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在中華民族史上，所建立的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自一九四九年十月開國以後，至今年一九九九年十月是整整的五十年了。為紀念這個不平凡的半百大壽，大陸上和海外若干地區，均將有極大規模的慶祝活動。“傳記文學”社社長劉紹唐先生有鑒及此，乃電囑筆者撰文隨喜。我們都是這個時代的過來人。五十年來，禍福身受，真是感慨萬千，一言難盡。尤其是我們學歷史的老兵，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人相食，眼看他打砸搶；再眼看他改革開放，起死回生。我輩雖偷生海外，誰管中原興廢事，但是身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對母族的興衰禍福，也是永遠擺脫不了的心事。“安危他日終須戰，甘苦來時要共嘗”。縱無劉社長的吩咐，我們能無骨鯁在喉？

　　記得遠在一九二三年，當時炙手可熱的霸主吳佩孚將軍，在洛陽大做其五十大壽。那位對帝制復辟，情有獨鍾的康有為，趕去溜須，並送了一副壽聯，曰：“牧野鷹揚，百歲勛名才一半；洛陽虎踞，八方風雨會中州。”我們如果未能免俗的，把中共享槍桿打下的這個政權，也當作一個傳統的“朝代”來看，從傳統朝代的興亡規律，和現代革命政黨盛衰的前例來推論，今後如不發生嚴重的紕漏，則中共的紅朝，應該也有個“百歲勛名”才算正常。但是今日我們要為“人民政府”這個階段，在民國通史中，記一筆流水賬，我們就只能記其過去的史跡與功過。至於它下一個一百五時年要變成個什麼樣子，將來的史家自別有着錄，後事還須問後人，毋須吾人預為操心。所以今日史家為人民政權結賬，只能算是半途而論之，斯即拙篇標題“半論”的意義之所在也。

　　回憶鄧公小平在一九七八年三起之時，那個被老毛搞的要死不得活的“人民中國”，頓時氣象一新，國內國外，眾口交贊，許為“小平中興”。當時鄧也曾說過，由於年老的關係，他只預備掌政十年，即行“交班”。海外聞文之，頗為之扼腕。我們真希望，鄧公當國，萬歲萬萬歲也。因此在鄧公執政五年之後，筆者不揣淺薄，曾着文評之，說他老人家，“十載功勳才一半”，希望他能全始全終，一竿到底，把“小平中興”晉級為“光武中興”，不要搞成個 “同治中興”，半途而廢就就好了。但是筆者讀史數十載，對歷代聖主昏君，也可說是“閱人多矣”。“若是當年身便死，此身真偽有誰知”的個案太多了。從周公攝政流言，王莽謙恭下士，到老蔣及身而敗，老毛死有餘辜。都是突出而並不稀罕的例子。蔣、毛二公，“若是當年身先死”：蔣若死於抗戰勝利；毛若死於建國初期。朋友，他二公在中華民族的地位，誰能相比？不幸二公都健康長壽，結果弄成蔣公死後，幾無葬身之地，毛公也落得個萬民鞭屍的下場。他這個“紀念堂”，將來如何關閉？讀史者批覽往例，偶念及此，能不廢書三嘆？因此當年筆者對鄧公的觀察，也覺得他老人家正在歷史上走鋼索。成敗之間，在鄧氏蓋棺之前，史家固不敢預作論定也。果不其然，時未期年，鄧公就搞出，中華國史上前所未有底血洗天安門的敗筆來。終於弄得真偽難分，前功半棄……時代的悲劇和歷史的殘酷，一至於此，真警人肺腑。

　　應有百年之壽的中共政權現在話說回頭。吾人根據何種星象，而敢說當今的中共政權有其百年長壽也。記得他們貴黨的毛主席不也曾說過，一個革命政黨的生命，正和一個人的生命一樣。它也有其青年、壯年、中年、晚年諸階段；最後也逃不了生老病死的自然定律。毛主席生前，被全國人民不知叫了幾萬萬萬次的“萬歲”。最後還不是只活了八十四歲就龍馭賓天了？他底政黨和政權，能活到一百歲，也就夠長的了。君不見，那個功在國族的老大哥國民黨，不是活了一百歲就完了？一個革命政黨原有它底革命任務要完成。任務完成了，沒有再生存的必要了，它會自然的壽終正寢。反之，它如果違反歷史規律，胡作非為，它也會被時代和人民所遺棄，不能享其天年，自招橫死。君不見二戰前，西歐的納粹黨、褐杉黨，和二戰後東歐的布黨、勞動黨、工人黨等等不都是如此？

　　中國共產黨也是個有機體。他如果完成了它底歷史任務，百年後，它自會壽終正寢。它如胡作非為，重蹈其故主席毛某的覆轍，那歷史家就無法逆料了，這在歷史學上便叫做“偶然”，“偶然”是上帝也掌握不了的。因此今後中國歷史的發展，是循常規的“必然”道路前進；或是中途轉折，發生了“偶然”的頓挫，將來歷史家自然會有更詳細的交代，我們今日就不能越俎代庖了。在重複一句，我們今日只能半途而論之也。

　　可是今日的歷史，卻是將來歷史的背景。吾人如能看清了今日歷史的特性，那麼對歷史轉型的下一階段，也未始不能略探端倪。這種預測，古史家和宗教家名之曰“因果”。現代社會科學史家，則視為歷史形成的造因（Historical Causation）。知其因，原可測其果，只是在因和果之間，要沒有變量才好，而變量也是歷史發展之常規，任何向前發展的歷史，皆無法完全避免之也。

　　余嘗面告張學良將軍曰：“您一時衝動，搞起了個‘西安事變’；西安事變不但改寫了中國歷史，也改寫了世界歷史。”嗚呼，西安事變就是個歷史學中的“偶然”；星象學中的“變數”。舉一可以反三也。因此吾人之所以能預祝人民政府百年長壽者，期其一帆風順，富貴壽考也。下世紀中，如半路殺出程咬金，搞出另樣的“西安事變”來，則一切自當別論矣。

　　人民政權在轉型末期的特性然則今日大陸上的人民政權，在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轉型史中，又有些什麼特性呢？回答這個問題，吾人要知道，過去五千年的一部中華通史，實是一部“帝王專制史”；而今後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華通史，將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轉變，實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轉者也。這就是吾人所謂的歷史的“必然”。

　　但是“帝王專制”，所牽涉的非“帝王”一人而已也。它是個政治社會文化相互配合的特殊制度的集體運作。也是一部統治機器的有效操縱。“民主政治”亦然也。它是一種制度；也是杜威、胡適師徒，口口聲聲的所謂“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也。所以從帝王專制，要轉變成民主政治，不可一蹴而幾。二者要從政治經濟轉型開始，而一轉百轉，要全部轉完，實非數百年不為功也。所以筆者在不同的拙作里，曾一再批駁，主張畢其功於一役的“一次革命論”，為胡說幻想也。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這一轉變的程序，大致始自“鴉片戰爭”（1839-1842）。要經歷兩百年以上的艱苦歲月，始可粗告完成。換言之，時至二十世紀之末的今日，我們已轉了一百六十餘年了。今後如不橫生枝節，亂出紕漏，再過四五十年，至下一世紀中葉，我們這一歷史轉型就可結束了。

　　明乎此一宏觀歷史的大潮流，我們就不難看出，大陸上今日當權的人民政府的特性之所在了。謹條列四項如下：

　　（一）它是“轉型期”（“歷史三峽”）中，最後一個有階段性的政權；（二）它具有中間性：前有帝王專制的遺傳，後有民主政治的遠景；（三）極權政府和獨裁領袖的權力遞減，從絕對權威，遞減至依法治國；（四）它具有其千載難逢的機運，來結束這場轉型運動而駛出歷史三峽。

　　以上所述，當然只是今後中國歷史發展之常規（natural course）；四十年時光，白駒過隙，一瞬即逝，或不致橫生枝節，亂出紕漏，則阿彌陀佛矣。反之，則今後國運、族運如何，就不知伊於胡底了。

　　今且根據上述這個轉型末期政權的特性，對這段中共政權五十年的史跡，妄師庖丁之解牛，略作爬梳，以就正於高明。

　　毛前毛後兩大階段近五十年的中共政權，很清楚的可以分成毛前毛後兩大階段。毛澤東生前當國，前後凡二十八年（1949-1976），從完全正確，到完全錯誤，最後把八億人民，都整到家破人亡的絕境；古老民族也被他弄到了人相食，和亡國滅種的邊緣，自成五千年國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個特殊階段。毛死後迄今又已二十三年（1976-1999）。從華國鋒的“凡是派”，鄧小平的“開放派”、“兩制派”，再到江、朱、李三雄接下去的“兩制派”、“走資派”，讓苦難的人民大喘一口氣，雖不免也有過坦克上街，殺人不眨眼的惡劣嘴臉（這原是個極權遺傳下，絕無必要的敗筆），但是大體說來，還是相對的國泰民安，頗具昇平氣象，也自成一個完整的，起死回生的，值得讀史者歌頌的第二個階段。

　　吾人如果把這懸隔霄壤的一國兩段的歷史連接起來，做個鳥瞰分析，我們就可以約略地看出近代中國，從“帝制”轉向“民主”底清楚的階梯，和明顯的脈絡。它前一段顯然是兩千年帝制的尾聲，和迴光返照；後一段則分明是社會經濟變質（從農業經濟轉向工商業經濟），獨裁制隨之滑坡，獨裁者權力也隨之遞減，極權政府更是亦步亦趨地，走向法治民主之必然的方向也。

　　老江今日似乎頗有點不甘心，還想試試來個自我核心化，回頭向紀念堂學習一番。老江，這一着是屎棋，碰不得也。這種“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心理，原是阿Q 公時代之時勢也。如今中國政治轉型，已進入一個法制民主的新階段，您如果還要回頭向和尚學習，也去試摸一下，可能就要挨“性騷擾”的官司，而吃不了兜着走也。今後中國的政治問題，是如何建立一個永久性的“接班制”的問題；諸公如誤為只是共產黨培訓（第四梯隊）“接班人”的問題，那就為毛、鄧二公的人治思想所誤導了。轉型期中，各個階段自有其不同的主題，不可照抄也。願當政者慎，毋河漢斯言。

　　兩部法律治天下請先談談，由毛氏當國，為帝王專制，作迴光返照的，這個第一個階段。

　　這一階段的特點便是毛澤東一人當國。在毛氏一人當國二十八年中，全國疆土遠大於歐洲和美國。中國的人口也從六億增至八億。他一人統治了這樣的一個大國至二十八年之久，竟荒唐到全國只有兩部法律：一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另一部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憲法在毛氏時代，只是一張廢紙。其中一條也沒有真正實行過。連那位依法選出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最後竟然被紅衛兵抓走，失蹤了事。一部憲法連個國家主席的性命，也保護不了，其為廢紙可知矣。

　　至於“婚姻法”，在百法皆廢的情況之下，何以能依法獨行？寫歷史的人懷疑這是毛氏羈縻開國功臣和老幹部的手法之一。大家既然打下了天下，進了城，食色性也，在這花花世界裡，大小功臣自然都應該享受點“歌兒美女”（趙匡胤的話），鄉下的黃面婆也得讓讓位才好。中國歷史上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的方法便是這樣做的。蔣氏父子敗退台灣，早年在台灣也搞了一段性開放，其作用也在此。所以中共“進城”之後，迫不及待地便推出一部新婚姻法來，這顯然是經過毛澤東特別許可的，甚或是他特意設計的，也是含意深遠的，雖然後來證明，並無此必要也。

　　一國無片紙之法，如何加以治理呢？筆者初次回國，還是四人幫當權時期，我曾很誠懇地向接待我們的幹部們請教，他們也很得意的說：“我們雖然沒有法律，我們的黨，自有政策。我們用政策代替法律。”可是政策又是如何制定的呢？現在我們研究國史的和黨史的都知道，中國共產黨長征以前的政策，原是“共產國際”制定的。長徵結束，直至解放前後（大致是從一九三五─一九五六），則是黨的中央政治局，集思廣益，集體制定的。到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後，漸漸的，則是由毛澤東一手炮製了。到毛氏生命最後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時期（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則毛的詞組隻字，都是法律。由於毛氏年高，言語不清，還要透過一位一腳踢的娘姨張玉鳳女士的獨家傳譯，才能傳達於中央政治局，再布達於全國。

　　再者，在毛氏獨裁初期，他所強加於全國的個人意志，還可叫做政策。漸漸地就變成荒淫暴君的意氣用事了，到他最後的十年，那簡直是語無倫次的胡作非為了。對這種胡作非為，毛未始不自知。所以他在文革後期，告訴他底美國朋友斯諾（Edgar Snow）時，也苦笑地承認他自己是“和尚打傘”。不意斯諾這個“中國通”，居然不懂這句中國歇後語，回美國之後竟大作其獨家報導，說毛氏自述是個帶着傘旅行的“孤獨的和尚”；一時歐美“中國通”和媒體，都為之大驚失色，大家對這個“孤獨的和尚”，所做不同的評估，也一時俱來，把我輩流落海外的老華裔，弄得啼笑皆非。

　　因此毛澤東這個“孤獨的和尚”，一人治國的政治模式，不特是中華五千年史所未有，近代世界史上（除非拉兩洲中少數原始部落國家之外），也是聞所未聞的。

　　毛氏獨裁的主客觀條件中國為當今世界獨一無二的古文明大國也。五千年來，它出了多少聖賢豪傑，和才智之士。就是共產運動在中國初起之時，也是志士如雲，殺身成仁的青年烈士，隨處皆有的，怎麼到頭來，竟讓這麼個“打傘的和尚”，亂搞一泡呢？其實這也只是個社會文化轉型的短期現象。在這轉型期中，傳統的典章制度是被玉石不分的全搞砸掉了。新的典章制度還要經過兩百年，才能慢慢的磨練出來。在這個真空時代，你叫我們這個大權在握的“打傘的和尚”喳辦呢？毛氏曾公開的說過，他壓根兒不相信什麼“法治”。他說只要在“人民日報”上寫篇社論，然後推行起來，一竿到底，要啥鳥法律呢？他更不相信民主選舉。他知道在他自己的經驗里，所有的選舉都是假的，只有槍桿出政權才是真理。共產黨的“天下”，是解放軍打下來的；他的“主席”，是“中央派的”，啥鳥選舉？【作者附註：在今後十年二十年之內，所有毛澤東的選集和未選集，都會計算機化的。上引毛語錄，在秒速億次的檢索程序上，一撳便是，有心的讀者將來自可查閱。縱在目前，檢索亦觸手可得，筆者自己，亦每有前論。本篇因篇幅有限，就不細注了。讀者諒之。】

　　總之，形勢比人強。毛澤東這位小學國文教員出身的農村知識分子，和農民們起義的領袖，本質上他是和陳勝、吳廣、劉邦、劉秀、黃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英雄好漢們是同一種動物，只是時代不同，在思想行為上，略加點時代色彩罷了。他們底心理狀態，都永遠脫離不了中國式的“做皇帝”，那套老底子，和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那個老社會。如今皇帝是不能再做了，但是從傳統的“帝王專制”，轉向現代化的“民主法治”這項必然演變的程序，他老人家就無此視野了。至於現代政治家所應具備的，有關民主法治的一般常識和基本概念，例如“人權”、“法理”這些觀念，在他腦海里也是連影子也沒有的。毛對現代人權的認識，實在是連“權利”、“權利”都搞不清楚。遑論其它呢？毛氏對法律的認識，也停滯在兩千年前傳統法家的層次。他所知道的法律，只是懲人之法的“王法”和“刑法”而已。他對現代法理學（Science of Jurisprudence）中底保民之法（保護人民不讓惡政欺壓，孟子所謂“保民而王”）的基本概念，可說是一張白紙。但他強辯足以飾非，硬說這套西方的正統文明，只是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不值一顧。至於馬克思主義的法理學，又是什麼東西，則他連寫標語的知識也沒有了。自己不知，卻強不知以為知，以天縱英明自許，絕無任何虛心來向他人請益。【筆者附註：列寧就不同了，列寧原是西方傳統法學訓練出來的律師，他對這兩造不同的法理學，自有他的另一套“列寧主義”的詮釋。雖然也流於偏激，卻遠非毛氏所能及也。在虛懷若谷、禮賢下士的學習態度上，毛甚至不如蔣介石；當然與孫中山就更不能相比了。】

　　不過毛對現代社會科學之無知，在早期中共的領導階層中，也並不是個太大的例外。那時在共黨組織中最驕傲、最抓權的“國際派”，像王明、博古、李三立、瞿秋白、張聞天等人也不無如此。而且他們反而沒有毛的篤實、苦幹，和對中國社會本質，所具有的調查研究的精神。跟他們相比，毛反而有鶴立雞群的領袖形象。

　　毛澤東還有另一套本領，非若輩所能及：毛公善讀中國線裝古書，精通中國傳統的“帝王學”，尤精於玩弄古法家的“權術”，以及打原始農民戰爭的那套土“兵法”。毛對這套傳統帝王學的藝術之掌握，那才是英明天縱，雄才大略，文武雙全，全國無兩。他就是靠這一套先天的稟賦和後天的經驗，終能在黨內壓倒群雄，異軍突起，最後竟能趕走蔣氏，而統一大陸的。起阮籍於地下，可能他又要說，天下無俊傑，使豎子成名了。但是，朋友，我們第三世界，搞工業化，曾有個名詞叫 “恰當技術”（appropriate technology）。你引進科技，要恰合你當時社會國家的條件。時間未到，你就躐等的大搞其“高科技”（high technology），過猶不及，那您就反而是製造瓶頸，而開其倒車了……毛澤東那一套，在落後的中國，反而比胡適等“人權派”那一套更恰當，更 appropriate，所以他能打天下，而人權派不能也。但是，時變而思想不變者臭。等到人權派那一套，逐漸變成適時的恰當技術了，毛還未死，卻頑固不變，那他就變成封建落伍，成為結束帝王專政時的最後一個荒淫無道的暴君。（事實上，中共在八全大會中發生的反毛暗潮，就是因為毛在這一新階段，已變成了一個阻撓進步底反動獨夫的結果，見下節。）這原是轉型時代政治的特徵啊。毛也是一個時代的犧牲者。夫復何言。

　　毛的個人崇拜，劉是始作俑者根據黨史上一般的說法，毛之竄升至全黨一人，實始自一九三五年的遵義會議，讓他當上了軍委主席，取得了軍權，從此抓住了槍桿，至死方休。其實它真正地變成全黨一人，卻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七全大會期間，由劉少奇搞“個人崇拜”，一手推上去的。蓋中共經八年抗戰的迅速發展，至此已擁有半壁河山。那時以劉少奇副主席為首的毛派若干高幹，為着與黨內國際派爭黨權，和黨外國民黨爭政權，乃突出毛氏，為獨攬大權、超出全黨之上的最高黨魁，來領導對外鬥爭，和對內清黨，劉少奇的第一着棋，便是樹立“毛澤東主義”為全黨最高指導思想，其地位僅次於馬列主義。但毛氏那時正謙恭下士之時，不願亦不敢與馬列平坐，乃自請改“毛澤東主義”為“毛澤東思想”。這一個由七全大會一致通過，並載入新黨章的“毛澤東思想”的權威之樹立，毛澤東就不再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普通黨員了。他在一夕之間就變成蘇聯布黨的列寧、中國國民黨的孫中山了。

　　且抄兩條，七全大會後的中共新黨章，以見毛在黨中的超越地位：

　　（總綱）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第一章，黨員）第二條：凡黨員均有列義務：

　　（一）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覺悟程度和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摘自黨章原文，載劉少奇等箸“中國共產黨與共產黨員”，一九四八年香港紅棉出版社再版，新民主出版社經銷，頁一─三。）毛澤東經過七大在新黨章中樹立了特殊地位以後，很自然的便發生兩項後果。第一便是中國共產黨自此以後，就變成毛派的極權政黨，和毛氏個人的政治機器了，其它黨內反毛非毛的派系和個別黨員，不是被關被殺，被清出黨，就是在黨內靠邊站（像朱德元帥那樣）。這項發展正和與它鬥爭最尖銳的敵黨──國民黨的發展，殊途同歸。自此以後，發生在戰後中國的兩黨鬥爭，就逐漸變成蔣、毛之間的（和劉邦、項羽一樣的）兩人之爭了。第二個後果便是，這種極權式的革命政黨中的獨裁領袖，他底獨裁權力是只能上升，而不能下降的；同時他底政治特權，也未有不被濫用的。這就是麥克斯？韋伯所說的，絕對權力，絕對腐化的必然後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