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迫害者之中，有两个人需要特别予以说明，一个是西班牙医生和神学家米圭尔·塞维特斯。此人把对基督教教义的改革作为他终生的追求，具有大胆质疑和刨根问底的执着精神和为寻找真理而不畏强权的坚韧品德。最初，塞维特斯把加尔文作为信得过的神学家和老朋友，并把自己尚未出版的《基督教的恢复》一书的校样送给了加尔文，希望得到这位宗教改革的领袖给予指导和支持。在这部还未公开出版的著作中，他对《圣经》进行了更大胆的解释，并想纠正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然而，这本书却激怒新教领袖加尔文，使这位新教领袖露出世俗小人的卑劣品质：加尔文没有公开回应他的朋友，而是利用背后告密的诡计，而且是向新教的死敌罗马天主教宗教法庭告密，企图假敌人之手将一位信奉基督的老朋友逮捕并送上断头台。如果加尔文的阴谋得逞，就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消灭了对自己的教条提出质疑的辩论对手，又把不宽容的罪行栽赃给死敌天主教。然而，天主教法庭并没有上加尔文的当：决不能为了取悦于日内瓦的异端领袖而杀害另一个普通的异端分子。所以，天主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故意制造犯人越狱而使塞维特斯逃脱，然后把塞维特斯的模拟像和他的五大箱《基督教的恢复》在维也那市场焚烧。 　　然而，坚韧的塞维特斯居然向加尔文做出了更富有冒险性的挑战，他在流亡了四个月后来到了日内瓦，直奔加尔文经常布道的那座教堂。巧合的是，加尔文此刻正在教堂并一眼就认出了这位挑战者，于是，塞维特斯刚离开教堂就被捕了。面对被套上枷锁的塞维特斯，加尔文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仇恨，他立刻撕掉了昔日的伪善面具，像不宽容的天主教法庭一样，对塞维特斯进行宗教审判。塞维特斯被捕的两个月后，即１５５３年１０月２７日，米圭尔·塞维特斯被绑赴查佩尔广场执行火刑。刑前，塞维特斯匍匐在地，用膝盖爬行，仅仅请求减少死亡时的痛苦，希望用先砍头、再火烧的处决方式。因为他担心，自己可能忍受不了火烧的身体痛苦而背叛自己的终生信念。加尔文的追随者却想趁机要挟塞维特斯放弃信念：如果你承认加尔文的教义是惟一正确的教条，并放弃反对三位一体的异端，我们就可以让得到较为宽大的处决方式。然而，这样的要挟却激发出塞维特斯的坚强，他以轻蔑的口吻拒绝了这一建议，毅然走上火刑柱。 　　就这样，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及其著作一起化为灰烬。但他的殉难精神却没有随之绝迹，反而为后人留下的警示：不宽容的异端迫害必须中止，宽容的宗教自由必须建立。 　　另一位遭受加尔文迫害的著名人士是法国人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这位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希伯莱文和德语的博学之士，还懂得音乐，写作诗歌和散文，被当时的自由主义神学家们称为“最有学问的人”和“百科全书之称”的人。他热衷于社会问题的思考且富有人道主义情怀，当他在里昂第一次看到宗教法庭烧死异端者，宗教法庭的残酷和异端者的殉难勇气，从正反两方面震撼着他的心灵。正是这种震撼，促使他投身于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为捍卫新教教义和反对天主教教廷而斗争。 　　最初，卡斯特利奥和塞维特斯一样，也把加尔文当成宗教改革的领袖和福音派教义的代表，谦卑而虔诚地向加尔文学习，主动前往斯特拉斯堡向加尔文求教。这次见面，加尔文对他颇有好感和极为赏识，加尔文重返日内瓦之后，卡斯特利奥被聘为日内瓦神学院院长。他的教学获得巨大成功，他编写的小册子《难题解答入门》声名卓著，即便在他死后的几世纪里，仍然不断再版，据统计，至少出了四十七版。 　　作为一位虔诚的教徒和智慧卓越的学者，他为自己确定了更高的目标，即在对宗教改革及其新教教义的阐释上要超越路德等先驱者。为此，他计划把全部《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和法文。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如此虔敬的事业却遭到自己的早期偶像加尔文的阻拦。在当时的日内瓦，加尔文是精神事务的最高裁决者，拥有至高无上的独裁权力。神学教义的邪正需要他来裁决，宗教著作的出版也必须得到他的许可。 　　经过自身的努力，卡斯特利奥也很快成为了著名神学家，他对加尔文的再次拜访，本应该是两位卓越的新教神学家之间的的平等对话，起码应该是两位同行之间的切磋。然而，加尔文那种惟我独尊的狂妄姿态及其拥有的独裁权力，把本来无心挑战加尔文权威的卡斯特利奥硬是逼成挑战者。与加尔文的狂妄相比，卡斯特利奥就显得谦卑有加，他不仅从来不会自我宣称为“惟一正确”，而且他坦承《圣经》是一部晦涩难解、充满矛盾的经典，自己也并不完全了解《圣经》的所有章节，自己的新译本所能提供的不过是无数种解释之一，而不是确定无疑的宗教真理。所以，他特别提醒读者不要对他的新译本过于相信。但是，知识上的谦卑并不等于道德上的懦弱，恰恰相反，希望与加尔文进行平等交流的卡斯特利奥，具有个人独立的强烈愿望，也有捍卫个人尊严的坚定决心，于是，在具有许可权的加尔文与不承认这种许可权的卡斯特利奥之间，必然产生冲突。 　　新教运动与天主教会的冲突在文化上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各民族语言向拉丁文的一统权威的挑战。在天主教会看来，已有的拉丁文《圣经》就是最权威的文本，而路德却在拉丁文本之外把《圣经》翻译成德文。同样，加尔文也曾与卡斯特利奥合作，共同把《圣经》翻译成法文，卡斯特利奥并还未这个合作译本作了序。但他并不认为这就是惟一钦定的法文译本，他还要出版自己单独完成的新译本。于是，加尔文利用他的许可权提出了一个蛮横的先决条件：必须由他先读新的译本并对不合适的部分作出修改之后，新译本才会得到出版许可。 　　作为一名具有虔诚信仰而又勤于探索的思想者，卡斯特利奥在思维天赋、语言才能和学问功底等方面，一点也不逊于自视甚高的加尔文。何况，在瑞士这样的共和国里，思想自由乃天经地义。无论是学者还是神学家，彼此之间可以有知识上的差异和观点上的分歧，但在人格尊严上和表达权利上应该是平等的。所以，他无法忍受根据独裁者的意志来“加工”和“提高”自己的著作，更无法接受加尔文的蛮横要求及其书刊检查制度。但加尔文毕竟是声名卓著的新教领袖，卡斯特利奥也由衷地尊敬加尔文，所以，他不想把两人的关系弄僵，而是希望找出一种既维护了自己的尊严而又不至于不得罪加尔文的办法来化解尴尬。于是，卡斯特利奥提出：他愿意在加尔文方便的时候为其朗读自己的原稿，以便倾听加尔文的建议或忠告。然而，自视为绝对权威的加尔文，以为自己对他人的任何发言都是必须遵守的命令，而不是要与对方进行交流或协商的建议。所以，加尔文毫无商量地回绝了卡斯特利奥的建议并开始了迫害。 　　１５４３年１２月１５日，鉴于卡斯特利奥的神学成就和影响力，日内瓦市政会一致通过了任命他为新教传教士的决议。但加尔文坚决反对这一任命，反对的理由仅仅是卡斯特利奥卡斯翻译的法文《圣经》有两段不同于加尔文的翻译，而且是完全无关教义宏旨的细微末节上的差异。 　　在当时的欧洲，日内瓦毕竟还是自由城市，对于两人的分歧，市政会并没有做出偏袒某方的裁决，而是让双方通过公开辩论来解决。令人惊讶的是，一向狂妄的加尔文并没有公开反对这个要求，而且在辩论会上也没有被卡斯特利奥的挑战所激怒。加尔文也是个精明的现实主义者，他知道自己的地位有赖于日内瓦市政会，也知道因迫害米圭尔·塞维特斯而损伤了自己的形象，所以，维护自身的权威形象最好办法，就是在公开辩论中以理智的平静来应对激烈的挑战。他的策略是先让对手在辩论会上出丑，然后再进行“后发制人”的迫害。是的，狡猾的加尔文做到了：在辩论会上，他深藏起对卡斯特利奥的仇恨和市政会的不满，而表现出罕见的克制。 　　果然，辩论会后，加尔文也没有在理论上回应卡斯特利奥的挑战，而是立刻在行动上做出回应，从法律上对卡斯特利奥的提出控告，。他的狡猾还在于，他不是向宗教法庭而是向世俗法庭市政会提出控告：“卡斯特利奥破坏牧师的威望”。加尔文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两方面的精明算计：首先，他在此前已经把异端者塞维特斯送上宗教法庭并处以火刑，他不愿再用可能对他的形象造成更大伤害的同一种迫害手段；其次，通过世俗法庭的审判，可以使神学分歧变成政见冲突，把思想争论变成司法性或行政性的裁决。 　　然而，市政会对加尔文的指控并不热心，仅仅作出了带有平衡性质的裁决：除了暂行中止对卡斯特利奥的任命提名之外，对卡斯特利奥本人并未给予严厉的处罚。即便如此，卡斯特利奥也意识到：只要加尔文在日内瓦，他便不会有真正的自由。所以，他主动请求市政会解除了他的神学院院长职务并离开了日内瓦。回到巴塞尔后，卡斯特利奥放弃享乐消遣和名誉财富，以清教徒精神继续着《圣经》的翻译事业，以表明自己的言论权利的不可侵犯和自由意志的不可摧毁。 　　已经迫使卡斯特利奥离开日内瓦的加尔文并没有罢手，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对手的实力，无论卡斯特利奥生活在何处，只要他仍然投身于神学事业和公开放言，就是对加尔文谋求的思想独裁的威胁。所以，加尔文再次重演残酷的“肉体灭绝”的迫害之道——想办法烧死卡斯特利奥。但意志坚强的卡斯特利奥决不等死，他接连发表《论异端》、《答加尔文书》和《悲痛地向法兰西忠告》来挑战加尔文的迫害。卡斯特利奥也并非毫无智慧的莽汉，而是善于斗争的睿智之士，他用过去反迫害的加尔文来反对现在实施迫害的加尔文。他在文中引述当年加尔文在受迫害时写下的反迫害文字：处死异端是罪恶的——既有违人道又亵渎教义。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把加尔文逼入极为尴尬的境地，其恼怒是不难想象的。 　　卡斯特利奥认为：加尔文宣称判定“异端”的标准来自《圣经》惟一的法律文件，但在《圣经》里却找不到“异端”这个词。在宗教事务上，不可能只有一种对《圣经》的解释是绝对真理，基督教内部对《圣经》的解释历来存在着诸多差异，不要说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差异，即便在新教内部也有路德派和加尔文派之间的不同。难道只要有差异就变成异端了吗？天主教指控加尔文派教徒是异端，加尔文派指控再洗礼派教徒是异端，甚至法国的信徒到了瑞士就变成了异端，在日内瓦北作为异端烧死的罪犯，却在邻国被视为烈士。卡斯特利奥一针见血地指出“异端”的实质就是迫害异见：“当我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异端时，我只能发现一个标准：我们在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们的眼里都是异端。”所以，“这一称号在今天已变得如此荒谬，如此可怖，具有如此耻辱的气氛，以致于如果有人要去掉他的一个私仇，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控告这人是异端。一旦其他人听到这可怕的名字，他们就吓得魂飞魄散，掩耳不迭，就会盲目地不仅对被说成是异端的，而且对那些胆敢为他讲一句好话的人进行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