騰訊大家 2013年3月27日

1912年7月4日，除了美國國慶，對中國人來講，並不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但是在這一天，有一個英籍澳大利亞人給另一個英籍澳大利亞人寫了一封信。這信在我看來很特別，且中國的方家有意無意的都有些忽略它。

寫信的是威廉·亨利·端納（William Henry Donald，1875-1946）。1903年，因和老婆搞不好關係（不知道白求恩當年是不是亦如此，給人的感覺，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個不堪忍受的老婆），端納便向老闆自薦，以悉尼《每日電訊報》記者身份赴遠東採訪，不久接受香港《德臣報》聘請出任副主筆，同時還兼任其他一些外國報紙的通訊員。但他的興趣在中國，不久就憑着獨門靜坐熬曬太陽的功夫結識了兩廣總督張人駿，並成為他不用發工資的顧問，從此中國的事兒就成了他的事兒了，人稱“中國的端納”：

辛亥革命前，他的身份是《紐約先驅報》駐華記者；武昌起義後，他在上海協助伍廷芳工作，被認為是“革命黨的無官職的外交部長”；待孫中山回國後又成為孫中山的政治顧問，參與起草中華民國《共和政府宣言》；後來又做北洋政府顧問、張學良顧問、蔣介石顧問……這其中值得重點提出的事項有：日本“二十一條”的訛詐是他在好友、另一英籍澳大利亞人莫里循的配合下公之於眾的；張學良的東北易幟是他催成的；甚至張學良的大煙癮都是他幫戒的；還有西安事變也是在他的摻乎下和平解決的……

以至於日本人把他罵作“幫中國人反擊東洋的西方魔鬼”。可能是命運的作弄，最後他落入了日本在菲律賓的集中營里，儘管那些歐洲難友們一眼就認出了這個大名赫赫的政治明星，但並無一人出賣他。1945年應蔣介石的特殊要求，美國遠東地區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組織了一次美國大片中經常出現的精彩行動——“洛斯巴尼斯”行動，派直升機和空降兵突降端納所在的集中營，把端納解救出來，並送往珍珠港海軍基地醫院療養。可是，端納的生命已到了最後的時段。他思念中國，宋美齡派飛機接他回上海醫治，1946年端納去世。彌留之際，站立床側給他誦讀聖經的，乃是我們美麗的宋美齡女士。他希望能長眠於中國，宋美齡在宋家墓地辟出一角，以隆重的儀式把他安葬！

收信的是喬治·厄內斯特·莫里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莫里循本來是個醫學博士。1894年前來中國遊歷，一年後就出版一本《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被倫敦《泰晤士報》相中，從此做了該報派駐北京的記者。這記者從1897年一直做到1912年。1912年之後，他做了袁世凱和北洋政府的顧問，這一顧就是八年，直到1920年因病去世。跟端納一樣，給中國服務得時間長了，難免有些移情（移情得最厲害的，可能是中國海關總監督，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赫德），那就是比中國人還中國，通過自己的筆觸與相機，向世界宣傳中國，並力圖糾正世界輿論妖魔化中國的傾向。關於莫里循，值得重點提出的事項有：“二十一條”是他在袁世凱的授意下故意泄露給外界的，而報界中他首先想到的理想人選就是好友端納，這個時候的端納擔任《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端納先是公之於《泰晤士報》（因報方不相信它的真實性，把最關鍵的部分即第五號內容給刪掉許多），後是把全部文本公之於《芝加哥日報》，給日本政府以迎頭一擊；中國參戰他是力挺的；巴黎和會他是特別關心的，甚至生病期間還幫助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成員修改說帖……

1920年莫理循在英國去世。逝世前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現在的一個希望是回到中國。我不願意死，但如果死也要死在中國，死在多年來對我如此體恤的中國人中間。”看到了沒？若按某些中國人的思維與角度，這些人對中國的愛已達到了“英奸”或者“澳奸”的高度，但滑稽的是，不少人把他們罵作“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殖民代理人”！幸好現在已有學者認為，莫理循對中國的貢獻“完全能在由加倫、白求恩、斯諾、陳納德等人組成的中國友人的隊伍里占有崇高的位置”，竇坤認為，“這應當是貼切而真實的結論”。一句話，也不枉人家愛中國一場！

這裡說這麼多，是為了足夠的鋪墊。否則我擔心信中的內容，會引出諸多國人破口大罵寫信人與收信人，甚至我這個公布信件的，也會捎帶着被罵作“漢奸”、“賣國賊”云云！下面，我們一塊看信吧：

“我親愛的博士：……你在27日信中提到形勢似乎會陷入混亂。當然，你是極有信心的人。按我的悲觀看法，我設想過，他們將會陷入幾乎是完全無政府狀態的最大混亂。我無法知道這一切最後會有什麼結局。我們這裡的孫逸仙是最討人厭的人，黃興也好不了多少，只是聰明些也深沉些。負責南京軍隊的老王（作者註：大概是王芝祥，辛亥革命時成為廣西省的民政長官，統率廣西軍自任總司令，成為當時南京共和軍中的顯赫人物。袁世凱任命唐紹儀組閣時，同盟會推舉他做直隸都督，想直接抽掉袁世凱的北洋老根據地，未成）肯定是個老壞蛋，而同盟會中的另一伙人則密謀逃命的計劃。他們在追求什麼東西，可是我說不上來。孫向我保證他要從此永遠退出政界，但是我有懷疑。我注意到凡是去見他的中國人仍然稱呼他‘總統’。他們簡直要給他磕頭了。我深信他已經把自己想象成中國的摩西了。芸芸眾生是命中注定要由他領着到達希望之鄉的。我無法說他構想出來的希望之鄉是否也受外國人的奴役，但是他肯定是朝着荒蕪的沙漠那個方向在前進。他是個傻瓜。”

這個時候是1912年的7月。我覺得，端納信中“他是個傻瓜”的話，已經憋了很久了。可以說，孫中山歸國後，端納第一時間就拜見了他，並且成了他的顧問。但是端納隨後就發現諸多不妙。首先，他發現孫中山的總統府已成為喧鬧的官場中心，每天從火車站走出成群接隊的人，其中還包括幾十名日本人，他們帶着鋪蓋，鍋碗瓢勺，像羊群一樣在總統府逛來逛去，找孫中山要職務。

端納問孫中山哪裡來的這麼多無業游民？大總統回曰：那些中國人是來求職的。因為我犯了個錯誤，在在美國各地募捐時，向他們許願說，只要捐了錢，將來革命成功了都給官職，他們這都是來找我還願的。可我沒想到滿清會倒得這麼快。端納問：那那些日本人呢？大總統滿面憂愁地回答：我不知道。是有兩三個日本朋友幫我宣傳過共和，但其他人我從未見過。端納問：那你能不能把他們從政府大院攆走，並且清楚地告訴他們，這裡不需要他們？大總統回曰：“我就不是不能這樣做，我就是不能這樣做”。

氣得端納自己去找軍隊了，跟徐紹楨聊了聊天，一個小時之內，徐紹楨的軍隊就用上着刺刀的步槍，把幾百人趕到了大街上，把他們的被褥、鳥籠等一股腦的扔到了通向火車站的那個方向。總統府終於清靜了。

其次，端納發現這總統有些不靠譜。有一天，孫中山向端納宣布，他已經找到了沖涮長江積沙的辦法。端納問他是什麼辦法。孫用圓胖的手指指着幾份發黃的表冊說：“我可從漢口到出海口築道石堤，河水就會順着石堤將沙沖涮下去，那樣就不會形成沙岸。”端納聽了很不安，說：“從漢口到出海口是600英里，在漢口南京之間，汛期的水位高漲20至40英尺甚至還要高些。這就是說你所說的石堤要高達40英尺，長度要像倫敦至柏林的距離。你所建議的是一項大工程，總統先生。”孫面帶驚異，但他開心地笑了，回答說：“那當然是項大工程，那當然是項大工程。”可大總統，甚至聽不出端納的諷刺之意來。

另有一天，端納給孫中山說，有件要緊事我得提醒您，那就是我們國庫的錢不多了，你得考慮跟外國借款，當然前提是得等我們的政府被國際承認。沒想到孫大總統的回答是：“我們不需要借款，我有一個更好的辦法。”端納聽了兩眼一亮：“什麼好辦法呢？”孫中山回曰：“我們有很多造幣廠，以製造我們需要的貨幣。”端納問：“哪裡來的銀錠呢？你的紙幣的準備金呢？”孫中山回說，要什麼銀錠，“我們可以把我們的銀茶具熔化！”過了一會他又說：“你知道，廢除像銀錠這樣的東西是可能的，去購買銀、銅、鉛、鎳卻很昂貴！”這把端納說懵了，大喊“賣糕的”。於是孫中山解釋說：“我已經想到了，我們可以使用紙幣來節省購買銀錠的費用，我們需要多少就印多少，用舊了的時候，我們可以再印……那樣我們就可以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

嚇人不？不久，孫中山再次把端納嚇傻了。當時南京迎袁專使正在北京迎接袁世凱南下南京就任總統，但是北京發生兵變的消息傳來，端納給孫中山說，袁世凱是個棘手人物，他像個魔術師，有不少鬼點子。孫中山回答說：袁世凱不過是個紙老虎而已（看來紙老虎的說法，不是毛澤東的首創）。端納問總統，那你咋辦呢？孫中山回答曰：我要率領我的軍隊打到北京去。端納說：“長江以北雪有一英寸深，越往北走，天氣越冷。你的部隊既無衣也無食。”估計是發現對方根本沒有聽進去自己的話，所以端納停了一下，然後轉移了方向：“而且還有個問題，財政怎麼辦？”“財政？”孫博士大喊大叫地說：“財政是我所想的最不重要的問題。”你說端納給這樣的人做顧問，能顧得上啥呢？

現在，端納給莫里循寫信，直接說我們的“國父”是“傻瓜”，又是為嘛事呢？原來“國父”同他交談，說自己已經決心完全獻身於發展鐵路，但一兩個月內還不能公開自己的計劃。但是當端納講了很多話之後，“國父”終於走進內室，把自己的地圖拿給端納看了。

下面接着看端納的信：“這幅地圖大約有六英尺見方，當孫把它鋪在地板上的時候，我看到了最能說明一個人的性格的證據，說明孫不僅是個瘋子，而且比瘋子還要瘋。他絲毫不講實際，缺乏普通常識，而且他對於自己表示的現在倡議的事業缺乏最基本的概念。這是一張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國最西部邊界的地圖。孫手持毛筆和一塊墨，不時隨心所欲地在各省和各個屬地的位置劃滿了許多線路。他用雙線表示沿着海岸線從上海到廣州的鐵路幹線，又從那裡穿過崇山峻岭通往拉薩，再向西繞來繞去伸到西部邊界進入新疆，再穿出去到達蒙古。他的另一條幹線是從上海到四川再到拉薩。他還有一條鐵路是沿着戈壁沙漠的邊緣進入蒙古。其他幾條線路是通向北方、西北和東北的。各省都有很多支線。孫所描繪的這幅地圖只不過是一幅怪誕的中國之謎。孫坐在地板上向我解釋這番大事業。看着他坐在那裡，使我想到他這幅樣子比什麼都更能說明這位中華民國首任總統的不稱職了。他發瘋了，為什麼？並不是因為他畫了這幅地圖，因為只要有錢和充分的時間，他劃的每一條鐵路和更多的鐵路都可以建成，而是因為孫竟然冒失地認為，由於他劃出了這些條鐵路線，外國的資本家就會給他足夠的錢把這些鐵路在五年到十年的時間裡全部建成！”

於是兩個人有了下面的對話：

孫中山：“你認為外國資本家會給這筆錢嗎？”

端納：“條件是什麼？”

孫中山：“啊，如果我們給他們以築路權和由他們經營鐵路40年的權利，40年期滿後將鐵路完整的和無償地交還給中國。”

端納告訴孫中山，除非有一個穩固的政府，否則在一個人口最多的省份修建一條最實用、最有利可圖的鐵路，也沒有希望得到一文錢的外國投資。但讓端納大跌眼鏡的是，孫中山回答說，“政府穩定與否有什麼關係，只要各省同意就成！！！”

端納被氣瘋了，他在信中對莫理循說：“這幅地圖堪稱為孫逸仙之夢，但是如果能夠由我來為它題名，我將採用美國式用詞稱之為‘一叢同花順的夢魘。’”

端納跟莫理循表示，他遲早要把孫中山的這一切描述出來，但不是現在。他想讓人知道，到那時人們才知道孫中山成不了大事，而他早就知道了。具體說來，孫中山從國外回來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兩三天后，他就知道了，知道“此人不可能擔任任何需要常識的工作，更不要說擔任需要政治家度量的工作了。”

端納在信末對莫理循說：“你一定得原諒我處於這樣的憤怒狀態，因為我一想起那個狂人認為他可以在這個愚昧的國家裡鼓吹排外主義、社會主義和十幾種其他什麼主義，並且認為只要他孫逸仙一揮手，全世界的資本家都會打開錢包，把金幣拋灑在中國的焦土之上，我的血液就沸騰了。”

看來，孫中山是不是瘋子不好確定，但他把自己的外國顧問氣瘋了，則是可以確定的。

端納這封信寫於1912年的7月。8月，孫中山應袁世凱之邀赴京共商國事。在京期間，孫中山曾與袁世凱密談多次，其中一次談到了兩人的分工：“國家建設首在交通，兄弟打算在十年內造築鐵路廿萬里，望君能練成百萬精兵。如此，中國可達到富強境地了。”袁世凱既不瘋也不傻，他微笑着回曰：“辦鐵路，我知先生是有把握的，若練成精兵百萬，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唐德剛先生分析說：“中山這席話雖出諸一位偉大愛國者的至誠，但是聽在有高度行政和經濟建設經驗的袁世凱的耳朵里，就是信口胡吹了。”

唐先生進一步認為，“孫大炮”這個諢名，可能就是袁世凱給叫出來的。這裡我覺得唐先生錯了。事實上，中山先生大炮之名由來早矣。辛亥革命成功前，孫公的主要業務就是在華僑中發動大家捐款贊助他的革命，奈何起義一次失敗一次，孫公屢敗而戰，嚴格來講是屢敗屢捐，而且每次募捐時都要向諸位保證：孫文這次一定成功。可是經常的情形是，孫公這邊話聲落地，那邊革命黨人起義失敗甚至尚未起義因泄密而失敗的消息就傳來了。

下面可以觀賞一下他在黃花崗起事前的募捐保證：“請同志諸君原諒予勸勉之苦衷，仍當踴躍輸將，以助成此最後之一着者也。設天不祚漢，吾黨此舉復遭失敗，則予當無下次再擾諸同志，再向諸同志捐錢矣；倘或仍能生存，亦無面目見江東父老矣！”結果這次起事比前幾次輸得更快更慘，老孫不但沒自刎還又“設法籌大款為再舉大計”了。這樣的性格與作為，不得個“孫大炮”的諢名才怪呢。

唐德剛先生描述了袁世凱戲弄孫中山的一個小情節：孫公吹牛，欲把中國鐵路延長至20萬里。袁公順水推舟，授孫公以籌劃全國鐵路全權，孫公就出任中國鐵路總公司總理了。袁公把當年西太后所乘的花車專列撥給孫總理專用，以便巡視全國鐵路現狀，同時要求各地地方官對巡視路政的孫總理做盛大款待。結果呢，孫公未修成一寸鐵路，孫、袁交惡後，當局查鐵路公司賬目，發現孫公光視察費就花去百十萬兩……

在端納的回憶錄里，我們更可以發現，端納陪着他視察北方鐵路時，孫中山像個“紅光滿面”的“小天使”一樣繼續在他的地圖上構畫他的“中國夢”，以至於端納感嘆：“孫的生花妙筆一揮，即在一個地方建起一條100英里的鐵路，再一揮又在另一個地方建起一條1000英里的鐵路，……這個夢想家真是超出人們的想像。”可能是太超出人們的想像了，所以跟隨孫中山考察的端納發愁了，因為他已收到了很多外國記者要求在鐵路樞紐豐臺採訪孫中山的電報。必須做些準備，因為他知道如果記者們一經接觸到孫異想天開的地圖，就會發生什麼結果。他仔細考慮了一下即將來臨的事情，還未到豐臺以前，他就做出了決定。什麼決定呢，裝出一種漫不經心的樣子勸說孫中山不要把鐵路圖給記者看，並且像勸說小孩子一樣向孫中山解釋，這是為了“不要讓人家知道你的獨到見解”。

可孫中山的回答是：“我不在乎別人了解我的想法。我希望人們知道，我的地圖能夠拯救中國！”問題是，你不在乎人家顧問在乎啊，你不怕出乖露醜，可人家顧問怕呵，所以等火車進站，記者們前來採訪時，孫中山發現他的地圖找不着了。與此同時，秘書又來告訴他，火車司機收到了警匪通知，此處不能停車，得趕緊開走呢。孫一聽，那咱趕緊走吧。等車開走後，孫中山才發現他的地圖神奇地找回來了！

可憐的端納，為了主人的形象，真是費盡心機！

還是那句話，主人不怕！更關鍵的是，他的國民們更不怕。中山先生曾設想，自己以在野身份籌60億元，10年時間修20萬里鐵路。以實際投資來看，到1911年，中國所有官辦與民辦企業資本總額是3億元。內資不行，就借外資，而外國對華鐵路直接投資，截止到1913年，總額9.6億元；鐵路貸款截止到1937年，總計7.2億元。而1912-1919年，北洋政府修建的鐵路總計不到2000公里。一百年過去了，據新聞報道，中國鐵路運營里程到2012年將達到11萬公里！

一百年才基本完成的項目，孫公設計十年完成，豈不是另一個版本的大躍進麼？《還珠格格》裡有句歌詞：你是風兒我是沙。當初哄兒子玩的時候被我改成了“你是瘋子我是傻子”。依我看，這改正的歌詞放到領袖與民眾、傳銷者與被傳銷者之間，真是再恰當不過了。

這其中更有意思的是民眾與被傳銷者，他們發明“革命浪漫主義”一類的詞語用來自慰。跟在領袖後面，不是一夜共和，就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在天堂門口製造驚心動魄的踩塌事件，把自己搞得鼻青臉腫的不說，既不記疼，還不明白疼的終極原因！確是一個奇葩族類呵！

附：參考資料：

1.（澳）駱惠敏：《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里循書信集·上》，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

2.（澳）西里爾·珀爾：《北京的莫理循》，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美）澤勒：《端納傳》，新華出版社1993年版；

4. 竇坤：《莫理循與清末民初的中國》，福建教育出版2005年版；

5.唐德剛：《袁氏當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6.竇坤：《莫理循：又一個馬可·波羅 》，《瞭望新聞周刊》（2008.12.31)

7.裴毅然：《“中國的端納”》，《炎黃春秋》2007（4）；

8.許亞洲：《端納與舊中國政治舞台》，《記者觀察》1998（5）；

9.邢建榕：《尋找端納檔案：蔣介石私人顧問的中國故事》，《檔案春秋》2010（8）；

10.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