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教育因素
　　
　　实际上，说一个国家的学者素质低，就象是说一个英雄胆子小一样，是有些矛盾的。这些学者不是博士吗？不是教授吗？不是院士吗？他们不是中国受到了最充分的教育的人吗？他们不是中国社会最有知识的人吗？他们怎么会素质低呢？是的，这些博士、教授、院士确实是受到了最充分的教育。他们也确实是中国社会最有知识的人。但所有这些，又恰恰是造成他们素质低下的最主要原因。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是中国的愚昧教育造就了这些畸形的学者。
　　
　　一般来说，教育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实用目的，也就是教育能够使受教育者满足自己的本能需求，如经济需求(就业、创业等)，社交需求，消遣休闲需求，等等。教育的第二个目的是理论教育，它使受教育者产生与未知世界相处的能力。除此之外，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也有各自独特的教育目的。比如古希腊斯巴达人的教育目的就是要培养身强体健的武士，古罗马的教育目的就是要培养参与国家事务的公民，等等。而中国的古代教育的目的更为明确，就是要保留过去，维持现状，制造单一。这个目的通过科举考试得以实现。其结果就是，这种教育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使受教育者的记忆力和模仿力得到了极好的训练，但却使他们丧失了主动性(originality)、创造性(creativity)、适应性(adaptability)、和发明能力（inventiveness）。
　　
　　(1) 愚昧的知识教育
　　
　　根据心理学研究，一个人的创造力首先来自好奇心，也就是发现问题，然后是对所发现问题进行思考，寻找解答。有些问题能够通过纯思辩得到答案，而有些问题则要通过观察和试验。没有发现问题的能力，不会独立思考，不懂得应用正确的研究方法，一个人就不会有创造力。关于创造力的原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因此，教育的最高境界是开启一个人的智慧之门，使受教育者获得创造能力。
　　
　　可是，中国的教育恰恰相反。从小学，甚至从学龄前儿童开始，一直到大学和研究生院，中国的教育都在一个地点内进行，那就是课堂；都学习一样的内容，也就是知识；都用一个方式来教授，那就是老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都用一根棍棒来驱使学生学习，那就是考试。在棍棒的压力下，老师机械地教，学生被动地学。学习本身成了负担，分数成了学习的目的。在生存的压力下，学习又成了生存的手段。在这样的教育体制和教育环境下，中国的学生很难对自然现象产生好奇心，而教育本身使他们几乎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样的教育制度、教育体系是残忍黑暗的，是愚昧落后的，更是丧失天良、摧残人性的，
　　
　　以灌输知识，而不是以开启学生的心智为主要教学内容，是中国教育愚昧落后的最显著标志。而这个教育体系最信奉的是这样一个口号：“知识就是力量！”这个口号是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那时的欧洲刚刚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苏醒，知识，包括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极度贫乏，所以这个观点在当时是正确的。即使是现在，基础知识的重要性也无可否认。但过份强调知识、甚至把传授知识当成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却是大谬不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逐渐进入信息时代，知识爆炸，信息量以几何级数增长，穷一个人的一生，也不可能学得某一领域知识之万一。“知识就是力量”在今天已经完全不再适用。对高级科技人才来讲，他们的“力量”在于如何寻找并且利用已有的知识来解决面临的问题，创造新的知识，创造更多的财富。换句话说就是，利用知识的能力比掌握知识本身更为重要。
　　
　　过度灌输知识的弊端很多，但最可怕的后果是使学生的好奇心丧失，能力衰退。这里所说的能力包括自学能力，交往能力，动手能力，写作能力，思维能力，与人合作的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判断能力，组织能力，甚至想象能力！试想一下，一个有着装满了知识的大脑的人，却没有上述能力，他的用处何在？
　　
　　(2) 浅薄的技能教育
　　
　　实际上，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每个民族，每个社会，在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教育目的。在古代中国，教育的目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在古希腊的雅典，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具有健全的体魄、高尚的道德、发达的智力，和谐的美感的自由人。实际上，这两种目的也是世界各国在其后两千多年中依循的主要思路：或者强调教育为社会服务，或者强调教育为个人的发展服务。
　　
　　那么，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早在一百多年前，美国高教界就开展了高等教育教育目的的讨论。是为了给学生以谋生的技能？还是让学生全面发展，成长为一个身心健全、兴趣多样、有自己独立人格的人？技能教育培养出的是工程师，农艺师，医生，律师，而全人教育培养出来的则是具有向各个方向发展潜能的“领导者”。考虑到社会的多样性和层次性，这两条教育路线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所以，在美国的剑桥市，既有世界上最好的培养领导者的摇篮，哈佛大学，也有世界上最好的技术专家训练场所，麻省理工学院。实际上，在美国，职业教育(医、法、商)基本上是研究生教育，也就是建立在本科教育之上的教育。这就综合了全人教育和专业教育的优点，当然也增加了受教育者的负担。哈佛大学在一个世纪前曾要把工科教育也变成研究生教育，但最后没有成功。
　　
　　反观中国的大学，他们基本不知道自己的教育目的到底是什么，对此也根本就不关心。相反，对于成名、对於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他们倒无比热衷。根据199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实际是在说，中国的高等教育以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为主。可实际上，中国的大学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比如，北京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就象是他们的母校一样，在这个世界上，茫然若失，手足无措。用一位北大毕业生的话来形容，他自己和99%的同学都是“废物”，“不仅丢掉了人文精神，而且生计也成问题。”(赵玥：北大精英自嘲“废物”：名校不能承受之重)。
　　
　　(3) 虚伪的道德教育
　　
　　实际上，中国教育的失败并不仅仅在於阻塞了青少年的心智和灵性，泯灭了他们的求知热情，摧毁了他们的创造能力，并且没有为他们提供维持生存的手段，而更在於它在学生的心灵中树立了虚伪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也就是说，中国的教育体系不仅造就出了大批高分低能的学者，而且培养出了为数不少的伪君子，并且扶植他们成了学术界的领袖。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建立道德价值观念，使受教育者成为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人。从西周开始，学校教育中德育(礼教)就居“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首。当时有“三德”、“三行”之说：“至德以为道本；敏德以为行本；孝德以知逆恶”；“孝行以亲父母；友行以尊贤良；顺行以事师长。”这个传统，被儒家总结成“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教育目的。孔子主张“教民以德”，“为政以德”，所以中华文化之本就是以德立国。中华民国建立后，由蔡元培主持制定的教育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其实质还是要以德育为主。新中国建立后，国主毛泽东亲自制订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当然，重视道德教育并不仅仅是中国的特色。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就是美德。而一个人只要知道什么是善良的，什么是正确的，就一定会去实践它。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1776-1841)认为，人类道德是由五种永恒的观念为基础的，它们是：内在自由、完美、善意、法律、正义。而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受教育者能够根据这些观念来调节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也就是成为具有“完美德性”的人。显然，赫尔巴特所谓的“完美德性”与儒家的“至善”是有区别的，而这个区别的关键就是把对法律的尊重、对正义的信仰纳入了道德体系。
　　
　　其实，东西方道德观的差异不止于此。儒家主张的道德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己德、私德、公德。己德是所谓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私德是所谓的忠君孝亲，兄友弟恭，而公德则是有些空洞的“仁者爱人”。前面提到，儒家的道德观具有其虚伪性。这表现在，第一，它不仅允许，而且鼓励一个人因私废公，徇情枉法。亲人犯法，要隐瞒、包庇、宽恕；自己掌权，要提携、照顾、偏向亲人。其次，中国的传统道德把诚信的价值放在孝悌之后，结果导致中国人具有这样的信念：撒谎、欺骗是可以接受的，不说谎话干不成大事。第三，中国的价值观更注重形式，而轻视内容。所以，一个人可以说一套，做一套。五十年代，毛泽东先是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不久就把它改成“引蛇出洞”，并且公开承认这是在搞“阳谋”。一个国家的元首都公开搞这个言行不一的把戏，就更不要提其它的升斗小民了。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中，引用一位名叫基德教授的话说，“如果选择这个美德作为一种民族特质，不仅是为了在实践上蔑视它，而且也为了与现存的处世方式形成一种对比，那么，就没有比‘信’更合适的了。中国人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表现，与诚信如此背离，因而他们的敌人会抓住这一点，来讽刺他们的表里不一。虚情假意、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和奴颜婢膝，才是突出的民族特点。”
　　
　　目前，中国学校中的道德教育完全是在继承这个虚伪的传统。在学校中，“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主要指学生守则教育，学校常规纪律训练，遵守社会公德和文明行为习惯的培养，以及养成青少年谦虚、谨慎、诚实、正直、勇敢、勤劳、俭朴等优良品质。”但在实际中，学生们崇尚的价值观无不与上述价值观相对立。比如，人们一面口头上尊重勤奋，但实际上对“聪明”更崇拜，对耍小聪明的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钦羡不已。现在的学生不仅不认为考试抄袭有什么不对，反而认为它是时尚。学生干部本应该是由那些“德智体”三好的学生来担任，但实际上，中国大学的学生会干部多数是一些以投机钻营、升官发财、谋取个人私利为求学目的的人，但在口头上，他们的调子唱得比谁都高。所以，在这个系统中培养出来的人，其道德素质的低下就是正常的了。而他们在成仙得道，当上院士之后，还要大张旗鼓、恬不知耻地到别的国家去学习“道德建设”，更是顺理成章的──他们本来就没有基本的道德观。
　　
　　道德教育的失败是中国学者素质低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虚伪盛行的环境下，追求真理几乎成为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