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西方哲人眼中的文字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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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人眼中的文字观
作者：安希孟
西方哲学一以贯之的传统是重言语轻文字，其结果文字服从于语言。苏格拉底聚徒讲学，不立文字。柏拉图称文字是儿童的玩意，而言语却是成人的智慧。亚里斯多德轻视文字。西方传统认为，声音接近于所指，书写由声音派生，文字是软弱的。言语表达思想，而书写则表达言语。言语和文字的关系是：文字表征言语。汉语汉字却不然。因而从哲学上看，汉语汉字取代拼音字母而“王天下”，可能是行不通的。拼音文字注重拼音，更多的是言语，而不是文字，其文字使其言语具有聆听的性质。象形文字注重的是文字，而不是言语，其性质在于阅读与目视。中国文化是重书写的文明，更重视目视。西方文明则重声音、重言说、重聆听。逻各斯中心论通过确立在场的声音来贬低书写，把书写当作声音的从属。西方逻各斯中心论认为声音是中心。说话比书写更重要，离人更近。文字是间接的听写。西方文字的拼音性表现为说话对书写具有优先性。音符是一级能指，字符是二级能指。言语可以与事物吻合，而书写则不然。言语或声音是最好的表达方式。人们发出声音，在瞬间即和思想一致。文字或书写则与思想隔了一层。逻各斯中心论，也就是声音中心论。西方传统是把言语放在文字之上。形而上学把言语当作存在的逻各斯。言语与实在直接切近。书写是言语的表现形式或补充形式。我们应当以开放心态看到汉语的弱点，并且热情地学习和推广外语，以他山之石来攻玉。
亚里斯多德最早提出，语言是观念的符号。洛克说，音节清晰的声音被我们公认为是最方便的语言。 语言是一种符号体系，符号与它所代表的物是两回事，二者没有必然联系。象形文字则不然。象形文字与对象有相似性，描摹性，而语音符号则是指能聆听的符号，故西方重聆听，中国重目视。
希腊哲学是“逻各斯中心论”（logocentrisme）。Logos就是语言、理性。希腊哲学的样板是欧几里德几何学。柏拉图学园的“校训”是：“不懂几何学者莫入”，显示了理性精神。希腊哲学因而同数学有关。但数学，尤其是西方数学，早已摆脱了具体的二块石头、三朵花而抽象出“2”、“3”。这已不是象形文字。高度的数学抽象产生于希腊哲学。泰勒斯认为万物的本原为水，并非具体的水，而乃湿气（包括雾气、湿地、潮润、阴性）。中国没有追求万物本原的思想。中国的八卦二进位制是典型的象形符号，从八卦中不可能产生科学也不可能产生哲学。希腊文中的火、气、水，都不属象形文字。
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把言语看得高于文字。言语是存在的逻各斯，书写不过是言语的表现和补充。西方哲学认为说话具有优先性，书写则因为缺席而失去言语的活力。书写陷入僵死刻板局面。拼音文字注重聆听和言说，象形文字注重目视和书写。胡塞尔认为，书写是替代，书写使意义更普遍地得到传达，但书写远离起源。书写是实际的言语的派生物。只有借助于阅读，使声音再现，才能使意思重新说话。西方人认为，说话比书写更自然，是活生生的。文字只是用约定符号来描述所说的话，是间接的听写，是僵死的。因此，逻各斯中心论又叫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sme），其实是以人为中心。胡塞尔就是语音中心论者。西方智慧认为言说比书写更自然，离人更近。文字是用约定的符号来描写言说，是间接的听写，是僵死的。西方文字的拼音特征表明言语对书写而言具有优势地位。西方人认为表音文字更适合于交流，它有固定含意。说话——文字——思想，这表明表音文字优于象形文字。德里达认为表音文字幼稚，其实他是错误的。形而上学的秘密在于它是写音文字。德里达批评“在场”的形而上学，因为根据这种形而上学，说话所表达的观念对象就是在场，文字不过是工具，书写只是记录的符号。中国文字不是工具，不是记录声音（德里达）。然而，逻各斯中心论以声音和在场为中心，因而言说对书写、同一对差别、真实对虚假、善良对邪恶、生命对死亡、美丽对丑恶、存在对虚无具有优先地位。我们对此不会反对。前者在场，后者不在场，即不存在。无是有的缺失和匮乏。无是不存在的，不是本体。在柏拉图看来，书写（pharmakon）不过是为了唤醒对理念的记忆。
语音中心论是指语言学理论中的重讲话轻书写的倾向。这种观念强调口头言语的重要性，把言语放在第一位，认为它是基本的、内在的、自我在场的、生气勃勃的，而书写则是第二位的、外在的、自我不在场的、死气沉沉的，它只是讲话的复写，言语的抄本。这种观念就是现代语言学中流行的“表音书写”的理论。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Heidegger,Martin,1889—1976），西方排除书写概念。逻格斯中心论必然包含口语中心论，以为口语能完善地表达思想。西方有单纯录音的表音文字，使语言上升到首位。书写则处于次要的地位。录音机`麦克风是西方的发明，教堂讲道重视聆听和音乐。中国传统是书写中心论，立字为据。中国人相信白纸黑字。中国文字狱很发达。
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一贯追求超时间的永恒的事物，如本质、存在、真理、上帝等。他们依据某种无懈可击的基础，一种第一原理或无可置辩的基础来建造整个意义的思想体系。在这个等级中，所有同基本原理或中心有关的事物（如本质、存在、实体、主体、超性、上帝、人）都表明了显现的永恒性。这种形而上学的根本是一个永恒的中心，这就是逻各斯中心论：这既指思想也指说话（在基督教中指的是上帝的话语或道言）。故在西方，逻各斯表示宇宙的道，又具有言说的意义。因此，逻各斯中心论包括了以口头语言为中心的语言学。在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都以此为前提。在西方语言系统中，言语、文字、写作，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等级系统。逻各斯中心论即言语中心论，也叫语音中心论，认为言说是语言的本质。声音是我在场的证明。胡塞尔说，“当我说话的时候我在听自己，当我听自己的时候，我同时理解我的言说。”人类的身体和语言直接联系在一起，因而言语更自然一些，而写作则具有约定的性质，离人体更远，具有人为性、派生性。言语是思想的外化，最后才借助书写表现出来。这就是思想——言语——书写。在说话时，我可以听到说话的自我，而在写作时，却没有这种直接当下性。因而，言语是活的，写作是死的。我因此欣赏逻各斯中心论，不认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就是对西方的传统完全“反其道而行之”。
逻各斯中心论与“是论”、“有论”、“在论”（即本体论）有关。声音同“在场”有联系，东方不是声音中心论，故没有“是论”、“有论”、“在论”，而是虚无主义。中国无哲学，同汉语无“是”论有关。中国人相信耳听是虚，眼见为实，贬低聆听和音节，这阻碍了中国科学。西方人是眼空无物，发展了听力。先有关于事物的言语或声音，后来才有文字，故西方的拼音文字符合规律。言语可以与事物相符合，而书写的文字却不一定。在思维的各种表达方式中，言语或声音是最好的。言语是首要的，文字是派生的、第二位的。言语是自然的，文字是约定的。言语是自我在场的，文字是不在场的。言语是内在的，文字是外在的。言语是生动的，文字是死板的。声音中心论是重言语、轻文字，认为言语优于文字。语言本质上是言语或声音，而不是文字或书写。 古希腊人重视演讲。道成肉身的道是逻各斯，即言语，而不是文字。上帝的道不是上帝的文字。西方重言语的结果就是：文字应当是声音即言语的副本。文字不应当凌驾于言语之上。在中国则不然，象形文字的繁难不依赖于大众的声音，故尔读书人的地位高，不同于寻常只会说话，只知道有声音的老百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掌握了文字符号的人比聆听者、言说者地位高。西方的声音中心论与在场的形而上学相一致，故西方有发达的本体论或存在论。汉字重书写，不重声音，人们常常念错字，故难以表达思想。
保罗•利科（Ricoeur,Paul,1913— ）认为：“西方文化中拼音文字的胜利和所呈现的文字附属于言说的倾向，表明文字对声音的依赖性。” 西方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及亚里斯多德以来就对文字不信任，认为心灵是文字之父。这近乎宗教情感。卢梭认为，文字文明也就是书写语言是邪恶之源，因为文字使人与人隔离，而说话则必须亲近。他认为文字导致暴虐政治和不平等。读书人对不读书的人有特权。书写忽视读者。真正的语言应当通过声音来表达热情。说话不像文字那样导致疏远和距离。按西方柏拉图以来的传统，书写是图画，它模仿说话，但只是近似的，不是生动逼真的。书写的特征是离开话语的特有语境。利科主张用书写取代说话的地位。但亚里斯多德说：“言语是心灵过程的符号和表征，而文字则是言语的符号和表征。”
语言哲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分析过语言和文字的关系。语言只有音响形象，但人可以把它变成固定的视觉形象。“语言是音响形象的贮藏所，而书写则是这些形象的可感知的形式。” 他认为言语优于文字，先于文字。语言的本质是言语，而不是文字，文字是缺少生机的。他不同意说书写或文字优于言语。“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惟一的存在理由在于它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人们（不应该）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符号本身一样重要。” 他批评重书写、轻言说，把视觉形象放在音响形象之上的做法。“文字从元首（言说）那里僭夺了他无权取得的重要地位” 。他认为，音符是一级能指，字符是二级能指。人们首先说话，然后才书写。言语和声音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声音与思想直接一致。言语是活活生的，而书写则没有这种直接性和亲切感。这一对比十分适合于拼音文字与象形文字的关系，因为象形文字更注重书写，拼音文字更注重声音。
汉字是表意文字，与西方表音文字不同。德里达认为汉字是“种哲学”的文字，因为它同声音分开，是一个自足的世界，澄怀观道。 德里达这样说，可能是一种谬见。柏拉图在《斐德若篇》（Phaedrus）中讲了一个故事，苏格拉底说，埃及一个古神叫图提，他发明了数学、算术、几何、天文、文字（可能是象形文字），图提带着这些礼物来见埃及国王。然而始料不及的是，国王拒绝了文字，因为他认为文字是死板的，无生机的。 图提因而是书写之神。阿蒙（Ammon 价值的主宰）认为这是有害的药，因为人们如果有书写，便不再记忆。阿蒙神只说不写。德里达认为，这个故事表明文字是令人沮丧的。西方似乎不重视书法和文字。德里达说，苏格拉底没有书写。西方文化的传统是言语优于文字，因为言语是本原的，自然而然。文字是派生的人为设置。柏拉图在《斐德若篇》中讨论了两种文字，认为真正的智慧是写在学者心中的，即口说的语言：“你说的道理是既有生命又有灵魂的哲人的文章，而文字不过是它的影像，是吗？”苏格拉底点头称是。书写文字如同药，在治疗的同时也有副作用。柏拉图把书写文字称作不利于人的生命的“异己”。 文字削弱人的记忆，与思想隔了一层。说出的逻各斯比写成文字的逻各斯高一个等级。一切说话都是在场，都是直接出席。说话所发出的声音更接近思想，更接近逻各斯。在西方，长期以来，字母文字比非字母文字高一个级别，这个秩序很好。德里达试图证明非拼音文字比拼音字母好。 后结构主义者据此提出“非（字母）文字的图像游戏”，显然是开倒车。口说优于文字，言谈优于书写，这是西方的传统，我认为这比较恰当，因为书写文字具有歧义性和模糊性。不过德里达并非倡导书写中心论。他认为书写是对语言的增补，因为语言具有先天不完善性。通过增补，言语和书写的绝对差异消失了。然而汉字不是汉语的增补，二者的裂痕和界限正是脑体差别、文化人与劳动者的差别难以消除的原因。中国书写与话语分离，因而造成读书者的特权地位。
数学和逻辑史验证了拼音符号文字的优越性。没有拼音符号便没逻辑与数学。中国不少专家认为，古代中国没有逻辑，而西方重要数学史也没有为中国开列专章论述。拼音文字有利于文化多元化。象形文字造成的是极权专制和愚民政策。中国的象形文字大大束缚了中国人的思维，也延缓了中国数学的发展，因为使用象形文字难以把数学思想符号化、公式化、条理化、字码化，中国直到“文革”还批评“公式化”和“教条化”，反对所谓“形式主义”——但按照古希腊哲学，形式也是四因之一，没有形式，焉有法治、民主与科学！看来西方就是形式主义和公式化（中国古代没公式，因而没科学），而公式化、条理化又离不开字母文字。中国式的教条主义其实不是真正的教条，而是首长头脑激凌的产物。中国古代没有逻辑，也与中国文字不是拼音符号文字有关。没有符号，没有字母，难以有逻辑公式。哲学思想和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等一样，都是公式化公理化格式化。缺乏公式，缺乏以符号表达的公理，使中国数学与逻辑思维落后。我认为我们应当学习西文的形式主义与格式化，这也有利用法制与民主程序。美国著名数学史家克莱因就不提中国古代的数学史，因为中国没有“代”数（即符码），没有“几”何（几表示数字），也没有化学符号、方程式、物理定律，特别缺乏系统化、公式化、符号化的东西，因为这是繁难的汉字所做不到的。古代中国的数学“对于数学思想的主流没有重大影响”。 人类数学史严格说来是在纪元前600-300年间产生的，而符号文字也是同期产生的，这不是时间上的巧合。希腊人在文明上首屈一指，在数学史上至高无上。公元前775年左右，他们把象形文字系统改变成拼音字母系统。这样，希腊文字便更理性，更适合于记载历史与思想，比象形文字更便于普及。象形文字同文化专制和蒙昧主义愚民政策联系更密切。希腊的科学民主法治和拼音字母文字的普及与语法规则联系在一起。
早在柏拉图那里，数学概念的抽象化程度就很高。柏拉图的数学思想不包含物质性，不包含具体事物，不象形。数学概念不依赖于其实在性。希腊人重视抽象概念，并把数学思想当作进入哲学门的阶梯。数学的抽象概念与哲学抽象概念如善和正义是一样的。这就是文字语言符号化和字母化的原因。拼音化的字母文字与抽象观念和能力有关。今日的数学公式、定理、准则是用符号化的拼音文字表示的，这归功于字母，而难以用象形文字表述。若用中文表示，就不是公式，而顶多是话语。这些，都要归功于希腊人、波斯人、犹太人、埃塞俄比亚人、阿拉伯人、罗马人、印度人和黑人的混合与杂居。
数学是通往科学大门的钥匙，而字母却是数学的工具，因为字母是“代”数，代替一切数字，如x。现代的阿拉伯数字同中国古代的壹、贰、叁、肆、伍……相比，就比较容易学。阿拉伯数字也是字母文字。数学重抽象而不重具体。同样，拼音字母也重抽象而不重具体。汉字则重具体而不重抽象。在表达定义和公理时，拼音文字比象形文字技高一筹。克莱因说，古代亚历山大里亚时期还不曾运用字母代替或表示数目。他们不懂得用字母代表一个数目 。这正说明用字母代表数字是可能的和重要的。然而，亚里斯多德却用希腊字母表示任意一段时空，如“B的一半”。欧几里德在《几何原本》中用字母表示一类数。帕普斯（Pappus）也这样做。这表明用字母更能促进代数方法。象形文字能作为代数的符码吗？西方拼音文字为数学开辟了广阔前景。科学归功于希腊人。希腊人也当之无愧——因为同一个抽象的三角形或代数方程能适用于几百种不同的自然物体。这正是数学的奥秘与力量之所在。
莱布尼茨后来说，汉语方块字缺乏一种明确具体的意义。 莱布尼茨之所以背叛自己，是因为他是数学家，希望有一种形式语言代数，因而有一种合理语法。他从拉丁语法开始，希望形成一种世界通用语法。汉语的模糊性是17世纪西方文学的老生常谈。纽霍夫（Nieuhoff）说：“没有任何语言会有如同汉语那样的歧义的、必须通过不同发音来理解的字，由此而造成的不便，令人愁眉不展。”
西方自古重视口头语言，即演说。拼音文字表明重言语。基督教的圣保罗和路德相信：救赎来自耳听（Salvation comes through the ears）。保罗写作书信是为了可以大声诵读，而非默念。印刷术的发明导致快速默读。基督教重视口头文学的神学。这是在口头语词的语言事件中遭遇的文学。圣经是福音宣讲（Kerygma，宣告，布道）。基督教重视教堂布道，它意味着大声宣读，意味着被人聆听。 神学的任务是将文字转化为谈话。据说荷马是吟游诗人，到处游说。赫尔墨斯传达神谕，用的是言说。说话和口头诵读都是解释。文学的动力来自口头语词的力量。口头语有力，而书面语软弱。西方这一传统与中国重书写大不一样。西方认为，书面语言缺乏口头语言的原始活力。柏拉图强调书面语言的软弱和无奈。所有书面语言都需要转化成口头语言。 书面语言是语言的异化，是与谈话的疏离。“语言”一词本身表明具有被口头说出的原始形式。口头语言一旦被变为可视文字，就失去其魅力。聆听变成目视，其力量就大大削弱了。原始形式的语言是被聆听而不是被目视的。口头语言比书面语言更容易被理解（伽达默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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