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当代中国学者素质低下的原因
　　
　　本文在上面要说明的问题有两点：第一，学术腐败的根源之一是中国学术界的整体学术水平低下；第二，中国整体学术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学者的素质低下。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学者的素质会如此低下呢？中国的媒体每每夸耀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为什么在科学领域，中国人会如此不堪？下面，笔者从历史与文化，政治与社会，及教育制度这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简单地探讨这个问题。
　　
　　1 历史、文化因素
　　
　　1964年，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这就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著名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 Puzzle）。为此，中山大学哲学系在八十年代还设立一个了“李约瑟专题研究基金”；上海《自然杂志》在九十年代还曾专门开设了一个“‘李约瑟难题’征答”专栏，鼓励探讨这个问题。时至今日，对这个“难题”的探讨仍旧是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范岱年：关於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
　　
　　其实，把李约瑟的这个问题吹捧为“李约瑟难题”，或是“震惊世界的难题”，实在是有些故弄玄虚。而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科技史学界还在围绕这个“难题”打转转，恰好暴露了中国科技不发达的部分原因：没有自己的思路和研究方向，只是满足于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跑。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在1935年就由中国学者吴景超提出，比李约瑟早了将近三十年。(谢泳：“李约瑟问题”可能来源于吴景超)。可是中国的学者却宁可把它叫作“李约瑟难题”，以显自己研究的学问有多么高深。这帮人，本来是在别人画就的牢狱中转圈子，却还要摆出一副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英勇姿态；本来是在仰人鼻息，拾人牙慧，却还要装做大义凛然的样子，真是可悲、可怜、可笑！
　　
　　其实，“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中国人为什么离现代科学越来越远？”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找到很明确、很简单的答案。早在1920年，思想家梁启超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曾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致身心，西学应世事。”(梁启超：《劝学篇》)。他还认为，中国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中国人的“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观念，它导致人们对自然现象缺乏兴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什么是“内学”呢？什么是“德成而上”呢？不过就是中国文化注重个人的内心修炼，要“存天理，灭人欲”，忽视对外界、对自然的探索。除此之外，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注重实用，这对没有直接用途的学术探讨只能是起抑制作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这个价值观对待西方学术的明确表态。所以，尽管中国自洋务运动起就引进西学，但结果是仅学得西方学术的皮毛末技，“惟其只知实用不知科学真义……只知读他人之书，不知自己研究”(翁文灏语)，根本就没有得到科学的真谛。这一现象，至今仍在继续。
　　
　　实际上，不仅是李约瑟，也不仅是梁启超，西方有很多人对中国文化都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观察，并且从中总结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比如，十九世纪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博士(E. Faber，1839-1899)就曾总结出儒家学说中的种种缺陷，其中很多与中国没有能够产生科学有关，如：儒学“没有区分人的灵魂与肉体。无论从肉体上还是生理上，都没有一个关于人的清楚的定义”；儒学“没有解释为什么有的人生来就是圣人，有的人却生来就是凡人”；“据称，人人都有到达道德完美所必需的才情和力量，却没解释与此断言相对立的事实”；“尽管不断强调诚信，但却从未被鼓励过说话诚实这一前提，事实也正相反”；“孔子体系的最终结论，如他自己所总结的那样，即崇尚贤人，例如人的神化”，等等。(花之安：《自西徂东》)。这其中指出的，恰恰是中国人喜欢下论断，但却不屑于用事实和逻辑来证明。实际上就是说，中国的文化中，缺乏理性和理性思维。
　　
　　苏格兰传教士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 在1899年曾有这么一段论述：“凡是对‘西方’科学已经有某些知识的中国学者士绅都爱说，‘欧洲’物理学的电、光、热以及其他学科的全部真理都已包含在八卦之中了。可是当问到为什么他们和他们的同胞对这些真理一直是而且仍然是一无所知时，他们就说，他们必须先从西方书籍里学到这些，然后再查对《易经》，这时他们发现在二千多年以前孔子已经懂得所有这些了。这样表现出来的虚荣和傲慢是幼稚的。”(转引自：席泽宗：李约瑟论《周易》对科学的影响)。
　　
　　确实，没有理性的傲慢实际就是无知和愚蠢。前面提到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就总结出来中国人的二十多个特性，其中几乎全部是负面的，如：面子要紧、漠视时间、漠视精确、天性误解、拐弯抹角、柔顺固执、心智混乱、麻木不仁、轻蔑外国人、缺乏公共精神、因循守旧、漠视舒适方便、遇事忍耐、知足常乐、缺乏同情、互相猜疑、言而无信，等等。明恩溥先生只有学士学位，但他的文笔，他的洞察力，他的见识，他的总结归纳能力，即使是中国今天的院士，也没有几个人能够望其项背。
　　
　　实际上，即使是对东方文化了解不那么深的西方科学家也能够“感觉”到这个“李约瑟难题”和它的答案。早在这个“难题”提出之前的1953年，爱因斯坦就曾评论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转引自：沈铭贤：李约瑟与爱因斯坦——“李约瑟难题”的两种不同的回答)。
　　
　　纵观西方历史，现代科学的诞生由五大动力来促成。第一，古希腊人的“爱知”精神和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和思考是现代科学的种子。第二，基督教与哲学在中世纪的合流产生了经院哲学，而后者的精华就是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它直接促成了近代数学的诞生。应该说，经院哲学对科学的发展具有及其重大的影响，而这一点却很少被人认识到。实际上，奥地利的僧侣孟德尔能够根据自己的豌豆杂交实验结果推导出遗传学三大定律，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院哲学的思维训练。第三，在中世纪末期，经院哲学家罗杰·培根（Roger Bacon）主张通过观察和实验的方法来研究自然科学。这实际上使科学的发展站在了理性和实验的双腿之上。第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古希腊文化对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后者在中世纪反过来又影响欧洲文化，是现代科学诞生的最直接原因。现代科学发展的第五个动力就是，欧洲人对基督教的信仰促使他们追求精神世界的满足，进而追求终极真理。这虽然听起来有些矛盾，但对於没有偏见的人来说，道理却是显而易见的。
　　
　　反观中国历史，中国人“爱知”的种子刚刚在春秋战国时代萌发就被消灭了。而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在中国文化中几乎很少出现。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也发生过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但中国从来就没有认真地、虚心地学习、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而是把它们统统改造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带有咸菜大酱味道的文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佛教在中国与儒、道合流，最终“三教合一”。“三教合一”表明中国人在信仰方面极不认真，这在世界各民族中是极为罕见的。明恩溥先生就说，把各种不同信仰机械地结合在一起，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违背了中国人天生有条有理的本能。第二个就是任何一种信仰都把人类的道德本质贬得极低。还有外国传教士这么形容中国人：“缺乏对不朽的渴望，缺乏对美好、伟大事物的由衷赞叹，缺乏对伟大、善良的人物的持久、毫不动摇的热爱，缺乏向往神圣、高尚事物的灵魂。”是的，一个民族没有对真善美的热爱和向往，即使有把人类社会的等级层次规定得尽善尽美的能力，但却不会花什么时间和精力去探索漫无边际的自然。
　　
　　中国古代有所谓的四大科学，即天文、农学、中医、数学，它们在最初都含有现代科学的基本成分，但它们最终都没有发展成现代科学，或为现代科学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中国古代天文知识发达，但其主要成就领域限於天象观测、历法、及观测仪器的制造，除了“天圆地方”这样的猜测之外，很少有超出实际应用范围之外的探讨和研究。而与制造浑天地动仪的张衡几乎同时的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则以数学为核心，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天文学知识体系。不仅如此。中国的农学停留在常识的水平上，而中国的数学也仅仅是精于计算，它们都在知识上升为理论这一关键时刻停步不前。中医学本来具备一些科学的因素，并且是中国唯一系统化的知识，但它却与具有玄学性质的阴阳五行、天人相应学说结合，最终成为目前这个土不土洋不洋、自己说不清楚，别人搞不明白的集经验、知识、哲学为一体的浑沌知识系统。而与中医有许多相似之处的阿拉伯医学，却通过与西方科学合流，成了现代医学的基础。同样，中国的炼金术与道家学说结合，发展成迷信神仙的道教，而阿拉伯人的炼金术却最终发展成了化学。
　　
　　另外，中国文化中还有一些曾经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美德的东西，但实际上它们是中国社会腐败的精神源泉。(刘清平：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比如，儒家思想强调“首孝悌，次谨信”，这就把个人诚信这个品格放到了第二位。实际上，儒家的所谓“五常”，“仁义礼智信”，是分为两个等级的：其中前四项是“主德”，它们的实质就是孝悌；而“信”是名符其实地敬陪末座。所以，外国人非常容易地就能够发现“中国人不讲信用”这个特点。实际上，儒家孝悌观的实质就是强调血亲私德高过公众利益，这就造成了中国人极端的自私自利，缺乏公德。
　　
　　在《论语》中，有这么一段对话：“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也就是说，父亲犯了法，儿子的义务不是检举揭发，不是出庭作证，而是要掩盖父亲的罪行。这就叫做“直”。
　　
　　在《孟子》中，有这么一段对话：“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舜是儒家思想中的圣人，与尧号称“二帝”。舜出身贫寒，父不慈，母不爱，弟不悌。这就是所谓的“父顽、母嚣、象傲”。但舜在当上天子之后，他的父亲如果杀了人，舜应该怎么办呢？孟子认为，舜不能惩罚他的父亲，否则有违孝道，所以他就会放弃天下，背负老父逃到海滨，逃避法律的惩罚，“乐而忘天下”。这就是“窃负而逃”的典故。也就是说，因亲枉法，因私害公，在儒家学说中是美德，而不是罪恶。
　　
　　在《孟子》中，还有个“封之有庳”的故事。舜的弟弟象一直要害死舜。舜得到天下后，并没有处罚象，而是把有庳封给了他。万章於是问孟子：“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意思是，舜惩罚共工、驩兜、三苗、鲧是因为他们不仁。可象的不仁已经到了极点，舜怎么还封赏他？有庳的人民有什么罪吗？孟子则认为，舜的做法完全正确：“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孟子·万章上》)。也就是说，儒家文化认为，为了亲亲，可以坑害无辜；为了亲亲，可以假公济私。一人当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仅没有什么不对，而且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在如此荒谬、虚伪的道德观控制下，腐败是名正言顺的，而探讨真理则有大逆不道的嫌疑。科学难道能够在这种环境下诞生？当然是不可能的。
　　
　　胡适曾说，东方文明是人力车文明，西方文明是摩托车文明。什么是人力车文明呢？那就是驾驭、奴役、坑害他人的文明，是把所有的聪明才智都花在与人斗争上的文明。而摩托车文明则是利用聪明才智来探索、开发自然界，使它为人类造福。胡适还认为，新文化运动才是那害了两千年瘫痪病的中国固有文明的对症良药，是当前救国救民的惟一道路。(胡适：口述自传-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这个观点，至今仍旧没有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