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政治和社会因素
　　
　　自古以来，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当官从政，也就是“学而优则仕”。其实，按照朱熹的解释，这个“优”并非优秀之优，而是优裕之优：在学习之余，还有时间和精力，就可以去当官。这看上去，好象孔子认为学者应该以学为主，从政为次。但实际上，中国的正统观点是，学习就是为了当官。所以说，在中国学者的血液中，一直流淌着对权力和名利的渴望，而对学问的探讨和钻研，倒是次要的。即使是一些官僚学者，他们研究的也多是“资治通鉴”之类的学问。
　　
　　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专制传统，而那些天子、皇帝没有一个人是学者出身。所以，知识分子一直扮演着陪臣侍从的角色。即使在历朝历代的造反派中，知识分子也只能充当军师和谋士，所以中国的学者总是需要依附于某种势力。这也就是所谓的奴性。而奴才的特点就是只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来博得主子的欢心，但是从来就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这就决定了他们没有创造能力。
　　
　　辛亥革命之后，尽管中国在形式上“共和”了，但实际上极权政治却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极权政治的必然后果就是腐败，因此一大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政治的旋涡之中。就连曾经宣布要“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入政界”的胡适，在五四运动之后也大谈、并且大搞“好人政治”，这导致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出任驻美国大使，并且在后来差点儿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学者出身的国家元首。所以，即使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学者，也摆脱不了自身命运的束缚：他们与政治的渊源太深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同类的另一点显著差异，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在西方，民主政治的正常运转，不需要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分心。
　　
　　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最大一个转折点就是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政权，而共产党克敌制胜的法宝就是所谓的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知识分子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该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性质的。但伴随着政治斗争的发展，这些参政的知识分子也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在摧毁旧政权中的作用，他们在新政权中的居功自傲，很自然地使后者对他们产生了猜忌，这是导致后来反右运动的一条主要原因。而政治上的成功，使左翼知识分子品尝到了依靠政治势力的甜头。他们於是开始利用政治手段排斥异己，并且把政治全面地引入了中国学术界。政治斗争进入中国学术界，就是由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两个左翼学者开的先例。
　　
　　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了《斥反动文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给北大教授沈从文、朱光潜及著名作家萧乾分别扣上“桃红色作家”、“蓝色文艺家”和“黑色作家”的帽子，并且说，“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黑色、桃红色的作家。这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文章的结尾，郭沫若振臂高呼：“凡是决心为人民服务，有正义感的朋友们，都请拿着你们的笔杆来参加这一阵线上的大反攻吧！”当时正是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共产党政权呼之欲出之际，而郭沫若早在1938年就被中共中央内定为文化界的领袖，其号召力自然非同一般。果然，1949年春北京解放之后不久，立即就有北大的学生把《斥反动文艺》全文抄录，张贴在校内，并且写出了“打倒沈从文”的标语。在此打击下，沈从文被永远地从高教界和文艺界开除了。
　　
　　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实际上是新中国文字狱的奠基石。在此之后，中国在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在1953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在1954年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在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在1955年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而郭沫若本人在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出任第一任院长，可想而知，他曾经是多么卖力地贯彻“政治领导学术”之一方针的。
　　
　　如果说郭沫若是利用“大批判”的手段把政治引入学术界的先驱的话，另一位左翼学者马寅初则可以说是利用“运动”这个形式使政治全面覆盖学术界的尖兵和向导。1951年，北大校长马寅初在北大发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被改造的对象不再是某个特定的学者，而是所有的知识分子。也许是要与郭沫若曾当众向毛泽东行九十度鞠躬大礼一争高低，马寅初曾代表北大“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亦明：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五)：北大校史之竖刁自宫篇]。真是争先恐后啊。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中国的学术界打击学术权威、反对业务挂帅、讲究又红又专的运动一波紧接一波，一浪高过一浪。这些运动的实质就是把一名学者的价值首先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然后根据他的政治价值确定他的学术价值及使用价值。而实际上，那些达到政治标准的人，极少具备一个真正学者所应该具备的素质。其结果就是：越是专心搞学术的人，越在学术界呆不下去；越是对学术不上心、而只想着升官发财的人，越是在学术界飞黄腾达。有人说：“‘反右’在大学里造成的最后结局是这样的：第一流人材出局之后，那个空白就由二三流的人材填充了。最终占据大学位置的是那些政治上可靠，业务上也还说得过去的人。”(谢泳：最好的出局)。用我的话说就是，在反右运动中，“德才兼备的人被‘烹’掉了，剩下的不就是那些有德无才、有才无德、无才无德的人了吗？这么一来，中国学术界目前的学术水平低、腐败程度高的现象不就是顺理成章的结局了吗？”[亦明：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六)：北大校史之易牙烹子篇]。
　　
　　经过反右和文革，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实际上成了徒具虚名的空壳，这是一群拥有些许专业知识，但是完全没有灵魂的生物，他们的价值就在於他们的空架子和那点儿知识。灵魂，不论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别人，根本就一钱不值。
　　
　　实际上，在文革结束之后，虽然“左”的一套逐渐式微，但“右”的一套却日益猖獗，逆向淘汰的现象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变本加厉。所不同的是，淘汰的标准变了：政治标准变得越来越有弹性，而人际关系、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倒成了衡量一个学者的主要价值尺度。目前，中国学术界选聘人材的首要标准是这样的：你必须甘当决策者的附庸，甘心为他们个人服务，你还不能争取自己的独立人格。否则，你就别想进入学术界。这是因为，历史因素已经决定那些掌权者们搞不了学术，所以他们选聘人材的首要目的就是要给自己装湟门面，搞“政绩”，至於中国的科技是否真的发展，并不在他们的关心范围之内。本来，从八十年代起，大批青年学者到西方求学，到科教兴国战略实施之时，正是他们学成回国之际。而根据科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文化的交流是促进学术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可中国的学术界却偏偏千方百计地阻止这些学者的回归。为什么呢？当然是怕手中的利益被抢走。(亦明：中国学术界的海龟与土鳖之争)。
　　
　　所以说，中国学术界的领袖们的自身素质决定了中国学术界的总体素质。用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在2003年校友工作研讨会上的话说就是：在选聘人材时，他们是“武大郎开店——能人进不来”；在培养人材时，他们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在干工作时，他们是“武大郎放风筝——出手不高”；在搞学术时，他们是“武大郎卖豆腐——人松货软”；在吹嘘自己时，他们是“武大郎踩高跷——假充水平高”；在抢夺学术资源时，他们是“武大郎扛烟袋——冒充外国洋枪队”。(闵维方：在2003年校友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说得真是太形象了！不过，我还要再续续貂：这些人在对待下属的时候，是“武大郎扬脸抽烟袋锅——硬充老太爷”；在面对公众时，是“武大郎领潘金莲逛街——自鸣得意”；在外国同行面前，是“武大郎与西门庆对垒——相形见绌”。
　　
　　这些武大郎搞学术的素质差，但在搞花样、搞腐败这方面却象是天才。在大跃进年代，北大中文系的一些师生仅用了35天就写出一部78万字的《中国文学史》，生物系的师生仅用40天就编出一本《河北省植物志》。清华大学也不甘示弱，在几个月内，编出近百部教材和专著，其中“学术泰斗”张光斗所在的水利系仅用了10天就完成了《水工概论》、《农田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测量》、《工程水文学》、《水工量测及模型试验》等“学术著作”。而武汉大学物理系则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要在几周内“建立世界一流的具有武大独特风格的新物理体系”。(张鸣：曾经有过的高教大跃进)。可想而知，目前中国学术界的领袖就是当年那些反右、大跃进的骨干。几十年之后，他们的政治本能和天才又在世纪末派上了用场。
　　
　　所以说，学术腐败在九十年之后开始盛行的原因是这样的：九十年代之前，尽管学术界是由二、三流的学者控制，但政治标准控制了他们的私欲，而国家对学术水平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再加上学术界是清水衙门，即使是想腐败，也没有门路。进入九十年代，学术界改由三、四流学者(也就是那些没有水平留学，没有勇气下海，又没有能力从政的学者)控制，但此时却什么标准都没有了，而“科教兴国”的金钱如同洪水般涌入学术界。此时学术界的当权派，又喜又惧，於是他们一手遮天，随心所欲，通过建立了那些科研经费分配“制度”，那些科研成果评估审核“制度”，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学位职称等级“制度”，把中国的学术界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一次又一次地上演欺骗人民和政府的丑剧。而那些所谓的“制度”，也正是吴瑞先生在那篇《自然-中国之声》文章中总结出的中国科技落后的部分原因。(吴瑞：提高中国科学研究的产出率面临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