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另一種學術與思想打假：“北大學子看張維迎”一文的駁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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螞蟻格格:另一種學術與思想打假：“北大學子看張維迎”一文的駁辯

現在人們品事評人，總是要走極端，要把一個邏輯貫徹到底。說事如此，評人也如此。

這究竟是國民性呢，還是某些人的特性。未作考證，不得而知。

反正辯證法早被學者聞人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因為據說，它不可驗證，找不出可驗證的含義。這是學者們告訴我的。姑如此吧，就算辯證法是非科學吧！但總歸有做人的智慧在裡頭吧。總可以預防我們評事品人的走極端吧！如是觀之，辯證法還是有些作用的。作用之一，簡單得很，就是叫我們莫走極端。走極端，鄉下人稱為“犯邪”，城裡人說“一條道走到黑”。

“北大學子看張維迎”這篇文章，把張維迎捧到天上去了，仿佛他就是孫中山，就是革命者秋瑾，就是孫中山的追隨者蔣介石，就是中國的偉人。總之是大人物就是了。他就是鄧小平，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由他來設計的。你從文章可以讀到，張維迎比同時代的人醒悟得早幾十年，什麼產權改革，什麼雙軌制之類，他都是始作俑者。我們的改革就是按他的路子走到今天的。因此，由此觀之，政治界有鄧小平，他只是實施者之一；學術界與思想界，則有我們偉大的張維迎，他是帝王師啊，引領着各代核心，各代領導人物，向既定目標邁進。這就是改革史，這就是開放史。

張維迎當然不能比作毛澤東。那些愛張維迎的追隨者不同意這樣比，怕玷污了張維迎的偉大。任何一個自知之明的人都知道，毛澤東在這個地方，簡直是邪惡的力量的化身。我們先姑且不論這一層吧。

反正，總之，無論如何，張維迎簡直就是天下第一等聖人，是孔夫子再世，至少也是孟亞聖再世了。或者說，他就是魯迅，魯迅不是被毛澤東稱為現代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嗎？

張維迎開創了一代風氣嘛！他有原創嘛！他不與無恥的人論爭嘛！他預言幾十年的中國的制度變遷的走向嘛！他在塑造大中華的人民的思想、道德、意識形態嘛！企業家也好，政治家也好，還有那些愚公也好，都要按張維迎定理做做智力或知識的操練嘛！這都是那篇文章的作者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的。他當然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了。毛澤東說魯迅是第一等聖人，實際上那個判斷看來是不對的。現今，文人界（是文人界，不是文學界。中國有文學界嗎？）又說胡適才是中國一等一的聖人呢，因為他閒適，符合中國的和諧社會的標準；又因為他講民主、講自由，還在四九年代表知識份子與蔣介石競爭總統職位。因此活該胡適取替代魯迅成為一等聖人。不過，胡適後來未當成總統，因為他明白，蔣介石讓他競選總統，是虛晃一槍，並不真要他當，是作戲的。這就更成了一等一的聖人了。你看，胡適遠離了權力了，他不當總統了，因此，不是獨立的知識份子的立場又是什麼呢？

順便說一句，我上面引出了愚公，又說愚公要接受張大聖人的智力操練。這個說法是有根據的。記得，張維迎曾在一次公開的演說中講到，愚公真愚，他為什麼要挖山不止啊？他太愚笨了！他理應離開這座大山嘛！這才是明智的選擇嘛！可見愚公智識未開，頑冥不靈！！

言歸正傳吧：

今天，按照《北大學子看張維迎》這篇文章，我們不是又看到了一個新時代的胡適的再世了嗎？這就使張維迎取代了胡適而成為現今的中國的知識界、學術界、思想界的一等聖人了。

讓我們慶祝新的聖人的誕生！！

照理來講，他比胡適更偉大，遑論什麼魯迅，更不在話下了。你看，他成功地扭住了改革，使它向資本主義道路迅跑，打左燈，往右轉，既有學識和判斷，又有謀略。學問堪比弗理德曼，謀略當如蔣介石。這裡，我不想提謀略當如毛澤東，因為毛澤東三字我們的聖人們恨不得要逐出中國史了，茅于軾先生就曾恨恨不已，說過，他（毛澤東）的歷史不值一提，因此，我們就改口說謀略當如蔣介石吧！再說胡適也認為，蔣介石代表了中國政治的正統，故如是。

我們的張維迎先生既有高深的理論，又有直白而恰當的表達。文如其人，理如其骨，又詼諧，又生動，要文風有文風，要智謀有智謀，要修養有修養，要思想有思想，不是一等聖人又是什麼呢？

比如吧：

他說過，國有資產當如冰棍，要趕快賣給賣得起冰棍的人，否則化掉了就什麼也沒有了。

再比如，他的另一個高論，即吐痰論：眼前一碗飯，老大、老二、老三都想吃，老大最有城府，做事有流氓氣，猛地往飯里吐一口痰。老二老三看了噁心，這碗飯於是就天然成了老大的了。這是多麼偉大的理論創造啊！他的這個以故事講到的經濟學模型，不就是中國轉型社會的活寫真嗎？愚公是不可能懂得這個轉型理論的，郎咸平作為“無恥”之人，更不知這種轉型之奧妙。

不過，我要講，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還要設計一個場景呢，還要讓資本家和工人一一進入現場呢，然後才開始讓他們表演誰是僱傭者，誰是被僱傭者，最後經過一番“貨幣---資本---貨幣”的循環，才最終找到了那個剝削者，看啦，剝削者就在這裡！我們的張維迎先生呢，不需要什麼中間過程，吐一口痰，看啊，產權明晰了，社會轉型了，資本英雄出現了，這就是新主人了！這就是可以寄予厚望的企業家了！

這是一個轉型社會，俗話說，亂世出英雄。這樣的說法不完全對，我要說，亂世出聖人。這個聖人就是張維迎。

凡事要較真，這樣才能得理，才能出“道道”了：這裡的“道道”並非哲學上的“白馬非馬”，或者張維迎所講的，在白馬上劃道道而成了斑馬的那樣的“道道”。看起來，徹底的張維迎是善於比喻的，他的一句，是可以勝過一萬句的，其力量就不僅僅是“力透三尺”，或“力透紙背”了，更有進者，他的話會穿透歷史的。是的，張維迎作為中國之第一等聖人，是在穿透並塑造中國的歷史的。這是《北大學子看張維迎》告訴我們的基本結論。

不過，還是要回歸到“認真”二字。我等不才，不得不引用毛澤東的話，他說過：

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員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是要講”認真“二字。剛好張維迎是共產黨員，是偉大的黨中的一員，因此，引用這段話不算太嚴重吧！照理說，作為共產黨員，應該是共產黨的締造者，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的徒子徒孫嘛！因此，我引用毛澤東的關於“認真”的“語錄”是情有可原的吧。

好，那就讓我們說一下“認真”的邏輯吧：

首先，人看來是有立場的。儘管聖人作為大學者，要冷靜，要科學，不要預設立場。但看歷史看多了，發現即便是聖人，也是有立場的。張維迎當然也是有立場的。不是嗎？

他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如果我們理性預期一下，他理應是共產黨員的立場啊。可是並不！”吐痰“和”冰棍“已使張維迎成了這個黨的逆子二臣。逆子二臣並不可怕。毛澤東所說的那個魯迅不就是封建社會的逆子二臣嗎？

說官員是改革的相對利益的受損者，其潛台詞就是：官員在實質上拿（貪）得還不多，還要挾權力之威從老百姓哪裡拿更多才對，唯如此，才能遏止腐敗，才能減少改革阻力。這叫做補償和贖買，那官員弄得肥肥的，把他手中的權力贖回來。這真是奇怪得很呢，就是那些發了跡的商人，一旦有了錢，也拼着老命往政府里鑽，非要弄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或者副縣長、副省長噹噹，憑什麼就可以說這些手握重權的官員們只要給了他些甜頭就可以”還政於民“呢？這真是狗屁的偉大邏輯。

不過呢，既然張維迎是第一等聖人，那麼他自有更高深的理論，那麼順着他的思路往下“走”吧：

大家看到，現在各地，最富的肯定是官員與商人。這種富表現在社會地位高，老百姓很少有敢不巴結官員的，因為當官擁有資源，這是三歲的中國人都知道的；其次，權力就是資源，這個資源已成了經商、上學、晉級與得到各種機會的必備條件。那些沒有權力的老百姓想辦成一件事，首先想到的就是要通過貨幣支付把這些資源拿（“購買”）過來用一下，否則玩不轉。再有，當官意味着他的妻子、情婦、兒女得到的機會多，下崗再就業的當然就少，幾乎沒有，因為官階層正如精英階層，是不會，也不屑於與愚公們，與那些下崗工人為伍的。這個就不必說理由了吧！如果說已然擁有了這些“好處”還是屬於相對利益受損的一群人的話，那在邏輯上就可以推出來，這些人，這些階層貪得不夠，遠遠不夠，要把現在這些已然進入到官員腰包里的東西“合法化”、“常態化”和“制度化”，而且還要進一步“擴大化”。張維迎大概不知道，中國的處級幹部、科級幹部大多數都出入有車、落座有食的日子吧，而且這些“好處”的買單者都是政府、國家。

如果這裡的邏輯所透露出來的偉大創見還不算創見的話，那麼世界上就沒有什麼創見可說的了！

但是呢，作為共產黨員的張維迎的這一套理論肯定是崽用爺錢心不痛的理論，肯定是共產黨的逆子二臣的理論！

既然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既然是改革家和偉大的開放者，他當然有權，也很有必要當逆子二臣了！不過，那個過了期的逆子二臣的魯迅是沒有資本家、封建地主的那樣的榮光的，他既背叛了那個階級，他就再不能當那個老爺了，他得靠一枝筆，自己寫文章，自己花錢，自個生活。他那個逆子二臣當得還是比較徹底的，這就是和原階級決裂了。這和這位當今的第一等聖人不同啊，後者這個聖人（張維迎先生），不僅要吃資本家，這當然是必然的，因為資本家與企業家是中國的前進的動力啊，攀附這些階層是無尚光榮的，要不怎麼叫逆子二臣呢？但我說張維迎還留着共產黨員的尾巴，就多多少少有那麼一些不光彩了，他還吃着並且肯定還得吃下去這共產黨的資源，卻干着挖共產黨祖墳的活計，這個逆子二臣當得豈不是有些可恥了？因此，我們在這裡，不得不送張維迎一個新的綽號，那就是不徹底的逆子二臣，略有那些些可恥的一等一的聖人！

現今不是要學術打假嗎？是的，要打假。那麼，打左燈往右轉，是不是一種“假”，是假而不能打，是“假”而打不得，打了就違背了“真理”了，那麼，這足證我們的知識界與學術界已然出現具大的裂縫。我們需要靠着虛偽、弄權作假才能逼近和諧社會的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講，張維迎作為第一個一等聖人不那麼夠格，因為他的理論不足以說服人，還不能掌握群眾。我們知道，孔子是聖人，現今沒有人不說儒家學說正是中國作為文化上的一統江山的真正的精神內核。張維迎這方面比孔聖人可差遠了，他的理論仍舊不能自圓其說，因此需要靠謀略、靠詭計、靠詭辯來維持其體面。他只掌握少量的那麼幾個學生，那麼幾個商人，那麼幾個政客，然而，剩下的那幾千萬的老百姓，上億的“低賤者”或“非精英份子”是不懂得張維迎到底在胡說八道些什麼的？他們只想知道，他們的利益究竟在什麼地方“遊魂”呢？這些簡單的答案，張氏理論是回答不了的。正如幾千年的中國社會，任何時（朝）代的精英都可以說，只要我們把蛋糕做大了，到時候就誰都有份了，“非精英份子”也就有福了。然而這騙得了誰，中國歷史還不是一個輪迴一個輪迴來來往往的，還不是三二百年一個朝代，一個循環一個循不停地瞎折騰。難道我們那個時候沒有精英嗎？難道中國的科舉制和行政官僚體制不是當時全世界最有效率、最為規範的一個制度嗎？又怎樣？那個時候不就是精英主義嗎？又怎樣？因此，張氏理論既解釋不了歷史，也說明不了現實。他能說服的，只是有限的幾個精英。

中國要走什麼路？道理千千萬，萬萬千道理，但有一條，中國是個有着幾億工人農民的國度，這樣的一個社會環境與龐大的下層人口的基數，不走社會主義是斷斷不可行的。這麼個簡單的道理，張氏精英都說不清爽，還想做什麼中國的第一等聖人。我看這是痴人說夢罷了！

學術道德不是一個狹隘的概念，我們的目標關注那些抄襲者，這原沒有錯的。但我們對那些抄襲哈耶克、抄襲弗里德曼的人怎麼樣，他們說他們發明了一套理論，然後拿這個理論來治理（“忽悠”）中國，來做帝王師，那麼這裡邊有沒有思想上的抄襲的嫌疑呢？回答說，沒有，絕對沒有，那好，姑且就沒有吧。但你們不能因此就說成是你們的發明啊。私產啊、自由啊、效率啊、冰棍啊，這裡面的東西是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啊，怎麼說是你這個一等聖人發明的呢？美國社會也從未正式試行過哈耶克的自由主義經濟學，你怎麼就那麼膽大，要在這個工農居百分之八十的國度里拿來就試，以便落下個千秋萬代的“大聖人”的英名，其心不可誅嗎？

我說過，自由主義是要的，但社會主義也是不能丟的。這裡面涉及到與中國國情的結合，涉及到創造性的制度轉換。單靠抄就想抄出一個偉大的思想來，是斷乎不可行的。理論要掌握群眾，正如馬克思說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的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有靠物質的力量去摧毀。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的力量。

為什麼在三年前，郎咸平的呼聲會引起下層百姓的共鳴，精英份子百思不得其解，認為郎咸平不懂得轉型的真義，以為真理在握，恰恰是和張維迎一樣，是想當一等聖人的結果！

對我們來說，郎咸平也只不過是一個社會符號而己！

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這就是歷史辯證法。但我們的正規學術是不相信這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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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9-13 | 鄒恆甫事件的隱喻
已經有五、六個月了，鄒恆甫事件作為一個公共話題。
事情的起因不必說，大家知道，北大張維迎說鄒恆甫作為北大光華教師課時嚴重不足，因此要解聘。

跟着解聘的當然是，房子要收回。辦公室要收回。

於是一場爭鬥就開始了。

一方說課時不夠，另一方回答說，課時是夠的。

中國有句古話，叫做不教而誅。張維迎通過一個Email，就把一個一級教授解聘了。這當然是不教而誅。沒有找當事人談話嘛！也沒有一個給當事人申辨的機會嘛！

這樣的程序當然是不嚴肅的。如果張維迎的指控成立，即事實上是有道理的，但程序卻非常簡單粗暴，那麼，這裡面就出現了程序不公正的問題。鄒恆甫在內心裡覺得受到侮辱，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且，程序不公正實質上就意味着事實上的不公正。

張維迎給出的理由是，鄒恆甫的性格暴烈，因此，當然就該使用這種人不知鬼不覺的方式，讓受到傷害的一方有苦講不出來，講出來了也立該成為一個笑料。

張維迎已經兩次採用這種方式，第一次叫鄒恆甫辭去系主任一職是這個辦法。這一次，讓鄒恆甫下課，也是同一辦法。張維迎所依憑的理由當然是，鄒恆甫到處辦學，不合於北大對一個教授的要求了的。

我早就說過，這個理由果真成立，那麼張自有其解聘鄒的權利。但問題仍然在於，要公正，程序上要合理合法。你不合理合法，當然鄒就有反擊你的理由。所謂不平則鳴！

鄒爭的是臉面，是尊嚴，是他對於北大的價值。在他內心世界裡，他對北大是看重的，同時，他認為自己對北大是有價值的，那怕課時是少了些。而張維迎先是搞個Email，後又弄了個北大人事部的沒有文件編號的通知，的的確確未把鄒恆甫的反擊放在眼裡。因為，人們一般認為，包括張維迎這個西北漢也肯定這樣看，越是性情暴烈的人，越耐不住折騰。蹦噠幾天了，也就沒有了力氣了，那個時候，性情暴烈也就自然成了泄了氣的皮球了。別看當初鼓得漲漲的，只要輕輕地用針一紮，立馬就會癟下來。這是人們對性情暴烈的人的一般估計以及根據這個估計所採用的通行的手段。

但是，鄒恆甫畢竟是湖湘之人，這裡的人歷來是要革命的。也有點橫豎是個死的慷慨悲壯心態。這裡的人，只要：

（1）自認為是正義的，就要一條道走到黑。花怎樣的代價也在所不惜。

（2）這裡的人受較勁和較真。爭的是主義，不是個人意氣。縱使本質上是個人意氣，也要拔高，上升到某個“形而上高度”，然後如江河奔涌，一日千里，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事實上讓鄒恆甫拔高的地方還真是有的：一曰官，二曰學，三曰商，四曰匪，四位一體，這不就是當今的學界“四魂”嗎？例子舉不勝舉，隨手拈來，張口就有。有了主義，道德的制高點就有。這等於打了個自我暗示的“強心針”，而且還蠻具有可持續性呢。如果不是這樣，湖湘之人的曾國潘、毛澤東何以有那樣的意志力，一干幾十年，痴心不改，決意在一個路上走下去，絲毫也不妥協。儘管有時爭的實在是個人意氣，但經主義一塗抹，也就是“只要主義真”了。

在這方面，所有的觀察者都看走了眼，連張維迎也看走了眼。以為這事兒就這樣過去得了，一天是這樣，百天仍復如此，慢慢也就淡淡的了，銷聲匿跡，古往到今，從來這樣。好你個鄒恆甫，什麼話也說得出來，屁大的事情也講得津津有味，什麼孩子氣的事也做，而且儼然學界英雄一，一呼百應，以網絡為戰場，大字報一張一張貼，全然不顧禮儀廉恥。何者？所爭者主義也！而用的“主義之爭”的手段就是“零敲牛皮糖”的方式，不必打七寸，一段一段切就可以了。許多看客看不過去，都笑鄒恆甫曰“齒竇大開”，實在是霧裡看花，而且是典型是中國人的中庸正人君子的方式，這個東西，鄒恆甫為什麼會用而且要用呢？

鄒恆甫先錯了，他認為，張維迎再怎樣，也不會對我這位學兄這等下手；然而，張維迎就是張維迎，他下手了，而且躡手躡足，把鄒恆甫打了一個措手不及。張維迎則後錯了，他總以為這事情不多久就會過去，一切復歸平靜，天下仍舊太平，而且自己還藉此可以出一口狠狠的惡氣。畢竟九流經濟學家的名頭壓在身上是頗為沉重和苦痛的。兩個人都錯了，一個錯在前，一個錯在後。

但透過這層現象，我們仍復看到：

主義之爭究竟仍是核心，否則“張鄒主題”不會被鄒扯得這麼久遠。因為，我們所看到的事實是，知識分子實質上比工農和官僚好不到那兒去，世界該怎樣還怎樣。我記得，八十年代初期，知識分子要當家了，那時大家都喜氣洋洋，知識分子自己也是高興的，要成為主人的一員了，不是什麼臭老九了嘛；工農百姓也是高興的，要尊重知識嘛，知識就是力量嘛，知識分子和我們這些作為主人的工人、農民是一條戰線的嘛。但是，我們看到，不說大的吧，知識分子當家，和工農當家還不一個樣嗎？該攀高官就攀高官，該下跪跪得比“工農”還好看，還作踐自己，該怎樣厚祿就怎樣厚祿。該用手段就一樣用手段。說從前不民主，知識分子當了家，就民主呀？也一樣不民主嘛。有個別知識分子，明明是工農出身，還殺一個回馬槍，讓工農也有點措手不及了。過去還可以貼貼大字報，享有“四大自由”，現如今，知識分子當家，不一樣也是新權威主義和新精英主義嗎？更何況，許多教授都跑到資本家的陣線里去了呢？那些下崗的人當然就覺得自己受騙了。這樣一來，作為從北京大學下崗的工的鄒恆甫就十分容易找到他和一樣的工農或別樣的一層百姓的共同點了。

咱們中國有一個文化傳統，那就是不平爭鳴；還有一個傳統，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還有第三個傳統，那就是，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

這第一句話，是韓昌黎老先生講的；這第二、第三句話呢，當然就是毛澤東先生講的了。不管誰講的，反正是中國的文化傳統。假如不是的話，毛澤東也不可能一呼而幾千萬人應，硬是在他的手裡，以一個學生的身份起家，和一幫能打能沖的夥伴一起，締造出了一個共和國。

張維迎想漸進，想改良，想一聲不響地把鄒恆甫放逐出北大；但鄒恆甫想革命，想吶喊，想宣傳學術至上主義，想讓教授治校。哪一個會贏呢？我不想作出判斷。但是，就近期看，張的勝利已成定局，恆甫只不過是個失敗的英雄。如此而已罷了！

在中國，連那些大學教授都以見省長、總理為榮，爭先恐後地當個一官半職，教授治校仍是遠在天邊的事情。因為中國的教授本來就不想治校，而是決意與權貴們要治於校。那麼恆甫的吶喊豈不是茶杯里的風暴嗎？

我們看到，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了，如果還要責怪毛澤東沒有讓可愛可敬的教授們自立、自強、獨立，那是可笑的了。毛澤東已去了三十年啦！就不要責怪他了嘛！那麼這麼多年的改革，教授們事實上既無金錢上的約束，社會地位按說也不低了，還經常參政議政，出入大會堂，又是企業家、資本家家裡的常客，怎麼仍然彎着個腰，不能自信地，腰板硬硬地走在這個據說是“春天的時代”呢？因為剛才說過嘛，知識分子與大家一樣，本來如此麼？

在鄒恆甫事件中，我們都是看客。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但我們也不必責怪鄒恆甫何必斤斤計較，得饒人處就饒人嘛！淨搞這個窩裡鬥幹什麼？

我早說過，鄒恆甫是湖湘之人，他是要革命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這是毛主席說的。

當然，張維迎和鄒恆甫本是一個階級，他們所斗者無非首先是個人意氣之斗，談不上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這麼個宏大主題。不過，當鄒恆甫把他的議題上升到反“官學商匪”四位一體的時候，這就的的確確有點革命的味道了，儘管這是一個他內心也十分清楚過於“形而上”，過於拔高的革命主題。基於此，讓鄒恆甫停下來，談何容易喲？！讓鄒恆甫不象六、七歲的小孩那樣高聲叫罵，如何可能喲？！

是的，鄒恆甫本質上就是一個小孩，因此他口無遮攔；但他仍舊有湖湘人的特有的老謀心算，他一步一步，通過別樣的方式和手段，把對手的畫皮揭開。他仍舊進行過成本收益分析。他的比較結果就是：

自己不要輸得太多，但一定要讓對手慘敗。這個慘敗未必是名義上的，他只要獲得精神和道義的勝利就可以了。然而作為官僚的張維迎呢？他當然需要實質性的勝利了，他太需要這樣的勝利了。名義上的東西他也不想放過，他當然是有城府的，但面對“六、七歲”小孩的高聲叫罵，就象穿着皇帝的新裝那樣難堪，那樣讓人害羞。然而他畢竟要勝利地用朋友的失敗來作為自己光榮負傷的祭禮的。

說起來也簡單之至，姑且不要說什麼革命的高遠詞彙吧。單說這兩個人，一個象三歲的、十五歲的、三十歲的人，另一個象六十歲的、五十歲的，但有時幼稚到三歲的人，這兩個人的鬥法，難道不是一種“轉型現象”嗎？鄒恆甫今年四十好幾了，卻仍舊象發情的公牛那樣勃起，這在一定程度上預示了這場爭鬥的基本格局和結局。一頭公牛，闖進了瓷器店，他傷害的就不僅僅是某個人了，他把那些好看的古玩也打碎了呀！

至於以鄒恆甫看馬列的書、說馬克思的話來“說事”的人們，那簡直是可笑得很！正如你願意以哈耶克說事一樣，和以馬克思說事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嘛，你不能厚彼薄此嘛！你說哈耶克有雄文數十卷，我也會說馬克思有雄文六十卷，都可以看看嘛，都是人類的文化遺產嘛！馬克思和哈耶克只是外殼，關鍵是要看以馬克思和哈耶克說事的人的“底子”，這才是關鍵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