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綜合症
（科學幻想小說）

吳岩

人生可謂無奇不有。
我的一個搞地質的朋友，文革中說了幾句有關地質力學“壞話”，得罪了當時的地質部長李四光，大概還被哪個低級官員點了名。這位朋友由此一蹶不振，失眠加劇，還產生了一種奇怪的症狀，只要誰一提李四光，他就有強烈的手淫衝動。到後來，該病逾演逾烈，不用別人提，在自己腦海中出現這個名字都不行，非要搞個淋漓盡致不可。
為了這個事情我的朋友停止了工作、終止了上班、甚至不能參加任何社會活動。
那個時候不象現在，有各種各樣的心理門診和心理諮詢，他只好按照當時的方法，躲在家裡通讀《毛選》，一遍又一遍地讀個沒完。
倒霉的是，毛主席著作中沒有治療習慣性手淫的“黃金屋”和“顏如玉”。他於是又去找其他馬列經典來讀。
三個月之後，他發現自己的努力完全失敗。手淫不但無法控制，還越來越頻繁。由於受中國傳統保健思想毒害很深，我的朋友幾乎能聽到自己身體上的血液隨着時間不斷減少的聲音。
他處於某種身心崩潰的邊緣。
等到文革的最後一年，我的朋友已經幾乎要臥床不起。
1976年7月28日凌晨，他被唐山大地震的震波弄下床板。這一次，遙遠的、神秘的、泛着蘭色的幽幽地光，突然打開了他的心扉，他知道自己可能要得救了。
在那個24萬人一瞬間灰飛煙滅的地震之後不到一個月，我的朋友真病情真正開始好轉。
這一切當然不是自己發生的。
事實是在地震之後，地質所里的同事全部借調到地震所，下到基層參加地震數據監測，急需科普文章穩定民心的《人民日報》編輯找到地質所時，傳達室的師傅告訴他們，除了我這位病休的朋友之外，一個人都無法找到。
命運選擇了我的朋友。
在與編輯談話的幾分鐘裡，我的朋友東張西望，不敢與對方對視，生怕對方看出自己的虛弱相。好在這些人來得快走得快，更沒有提到李部長一句話。
人生的轉折由此開始。
我的朋友雖然是被迫拿起筆，但卻發現自己具有成為了一名光榮的科普作家的天賦。
更讓他吃驚的是，他的習慣性手淫居然在這種寫作中開始好轉。
有關創作過程能夠宣泄人生的壓抑的講法，最為著名的應該來自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先生。弗洛伊德認為，被壓抑的性能量里比多會因為某種心理缺口而得到良性釋放，而這種建設性的釋放，就被稱為“升華”。
我的朋友“升華”得相當可以。他的《地震300問》從簡單的一系列報紙短文，最終發展成一本綠色封面的小讀物，一版就銷售了600萬冊。在緩解人們對地震的恐懼的同時，我朋友自身的心理症狀獲得了緩解。一個被李部長的威名打垮的人，一轉眼找到了生活的樂趣。那些早已被自己認為隨着血液蒸發到九霄雲外的地質知識，再度回到了他的大腦。他一發不可收拾地完成了關於地震、火山、地球等許多內容的科普作品。
他越寫越有味道，越寫越有心得。
比如，他發現單純的科普作品還不足以緩解自己的緊張，必須要在作品中提到偉大領袖的各種觀點，效果才更好。也就是說，引用的領袖語錄越多，對手淫克服的力量越強。
這種現象至今仍然無法解釋，一種可能的推測是，他被作為地質部長的李四光的大名壓怕了，而引用馬列經典可以讓他感到是在給李四光迎頭一個悶棍。
就在我的朋友從科普創作中逐漸找到了失去的人生的時候，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了。
政治化的時代最終消失在歷史的煙霧之中。科普讀物中反覆引用馬列經典的時代就這麼突然過去了。而我的朋友卻重新感到了心理疾患的無形壓力。
在那個時代裡，每當我從地質所路過的時候總要去看看他。我發現他的臉色甚至比過去更加憔悴。我說你不是已經恢復健康了嗎？他卻狠命痛苦地朝我搖頭。
我的朋友在逐漸脫離的了政治化的時代中，就象是一個失意者，一個落伍者。科普讀物中不能寫領袖的教誨導致了他習慣手淫症的回潮，李四光的陰影再度出現。為此，他採取了諸多措施。比如，他希望寫一篇真正的揭露李四光“迫害”他的文章，以便獲得更加廣泛的社會同情。
然而，李四光迫害過他嗎？除了道聽途說的消息和那位基層領導對他的點名，他沒有任何證據。就連那次點名，其內容也與李四光本人或地質力學無關。
時代給人開了一個多大的玩笑啊！
而一個“時代”對你做事，從來不會道歉。
由誰來道歉呢？你控訴誰呢？
我的朋友倍感時代的不公。
但他只是這個時代中的一粒小小的塵埃，只能自己尋求生存之道。
他開始了新的自我治療的新的征程。
簡單地講，在編輯部不斷退回他那充滿政治色彩的科普文章之後，他轉而改寫“科普理論”。在理論和現實的對照組中，他立刻重新占到了高於對方的位置上。他發現強化政治作為一種威嚴有些行不通的時候，改為將科學本身作為一種威嚴。真的，“科學的真理”就連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要讚頌和膜拜，他這位科學真理的布道者，又有哪個部長、專家或權威者敢於觸動呢？他狂熱地在新的發現中寫作，有一種使不完的勁兒。為了強化對疾病的療效，他不但用寫作，用口進行宣講。這是一種未雨綢繆的自我心理鍛煉。讓自己能有更加充足的心靈的能量抵抗手淫的侵襲。他的講演帶有強烈的火藥味，一些人覺得有點象文革中紅衛兵正在復活，但他自己不這麼認為，他在多次講演中說，我就是布魯諾、赫胥黎，至少也是為真理而奮鬥的哥白尼或達爾文的猛犬！久而久之，他真的訓練起自己的犬性來。他逐漸發展起一種強烈的政治嗅覺，一旦發現可疑的味道，就猛撲上去，狠咬不放。為了防備時局可能發生的變化，他還學會了等待，在一時的形勢不利於自己時，能靜心地忍耐。比如，把許多非常政治化的、象槍炮一樣的“檄文”，寫好壓在家裡，等待時來運轉。
可惜的是，他所等到的時機通常轉瞬即逝，習慣性手淫症不可避免地重新回潮，逐漸恢復起對他肉體和精神的指揮力。
有關我的朋友在隨後的20多年中到底發生了些什麼，在這裡我只能簡單地說一句：他為了擺脫文革帶給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苦難奮鬥到了最後一刻。
當所有那些以勢壓人的文章再也找不到發表之處時，他想到了自建一個網站，把自己的感受貼在網頁上，供人們鑑賞。感謝現代科學技術為治療他的心理疾病帶去了新的空間，感謝普通公民真正獲得了自主的發言權，我們再也不用象文革時期那樣謹小慎微了呀！但是，網頁沒有人閱讀怎麼辦？他大膽地採用老方法解決了這個問題，那就是在網絡中四處尋釁滋事，專找文化領域中的熱點找碴子。他拿出自己在幾十年人生中學到的手段，向着各大媒體，張起自己的血盤大口。歡樂壓過了手淫的衝動。狠狠地咬噬才是生命的歡宴！
為了歡快地咬，乾脆出國換了個身份，成了北美洲某國堂堂正正的公民。這樣回國咬起來就更加肆無忌憚。他不但咬那些他懷疑曾經是李四光走卒的人，也咬那些初出茅廬、與自己的想法不一致的新人，這些人是教授博士部長國務委員副總理副委員長更好！他希望被撕咬者能氣憤，能答話，因為這給他更多機會去叫囂和啃咬對方。一旦獲得暫時的壓倒性優勢，他便感到短暫的安寧和平靜。他的手淫只有在權威主義的陰影下才能被治癒。
直到今天，我的朋友仍然存在於這種不斷自我治療、不斷舊病復發的循環之中。
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一個在我們時代裡生活的小人物所經歷的困窘和痛苦，他太柔弱了，時代的強音壓倒了他。
但他的那種無休止的奮鬥、抗爭手淫的精神，卻永遠啟示着我們。
我時常想，我們和他到底有哪些不同呢？我們並不比他更加堅強，也不比他更少個性的瑕疵。面對時代，我們也差一點就成了歷史車輪下的犧牲品。
我們之所以逃過了他的痛苦命運，是老天爺賜給了一點幸運。
僅僅是幸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