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導師G教授要退休了。G教授一生獻身於東亞歷史尤其是中國歷史的教學和研究，30年來，培養了一大批中國學人才，貢獻卓著。能夠成為他的學生，我感到很榮幸。

導師，對於一個攻讀學位的學生來說，其重要性無論怎麼強調恐怕都不算過分。他的學術水平、教學方式、性格特徵、為人處世的方式、社會關係網絡等將直接關繫到學生的未來。你要和他相處很多年，在此過程中，你將受到他的影響，而他將塑造你。因此，選對了導師將事半功倍，選錯了導師可能悔恨終生。我得說，選G 教授作我的導師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G教授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學者，畢業於牛津大學並獲東方學史學博士，研究領域為東亞文明，曾任《劍橋中國史》主筆，出版過不少學術著作。據說他下筆成篇，不用回頭修改、潤色。他開的東亞文明課程很受歡迎，有好幾百人選修。他的課結構嚴謹，條理清晰，加上他抑揚頓挫的聲調，聽他的課真是一種享受。G教授在學生中口碑尤其好，雖然他在學朮上對學生要求很嚴，但在生活上處處替學生著想，總是在學生最需要的時候及時伸出援助之手。

我和G教授相識是來加拿大讀書的兩年之後。本來在語言學系讀書，可是一上課便發現選錯專業了。語言學本來就是象牙塔里的學問，而現代語言學更是非常強調理論，讓人感到很枯燥乏味，書讀得煞是辛苦，於是便萌生了轉系的念頭。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決定到東亞系去碰碰運氣。

G教授當時是東亞系研究生負責人。電話約好了一個面談時間，便忐忑不安地去找他。我知道轉系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要憑實力，也要看運氣，這次面談至關重要。

一進G教授的辦公室我就看呆了，靠牆的書架上擺滿了中文書，辦公桌上放著一個刻有漢字的小匾，那是他在中國講學時某大學送給他的，上面刻有他的中文名字。我好像一下子找到了知音一樣，感到分外親切。

這次談話改變了我的命運，很快我便進入東亞系繼續攻讀學位。由於我在語言系已經修了不少學分，可以帶到東亞系，再修幾門課就可以畢業，先拿一個碩士學位，然後繼續攻讀博士學位。

拿到碩士學位以後，我計劃頭兩年集中精力把博士學位必修課程修完，然後確定選題，動手寫論文，爭取四年把博士學位拿下來。可是，沒想到，第二年就遇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問題，我太太懷孕了。如果生孩子，讀書一定受到影響，經濟上也將會非常緊張。G教授真是一個雪裡送炭的好人，他理解我的困難，很快幫我又找了一份助教工作，加上獎學金，收入足夠養家了。

在國外讀研究生學位並不容易，最難的是和老師處好關係。最理想的師生關係是“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學生尊敬老師，老師關心學生。不過，希臘式的“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在現實中實行起來並不容易。聽到過很多學生和指導老師關係鬧僵，讀不下去，或者不得不轉學的例子。一位博士生在撰寫博士論文過程中與指導老師發生了學術觀點的爭執，一下子陷入困境。幸賴G教授從中斡旋，當然也包括學術指導，終於幫助這位學生完成了學業。多年以後，這位已成爲某大學教授的學生深情地回憶起來這段往事，對G教授的感激之情溢於言表。

G教授的教學方法和指導研究生的方法是我最欣賞的。他著重方法論的指導，宏觀的把握。在具體研究方面，則完全放手讓學生自由探討、發揮。在我的博士論文選題確定以後，他首先要求我提交一份與選題有關的中外文獻目錄，然後要求我重點閱讀其中的一部分文獻資料，寫出每本書的讀書報告，包括這本書的主要觀點，學術上的優缺點等，然後再和我討論下一步的研究。當我進入具體研究過程以後，我們一般兩三個月才見一次面，但是每次見面效率都非常高。

畢業後，為了事業進一步發展，便想到要把博士論文出版。但是在國外出書並非易事，書稿被一家出版社接受後，一壓就是好幾年。由於忙於工作，也就沒有再過問。還是新上任的系主任催問，我才想起要抓緊把這事兒辦了。G教授得知後，便建議我換另一家出版社試試，同時他又花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幫我修改書稿。書終於於去年在紐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卻了一樁心願。

G教授對中國文化的深刻理解在西方學者當中是少有的。他的課大部分時間討論中國文明，而日本部分相對較少，韓國部分更少。而且他在討論東亞文明的時候比較着重討論中國文明對日韓文明的影響。這本來是事實，但是據說還是引起了韓國學生的不滿。

2007年，在接受一次訪問的時候，他這樣談到了自己對中國和中國文化的看法：

“我個人欣賞‘浪漫的道家思想’，特別是莊子思想。實際上，中國的各思想流派相容性較好，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以及佛家思想之間的交融。它與西方所不同的是: 中國強調各派的合作，至多是競爭，但西方強調的是‘衝突’，宗教戰爭是最好的說明，而美國對外部世界傳播‘美國式民主’也屬此類。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不同於西方，中國人的‘陰陽觀’和西方人的‘非白即黑觀’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模式。‘陰陽觀’具有濃郁的包容特徵，而‘非白即黑觀’則具有強烈的‘排他性’。中國文化是一種非帝國文化。自唐朝後，中國文化是一種防禦性文化，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文化，總是相信外部世界的人會來中國學習，而中國悠久的文明史可以讓中國來教誨(teach)他國，但中國不‘逼迫別國做這做那’。中國對外部世界採取的態度後來逐漸轉為‘學習’，但中國人從帝國的治國理念中學到了許多教訓。帝國的治國方略強調‘探險’(explore)、‘歸化’(naturalization)，具有強烈的掠奪性和排他性，因而‘陰陽觀’下的中國選擇了民族主義的治國方略。從歷史上看，最初是西方的學者、傳教士對中國文化、哲學，特別是士大夫文化(high culture) 情有獨鍾，當然中國的絲綢以及技術對外部世界的吸引力也相當大。在加拿大，中國人被譽為‘模範少數民族’。他們注重教育、家庭和諧、不製造麻煩、較少犯罪、不沿街乞討。從廣義上講，東西方的差異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藝術和生活。西方人強調個性化和個性發展，強調宗教以及現世文化;東方人強調集體文化、意識形態和來世文化。”

隨着中國的崛起， “中國威脅論”也在一些西方國家悄悄流行，集中表現在對中國發展模式影響日盛的擔憂和對中國政治、軍事、經濟日益強大的擔憂。在談到如何看待“中國威脅論”時，G教授的看法是這樣的：

“實際上，‘Threat’在英文中是一個中性詞，在政治文化中它被賦予了更多的含義。從軍事角度看，中國沒有軍事威脅性。中國沒有駐外軍事基地，也沒有將軍隊派到國外參戰。在經濟領域，特別是中國與美國的雙邊貿易摩擦，讓步的常常是中方，這是中國‘防禦性’文化體現的一個方面。中國防禦性文化還體現在另一方面，即中國的‘審查制度’，其覆蓋面之廣、審查之嚴，堪稱世界之最。這就是現今中國防禦性文化的兩個方面。”這種觀點和我不謀而合，我也曾和他探討過這個問題。我認為，中國文化總體特徵是內向的、保守的、防守性的。即使中國的民族主義也是防禦性的。

中國和日本歷史上恩恩怨怨、關係既複雜又敏感。G先生同時也是日本歷史研究學者，曾在日本住過不短的時間，因此他對中日兩個國家的歷史文化都有深刻了解。關於中日關係及其前景，他是這樣認為的：

“我本人對中日關係持樂觀態度。中日關係的最大癥結在於雙方對‘現在’與‘歷史’持有不同的認知態度。從中日雙方歷史上看，在很長的時間內，中國一直是日本的‘老大哥’，而面對強大的中國，日本人始終有一種‘弱國心態’。直至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後，日本人的民族優越感才開始建立。他們認為日本民族是東方的‘上帝的選民’，註定是‘亞洲的領導’。所以日本人不願意回首那段 ‘失敗的二戰史’，總是想忘掉那段‘心理創傷’的歷史，竭力把視角聚焦在當今已經強大的日本經濟上。對日本人來說，‘現在’比‘歷史’更重要。至於教科書問題，在日本，沒有多少人介意此事，因為日本各學校可以自由選擇教科書，而歷史教科書非常多，因此這種教科書的影響力是非常小的。關於‘靖國神社’參拜，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是一種情感事件而非政治事件。現在，主導中日雙方感情的更多的是民族主義情緒，而非愛國主義。當然，在中日衝突中，日本確實是‘挑逗方’。”
 
一轉眼，和G教授相識已經十年了，在他就要退休的時候，心裡真有一種依依不捨的感覺。這樣一位以弘揚中華歷史文化為己任，並為之辛勞一生的老教授，理應得到我們的格外尊重。為了表達後學對他的尊敬，我們特地為他舉行了一個小型的晚餐會。事先聯繫了他分散在全球各地的學生，收到了很多郵件、錄像、照片、幻燈片等，集中編排起來，想給老先生一個驚喜。

晚會上，一位台灣男孩兒滿懷深情地為G教授現場演唱了專為他創作的歌曲，歌聲感染了在場的每一個人，加入合唱的人越來越多，連G教授也情不自禁地一起唱了起來。

為了表達我們的感激之情，我們特地請一家專業店設計了一個匾額，上邊用中英文書寫“桃李滿天下”，在晚會上，代表他教過的所有學生把匾額頒發給他，令他感到非常驚喜。晚會上播放了G教授在世界各地的學生發來的賀信、照片、錄像片段等，勾起了他深情的回憶。第二天他在寫給我們的信中說，他被深深感動了，並謙遜地說，他不配得到我們這樣的厚愛。我們只能說，幾十年來他為他的學生所作的一切已經在他們心中樹起了一座豐碑。高山仰止，他理所當然應該得我們的最高的敬意，我特地寫了三首古詩送給他，其中一首如下：

結廬塵喧覓靜景，
春送梨花帶雨濃。
煙柳斜陽與君別，
何日閒對飲幾盅？
遙看秋山遍桃李，
休嘆寂寥恨落紅。
我欲因之夢蓬山，
直逐白鹿青雲中。

好人一生平安，衷心祝願G教授身體健康，能夠享受一個幸福愉快的退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