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維 中國時事評論員、資深媒體人

2016年6月27日 BBC中文網

在我和中國的公務員們打交道的過程中，我一直保持一種試圖理解他們的行為的態度，以無惡感、亦無好感的視角來觀察。

由於中國是一個有千年官本位傳統的國度，各級官僚是許多政策的具體執行者和地方經濟成長方向的推動者。如果官員們開始大規模怠政，必然造成整個社會的運行障礙，甚至是卡殼。

如何保持官僚體系的士氣、廉潔、效率和忠誠，是自從秦始皇以來，中國統治者一直試圖以各種模式解決的問題。

而與體制內的友人們小聚的時候，雖然他們礙於紀律不願開口談具體問題，但眉宇中的鬱結和時常的嘆氣，似乎表達了他們的心境。

在中國龐大的官僚體系中，近來官員的自殺和非正常死亡案件幾乎可以用層出不窮來形容。這些官員，無論層級，基本得不到廣大民眾的同情。只要官員自殺案一出現，在微博微信上各種調侃，如“被抑鬱啦？”、“死了我一個保住一票人”等等，除了“親戚或余悲”外，可謂“他人皆已歌”。

單在6月12日，廣東就發生了半天內兩名高官相繼自殺的事件：廣東省委副秘書長劉小華在家中上吊身亡，深圳鹽田區保密局長肖碧波則是選擇了墜橋。

在兩個人的死訊中，媒體都特地提到了“家人告訴新華社，死者近期身體狀態不好，精神較差”或者“家屬指肖碧波生前患有抑鬱症。”這幾乎成為了官員自殺新聞的標準配詞。

相隔一天之後，6月14日，被認出事是甘肅省稅務局“財產和行為稅處負責人”的一名女幹部墜樓身亡。官方媒體的報道也說有人“猜測死者跳樓可能是壓力過大”。

儘管官方媒體對這些官員自殺事件惜墨如金，但是不妨礙網民通過履歷的對比，將這些自殺的官員和正在查處的貪腐案件聯繫起來。

反腐壓力

自從中共十八大以來，新領導人以鐵腕治貪，加大了對官員體系的監察和巡查。據了解，中紀委系統中也進行了不小的換血。在書記王岐山的帶領下，不斷梳理官僚體系，“打虎、拍蠅”忙做一團。

這當然造成了官僚體系的巨大壓力。自新領導層在2012年上台以來，自殺或者非自然死亡的官員有120人；比起2003-2012年期間的68人有顯著的上升。

官員一旦被查，自認熬不過“雙規”的種種，再加上中國目前的反腐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是，一旦官員自殺，棺材蓋上後，腐敗卷宗也蓋上，紀委就不再追查，他的遺屬就能保住這份用命換來的腐敗資產，很自然的選擇就是自我了斷。

在嚴懲貪腐的運動中，當官的好處被壓縮，風險則有不小的提高。

被查處後，除了貪腐的罪狀外，官員“與女性有不正當關係”等等通姦細節也會曝光，其名譽和道德上也會遭到毀滅。

除了上面的壓力外，下面的民憤也成為風險的一部分，出現“楊佳”式的人物衝進政府辦公大樓以死抗爭的潛在壓力也令他們不安感大增，特別是拆遷辦等和民眾利益糾紛巨大的部門。

抱怨“理想太遠，生活太近”的中國官僚系統的逐漸熄火，是中國經濟逐漸熄火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少商界的朋友反映，他們打交道的政府部門的主管們都不願意見客，就算見了客也不願意做決定，有些乾脆稱病住院檢查身體去。需要審批的項目、執照等等不少被束之高閣。

怠政風險

官僚機構的懶政怠政的勢頭，也引起了最高層的注意。

在5月份，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就針對幹部隊伍的怠政問題發表了長篇講話，認為這個問題“極為重要也十分緊迫”。而總理李克強乾脆指出：“身在崗位不作為，拿着俸祿不幹事，庸政懶政怠政，也是一種腐敗。”

中國最高層對黨員幹部不敢擔當的問題，除了苦口婆心地勸說和聲色俱厲的警告外，急需推出一個新的、透明的激勵和獎懲機制。

新的機制必須改革現有的幹部考核選拔任用機制，認真考慮拓展中國公務員職級晉升通道，給中低層官員晉升的空間和希望；更實在的是，中國必須探討如何建立健全穩定靈活的公務員薪酬激勵機制，優化工資結構，不讓工齡成為賺多賺少的最主要標準，建立以實績考核為基礎的彈性工資制，適度拉開薪酬距離。

在反腐的過程中，必須更加公開、透明、堅決。

其實，中國早就應該打破“人死就不查”的慣例，該查的就應該查下去，讓民眾清楚透明地得知事件真相，才有助於挽回中國民眾對政府官僚日漸低落的信心。這肯定也有助於降低官員的自殺率和提高反腐效果。

在有千年官本位歷史的中國，穩定官僚體系，令它有效運轉一直是個難題。時至今日，如何重啟官僚系統，以重啟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進程，依舊是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