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刘道玉：找出中国教育危机的祸根（上）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6月20日21:16:31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今年3月，我收到77岁的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来信说： 　　“今年4月，我的《冷眼看教育》一书将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其中在《访谈篇》收入了你‘中国教育危机’一文，希望你授权，不知可否？” 　　当然可以！这是我的荣幸。这篇2006年元月写的文章，虽然已经过去了四个春秋，但所谈的问题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愈演愈烈。中国教育的危机何时能看到解决的曙光？ 　　在此重新贴出这篇文章，因为较长，分成两篇。 　　有些罪人，刘校长不便点名，事过多少年了，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还为他们保留面子，这里索性明说。——高伐林按 　　刘道玉1981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时年48岁，为当时中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他首创并推行了一系列的高教改革，引起全国瞩目。但1988年突然被免职。（资料照片） 　　“教育打败中国”——《中国改革》杂志2004年底推出这样一个特别专题，言简意赅的警号不胫而走。在中国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引进西方现代教育制度一百周年之际，笔者在中国大陆所到之处，各界人士却无不对教育界现状痛心疾首，对可能造成的恶果忧心忡忡。中国的教育危机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严重威胁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威胁到中华民族的未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前武汉大学校长，72岁的刘道玉教授出版的《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迅速抓住了读者的眼球。《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新京报》等报刊都不吝篇幅，整版推介。这是刘道玉自1988年2月被突然免职之后，如此醒目地重新回到公众视野。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刘道玉人生的又一个高峰。这本书，被中国大陆媒体联合评选为“2005年好传记”的第五位。 　　2005年12月，笔者在武汉两次见到了刘道玉。尽管年过古稀，又于九年前在出国访问的归途上患过中风，但他头脑依然敏捷而缜密，一席畅谈，要言不繁地回答了笔者的提问，披露了当年他如何反驳而得罪国家教委、湖北省委负责人的内幕，剖析了当今教育危机的本质与根源，阐述了他的教育改革的理念和对已近病入膏肓的中国教育除弊起衰的思路。 　　当今海外读者未必熟悉刘道玉，这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教育界独领风骚的改革先驱和有功之臣。 　　刘道玉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即担任了教育部党组成员和高等教育司司长，鼎力推动了高考制度的恢复，影响至为深远。1979年他本想辞去官职回到武汉大学任教，却旋即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1981年在他48岁时，又被任命为校长，新华社消息称他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他在任内，大力营造民主自由的校风，首创、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例如今天在中国大陆已相当普及的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转学（包括转系转专业）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当年都是由他在武汉大学首创。他还断然取消了大陆高校中实行多年的政治辅导员制度，引起巨大反弹。1985年1月《中国青年报》连续两天刊出著名作家祖慰的长篇特写《刘道玉晶核》，指出刘道玉刮起的教育改革旋风，不仅对该校学生，而且对整整一代青年学子的命运和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在1985年被授予法国密特朗总统荣誉勋章，1987年接受池田大作授予的东洋哲学学术奖章。 　　不难想象，刘道玉的教育改革探索触犯了现行体制和既得利益的代表者。1988年2月，他在54岁的盛年，突然被国家教委一纸电传免职。更让人惊愕的是，武汉大学百年校庆，校方居然不邀请就住在校园里的这位退休前校长。 　　刘道玉热爱教育的初衷不改。1995年，他从大学校长改当小学校长：应邀主政一家民办公司投资创办的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继续实践自己的办学理念，虽然教育改革试验很成功，但因为学校投资人出了经济问题，这项改革被迫半途而废。2004年，他把原来以路石命名的基金会正式更名为刘道玉教育基金会，提出“为教育改革铺路，为创造性人才的成长铺路，为振兴中国的教育事业铺路”。他表示，将《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的五万元人民币稿费全部捐给这个基金会。 　　尽管刘道玉被迫离开他教育改革实践的沙场已经多年，海内外却一直没有忘记这位教育改革家。1989年，他被英国剑桥名人中心收入世界名人录，聘为名誉顾问，后又获该中心颁发的20世纪银质功勋章。在他被免职十年后的1998年，中国青年报社回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改革道路，在选择教育界的改革风云人物时，一致公认是刘道玉，派记者专程采访做长篇报道，作为纪念专题之一；这一年11月，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东方时空》也“英雄所见略同”，将刘道玉作为教改代表人物拍摄，汇集在专题片中播放；2006年１月，头顶上时刻悬着达摩克利斯剑的媒体《南方周末》，又毅然刊出了祖慰的访问记《教育改革家刘道玉棒喝教育》…… 教育改革的着眼点：培养创造力 　　高：当年你走马上任当武汉大学校长时，认为当务之急要开刀改革的是哪些问题？ 　　刘道玉：我被任命为校长，完全出乎意料。本来我辞去教育部的官职回到珞珈山（武汉大学坐落在珞珈山麓——笔者注），是要从事我的化学教学和科研业务，没有想到回来不仅没有摆脱行政管理事务，反而还把我推到了校长的位置。不过自古华山一条路，上任了我就不能退却。既然报纸上说我是“年轻校长”，就得有年轻校长的样子——朝气蓬勃，立足改革，提出“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口号，要改变武大“老牛拉破车”的落后状态。 　　我当时最想做的，首先就是营造一个民主、自由、宽松的教育环境和学术氛围。我既崇拜蔡元培，也崇拜马寅初：蔡元培提出的大学独立、学术民主、自由的办学理念，是世界各著名大学办学之通则，他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写道：“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了。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马寅初因《新人口论》而挨批，他写了一份《附带声明——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他们的办学理念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校长，应该有这种瞻望民族前景的长远目光，应该有这种坚持追求真理的独立精神，在校内创造适合科研和教学的自由空间。 　　第二个，是着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当时我推行一系列教学制度的改革，允许冒尖，允许跳级，就是为了在制度上适应学生的个性与兴趣，尊重学生的选择权，为富有创造力的人才的脱颖而出，从制度上给予保证。 　　当时我在武汉大学实行转学制时，没有请示任何人，认定我作为校长就有权这么做。这个制度实行后，学生在校内可以转系转专业，文理科可以互转，校外的也可以转来——北大、上海同济大学、中国科技大、武汉医学院等校都有学生转到武汉大学来。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水平和师资力量不一定赶得上他们，但为什么这些学生向往武汉大学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比较自由民主的学术环境、尊重学生志趣的气氛。 　　第三，办学要确立“学生是主体”的观念，学生既是受教育者，也是办学的参与者；既是改革成效的检验者，也是教学改革的依靠者。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参加学生的活动，接待学生，与学生通信——这也有利防止我的思想僵化。 　　高：对，你当时对校长办公室有三条要求：凡是学生写给你的信不能扣押；凡有学生要见你不得挡驾（但可以约时间）；凡学生举行的活动应当通知你。 　　2005年12月，刘道玉校长（左二）与以长篇小说《张居正》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熊召政（左一）、八十年代初就写出反特权、反腐败的长诗《将军，不能这样做》的诗人叶文福（右一），以及曾长期旅居法国、近年回国的作家祖慰（左三）合影。祖慰二十年前写过《刘道玉晶核》，详细记述刘道玉在武汉大学推行的改革。（高伐林摄） 被免职最遗憾的是壮志未酬 　　高：你得知被免职时是如何想的？ 　　刘道玉：自从我选择改革那一天起，就没有准备后退。我预料到我的下场可能不妙。果然，我的任期还没有满，突然地，以电传的方式免除我校长职务。我本来不想当官，对这个校长职务本身我并不留恋，如果说有遗憾的话，主要就是我正在制订武汉大学改革的第二个十年规划，还没有出台，更没有来得及实践——至今我那些设想还没有人提出来呢。 　　例如，我要改变“文理科分科招生”的模式。现在我们实行的分科招生，其实是为了提高升学率。1949年以前和五十年代学生学理科学文科，都是自己真正有兴趣，如钱钟书、吴晗这些人为何选择文科？因为他们热爱。但1961年之后，分文理科主要是为了升学率，部分考生认为自己数理化基础不强，进大学把握不大，于是就转向文科。这就造成了某些学生的素质缺陷。 　　其次，我要改革文科的教学模式。文科到现在停留在表述性的教学模式上，基本上没有形成形象化、实践性的教学手段。我当时准备在文科建立五大实验室：以哲学系为基础建立心理学和思维科学实验室；在经济学院建立经济模型实验室；在法学院建立模拟法庭，拥有民事审判的正式权限，有法官、庭长、书记员一整套编制——美国就是这样，他们的一流法学院就有民事审判权；在图书情报学院建立信息工程实验室；在新闻学院建大众传媒实验室，可以制作影视作品。这样就把理工和技术手段引进文科，彻底改造文科教学。 　　第三，如果说我八十年代中期重点是放在教学制度的改革上，那么第二个十年想推出来的，是教学体系、课程设置上的改革。多年以来我们的课程设置体系，都是重视知识的传授，而不重视科学思维方式的传授，我们90％的课程都是知识型的——像你们这一辈学生都是“灌”出来的，中文系弄那么多小说选读课，老师一篇一篇去讲主题、结构！我想大幅度地改革课程，将大部分、至少一半学时，来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 　　这些想法不能付诸实践，才是我最大的遗憾。到现在我没看到哪个学校想到这些问题，更没推出改革措施。 为何得罪国家教委和省委负责人？ 　　高：你被免职究竟是什么原因？在你的书中写了，你被免职后，当时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在北戴河召见你，肯定你的教改，希望你去北京领导国务院属下一个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的机构，或者选择任何大学再出山当校长。有人由此推测，你被免职，可能是一个在中国司空见惯的“人事算计之谜”。你自己如何分析？是当权者认为你“离经叛道”，还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触犯，还是有某些恩恩怨怨？ 　　刘道玉：原因是多重的：改革理念的分歧、“功高盖主”引起的嫉妒、我的所作所为对某些领导人的权威提出的挑战……但我认为核心的问题，是利益的冲突。 　　例如国家教育部门那位主管（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高注），就认为我威胁到他的地位。1982年，教育部长蒋南翔任职到期，谁来接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到教育部来，对处长以上干部进行一次“部长候选人”的民意测验，我的得票是第一位，当时的这位副部长得票比较低，据说他为此还气病了。当然，我是坚决不想当的，当时我就到中组部去陈述说，我已经在1979年当了一回教育部的“逃兵”，任命了我也不会来的，千万不要任命我，免得我也被动，你们中组部也被动。 　　这是这位主管第一次感到我威胁到他的位置：论年龄我比他年轻十岁，论在群众中的威信我比他高，论教育论著我也比他多。 　　1985年，中央要把教育部改成比部高半级的国家教委，据说人事方案之一是由万里副总理兼任教委主任，我担任第一副主任，这消息传得非常广，我得知后，再一次到中组部去陈述我不能担任这个职务的理由。我非常高兴后来中央决定了另一套人事方案，但这位主管又一次感到我是他的威胁。 　　关于改革理念，我与他们也说不到一起去，发生过三次冲突。 　　一次是关于“学分制”的。这位主管在会议上公然说，搞什么学分制啊，美国搞学分制失败了，苏联不搞学分制，卫星上了天！有次我与他辩论说：“东昌同志，如果你不是健忘，你就是无知。你从哪里得知‘美国学分制失败了’？据我所知美国现在各大学依然还是学分制，而且更有发展。至于苏联不搞学分制，我们也没有说学分制是大学培养人才唯一的制度，可以试验嘛。” 　　第二次是关于培养“创造型人才”的问题。他批评我们武大说：提出“创造型人才”，就是好大喜功，好高骛远，大学四年怎么可能培养出“创造型人才”？我说：培养“创造型人才”，是我们提出的办学指导思想，培养创造性人才也有一个渐进过程。我们这么提，是强调在教学过程中要开发学生的创造性素质，为他们今后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奠定基础；也不排除少数出色学生在学习期间就能出创造性成果，现在不是就有学生出版了文学作品、学术论文吗？你认为大学四年培养不出“创造型人才”就不能提这个目标，我倒要反问你：现在提“要培养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否能保证大学四年树立这样的世界观？如果说学生做不到，是不是我们也不能这样提？ 　　第三次，是关于政治辅导员问题。一百个大学生配一个政治辅导员的制度，是1962年由清华首创，推广到全国，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反修防变的产物。我调查研究发现，这个制度并不受学生欢迎，政治辅导员队伍也极不稳定——选业务好的教师来干，他不安心；选业务不强的教师来干，他没有威信。1985年，我将这个制度取消了。那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啊！教委主管指责我说：你取消政治辅导员，就是削弱思想政治工作。我说，加强思想工作不在于形式而重在实效，我们将英国牛津、剑桥的导师制引进来，规定每个讲师以上教师都要带十个学生，将教书育人制度化，这就是加强思想工作。 　　这几次争论，他虽然输了理，但他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对我耿耿于怀。 　　高：武汉大学归国家教委和湖北省委双重领导，湖北省委的态度如何？ 　　刘道玉：我跟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高注）也发生过冲突。 　　那是1984年5月的事，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为建房，争占杨家湾80亩水塘，民工打起架来，双方都有人受伤。我当时在上海开会，回来得知后批评了我们学校有关部门。省委书记的秘书是水院毕业的，不知他怎么汇报的，这位书记就召集武大和水院两边领导和基建负责人开会。 　　那是一个星期天，开会是临时通知的，我事先并不知道。一大早我去汉口同济医院看望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教授，参加医院关于他病情的会诊。回家后，家里人说你赶快到省委去开会。我赶去了先检讨说因没接到通知，来晚了。省委书记大发雷霆说：你们武大欺人太甚，逼得人家水利电力学院师生员工没路走了！我说，你这话可不符合实际，难道水电学院五六千人现在每天不能走路？他又说，这块地你们两家谁也不给，省里要收回！我说，在中央的政策是支持教育，为大学发展拓宽用地，你要将属于学校的土地收去，是跟中央精神背道而驰。如果你一定要收，我保留直接向中央申诉的权利。他说，这块地也不是你的呀！我说，我们查过了，是1934年武汉大学从农民手上买的，地契至今保存完好。他说，国民党的地契，共产党不承认！我说，此话差矣。香港是满清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割让给英国的，我们1949年以后也没有“解放香港”啊？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嘛！他气得说不出话来，说：“你是个名人，说话要注意影响！”我说：“我不是什么名人，今天我是在你省委书记主持的会议上，我是党员，是武大党委副书记，是省委委员，我不过是行使权利发表意见而已。” 　　会后，我就到东湖宾馆去找胡德平。他是胡耀邦的儿子，当时是中央派到湖北来的整党联络组长。我说，如果两个农民发生了矛盾，生产队长会先听甲方的道理，再听乙方的说法，背靠背做工作，差不多了再弄到一起调解。省委书记可倒好，将两所大学的领导弄到一起，当众支持水电学院来压我们——这连生产队长的水平都不如嘛！ 　　这个话我在学校里也说过，有人向省里打了小报告，省委书记、副书记大动肝火，说这个刘道玉狂妄到了顶点，竟然说省委书记不如生产队长的水平！后来国家教委副主任彭佩云问我是否说过，我说：我是说了，但我是特指他处理这件争地纠纷的水平。（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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