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使他設計的圈套具有誘人的光彩，一個月後，毛澤東發表了長篇講話“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29]，用“人民內部”的美名來麻痹人心。3月12日，他又發表了“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聲稱“雙百方針”“也是我們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號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向共產黨提批評意見。為鼓吹“鳴放”，毛澤東從3月6日到20日這15天內，在京、滬等地對各級幹部至少講了9次話，他批評老幹部中有90%對“雙百”方針有牴觸。4月下旬，“整風鳴放”開始了，中共號召黨外人士消除一切顧慮、毫無保留地發表自己的意見，要求黨內外之間“拆牆”、“填溝”、“通氣”。4月30日，毛澤東甚至對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說：大學裡如果對黨委制有意見，可以考慮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可是，39天后，凡是表達過同樣意見的人，無一不被打成“右派”。

經過連續幾年的思想批判運動後，知識分子其實已噤若寒蟬，不敢也不願對共產黨提意見。只因毛澤東反覆動員，各單位領導人奉命“熱忱”相邀，繼承了“以天下為己任”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終於為澤東的“誠意”所動，紛紛在鳴放座談會上開懷暢言，使1957年5月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熱鬧的“鳴放”局面。5月10日，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羅隆基說，文教機關中青年黨員不應該也不能夠領導老年的舊的高級知識分子，他指出：“無產階級小知識分子同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是個矛盾。” [30]這句話深深刺痛了只不過是小知識分子出身的毛澤東。他聽了統戰部長李維漢的匯報後，覺得一年來不斷謀劃張設的大羅網可以收網了。

5 月15日，毛澤東寫了一篇供黨內幹部閱讀的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把4個月前向高級幹部交的底告訴一般黨內幹部。他將鳴放中“欣賞資產階級自由主義”、 “贊成民主”的人統統稱為“右派”。毛寫道：“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在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這是他慣用的“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策略。[31]在毛澤東的親手策劃和中共總書記鄧小平賣力執行下， 6月8日開始“收網”，全國開展了所謂的“反右派鬥爭”。所有在“大鳴大放”中敢於直言的知識分子統統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從此，在“專政對象”中，除了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份子之外，又加上了“右派分子”。

全國被打成“右派”的共55萬人，占當時全國知識分子總數的11%。他們全部被迫“勞動改造”，一部份還被關進監獄。此外，在反右運動中，小學教師和農村區鄉幹部中也有不少被打成“右派”，估計人數達50萬；但不久後中共中央決定，不在小學教師和農村幹部中劃“右派”，於是他們就改戴“壞份子”或“地主”這類“帽子”，境遇比“右派分子”還要慘。 “反右運動”後期，在“右派”之外又劃了一大批屬於“內部控制使用”的“中右分子”，其人數估計在50萬以上。總之，經過“反右”運動，中國知識分子中有 30%左右成為專政對象和“異己分子”。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民族大災難。

“反右運動”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不僅打擊了所有敢於獨立思考並直言的知識分子，而且毒化了整個社會，完全顛倒了是非標準。1958年，毛澤東為他自己精心策劃的“陽謀”取得了“輝煌戰果”而得意忘形，公然自比秦始皇，說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誇耀自己坑的儒比秦始皇多100倍。他還說，“對資產階級還是少一些良心好”。毛澤東一向否定普遍的人性，1942 年5月他就說過：“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知識分子所鼓吹的人性，“實質上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32]如今，他連良心也否定了，在他身上只剩下一個比秦始皇還要暴戾的暴君之品性。在視良心如敝屣的騙子和暴君的威懾下，造謠、告密成為時尚，出賣靈魂的咬人、整人者官運亨通，中國從此進入一個史所未見的恐懼與謊言相交織的時代。

鎮壓了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後，毛澤東的權力欲大大膨脹。1958年春，在“反右運動”尚處於收尾階段時，他就迫不及待地發動了以征服自然、“向地球開戰”為目標的所謂“大躍進”運動。“大躍進”從全民打麻雀和全民大煉生鐵開始，全國到處高喊“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豪言壯語”，到處出現畝產“幾萬斤”、“十幾萬斤”糧食的“衛星田”。毛澤東再一次為他的“勝利”所陶醉，提出今後農田只需要留下三分之一種糧食，以解決“糧食多了怎麼辦”的問題，甚至還提出“三年實現共產主義”的美夢。結果則適得其反，全民大煉生鐵使全國的森林遭到毀滅性砍伐，結果卻是廢鐵渣堆積如山；農業“放衛星”的謊言造成餓殍遍野，從1959年到1961年，全國餓死4,000萬人，出現了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場大災難。這正是毛澤東用欺騙與鎮壓兩種手法實施統治的必然惡果，但喪失了人性和良心的毛澤東卻毫無自疚自責之心，他為了逃避責任而宣布“退居二線”，讓劉少奇出面主持黨和政府的日常事務。這場由毛一手造成的大災難最後被中共歸咎為“自然災害”。事實上，這3年中國的氣候基本正常，並無大旱大澇。

毀滅文化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1962年1月，被毛封為“接班人”的劉少奇在7,000人幹部大會上說了半句實話，認
為這場災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於是毛澤東就認定劉少奇是他“身邊的赫魯曉夫”，罪當誅滅。但精於計謀的毛當時卻不露聲色。8個月後，他提出“社會主義時期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強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隨後又發動了“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的“四清運動”，重點是整 “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矛頭實指劉少奇。

經過數年精心策劃，毛澤東於1966年5月發動了“文革”。在關於“文革”的第一
個文件“五.一六通知”中，他避而不談“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問題，只說要徹底揭露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和“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結果，知識分子再次成為毛澤東的打擊迫害對象，也成了毛誅滅劉少奇的殉葬品。直到8月8日，關於“文革”的第二個文件“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才點明，“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文件同時又再次提出，要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和“哲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教育學、文藝作品、文藝理論、自然科學理論戰線上的各種反動觀點”。一年後毛把這種意識形態批判概括為：“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33]

為了對所有知識文化領域實行絕對專制的“全面專政”，毛澤東鼓動年幼無知的中學生起來“造反”，開展所謂的“破四舊”運動，意圖把所有“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統統消滅。於是書籍被燒，文物被毀，知識分子受盡羞辱，以至遭毒打、殺戮。從這時開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階層終於被中共明確列入專政對象的清單，稱作“臭老九”（列在知識分子前面的其他8類專政對象是：叛徒、特務、走資派和地、富、反、壞、右）。“文”時期是毛澤東一生敵視知識分子情緒的一次最徹底、最瘋狂的發泄。正是在這一階段，知識在中國成了罪惡，“知識越多越反動”則成為時髦的口號。

毛澤東為誅滅劉少奇而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不僅毀滅了知識和文化，而且通過鎮壓和欺騙手法製造出一場尊毛為神的現代造神運動。在這場充滿了政治愚昧的造神運動中，毛澤東被說成是“人民心中的紅太陽”，毛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全國人人都必須向他“表忠心”，向他“早請示、晚匯報”；人人都必須胸佩毛主席像章，手捧紅寶書《毛主席語錄》，每天要在公眾場合集體跳“忠字舞”。這場荒唐的裝神弄鬼的滑稽劇不僅愚弄了長期愚民政策造就的群氓，也讓毛澤東深為陶醉。他臨死前還得意地把“文革”和1949年以前的革命並列為他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毛死後一個月，這場歷時10年又4個月的古今中外史無前例的浩劫也壽終正寢了。不過，毛澤東的陰魂依然未散，謊言和鬼話依然大有市場，毛澤東思想依然被奉為指導思想，中國也仍然沒有走出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的陰影。

【注釋】
[1]黃宗英，“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文匯讀書周報》，2002年12月6日。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上冊，第99
頁。當時汪精衛任國民政府主席兼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
[3] 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注釋稱：“本文原載於中國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司令部1925年12月1 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以後又在1926年3月廣州出版的《中國青年》第116、117期上發表。”筆者除找到上述兩種雜誌外，又找到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農民部1926年2月1日
出版的《中國農民》月刊第一集第二期，也刊有“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
[4]見《現代評論》1927年1月發表的張奚若的“中國今日所謂知識階級”，1927年2月發表的宇文的“打倒知識階級，《一般》雜誌1927年9月發表的心如的“‘打倒知識階級’口號中所認識的”等文章。
[5]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第127頁。
[6]參見謝蒼霖、萬芳珍的《三千年文禍》，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第447-452頁。
[7]“王實味問題第一次公開平反紀略”，《百年潮》，2002年12月。
[8]李維漢，“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風運動”，《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李言，“對中央研究院整風運動的幾點體會”，同上書，第105、108頁；李維漢《回憶與思考》（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第491頁。
[9]當時下逮捕令的是負責領導“整風”的“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該委員會主任為毛澤東）、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見李維漢的“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風運動，出處同上。
[10]轉引自楊奎松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3頁。
[11]王素園，“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1年，第37輯，第208頁。
[12]轉引自楊奎松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出處同注[9]，第153頁。
[13]王素園，“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出處同注[10]，第217頁。
[14]王素園，“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出處同注[10]，第210頁。
[15]文聿，《中國‘左’禍》，新華出版社，1993年第130、140、143、149頁。
[16]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5頁。
[17]王素園，“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出處同注[10]，第229頁；溫濟澤，
“延安的搶救運動”，《文匯讀書周報》，1999年7月24日；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19頁。
[18]韋君宜，《思痛錄》，出處同上，第20頁。
[19]《毛澤東著作選》（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36頁。
[20]《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9頁。
[21]《毛澤東選集》，第5卷，出處同上，第333頁。
[22]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4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526、620、627頁。
[23]《光明日報》1952年8月13日，轉引自丁抒的《陽謀》，《九十年代》雜誌社出版，1993年，第46至47頁。
[24]《光明日報》1952年4月8日，出處同上，第47頁。
[25]《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161、163頁。
[26]曉風，“九死未悔──胡風的一生”，《胡風，死人復活的時候》，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63頁。
[27]轉引自李輝的《胡風集團冤案始末》，人民日報出版社，1989年，第3頁。
[28]《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33-350頁。
[29]5個月後該講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時改名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內容亦作了根本性改動。
[30]羅隆基，“我的初步交代”，1957年7月15日的發言。見謝泳編，《羅隆基：我的被捕的經過與反感》，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311-312頁。
[31]《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24-425頁。
[32]《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27頁。
[33]《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沿着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1967年11月6日。

2003年] [第3期(總第8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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