，要发扬这种精神。”

纪念，为了继承

在陈景润身后10年，我国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科研环境产生了变化。然而，他的那种精神是否被更好地继承与发扬了呢？

严加安说：“陈景润一辈子只发表了几十篇论文，而现在有的博士在毕业后没几年就发表了80多篇论文，可以想见，现在的学风问题有多么严重。”在谈到学术界存在的浮躁、浮浅、浮夸这“三浮”现象时，严加安提出了警告：“这种风气是非常危险的，如不及时重视并加以纠正，老师浮躁，学生跟着浮躁，学生成为老师后，又将浮躁传给学生，这样传下去，毁的不只一代人。”他说，问题的根源在于管理评价体制和政策导向，管理部门应该充分重视这个问题。

马志明说：“我刚读研究生时，华老(华罗庚)的一句话对我影响非常大：‘早发表、晚评价’。我觉得现在没有人提了，实际上我们应该这样，像陈景润早在1966年就发表了‘1+2’的工作，直到现在人们对这项工作的评价还是最高的。而现在很多工作还没有发表就开始评价了，这真是违背了科学的规律。”

在丁夏畦看来，“重在坚持，不受干扰”是陈景润在数学上作出重要贡献的原因。他说，回忆一下陈景润的科研历程，在那样强烈的外界干扰下，取得这么大的成绩，简直是个奇迹。我们现在的研究工作也受到许多干扰，但这种干扰与陈景润受到的干扰不同，现在是个人评奖、评基金的干扰等。但不管怎样，我希望今天的研究人员，以陈景润为榜样，集中精力、不受干扰。

“太急是出不了大成果的。”崔俊芝说，“出成果靠‘急’是急不出来的，要老老实实地干活。管理部门要努力创造一种宽松的氛围，让那些有‘安钻迷’精神的人能够坚持下来。”

正如马志明说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杨乐认为，虽然现在的大环境比较急功近利，但研究院的风气还是很好的。这种好风气就是得益于从老一辈的数学家华罗庚、吴文俊、冯康、关肇直到陈景润、张广厚等数学家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

杨乐希望年轻科学家学习陈景润持之以恒的工作精神，“长期坚持必定会在某个方面有所成就。纪念陈景润先生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要很好地发扬这种精神，最终使得我们成为国际上的数学强国”。

继承，才能对未来充满信心

中科院数学院副院长陈敏说：“我们面临一个非常矛盾的环境，像既要营造宽松的环境，又要高标准地达到评估要求的矛盾；还有出精品与出大众化产品的矛盾，现在的评估以论文数作为一个重要指标，而精品则是我们更需要的。没有精品，在世界舞台上就没有话语权，也得不到尊重。”

然而，对于未来他却充满信心：“因为我们有优良的传统，同时有一批青年科学家已经站到国际学术界的舞台上。在研究院，无论是院士还是年轻学者，大家都非常踏实、低调，专心学问。老一辈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了，整个研究院的风气是学问第一。”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王跃飞说，在以陈景润为代表的老一辈数学家的精神鼓舞下，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不断前行。从2000年开始，研究院晋升研究员采取国际评审的办法，请数位国外在相关领域内较有名望的教授进行评审。而国内在晋升研究员或教授方面，采取国际评审的单位目前还很少。我们的一些优秀科研人员在相关领域已成为国际上的领军人物，并有一批科研人员在国际重要学术机构担任重要职位。例如，国际系统研究联合会主席、国际数学联盟执委、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会理事、国际知识与系统科学研究会副主席、国际逻辑学会理事等。

王跃飞说，“我们现在的学科布局更加全面、研究方向更加前沿。以前，我院仅在一些点达到很高的位置，现在逐渐在面上整体提高，不断攀升。”

高小山补充说：“比如，在控制理论方面，我们有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创新群体；在数学机械化方面，吴文俊先生建立的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吴方法’，‘使几何定理机器证明得到复兴’，将其‘从自动推理一个不太成功的领域变为最成功的领域之一’；在运筹管理的研究方向上，陈锡康先生20多年来坚持做粮食产量预测，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而且在实际效果上做得非常好，平均误差只有2%，远高于美国、法国农业部的预报准确度。”

在基础数学方面，周向宇举例说，在数论方面，算术几何是一个主流方向，按海外同行的评价，研究院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凝聚了一批一流华人数学家，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另外，在动力系统方面，已经解决了国际上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应用数学、计算数学方面，还有很多杰出的人才做出了很好的工作。

因此，王跃飞说：“我们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