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哪一年，我们的北大突然像“超女”选秀一样热衷于证明自己收了多少状元、并为几个状元的流失而伤心郁闷，也从来没有听她论说过公平不公平——感谢港大，感谢竞争。它让我们看到了金字塔般高教资源倾斜症后的一丝光明。

　　多年前，有人写过《北大，魂兮归来》，现在观之，仍有重读的必要：关于不公平竞争的“委屈”，这里有两个悖论——一是凭什么把北大自己受的“委屈”偷梁换柱成“内地高校”的郁闷？香港大学的招生，那寥寥数字下的高分生源原本就不是绝大部分内地高校计划里的名单，与之形成竞争态势的只有北大清华罢了，不能放大成体制上的严重弊病吧；其次，要说公平性，北大自己常年“掐尖式”录取对于千万普通高校就很公平吗？“不公平”的招生制度是要义愤的，但首先最义愤填膺的怎么说也轮不到纳税人勒紧裤带全心供养的北大吧。

　　转过来再看看北大的“绝情”——对于小学生团体参观说不，这才让我们“义愤”：世界上不号称一流却真正一流的大学，除极个别是封闭式管理外，大多是开放式的，北大一直称自己一流，却尽失一流的心胸与气度——辫子都不敢剪，还遑论自己开放？仅1999年至2002年的三年中北大就从教育部得到了十多个亿，当北大以“不是公园”为借口拒绝游人的时候，试问全中国乃至世界，有哪一个公园能够得到如此风光？更诡异的是，不要小学生却“只批准中学生团体”背后显现的功利色彩。

　　把北大的“委屈”和“绝情”权衡起来解读，我们就能看到这一系列寓言背后的逻辑语境：在教育资源垄断和倾斜的过分溺爱下，北大的身份和价值似乎渐次远离了真正办教育的人民，也远离了大学精神中的社会关怀向度，当我们与港校应对高等教育全球化带来的压力和挑战时，超越“名校”概念的真正竞争已经把“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大学体制与我们固有的大学体制之间的竞争”这个课题残酷地抛给了我们，遗憾的是，北大惯性选择的是和石油、电力类似的态度：面对制度哭穷和叫屈。

　　蔡元培先生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有了港大这尾鲇鱼，不知道北大会不会真正摆脱短期功利狭隘的思想，真正担当起引领主流价值的形成和推广的一流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