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三次向中國領導人提議：為胰島素工作提名諾貝爾獎

　　第一次：周恩來委婉拒絕

　　第二次：江青說：“資產階級的獎金，我們不要!”

　　第三次：鄧小平、聶榮臻、周培源等非常重視

　　1966年12月24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報道《我國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結晶胰島素》。這項成果一直是中國科學界的驕傲，它像“兩彈一星”一樣，證明了中國人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仍可在尖端科研領域與西方發達國家一決高下，甚至做出世界一流的成果。許多人認為，這一次中國人與諾貝爾獎距離最近，簡直可以用“擦肩而過”來形容。對於未能獲獎的原因，有各種各樣的猜測。彈指之間，40個年頭過去了。回眸當初，一些鮮為人知的故事漸漸浮出水面，一些以訛傳訛的“事實”也開始得到澄清。

　　在國家科委的撮合下，1963年下半年，北京大學化學系和中科院有機所、生化所又開始重新醞釀合作。為了避免上次的教訓，他們約定：“不搞‘上海’的胰島素，不搞‘北京’的胰島素，不搞這個單位的胰島素，不搞那個單位的胰島素，不搞‘你的’胰島素，不搞‘我的’胰島素，聯合起來，一心一意搞出‘中國’的胰島素。”

　　1964年年初，在邢其毅教授的帶領下，北京大學化學系的陸德培、李崇熙、施溥濤、季愛雪和葉蘊華等五位教師(後來又增添了研究生湯卡羅)奔赴上海，開始和有機所的汪猷、徐傑誠、張偉君、陳玲玲、錢瑞卿等不分彼此的協作。他們共同負責胰島素A鏈的合成。而生化所方面，在鈕經義、龔岳亭等人繼續合成胰島素B鏈的同時，拆、合小組仍在為提高重組活性而努力。

　　他們於1964年8月、1965年5月先後拿到了B鏈和A鏈。1965年年中，當A鏈積累到100毫克(此時B鏈已積累到了5克)時，杜雨蒼等人開始做全合成實驗。出人意料的是，注射了合成產物的小白鼠並沒有因驚厥反應而跳起來。

　　對所剩不多的A鏈視如生命的有機所所長汪猷拒絕再提供A鏈，認為不是B鏈就是杜雨蒼的結合方法有問題。生化所當然不同意這種判斷，雙方爭論了起來，爭論逐漸升級，大家拍桌子，丟電話，連電話機也給摔碎了。如此爭吵，逼着杜雨蒼經過多次模擬實驗，創造出了兩次抽提、兩次凍干法。汪猷這才又給了他60毫克A鏈。

　　1965年9月3日，杜雨蒼等人再次做了人工A鏈與人工B鏈的全合成實驗，並把產物放在冰箱裡冷凍了14天。9月17日清晨，生化所、有機所、北京大學化學系三家單位的研究人員匯聚到了生化所。這次會不會成功呢?

　　當杜雨蒼從放有冰箱的那個小實驗室走出來，手中高舉着滴管，人們終於看到了自己為之奮鬥了多年的成果——閃閃發光、晶瑩透明的全合成牛胰島素結晶!

　　“那實在是一個無法用語言形容的激動人心的時刻。”30多年後，已八十高齡的鄒承魯先生依然飽含激情地回憶道。

　　經過6年零9個月的努力，中國科學家終於在世界上第一次取得了人工胰島素結晶!

　　1965年11月，在中科院副院長吳有訓的主持下，國家科委為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舉行了嚴格的鑑定會。儘管大家都知道國外的競爭對手可能很快會拿到結晶，非常想搶先發表全合成論文，但以汪猷為首的一些有機化學家認為證據還不夠充分，所以最後結論只是說“可以認為已經通過人工全合成獲得了結晶牛胰島素”，會後也只是發表了一份簡報。

　　杜雨蒼、鈕經義、汪猷等人接着又爭分奪秒地合成了多批人工合成產物，並對其物理、化學、生物性質做了儘可能詳盡的檢測。在一切能獲得的檢測數據都齊備後，他們以集體的名義於1966年3月和4月份分別用中、英文在《科學通報》和《中國科學》上發表了詳細的結果。在此期間，借赴華沙參加歐洲生化學會聯合會議第三次會議的機會，龔岳亭、鄒承魯、王應睞等人向世界生化同行宣布了中國所取得的這個成果。

　　他們的論文和演講在國際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許多科學家來信表示祝賀，包括諾貝爾獎得主肯德魯(J.C.Kendrew)在內的一些科學家還特意到上海生化所參觀。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化學組主席蒂斯利尤斯(A.Tiselius)。他於1966年4月30日到了中國，並發表評論：“你們第一次人工合成胰島素十分令人振奮，向你們祝賀。美國、瑞士等在多肽合成方面有經驗的科學家未能合成它，但你們在沒有這方面專長人員和沒有豐富經驗的情況下第一次合成了它，使我很驚訝。”他在回國途中適逢中國爆炸第三顆原子彈。當被詢問對此事的看法時，他說：“人們可以從書本中學到製造原子彈。但是人們不能從書本中學到製造胰島素。”所有這一切，都讓人把諾貝爾獎和胰島素研究聯繫起來。

　　儘管如此，中國科學家確切地獲得諾貝爾獎提名卻是後來的事。1972年，楊振寧訪問了上海生化所。他明確提出，要為中國的胰島素工作提名諾貝爾獎。在當時全盤否定學術獎勵制、學位制、學銜制等的左傾背景下，周恩來總理委婉地拒絕了楊振寧的好意。

　　1975年，楊振寧再次表示，他願意就牛胰島素合成工作向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提名。另一位領導人江青又說：“資產階級的獎金，我們不要!”這是一項集體成果，如果中國不提供候選人名單，楊振寧當然無法提名。

　　“文革”終於過去。1978年9月，楊振寧再一次向中國領導人——這一次是對鄧小平——表示，自己願意為胰島素合成工作提名諾貝爾獎。10月，他又向周培源提及此事，周培源向聶榮臻副總理作了匯報，請他加以關懷。稍後，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化學獎委員會寫信給生化所所長王應睞，請他推薦諾貝爾化學獎候選人名單。之後不久，另一位著名的美籍華裔邏輯學家王浩也來信提出要為中國的胰島素工作提名諾貝爾獎。

　　這一次，對多方湧來的相同建議，中央領導人非常重視。在他們的指示下，從1978年12月11日開始，中國科學院在北京友誼賓館召開了一個近十天的、盛大的“胰島素人工全合成總結評選會議”。會議由中科院副院長錢三強主持，生化所、有機所、北大化學系共有60多名相關科學家、科研組織者參會，主要目的是確定諾貝爾獎候選人。

　　胰島素工作的參與者人數那麼多，單骨幹就有十餘位，究竟哪些人的功勞更大呢?經過長時間的小組討論和多方面的考慮，各單位的領導把人選確定了下來。每個小組2人：生化所拆合組：鄒承魯、杜雨蒼，生化所B鏈組：鈕經義、龔岳亭，有機所A鏈組：汪猷、徐傑誠，北大化學系A鏈組：季愛雪、邢其毅。

　　但8個人太多了，諾貝爾獎評選有個不成文的規定，每個單項的獲獎人數不多於3人。於是各單位比較核心的人又集中起來開會，從這8個人中進一步選出幾名代表。經過多番斟酌，最後每個小組只留了一名代表：鈕經義、鄒承魯、季愛雪、汪猷。

　　可4人還是太多，怎麼辦?雖然有參與者提出“寧要大協作，也不要諾貝爾獎金”，但這種意見遭到了有關領導人的否決。畢竟在百廢待興之際，我國確實需要這樣一項國際大獎以鼓舞人心。考慮到聯邦德國的查恩(H.Zahn)教授和美國的卡佐亞尼斯(P.G.Katsoyannis)副教授在胰島素人工合成方面也取得了較好的成績，此獎有由兩國或三國科學家共同獲得的可能，最後決定：“推薦鈕經義同志代表我國參加人工全合成研究工作的全體人員申請諾貝爾獎。”

　　這裡需要補充說明查恩和卡佐亞尼斯的情況。他們於1958年開始做人工合成胰島素工作。雖然並沒有得到國家的支持，有時候還只是單兵作戰，仍分別於1963年12月、1964年初發表了人工合成胰島素簡訊，查恩還在中國之前於1965年7月發表了全合成論文。儘管他們承認是中國第一個合成了結晶胰島素，但一直到近些年，他們還在分別宣稱是自己第一個用人工方法完成了胰島素的全合成。

　　只剩一個候選人之後，楊振寧、王浩、王應睞分別向諾貝爾獎委員會推薦了中國的胰島素工作。但出乎國人的意料，這項工作沒能獲獎。

　　對於未能獲獎這一事實，國人很難接受。從1979年起，社會上開始流行多種版本的原因分析。其一是歧視說：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的委員出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因為意識形態的關係，他們對中國人存在偏見，不願意將這個獎項授予中國。 其二是時間過得太久說：如果胰島素工作被早點推薦給諾貝爾獎委員會，它應當能拿到這個獎。我們的工作過了十幾年之後才推薦，曾經轟動世界的成果已經不再新鮮。其三是候選人太多說：這種說法流傳最為廣泛，經常有人在各種報刊和書籍上宣稱：在人工合成胰島素項目上，由於我國推出的候選人過多，“諾貝爾科學獎與中國科學家擦肩而過”。

　　上述原因中，候選人過多說顯然是錯誤的，時間過得太久說也經不起推敲，對諾貝爾獎而言，獲獎距離成果的完成平均有大約12年的時間。從1966年完成論文到1979年評獎，中間只有13年，這個時間間隔對諾貝爾獎評選而言是很正常的。關於瑞典的那些教授是不是對我們有歧視心理，這無從檢驗。但是，對於一個享譽百年、未曾出現過明顯歧視現象的大獎，我們最好還是不要這樣猜測。

　　如果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不是上述原因，那麼，它會是什麼呢?難道是——我們的工作未必達到了獲諾貝爾獎所要求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