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私有经济的重要性不断增加，新近通过“物权法”，宣告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但中国语境中的“私” 字（Private, Personal）及其大量衍生词汇还是摆脱不了耻辱的贬义，而作为“利己之心”的“私心”（Private Interest, Personal Desire）仍然被解释为万恶之源“贪欲”或“自私”的同义词。这种经不起立诚推敲的荒唐观念，居然千载一贯，“家喻户晓”，代代相传，积重难返，几同深植基因。

切莫小觑了人性大本大源始发点上区区迷津。“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足以乱人心智，偏离“当行之路”，渐行渐远，积重难返，铸就千古大恨。

偌大华族，深陷其中，好比犯了天条，终至演变成为人类进步大趋势中的活得不明不白的另类（The Others）。新世纪中国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际，这种荒唐观念继续荼毒着心灵，阻碍先进文明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充当制度性腐败和假冒伪劣风起云涌的发酵真菌，使得种种立意美好的政策和法制姗姗来迟，或走样变味、有名无实，甚至转向反面。

人类和一切生物一样，都有“趋利避害”的利己本能；私心即利己之心，相当于孔子那时所说的“人欲”，天然正当，是一切谋生存、求进取的原动力。莫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任何一种生物如果丧失了利己本能，难道还有幸存世间的机会吗？

人类作为举世独秀的“万物之灵”，与鸟兽的根本差别在于拥有天赋灵性创造能力。

非灵性生物的行为受本能局限，蛇蝎也好，虎豹也好，不论如何凶残，无所谓善恶，也谈不上犯罪。

人类在“利己之心”驱动下，可以运用特秉灵性做出其他一切生物望尘莫及，超越本能局限之上行为：既利己又利人者谓之善，能够带动群体、社会、国家共同发展进步，是为常识公认的人间正道；反之，损人利己者谓之恶，为害群体、社会、国家，造成破坏、停滞、倒退，甚至走向自我毁灭。

利己之心趋于极端，形成“唯我主义”(Egotism) 或即“自我中心” 、“自私”（Selfishness）状态，就会驱动灵性智慧，不惜损害他人或集体利益以满足自己超乎动物性生存本能之上的需求，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

人类特秉的灵性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向善利众，可以作恶犯罪；关键端视那驱动力，即利己之心主导下的取向了。

以损人利己为特征的“自私”，相当于孔子那时所称“贪欲”，是人类世界的万恶之源、社会进步之大敌。基督教的“原罪说”，也许可以理解为唯人类特具的“自私加灵性”的犯罪倾向，若不自觉救赎（纠治），人人在所难免。

必须把自私与私心（贪欲与人欲）这两个概念严格区分开来。自私虽然源自私心，但不同于私心，就好象细胞与癌细胞，人与盗贼，狗与疯狗，是不能混为一谈、划上等号的；在英语中，这俩者既非同义词，甚至不算近义词。

防范、克服自私，需要弘扬利他之心（Benevolence），即人们常说的爱心（公心）以调控利己之心，发挥祛邪扶正的作用。

爱心如此重要，但人类天生的爱心十分微弱，远不足以实现上述调控“利己之心”，驱策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目的。

人和禽兽都有一点儿原始的有限的属於本能范畴的“利他”因素，藉以维持或至少暂时维持自己同配偶和生育的後裔等的合作关系，即社会学家所称“首属群体”（Primary Group）中血缘和亲密核心成员之间的共存关系，是为接续、繁衍物种的起码需要。

人类天然的原始的那点儿爱心，不比灵长目动物的本能高出多少。自从三百多万年前“真人”（Trueman）显踪，几十万年前出现现代智人（Modern Homo Sapiens ）以来，灵性人类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一万多年前）草创文明之前的漫长岁月里，除了和灵长类动物一般在丛林里讨生活，还干些什麽（较之直立和使用工具）更为重要，堪称人之所以为人的“崇高事业”？我们不妨想像，人类足足化了数以十万年计的时间，凭着天赋灵性，在一切生物共有的私心本能基础之上感悟、积累、培育、传承、发展成功那赖以建立文明的爱心或公心（语言和文字的出现，极大地有助这种观念的培育、积累、传承和发展），逐渐形成“合作比不合作好”的观念，懂得互相残杀并非人际争强的唯一选择，既利己又利人，方可群策群力，最大限度发挥灵性创造能力。

十九世纪中期的现代心理学奠基人，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佛洛依特（Sigmund Freud，1856－1939），断言道德的基础来自性本能（Libido）的唯乐原则，并非过甚其词。“食色性也”，有了食物维持生命之馀，性就是出乎私心本能的最大人欲。满足性欲的简单方式是强暴，但霸王硬上弓，会遭遇阻抗，享受不到两情相悦、和谐美满的性生活情趣，还有遭受报复惩罚的风险。灵性人类终能悟出一个了不起的道理：合作化的性生活比不合作的为好。於是，出自生物本能的性欲可能就成了灵性人类私心升华，萌发“高阶爱心”的重要源头。“聪明”人懂得对自己倾慕的异性对象，不是简单地强行占有，而是发扬利他的爱心，投其所好，善献殷勤，培植对方的好感、信任和安全感，诱发同浴爱河的情欲共鸣；一旦成功，不仅顺畅满足一时鱼水之欢，且能建立持续稳定、互相呵护的恩爱关系，由孤家寡人进至可靠合作伴侣形成的两人世界。於是灵性人类得天独厚，有了超乎鸟兽发情本能之上的人世爱情这回事。

藉灵性智慧选择爱情代替强暴，并感知爱心无限奇妙，类而推之，领悟人际关系“合作比不合作好”这个貌似浅显其实来之不易的天道至理的人们，率先建成比较牢固的“首属群体”和由此为始扩大“组织起来”的血族社会。

个人需要依仗集体的强势和多功能，方可成功地应付力所不逮的挑战，并分享唯集体力量才能获致的巨大成果。亚里斯多德揶揄得好：“凡离开而自外於城邦（社会集体）的人，如果不是野兽，那就是一位神。”马克思说：“人是最名符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人类文明就是在交叉组合的集体生活即社会生活中存在、发展和进步的。

血族社会靠着爱心（公心）调控私心的神奇功能，拥有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发挥的非常优势，产生了主动利用和改造自然条件的强大能动性，不复停留在被动因应大自然环境的状态，破天荒显现了“生产力”发展进步，向氏族部落和雏形国家过渡的大趋势。在丛林世界的淘汰机制中，那些停留在强暴苟合阶段，不见开窍长进的同类，不免在具有爱心道德优势和相应合作优势的血族社会群体面前相形见拙，若不仿效赶上，终要落後、挨打、淘汰，以至开除球籍。

因此可以说，爱心或公心始自“首属群体”，亦即最自然的基本社会组织──家庭。“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故《易》基《乾》、《坤》，《诗》始《关睢》，人类文明由此发端和传承不止。重视和珍惜家庭价值，根本意义在此焉。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在《远古以来人类的生命线》（1989）一书中说：“人类组成了血族社会才是脱离动物界的标志。在血族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由合作代替了争斗，在获得食物和性伴侣中出现了不同於动物的规律，这种规律实际上便是道德的最初形态。”

该书引用了M.D.萨林斯《社会的起源》（《科学的美国人》1960年第3期）的一段话：“在有选择地适应石器时代的种种危险的过程中，人类社会克服或贬抑了灵长目动物的种种习性，如自私、杂交、争雄称霸、野蛮地竞争等等。人类会用血族关系和合作代替冲突，将团结置於性欲之上。人类社会在其最早的时期中实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克服人类所具有的灵长目动物的天性，从而确保了人类的不断进步的特点……人类这种灵长目动物当时正处於同大自然生死攸关的经济斗争中，所以负担不起社会斗争这种奢侈品。合作而非仅竞争，是必不可少的。”

人类，唯有人类，实现了这场历史上不同凡响的伟大的变革。这是万物之灵在漫长岁月严酷生活实践中，特秉天赋灵性引导私心升华，爱心（公心）萌发、丰富、深化、健全，以致理性化和体制化的结果；是人类得以脱离兽性生存方式，逐渐形成建设性的人际关系以至社会性的集体生活，有所发现、有所掌握和运用事物的客观规律性，草创唯灵性人类独有的文明社会、并且不断发展进步的必要条件。

本文所说“利他之心”、爱心或公心，皆指人类特秉灵性创造性思维作用下後天感悟、积累、培育、传承、弘扬而来，超乎生物普遍本能之上的“高阶爱心”而言。

这种爱心并非天生，而是靠着私心加上灵性的感悟作用，从传种接代本能之上衍生出来，但又相对独立於私心。

爱心萌发，调节私心，刚柔相济，灵性焕发，人类方得出类拔萃，走出丛林，成为天地众生间的唯一强者。

私心与爱心（简称两心）按先後、主次而论，私心为第一性，爱心是第二性。要认定私心为第一性，是生物普遍本能的直接延伸；人类一切行为的真性原动力来自第一性的“利己心”，包括因“利他心”做好人好事的真性动力也是来自“利己心”，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说，是不可能存在的太虚幻境。

吾人称颂集体主义，爱护的集体必指自己的集体，而非竞争对手的集体。提倡阶级观念，要求热爱自己的阶级，而非敌人的阶级。通常我们说，一个人应该爱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乡里，自己的祖国，懂得“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起而保家卫国；其根本原因都是出於追求自身利益的共同本能。归根到底，即便最夸张的集体主义或阶级观念，也总是意味着对於每个人必不可少的生命活动原动力即利己之心或私心的不言而喻的肯定。

青年毛泽东曾经致力於寻找“大本大源”，对於人性“两心”曾有非常卓越的认识。大约在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一八年上半年，他在详读了德国康德派哲学家、伦理学家包尔荪（1846－1908）的代表作《伦理学原理》後，写下了大量批语。其中在评论该书引述叔本华强调自然人类的利己性时，他发挥道：“人类固以利己性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乃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他又进一步说道：“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到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显然他相信人类不仅有利己之性，还有利人之性；两者以利己性为主，利人也是为了自利，绝非无缘无故，莫名其妙的天生善念，所以两者其实出自一性──利己性。

毛泽东在这份批语中还说：“吾於伦理学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道德所以成全个人”，“个人有无上的价值，百般的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的价值大於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於最高之谓。”（引自李锐《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天地图书1996版）

中国圣人孔子和西方救世主基督创导仁爱之心，前提都是确认世人首先懂得爱自己；一个不知利己的人是谈不上什麽推己及人的。基督教和儒家（不是伪儒家）学说一样，从不夸夸其谈“大公无私”、“破私立公”、“毫不利己”、“无我”或“忘我”之类过甚其辞，迷乱本性，误导失真，似是而非的自欺欺人高调。提倡道德绝非以私心为敌。写基督教《神学大全》的著名神学家阿奎纳（Thomas Von Aquin，12225－1274）说得明白：“道德的净化并非要彻底去掉七情六欲，而是使七情六欲合于规范。”这就是儒家学说的八字要旨：“肯定人欲，引上正道”，如此而已。

且不说获取可观报酬的形形色色慈善机构经营者，就算那“纯属”施舍的善人，做善事的背後常常需要沽名钓誉、积德延寿或进入天国等好报作为精神动力，所谓不望报者，不在乎直接回报，甚至不在乎受惠人知不知道，感不感恩，要的是更高层次的收获，或者是一种激励自信以求取胜利，或证明堪获上帝预选的精神力量。这么说很容易被一些道学家怒斥为亵渎了神圣高贵纯洁的爱心（公心），叫人羞羞答答，但如果你我“诚其意，毋自欺”，说老实话，说真实体验，并且相信也是全体人类的共同体验，无非就是如此。毛泽东尝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如果爱心竟同自身利益毫无关系，岂非无缘无故了？

孔子以后的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孟轲也说：“人有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章句上》）奢谈天下国家，否定个人本位，否定“个人利益”，可不丢了根本？

摆正了私心第一性的地位，老老实实承认人首先是为自己而活着，才有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才有确保自身自由发展权益的要求，才有马克思所说“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又因第二性的爱心或公心的调控制约作用，人们意识到在要求保障自身权益的同时，也必须尊重和肯定他人同样的权益要求，方才符合自身的根本的长远的也是最大的利益。民众因而需要选择和建立政府，实行民主共和政治，通过制订和贯彻适当的行为准则，保障人们能在互相尊重各自权益的条件下谋求自身的发展（既有平等，又有自由），从而争取造成一个利於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科技发明、制度创新纷至沓来，驱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环境条件。对於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者来说，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全在於此了。

孔子倡导儒家学说。作为儒家学说核心的“仁学”，摆明了就是“为己之学”。“仁者人也” （《中庸》），“仁”（Humanity）是一种专门阐发“万物之灵”“为人之道”的学问。而体现“仁学”精华的三句话：“仁者自爱” 、“仁者爱人” ，以及“仁者使人爱己”（《荀子．子道篇》），简洁地概括了上述两心调谐原理的真谛要旨；“肯定人欲，引上正道”是也。

摈斥“爱心”的自私或唯我主义者其实是傻瓜。爱心（公心）不但有利自己，而且是一种最为他人和集体乐於接受的爱己方式，或者说绝顶高明的利己之道，应视为每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所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爱人者，人恒爱之；恶人者，人恒恶之。爱心（公心）为你带来尊敬、赞美、信任、支持、多助、和谐以及安全感。因此，爱心（公心）不是无谓的牺牲，而是成功和快乐之源。

爱心扩展到集体公共利益范畴，就是公心了。公共利益者，无非众多个人利益共性因素的集合。“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一简明方程式表明，为我的私利就是公益的源头、动力和内容。所谓无私的爱心或公心，怕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当做夸张的文学语言或许不伤脾胃，如果认真实行起来，不是弄虚作假，就是害人匪浅了。

爱心（公心）与私心，相当于人类驱动灵性创造能力的一双推手，本质上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不必要形成对抗，更不容互相否定。任何个人、集体或社会，欲求经营成功，爱心（公心）与私心，亦即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者必须协调得宜，达到一个合乎当时当地环境条件的优化交会点，方能烘蒸郁衬，相得益彰，根深叶茂，欣欣向荣。

在人际社会生活当中，利己与利他两心一旦达到符合当时当地历史条件的最佳协调状态，则利己之道远离自私孽障，进入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高级型态：懂得“爱人使人爱己”，乃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达则兼济天下” ，体现“天之至私，用之至公”（黄帝《阴符经》）之妙。这样的境界，是为任何个人、集体、国家，以至全人类，求取可靠、长远的最大利己效益的皆大欢喜、互惠互利、无比高明成功之道。借用科技术语，不妨比拟为数学上对非线性无约束多元函数寻求每个变量的偏导数等于零时对应的极值，本文以无线电学名词“调谐”称之。

这就是本文奉为圭臬的“灵性－两心－调谐”原理或简称“两心调谐”原理的立论大意。

现代辞书定义的“文化”，广义而言相当於社会精神和物质产品的总成，包罗万象，囊括一切。所谓文化的先进性，首先应当体现在灵性创造能力循正向顺畅发挥，社会良性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上。从大本大源意义上说，这个大方向的成因，在於文化的根本，或根本的文化，亦即一种反映灵性两大调节元--私心和爱心（公心）调谐状况的基本伦理观念，可称“心态文化”，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即主导性的共同价值观或深层社会文化意识，就像一双看不见的推手，隐然操控著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早在两千五百年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提供了一整套两心调谐化的理性信仰体系，可惜这种理性学说超越了上古时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局限性性，行之不通，到处碰壁，孔子本人也不得不自认“知其不可而为之”了。

尤其不幸的是，西汉以还，孔孟之道被扭曲、篡改成为反人性、抑制自我意识的愚民要术，并且封神立教（所谓“儒教”），教为政用，政教合一，沦为维护专制统治体制超稳定运行的社会控制论。南宋而下，朱子之学大兴，伪儒变本加厉，高踞“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制高点”，造就了“崇公抑私”，以至“公而忘私”、“大公无私”观念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私心进取积极性惨遭压抑和阉割之馀，华夏一族几陷于毫无进步的非灵性动物型简单再生繁殖状态。

借老庄哲学之名，揉合巫、史、祝、卜等神秘莫测特色发展起来的道教，以及中国化了的佛教，都曾盛极一时，并对中国人的“心态文化”发生深远的影响。佛老哲学观念虽有根本区别，但都使得人们在严峻的生存挑战面前一味退缩，在痛苦面前一味以精神的自我努力或祈求神佑化解。

常居中华文化主导地位的伪儒倡导的“礼治”秩序及其道德观，表面上和佛老的宇宙论、人生论颇不相同，前者重共相方面，後者重个相方面，但两者恰恰得以互相补充、互相配合。伪儒的纲常观念从强制的外在规范方面取消、压缩、抑制自我主体；佛老的人生理论、人生方式，可说从个体内在方面取消、压缩、抑制自我主体。

外在压力使人丧失独立人格，丧失个人追求幸福、争取发展进步所需的文化和环境条件。内在压力使人丧失自我意识，丧失个人追求幸福、争取发展进步所需的主体愿望和能力。两者默契合作，使中国人无所逃于天地间，形成了中国最深远、对国民性格和心理影响最大的传统──价值取向的共同性，那就是要取消“个人本位”观念，进而取消人的灵性创造作用或社会发展进步的可能性，说到底就是要取消“人”。

怪不道有人说，儒（伪儒）、释、道结合，等於阿Q精神！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曾经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列举了十四项对照，可以看出这种价值取向支配下“国民性格”的差异（东－西）：自然的－人为的，安息的－战斗的，消极的－积极的，依赖的－独立的，苟安的－突进的，因袭的－创造的，保守的－进步的，直觉的－理智的，空想的－体验的，艺术的－科学的，精神的－物质的，灵的－肉的，向天的－立地的，自然支配人间的－人间征服自然的。

他以为：“东西文化之差别，可云一为积极的，一为消极的。” “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实无庸讳言。中国民族今后之问题，实为复活与否之问题，亦为吾人所肯认。”

这种价值取向支配下，虚伪性成了中国人无处不在，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

西方人光明正大地为自己而活，勇于维护和增进自身的权利；中国人世代相传，据说不该有自我意识，是为君国、尊长而存活的奴才命，只能指望天降明君贤臣恩赐好日子。可奈没有一个大活人可以抹煞掉私心而继续存活；中国人必须违心地妆扮成无私无我的模样偷偷摸摸为自己谋利益，於是弄虚作假就成了一种基本的习惯性生存手段，日常生活中充斥着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的伪善表演，厚黑权谋之道被视为最高智慧，全国终要变得像一座互相欺骗做作的大戏台。

青年毛泽东说得好：“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 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毛泽东致恩师黎锦熙信》1917）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Friedrich Hegel）可能是西方最早挑明中国社会痼疾的明眼人之一。他看到那儿“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的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

世界上还有比假装可以不要私心过日子的假仁假义更大的虚伪、更大的说谎吗？

真、善、美，真是第一，没有真，还有什麽善和美？中国“国民性格”的许多阴暗面，太多阴谋、内斗和狡诈，莫非根源在此。

这样的“心态文化”大环境中，缺乏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驰骋空间的知识精英，就如依附在统治阶级这张皮上的毛，把天赋灵性智慧，大量投入吹牛拍马、歌功颂德、精研八股、玩弄权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李贽《焚书》）。既然大家当骗子，文人相轻、互相歧视，怎不一盘散沙？统观秦汉以下的中国传统学术界，论说浩如烟海，除了铺陈华丽的表面文章，真伪杂陈的史料堆砌，阴阳五行之类莫名玄谈，找不到一部具有科学价值的创造性研发人生和自然规律性的大作。偶有片言只语真知灼见，宛同电光石火，稍纵即逝，即便留有痕迹，堪以聊供谈助，借以自慰天下第一，但那有什么真成得了气候？

在文学领域，体现人之所以为人，具有个性探索深度，颂扬个人奋斗精神，在“大私”基础之上弘扬“大公”，从而导向两心调谐意境的伟大作品，可谓非分之想。中国有些非主流或失意落魄文人，在地下或半地下状态写出了一些多遭查禁的佳作，包括屈指可数的几部传世长篇小说，苦於土壤条件贫瘠，营养底气不足，也难同十八、十九世纪西方灿烂纷呈的煌煌古典巨著群相提并论。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明的悲哀了。

反人性的伪儒何来奢望灵性创造能力顺畅发挥驱使社会发展进步？尽管闭门以天朝上国自居，终於愚昧落後到了不堪外来强者一击，没有招架余地，任凭欺凌宰割的悲惨境地。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指出“中国由草昧初开之世以至于今，可分为两个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後为一退步时期。”春秋大笔法也！

专制政权为什麽造就这般千古自闭症结，不惜国家民族付出如此天价？三百年前黄宗羲说得明白：“使天下之人不能自私（作者注：这个自私指“为自己谋私利”，不同于损人利己的唯我主义），不敢自利，’从而‘以天下之利尽归於己”也。（见《明夷待访录．原君篇》）

所谓中国“国民性格劣根性”，须知其根源绝对不是中国人先天生理基因缺陷，问题在于根深蒂固的“崇公抑私”以至于“大公无私”型两心失衡“心态文化”顽症长期腐蚀心灵的恶果。

与上述否定自我的反人性愚民术配套，中国语言文字也形成了一个不可饶恕，贻祸千古的相应缺失，适足以支持这种“心态文化”致命迷津的存在与发展。

在汉语辞书中，私和自私这两个不同概念，历来都用一个私字为主体表达；私的定义，不仅是“对公而言，谓属于一己者。”而且说“私者， 私欲（常作贬义，等同贪欲或自私）也。”；遂有，“私者，邪曲也。”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文字中凡属自私及其引起的或有关贬义、不法事物，依然一律与私混为一谈，肆无忌惮地把私字当作自私的同义词或代名词，赋予恶性贬义。例如私（Selfish Desire）、 私念（Selfish Ideas）、私曲、私见、私意、私门、私自、私房、私盐、私囊、私货、偏私、走私、缉私、私怨、私情、私通、私奔、私弊、私生子、私底下、私相授受、私心雜念、暗室私心、私心藏奸、徇私舞弊、植黨營私等等不一而足。倒底私和自私要不要区分，怎么区分？不想冉冉两千余载，数不尽斯文脉流，无论《说文解字》、《文心雕龙》、《康熙字典》…… 当今两岸三地不计其数汉语辞书，竟不见哪怕一位文人高士或语言学家加以质疑、辨析、澄清过。 　　

汉语中私字的意义如此驳杂，“受恩独厚”即偏心眼也叫私，于是产生了关于“大公无私”的误会或移花接木的可能性。

中国古籍本来没有“自私”这个专用词，可能是西学东渐以后，参照西洋文字才区分和发展出来的。孔子他老人家所说的“人欲”与“贪欲”，分别对应着我们这里讲的“私心”与“自私”。孔子批评过的私，其实常指“私厚”即偏心眼而言。
　　
孔子当年为子夏讲解“民之父母”应该做到的“三无私”，曰：“天无私复，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这里讲的三个“无私”，就像莎士比亚所说：“同一的太阳照着他的宫殿，也不曾避过了我们的草屋，日光是一视同仁的。”（《冬天的故事》）指陈天意或大自然的恩泽或机会无所偏心，并不是什么毫无利己之心或即没有私心的意思。 　　

把“大公”同这个“无私”连在一起，用“大公无私”来形容无所偏心的公正美德，本无不当。但在一个倡导“灭人欲”的社会里，凭着字义互通之妙，这个本来形容公正原则的“大公无私”，非常容易，甚至不可避免被人有意无意几无破绽地移花接木，把本意赞美公正美德的“无私”两字曲解为否定人性本源第一性的私心。于是“大公无私”变成了“以公灭私”，即消灭私心的荒谬主张和响亮口号， 戴着冒充的真理光环招摇过市了。

东西方“心态文化”的差异，怎样会对国家民族的命运造成重大影响呢？

人们对于同一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时，尽管所有涉及条件完全相同，也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以至产生迥然不同的结果。这是因为，人的“心态”因素往往在选择路向时起着决定性的引导作用。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在探究欧洲十六世纪以後的社会大变革的原因时，曾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

有人指称韦伯理论为“文化决定论”，其实不然。韦伯和马克思一样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利益（经济动力），而不是理念；但是韦伯强调指出：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

每个人群，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强大的利益追求愿望，或者说强大的经济动力，但他们的社会精神气质，或者说基本理念可能大相径庭，因此，路轨上的“转辙器”会将社会引向很不一样的发展途径，加上其他环境条件差异的影响和制约作用，有的蓬勃上进，有的昙花一现，有的因循往复，有的踯躅不前，有的倒退消亡。

韦伯所称“转辙器” － “理念”、社会精神气质或“精神杠杆”，与青年毛泽东曾以为可以“动天下之心”的“大本大源” （《毛泽东致恩师黎锦熙信》1917）相当。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就是用上述“两心调谐”原理定义的“心态文化”吗？

就在中国社会价值观致命孽障甚嚣尘上、阴霾漫天的晚明时期，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宗教革命成功，扭转了中世纪教会腐化堕落、压抑人性、钳制思想自由的逆流；继文艺复兴焕发的“个人重要”大觉醒，神性的人本主义（个人主义）与爱心救赎教义相结合，灵性创造能力大放异彩，民主启蒙，思想解放，科技革命，经济活跃，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度的大转折已然势不可挡。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

马克思主义相信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剥削、压迫之根源，并因盲目生产造成社会性浪费，应当由公正合理的公有制予以取代；但马克思并不是把社会、集体（联合）认作公有制的基础。他设想的是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联合”，打破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不民主的枷锁後，“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个体会在其发展中形成“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从而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自由个体”，就是要求实现每个人和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的和谐关系，使人人成为可以充分发挥个性特长的“自由个体”（Free Individual）。人类因而可以在其发展中超越仅仅追求物质需要的历史阶段，超越人类社会的动物状态，进入真正的人类状态。这就是上面反覆讨论，引为天道人性基本公理常识的两心调谐原理阐明的优化运行状态。

建国初期，按照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承认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存在一致性。舆论宣传反对自私的“个人主义”，强调为公的“集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不否定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人们不必讳言参加革命首先是求生存、找出路、谋幸福，然后才有为革命事业奉献的觉悟。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同路人，因贡献、能力和影响大小得到了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工农大众从社会底层翻身当上了国家主人，进入领导阶层，参与管理决策。衣食不继的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劳动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政府制订了干部、职工等级工资制度，建立了精神表彰、物质奖赏和升晋级等“好有好报”体制，鼓励每个社会成员在革命责任感的名义下，高扬敬业精神，争取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优异业绩。党对知识分子热情关注，特别欢迎海外优秀学者、专家来归，领导人礼贤下士之风，使得无数英雄竞折腰，相信从今有了一个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报效国家民族的大好机会。

中央制订和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方针政策，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物资供应丰富、物价稳中有降。在苏联援助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项目执行得比较好，特别是基础工业建设如火如荼、突飞猛进。人们普遍相信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关于建成公正合理、繁荣富强新国家的美丽蓝图必将付诸实现。

可惜好事多磨、好景不常，不过七、八年，到1957年反右斗争时，这样的两心调谐化的上升发展趋势便嘎然而止了。

1958年, 出现了“兴无（无产阶级）灭资（资产阶级）、破私立公”这样的战略口号，官式地把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消灭人性两心中第一性的发展进步动力之源──私心两大任务配了套，从此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实现每个人和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的和谐关系，使人人成为可以充分发挥个性特长的自由个体”的初衷。是年，“大跃进”和“一大、二公、三纯”的人民公社登场，全国范围不约而同出现了各级领导自导自演“高产卫星”的超级“假大空”骗局。1961年，全国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新高潮，号召学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纯粹的人，高尚的人，真正的人”。1963年开展学习雷锋运动，要求人人认清私字为万恶之源，“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彻底批判个人利益、个人奋斗、个人英雄主义，“对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消灭自我意识，甘当平凡螺丝钉，做党的驯服工具，至此人人“谈私色变”。接着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提出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斗私”是要斗掉私心；“批修”，就是批判修正主义，而修正主义的根子就是一个私字。

事有蹊跷。大搞灭私、斗私的革命化运动中，被大张旗鼓赶尽杀绝的私心（Private Interest），在当时中国的官方英译文本中，一律暗度陈仓，被译成了神人共愤的自私（Selfishness）一词。既然中国批判、否定的“私”字，在英译文件中统统被转译成了“自私”，于是视私为天经地义的西方世界就大可以放心了。许多西方人因此信以为神秘的东方中国正在向自私（Selfishness）开战，缔造一个道德楷模至善奇境，仰慕之心油然而生焉。

中国社会一切人的私心连同自私，表面上被赶尽杀绝，片甲不留；实质上由于“破私立公，大公无私”的虚妄性，不仅自我抑制了灵性创造能力的发挥，并且沦为充斥伪善口号的罪恶渊薮。万恶的自私，必定会利用大公旗帜作掩护，改头换面竭尽诡谲伎俩能事以求一逞，其危害性较之显性的自私表现有过之而无不及，且因浸透了虚伪的毒汁而怪象百出，更形险恶和严重。

如所周知，中国人民为两心失衡愈演愈烈的价值观，以及相应的无比宏大的改造人性 “社会实验”，付出了不胜惨重的代价。

文革以后，中国遇上了有史以来发展经济最为强烈的内部要求和空前有利的外部条件，适时地抓住机遇，实行改革开放新政，调动了海内外形形色色的私心进取积极性，绩效卓著，举世惊艳。今日就总体经济实力而言，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已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引擎，并且继续维持强劲增长的势头；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义务和影响力相应地与日俱增。无疑中国已经处于整体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路口。

但是中国至今没有树立一种社会性的“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也缺乏堪以支持和护卫这种价值观的“权力制衡”体制；因此，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尽管快速发展令人眩目，仍然未能形成一种真正利于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大环境。

不仅如此，中国面临严重道德衰败、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渎腐败、假冒伪劣，以及种种爆发性潜在危机。其中制度性官场腐化如火如荼而起，几乎药石罔效；经济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外贸出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贸易壁垒政策，市场和金融自由化路途遥远；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持的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业升级转型也难；先进科技不脱“拿来主义”格局。问题的深层根源都在于此。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学章句》）最无奈自主创新能力欲振乏力，总是脱不了步人后尘的格局。中国科研人员数量仅次於美国，已居世界第二位；按购买力平价计，中国的科研投入也已超过日本，仅次於美国，列世界第二位；还有在欧美和日本等留学的大量优秀人才回国。然而，这一切都无法取代两心调谐化“心态文化”的“转辙器”作用。

如果中国式“心态文化”继续恋栈自欺欺人的致命迷津而不克自拔，不能还“私”以天经地义的“正解”，不能把“私心”与“自私”明确区分开来，不能善用包括真版孔子思想、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基督教等宗教教义中的“两心调谐”内涵，为私正名，为公正名，与时俱进，再造中华价值观，那么生活在如此混沌语境中的亿万人众，就不可能真正成为天地间具有独立人格意义的“万物之灵”。

“以人为本”、“科教兴国”、“深化改革”、“和谐社会”、“大国崛起”者，无不需要两心调谐化的心态文化为基础，还需要适当的“权力制衡”体制作为这种心态文化忠实不渝的守护神。

2007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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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孔子密码－儒家学说的现代诠释》 庞忠甲著，中华书局（香港）2005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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