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走上神壇之路

李繼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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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近些年來在中國讀書界影響最大的人物傳記，恐怕要算陸鍵東所著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該書1995年出版以後，迅速在大學校園裡流傳開來，成為風靡一時的熱門讀物，甚至直到1999年，許多大學生——尤其是文科生——依然熱衷於追讀這個多少有點煽情的故事。我最早看到這本書，正是在那一年。

那年秋天，我剛踏入陳寅恪最後二十年生活的康樂園，成為中大的學生。當時互聯網遠遠沒有如今發達，人們通過Telnet或者IRC在網上交流，網速是奇慢無比的56k，所以讀書仍然是大學生的主要活動，日常交流時也經常會相互推薦一些書籍，而陸鍵東這部傳記，被提及的次數幾乎是最多的。後來有天晚上，我照例去東門書店逛逛，無意間在書架上發現這本書，黑色的封面已經有點破舊，

但還是毫不猶豫地買下。陸鍵東這部傳記在傳達情緒方面做得相當出色，至少當年的我是深受感動的，乃至從學校圖書館借了許多和陳寅恪有關的書，包括《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柳如是別傳》、《唐代政治史論述稿》、《元白詩箋證稿》等，以及蔣天樞編撰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

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20年》

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三聯書店，1995年12月版

陳寅恪在康樂園的故居離圖書館不遠。圖書館南邊是大鐘樓，大鐘樓再往南，隔着嶺南路和一片大草坪，便是陳寅恪住過的小紅樓。青年時期的我很幼稚，曾有許多個風和日麗的午後，坐在那座小紅樓旁邊，伴隨着臘腸樹在風中搖曳的沙沙聲，翻閱着這些和自己的專業毫不相關的圖書。只不過陳寅恪的寫作技巧實在是略欠高明，其著作可讀性很差，我基本上沒有讀完，除了《元白詩箋證稿》——這僅僅是由於我特別熱愛元稹的詩。

因這本書而對陳寅恪及其著作產生興趣的，當然絕對不止我一人。實際上，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在1995年之前，陳寅恪無非是個在公共領域默默無聞、在專業領域擁有中等影響力的普通歷史學者，他在今天的文化偶像地位，幾乎可以說是由陸鍵東一手打造出來的。比如說我們可以到中國學術期刊網去檢索，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全文含有“陳寅恪”的文章只有零星幾篇；1980年以降，這個數字逐漸多了起來，主要是因為那年上海古籍出版了我前面提到的幾種陳著。但直到1994年，這個數字仍然只有212篇，不及其他歷史學家如向達（223篇）、吳晗（245篇）、陳垣（269篇），比起范文瀾（434篇）和郭沫若（508篇）更是連一半都不到。陸鍵東這部傳記面世以後，這個數字逐年急劇上升，到去年已經高達3869篇，非但令向達和陳垣等人望塵莫及，就連范文瀾和郭沫若也要甘拜下風。單從這個指標而言，在民國知識分子的範疇內，目前陳寅恪已經和林語堂、徐志摩等人並駕齊驅，位居他們之上只有現代最偉大的作家魯迅先生。

弔詭的是，這些年陳寅恪逐步走上神壇，成為眾多讀書人心目中的知識分子楷模，但陸鍵東這部成名作卻只能在舊書市場上找到：2000年11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就龍雲莎訴陸鍵東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一案作出判決，裁定被告侵犯原中山大學黨委書記龍潛的名譽權，責成被告向原告賠禮道歉，並且“在陸鍵東未對《陳寅恪》一書中有關龍潛的部分內容進行刪改之前，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及陸鍵東不得重印、發行該書”。事後陸鍵東多次在媒體上表達了寧可絕版也不刪改的意思，但後來顯然是回心轉意了，所以便有了剛在今年6月出版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修訂本》。

我第一時間購買了這部作品，原本是想重溫年輕時在康樂園求學的舊夢——離開那綠樹成蔭、青草如茵的地方已經很久，然而在這十年的顛沛流離之間，我幾乎無日不懷念埋葬在該處的四年光陰。但也許赫拉克利特說得對，人的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十四年後重讀這部傳記，竟然別有一番滋味。

《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有不少優點，最突出的莫過於陸鍵東很成功地將個體的命運放到整個時代的變遷中去考察，這和常見那種行狀般枯燥乏味的傳記有很大的不同，能夠讓讀者對傳主的人生經歷擁有更為全面的了解和更為深切的同情。第二個優點是，作者明顯下過很大的苦工，占有了足夠豐富和翔實的資料，這也是他能夠做到第一點的前提。陸鍵東早年畢業於中山大學中文系，該系素來有重視古漢語教育的傳統，陸鍵東受到的薰陶，使其能夠對陳寅恪的詩詞作出令人信服的解讀，讓讀者得以據之窺見這位學者的心境。這些優點已經由這本書引起的巨大反響做出了證明，此處不再予以贅述。下面要談的是《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的不足之處，以及其如何將傳主推到神壇之上。

為學者樹碑立傳，最重要的是釐清傳主的學說，以及其在專業領域的學術貢獻，但在《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裡，這方面的內容是付諸闕如的，這就好比給修昔底德立傳而不細談《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給查爾斯•達爾文立傳而對進化論語焉不詳。儘管陸鍵東在開篇即稱陳寅恪為“學術大師”（第8頁），“一生學貫中西，能運用十數種語言文字從事文史研究，這種學識與眼界，表明陳寅恪在二十世紀中葉已站在一個旁人難以企及的學術境界，實惟世紀難遇的一個奇才”（第23頁），並且每隔十幾二十頁就催眠般地重複這個論調，但通篇沒有令人信服的論證來支持他的主張。

不妨以陳寅恪“精通十餘國文字”為例，這很可能只是以訛傳訛之說。依據陳寅恪1956年親筆在中山大學填寫的“個人簡歷”，1914年以前，他先後在日本、德國、瑞士和法國留學各一年，從1918年到1921年，各在美國和德國留學三年，嗣後即歸國擔任教職，按照常理並無“精通十餘國文字”之可能。當然我們不能排除陳寅恪是語言天才的或然性，但非常之主張需要非常之證據，如果陸鍵東能夠證明陳寅恪出版過和十餘種語言相關的著譯，或者最低限度曾用十幾種語言寫過讀書筆記，那麼這個說法才有最基本的可信度。但陸鍵東並沒有這麼做，也不可能做得到，因為這樣的材料根本就不存在。

陳寅恪公開發表的外文著述只有兩篇短文，Han Yü and The T'ang Novel（韓愈和唐代小說）和The Shun-Tsung Shih-Lu and The Hsu Hsuan-Kuai Lu（《順宗實錄》和《續玄怪錄》），分別刊載於《哈佛亞洲研究叢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即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中所稱的“哈佛大學亞細亞學報”）第1卷第1期和第3卷第1期，前者五頁，後者七頁。這兩篇總共十二頁、筆法極其幼稚的介紹性文章，顯然不足以證明陳寅恪“精通十餘國文字”，只能證明其英文寫作能力約等於如今水平較高的普通大學生。另外，Han Yü and The T'ang Novel文末註明由J. R. Ware博士翻譯，這也證明了陳寅恪的英文水平很低，很可能連基本的閱讀校勘能力都沒有，否則他不會允許這樣一篇東西署上他的名字刊登出來，更不會在《元白詩箋證稿》開篇得意洋洋地說：“寅恪曾草一文略言之，題曰韓愈與唐代小說，載哈佛大學亞細亞學報第一卷第一期。”順便說一下，關於陳寅恪的“恪”字，有人讀“卻”有人讀“克”，從這兩篇英文的署名“Tschen Yinkoh”來看，陳寅恪自己的讀音是後者，不過這是題外話了。

實際上，反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陳寅恪在語言上的天賦並不高。根據蔣天樞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第31頁記載，陳衡恪之子、植物學家陳封懷曾提及其叔父在1913年尚不會說上海話；然而陳寅恪曾於1905年到1909年間在上海復旦公學讀書，如果真是語言天才，怎麼可能在一個地方呆了四年還不會說當地方言呢？再者，也沒有任何現存的材料表明陳寅恪曾經宣稱自己精通十幾門語言。陸鍵東把“能運用十數種語言文字從事文史研究”作為陳寅恪是“世紀難遇的一個奇才”的重要前提和證據，卻不對其加以分析和考察，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陳寅恪的歷史著述也是頗值得商榷的，其推演邏輯之粗暴武斷，有時候到了令人震驚的地步。比如說在《元白詩箋證稿》開篇，陳寅恪認為唐代古文運動和小說的興起，是因為“駢文固已腐化，即散文亦極端公式化，實不勝敘寫表達人情物態世法人事之職任”，並舉了兩篇墓志銘作為佐證。當時我雖然年幼無知，但正好在練曹全碑，所以知道此說極謬。墓志銘的格式，自東漢即已固定，怎麼能夠以之說明唐代的“散文亦極端公式化”呢？況且早在南北朝時期，小說已經初具規模，《齊諧記》、《續齊諧記》、《神異記》等固然散軼已久，但干寶的《搜神記》和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卻不是如何罕見的古籍，陳寅恪竟然得出“唐代元和間之小說，乃一種新文體”的結論，要是曾編撰《中國小說史略》的魯迅先生看到，恐怕只有啞然失笑而已。至於散文“實不勝敘寫表達人情物態世法人事之職任”云云，更像是業餘愛好者的信口開河；自唐以降無數古籍，在描寫景物世態事理方面，罕有能與北魏楊炫之的《洛陽伽藍記》比肩的。至於其他種種欠妥荒唐之處，歷史學界已經有不少專文指出，感興趣的讀者稍加檢索即可查到，這裡便不予展開了。

現在國內歷史學界有些人認為，陳寅恪的一大學術貢獻，是以《元白詩箋證稿》、《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開創了文史互證的生面。但這種以文學作品來考察從前社會生活的研究方法，其實濫觴於19世紀末的歐洲，到20世紀初期已成主流之勢，並出現了一些經典著作。比如在1921年出版《藝術與社會生活》（L’art et la vie sociale）中，法國學者查理•拉羅（Charles Lalo）不但研究福樓拜的小說和拉馬丁的詩歌，甚至還分析了德拉克羅瓦的繪畫和瓦格納的音樂，從這些藝術作品中尋找它們和以往社會生活（也就是所謂的史實）的關係。德國學者瓦爾特•本雅明在1928年出版了代表作《德國哀劇的起源》（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詳細地論證16世紀和17世紀德國哀劇（Trauerspiel，與英文的tragedy、即一般意義上的悲劇有所不同）和當時社會現實的關係。雖然陳寅恪的法文和德文水平未必足以支撐他讀懂這些作品，但他在法國和德國留學多年，又曾在瑞士蘇黎世大學進修語言文學，沒有理由不了解這種研究趨勢和方法。就算在國內，陳寅恪也不是最早發現文史可以互證的人。早在1927年，魯迅先生便發表了轟動一時的演講“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講稿收入翌年刊行的《而已集》，這才是目前可據可考第一項應用這種方法的研究。

作為知識分子，陳寅恪真正值得稱道的地方有兩個：首先，他的詩詞寫得很好，尤其是晚年的詩作，達到了很高的藝術境界；再者，他對資料的占有，在他那一代學人當中，算得上是佼佼者。

在沒有電子數據庫的時代，一個文史研究者的學問能夠做到什麼水平，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掌握的資料有多少。從《元白詩箋證稿》、《唐代政治史論述稿》等書來看，陳寅恪對史料的掌握和運用，確實比與他同時代的歷史學者要高明一些。這是陳寅恪在民國時期的歷史界享有一定聲譽的最主要原因，陸鍵東對此更是津津樂道。但在二十五史、十三經、全唐詩、全宋詞以及其他海量古籍都已被收錄進眾多電子數據庫的今天，再對陳寅恪這種本領讚嘆不已，未免有點矯情；因為現在隨便一個掌握文獻檢索技巧的大學生，他所能利用的資料，以及利用資料的準確程度，都遠遠超越了陳寅恪。更何況陳氏這種超越儕輩的能力，與其說值得欽佩，毋寧說令人羨慕，因為這固然和他的天資勤奮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人生比同時代其他學者要幸運得多。

陳寅恪的人生際遇之佳，在同輩知識分子中堪稱絕無僅有。他1890年出生在顯宦之家，祖父陳寶箴曾任湖北按察使與布政使，1895年出任湖南巡撫，是大權在握、官居正二品的封疆大吏。陳寶箴思想開明，曾贊助長沙時務學堂，堪稱清末維新運動的重要支持者，梁啓超、譚嗣同等在近代史上聲名赫赫的人物，都可以算是他的西賓。優越的家庭條件使陳寅恪無須為生計煩惱，從而能夠專心求學；他年方十四歲即東渡日本，隨後又在歐美留學多年，直到1925年才參加工作。哪怕是在21世紀的中國，家裡有條件供養自己在海外讀書到三十五歲的人，恐怕也是少數吧。

1925年，清華大學籌辦國學院，在曾為其先祖幕賓的梁啓超力薦之下，陳寅恪獲聘為教授，和哈佛大學博士趙元任，以及久負盛名的王國維、梁啓超，並稱為國學院四大導師。不妨設想一下，假設現在有個人從海外留學回來，年已三十五歲，只有三個學士學位，其祖父曾擔任湖南省委書記、省長兼省軍區司令員，然後清華大學忽然宣布聘請他為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網友和小夥伴們驚呆之餘，估計會追問清華校方為什麼要放棄治療。千萬別以為當年的教授很容易當上，若是沒有可以倚仗的祖蔭，哪怕名滿天下如郁達夫，或者擁有哈佛博士學位如李濟，也只能從講師做起。

陳寅恪加人數等的境遇，到了解放後依然如故。沒去過中山大學的人也許並不知道，陳寅恪故居其實是整個康樂園最好的房子，這座由麻金墨夫人捐建的兩層小樓附近有眾多參天的古木，前後左右是四片大草坪，說到環境的優越，只有專門用於招待貴賓的黑石屋能與之相提並論。在《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裡，陸鍵東詳細備至地描寫了傳主得到的禮遇，除了全校最高的薪水以外，還有眾多額外的優待，包括可以隨時使用當時中山大學僅有的兩輛小汽車。甚至在全國不知道有多少人慾覓一粒米而不可得、最終活活餓死的三年困難時期，“政府每日專程從華南農學院為陳寅恪教授供應鮮奶三支，並詢問‘三支夠不夠’”（第325頁）。當然，陳寅恪中年失明、暮年臏足的遭際，是頗值得同情的，但和同時代眾多受迫害致死的知識分子相比，以七十九歲遐齡壽終正寢的他，已經足夠幸運。至於他失明後著述不輟的頑強精神，也很值得人們學習，但不應該因此而過度拔高他的學術水平，正如人們不應該將張海迪捧為當代中國最優秀的作家一樣。

《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並沒有對傳主的學術進行公允的評判，這可能是作者由於學養不夠而做出的無奈之舉；但該書將畢生養尊處優的陳寅恪，刻意塑造成一個時乖運蹇的悲情人物，這也許是陸鍵東苦心經營的結果。陸鍵東曾是廣東粵劇二團的演員，從中山大學畢業後，又從事過多年的編劇工作，自然深諳塑造人物形象的技巧；他甚至能夠將陳寅恪的缺點包裝成學術大師的特徵。比如該書第六章提及陳寅恪在中大歷史系開課，選修的學生原本有三十多人，堅持到最後的只有十來個。這件足以證明陳寅恪缺乏教學技巧的小事，卻引發了陸鍵東這樣的感嘆：“太難為了這些五十年代的大學生，他們絕大部分人外語尚未過關，文史基礎知識貧乏，陳寅恪的‘高談闊論’，自然無法引起他們的共鳴。”（第163頁）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很多，包括將偏執勢利的性格缺陷粉飾成高端大氣上檔次的貴族精神等等，限於篇幅，這裡恕不一一枚舉。

總而言之，就如實地反映傳主的學術成就和學術地位而言，《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是毋庸置疑的失敗之作，它絲毫無助於讀者理解陳寅恪的貢獻和局限；但就塑造一個令人敬仰的人物形象而言，這部作品則是當之無愧的成功之作，它充分體現了陸鍵東在編劇方面深厚的功底，勝利地將一個人生幸福、學問尋常的歷史學者美化成一個百年難遇、令人嘆惜的學術大師和文化偶像。

20世紀90年代是個特殊的時期，這部成功的失敗之作在當時迎合了學術界、思想界亟需一個偶像或者說符號來提振信心的潮流，所以能夠水到渠成地將陳寅恪送上神壇。但二十年過去，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陸鍵東這部傳記在今年的再版，也許將會是陳寅恪走下神壇的起點。

經典何以需要新譯？（2013上海書展講話）

今天特別高興，既因為我翻譯的《瓦爾登湖》終於出版，也因為能夠在這裡和諸位見面。《瓦爾登湖》是果麥文化傳媒推出的李繼宏版世界名著第五種，我們這套書初步規劃有二十種，所以現在已經完成了四分之一。趁這個難得的機會，我想來跟大家談談，果麥和我為什麼會有這麼一個合作項目，為什麼說我們這套名著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

先從我自己做翻譯的經歷說起吧。我真正接觸外國文學作品，是在大學畢業後。小時候，我很愛看書，各種書都看，有了零用錢就去鎮上新華書店買書，也買過一些外國名著，比如《悲慘世界》、《孤星血淚》、《霧都孤兒》之類的，但沒有一本能讀得進去。那時候我覺得很奇怪，因為讀中國的書不會有這種情況，哪怕是《周易集解》，我也能輕易地看進去。我們鎮有座佛廟，叫騰龍寺，念初中的時候，我常常逃課去那裡看佛經。佛經我也不覺得難讀。當年我不知道這些翻譯作品為什麼讀不進去，反正嘗試了好幾次以後，也就放棄了。從中學到大學，我讀的書很雜，古典文學，現代文學，歷史的、哲學的、宗教的、社會科學的、自然科學的，什麼都有，但對外國文學的了解幾乎等於零。

十年前，我大學畢業，來到上海工作，在《東方早報》當文化記者。那年很幸運，我成為全球十二個正式得到瑞典外交部邀請的記者之一，去斯德哥爾摩參加諾貝爾周的活動。這讓我有機會接觸到約翰•庫切，就是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我在斯德哥爾摩買了幾部庫切的作品請他簽名，回國後，有一次單位去莫干山度假，我帶了他的Youth，國內譯成《青春》。那本書寫的是他年輕時的心路歷程，那種青春期的煩悶和苦楚引起我很多共鳴。庫切說出了許多我自己確鑿地感受到、但無法用言語來表達的情緒。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我對外國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所以就看了很多英文小說。

第二年，也就是2004年，我翻譯了第一部作品，《維納斯的誕生》，在譯後記留了電子郵箱。隔年書出版，我收到很多讀者的來信，他們表達了同一個意思：李老師，這本書是我看過最容易讀的翻譯小說，讀其他外國圖書，很多時候都看不進去，你還有其他作品嗎，我要去買來看看。這時候我才明白，原來覺得外國小說難讀的，並不只有小時候的我。再過一年，我翻譯的第二本書出版，就是《追風箏的人》。這本書賣得很好，給我寫信的讀者更多，說的也都還是那些話，有些讀者甚至說，他們本來不看翻譯文學，但我的譯著讓他們對外國作品產生了興趣。這些讀者的來信促使我思考，為什麼會這樣？

這時我已經離開《東方早報》，到了上海某出版社工作。出版社就在上海書城樓上，我常常趁午休到書城去，觀察讀者買書的行為，翻看各種版本的名著。很快我就明白了問題所在，市面上流通的那些名著譯本，翻譯質量都是很成問題的，有些甚至可以用錯漏百出、不堪入目來形容。說到這裡，也許大家會有個疑問：真的是李繼宏說的這樣嗎？翻譯這些名著的人，有些可是很著名的翻譯家呀。有這種想法很正常，因為這個世界很多元，我們不可能了解每個行業，在認識自己專業以外的領域時，只能藉助一些常見的說法和觀念。但這些說法和觀念，往往是錯誤的，或者說是經不起推敲的。

我在出版社工作，接觸到許多所謂名家的譯稿。譯稿跟讀者看到的書稿是不同的，因為中間會經過編輯的加工。有些譯者名氣和年紀都很大，但交過來的譯稿有很多問題。比如說有本小說叫做《在路上》，譯者也蠻有名氣，可是讀者的反饋很糟糕，你到亞馬遜上看，平均評價只有三點七星，這個評分系統的滿分是五星，我翻譯的《小王子》得到的結果是四點七星，將近滿分，而且這個成績還是在有些人沒看過書惡意去打一顆星的情況下取得的。談到這本《在路上》，有的讀者比較客氣，說“翻譯得不夠好”，有的不太客氣，說“翻譯很爛”，還有的非常不客氣，說“翻譯得真像一坨屎”。當然我不提倡後面這種說法，實在是太粗魯了。但這些讀者可能不知道，他們看到的，已經是編輯花了很多心血加工後的成果。我是看到編輯稿的，改得密密麻麻，簡直是怵目驚心。如果那些讀者看到譯者的原稿，也許會說出更加難聽的話來。不只這本小說，很多譯著的情況都是這樣。我在出版社工作的時間總共兩年，一年在前面說到那個出版社當編輯室主任，一年在某個出版公司當內容總監。這兩年讓我了解到一些所謂翻譯名家的真實水平。

回到剛才說的名著翻譯質量普遍很差的問題上來。其實這個問題也不是我最早發現的。大家知道，以前有個翻譯家叫傅雷，是南匯人，搞法語翻譯的，比較有名氣。有人把他談翻譯的書信和雜文編成一本書，叫做《傅雷談翻譯》。這本書收錄了傅雷在1951年9月14日寫的一封信，信里說到當時出版的譯著：“破除了情面，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翻譯書都要打入冷宮。”傅雷這句話雖然是在六十多年說的，但對目前市面上流通的名著譯本來說也是適用的。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現象呢？應該像傅雷那樣，責怪以前的翻譯工作者“十分之九點九是十棄行，學書不成，學劍不成，無路可走才走上了翻譯的路”嗎？我們應該去嘲笑他們水平低下，或者甚至像在亞馬遜上發表評論的讀者那樣，對他們破口大罵嗎？其實原因不在這裡。如果只是一兩本名著的翻譯很糟糕，其他的都很好，那麼我們也許可以說是個別譯者的問題。但現在的情況是，幾乎每一種名著譯本犯下了大量的錯誤，主要原因肯定不在那些翻譯工作者本身。

那麼主要原因是什麼呢？是時代的限制。目前市面上流行的名著譯本，大多數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或以前翻譯的，比如說徐遲翻譯的《瓦爾登湖》在1949年就出版了，傅惟慈翻譯的《月亮與六便士》，第一次出版是在1981年，吳勞翻譯的《老人與海》，上海圖書館收藏着1987年的版本。這些名著的出版日期決定了它們是過時的，是錯漏百出的，是不符合這個時代需要的。下面我從三個方面來談這個問題。

首先，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和外國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交流特別少，這導致以前的譯者無法徹底理解外國名著中涉及的器物、制度、風俗、地理和思想觀念。在以往的名著中，這幾個方面的錯誤譯法或者說過時譯法比比皆是。比如說在《月亮與六便士》第三十四章，毛姆寫到主角在巴黎，早餐吃了croissant，喝了café au lait。因為現在像上海、北京、廣州這種大城市到處都是麵包房和咖啡廳，所以我們很容易知道croissant是羊角麵包或者說牛角麵包，café au lait是歐蕾咖啡，它們對法國人來說，相當於中國人的油條和豆漿。但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北京，西餐廳是很罕見的，只有王府井那邊的起士林等少數幾家，而且起士林還是俄羅斯餐廳，不是法國餐廳，所以傅惟慈不知道croissant和café au lait是什麼東西。他可能查了英文詞典，發現croissant的解釋是a rich crescent-shaped roll，而café au lait的解釋是coffee and milk，所以他就翻譯成“月牙形小麵包”和“咖啡牛奶”。有些人也許覺得這沒有錯，但這其實等於把“油條”說成“棍狀油炸粗麵條”，把“豆漿”說成“用水沖調的黃豆粉”。

又比如說在《了不起的蓋茨比》裡面，菲茲傑拉德說到主角很喜歡在紐約的the Fifth Avenue散步。有個版本把它翻譯成“五號路”，另外的版本譯成“五號大街”。你說他們錯了嗎？好像也沒有。但你問現在的讀者，你知道紐約的“五號路”或者“五號大街”是什麼地方嗎？他可能一時想不起來那就是著名的“第五大道”。海倫•凱勒在《假如給我三天光明》裡面說，在獲得視力的第二天，她要去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現在有的譯本把它翻譯成“首都藝術博物館”。這當然是很可笑的，因為這麼譯，讀者可能會以為這個博物館是在美國的華盛頓特區，但其實它是在紐約，而且metropolitan並不是首都的意思，現在通行的譯法是“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所以要是只看以前的名著譯本，你也許會知道紐約的五號路有一個首都藝術博物館，但你可能不知道那就是通常所說的第五大道上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這種和時代脫節的錯誤翻譯或者過時翻譯，在各種名著版本中比比皆是，限於時間，就不舉更多例子了。

其次，以前的生產條件非常落後，極大地影響了當時的譯者對原文的理解。任何人在翻譯的過程中，都難免會碰到困惑不解的地方。遇到這種情況，解決的方法通常有兩種：向別人請教，自己查資料。在以前，限於通訊技術，向別人請教是一件很麻煩、效率很低的事情。我們看《傅雷談翻譯》，會屢次看到傅雷說有些地方不懂，要寫信去巴黎問專家。比如他在1964年8月7日寫給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室的信里提到：“譯文尚有一小部分疑問，正馳書巴黎詢問專家。”按照當時中國跟法國的通信條件，一來一去就好幾個月沒有了。所以這種方法是很難行得通的。向別人請教這條路不好走，所以從前的譯者只能走第二條路，就是查閱參考資料。但是三十年前、五十年前，出版業是很不發達的，很多國外的圖書因為意識形態的原因進不來，所以他們能夠查閱的資料非常有限。說了你們可能不相信，傅雷翻譯過好幾本巴爾扎克的書，但他居然連巴爾扎克全集都沒有。其他參考資料就更不用說了。

那麼遇到不懂的字句，又沒有辦法解決，怎麼辦呢？那些譯者只能瞎矇，所以各種名著譯本里經常會出現一些非常可笑的錯誤。比如說《月亮與六便士》裡面有個畫家叫作斯特羅夫，毛姆說他的畫室里掛着一幅維拉斯凱茲的名作Innocent X的摹本，傅惟慈把這幅畫譯為“天真的X”。其實Innocent X是羅馬教皇因諾森特十世，不是什麼“天真的X”，雖然Innocent確實有“天真”的意思。

大家可能覺得這個蠻搞笑的，但還有更搞笑的。最近上海天氣很熱，我在路上走，會聽到蟬的叫聲。美國有一種蟬叫作周期蟬，它的壽命是十七年，幼蟲孵化後會在地下潛伏十七年，然後再鑽出來變成在樹上叫的蟬。這種蟬的英文名叫作seventeen-year locust，梭羅在《瓦爾登湖》的“結語”有兩次提到這種昆蟲。徐遲把第一次翻譯成“十六年蝗災”，第二次翻譯成“十七年蝗災”，關鍵是這兩個地方出現在相鄰的兩段文字裡面，我到今天也想不出來他是怎麼做到的。但這也不是最可笑的，比這個更可笑、更荒唐的還有很多。同樣限於時間，我就不多講了。

最後，現代漢語的歷史比較短，處在一個不斷進化和豐富的過程中，以前的譯者所能動用的漢語資源，是不足以完成外國名著的翻譯的。就拿今天發布的《瓦爾登湖》來說，梭羅在書中總共提到一千六百多中動物和植物的名字。我曾經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提到，除了常見的馬、牛、羊之類的，徐遲的譯本幾乎沒有一個弄對的。但是我們能責怪徐遲嗎？好像也不能，因為他翻譯這本書是在1947年，當時中國的動物學、植物學等學科尚未成熟，所以無論是誰來做翻譯，都沒有辦法弄懂那些單詞指的是什麼動植物，而且就算弄懂了，也沒有辦法找到相應的漢語詞彙來翻譯。

不用說1947年那麼久遠，就拿《月亮與六便士》來說，傅惟慈翻譯這本小說的時候雖然已經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但裡面的植物也有大半沒弄對，把變葉木弄錯成巴豆，把鳳凰樹變成莫名其妙的“姐妹樹”之類的。另外還有個原因，老一輩的譯者接受教育的時候，白話文很不成熟，所以按照今天的眼光來看，他們所寫的文字特別古怪彆扭，比如說以往的《傲慢與偏見》、《老人與海》、《了不起的蓋茨比》、《簡•愛》、《喧譁與騷動》等名著的譯本，無一例外，全都有這個毛病。

由於受到時代的限制，以前那些外國名著的譯者，是絕對不可能把名著翻譯好的，因為各種錯誤的疊加，導致他們不可能讀通讀懂那些作品。說起來，在民國時期接受教育那批人，傅雷也好，錢鍾書也好，陳寅恪也好，用今天的標準來看，這些人的外文水平都很有限。傅雷自己多次說過他看不懂巴爾扎克的一些作品。說到陳寅恪，也是個比較熱門的人，被神化得很厲害，據傳他精通十幾門外語。他到底精通幾門外語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的英文水平很低，因為他總共發表過兩篇英語論文，Han Yü and The T’ang Novel（韓愈和唐代小說）和The Shun-Tsung Shih-Lu and The Hsu Hsuan-Kuai Lu（《順宗實錄》和《續玄怪錄》），分別刊載於《哈佛亞洲研究叢刊》第1卷第1期和第3卷第1期。如果去看陳寅恪的《元白詩箋證稿》，你在第一章就能看到他得意洋洋地說：“寅恪曾草一文略言之，題曰韓愈與唐代小說，載哈佛大學亞細亞學報第一卷第一期。”不知道的人可能會被唬住，覺得陳寅恪好厲害哦。但我正好看過這兩篇文章，“韓愈和唐代小說”只有四頁，“《順宗實錄》和《續玄怪錄》”有七頁，是兩篇介紹性的短文，筆法非常幼稚，跟現在的大學生作文差不多。但陳寅恪啊、錢鍾書啊、傅雷啊這些人，在以前已經算外語水平很高了。

總而言之，外國文學作品的難讀，基本上都是翻譯質量不及格造成的。而外國名著是人類文明的精華，如果讀者只是因為翻譯質量有問題而不去看這些作品，那就太可惜了，他們失去的不僅是一次開拓眼界、提高修養的機會，還有一個多姿多彩、波瀾壯闊的世界。從前的譯者，限於時代和自身的條件，沒有辦法為讀者提供合格的譯本；但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有條件去全面地、正確地、精彩地譯介外國名著。於是我在2007年產生了翻譯外國名著的想法，但起初只是想想而已，由於種種原因，並沒有真正地付諸行動。

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覺得自己還沒有做好準備。說起來我也算少年得志，從中學開始在報刊發表作品，讀大學發表過幾篇學術論文，我們專業最好的期刊《社會學研究》曾經特地表揚過我，把我當成這個專業的希望和明日之星，大學沒畢業跟朋友合作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了一本書，二十四歲做文學翻譯，今年是三十三歲，已經出版二十幾部作品，比傅雷還要多一些。所以你們看到，果麥在這幾本書的腰封上寫着“年輕天才翻譯家”。但在2007年，我認為要做名著的翻譯，自己的積累還不夠，所以我又準備了好幾年，這期間看了很多書，出版了八部涵蓋社會學、宗教、經濟管理、文學等領域的譯著。

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很難找到理想的出版商。我跟前面提到那些譯者不一樣，不願意別人擅自修改我的譯稿。倒不是說我翻譯的東西沒有問題，一個錯都沒有，不是這樣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犯了錯，我希望編輯指出來，由我自己來改。但是有些出版社的編輯特別喜歡亂改稿件，而且常常會把對的改成錯的，甚至把我擬定的書名也改掉。我曾經被改過三個書名，搞得很沮喪，但是也沒辦法，只能從此不再跟那些出版社合作。

到了2011年春天，我感覺已經準備好，這時候非常幸運，我找到路金波和瞿洪斌，第二次見面就談好合作。果麥文化傳媒滿足了我對出版商的所有期望，甚至是幻想。從金波、瞿總，再到我的幾位編輯，以及果麥的其他同事，都給予這個項目足夠的重視，投入很多的心血。他們給我優厚的報酬，在譯稿處理上完全尊重我的意見，而且從來不催稿，給我寬裕從容的時間。可以說，我跟果麥的合作是親密無間、非常愉快的。年初鬧出那場風波的時候，有記者問我，李繼宏，腰封上寫“迄今為止最優秀譯本”，是不是果麥瞞着你寫的？我說不是，在書出版之前，我就知道這句話，但我自己並沒有反對意見。有些人聽到這句話，覺得李繼宏你太狂妄了，我要給你打一顆星。其實我這個人驕傲是有的，狂妄肯定說不上。在座有幾位是我的朋友和編輯，他們可以證明這一點。那麼，果麥和我為什麼要說這套名著是市面上最好的版本呢？我們這麼說，倒不是看不起從前的譯者，而是因為和他們相比，我現在翻譯這些名著，占足了時代的便宜。

過去三十幾年的改革開放，讓中國很深入地參與到全球化的進程中去，可以說，在物質生活方面，中國和西方已經不存在彼此難以理解的差異。我去過一些國外城市，我沒發現上海、北京、廣州和紐約、芝加哥、舊金山在物質生活上有什麼區別。比如說紐約的第五大道有個蘋果專賣店，上海的淮海中路也有，芝加哥有半島酒店，北京也有，舊金山有特別好吃的牛排館，廣州也有。在三十年前，美國人家裡都有電視看，但中國普通人家裡還沒有。在今天，美國人用的東西，比如說電腦，iPhone，WIFI，汽車，甚至Google眼鏡，中國也一樣用。現在要出去國外考察或者旅遊比以前方便很多。十年前我去斯德哥爾摩，在路上沒看到太多的中國人，出租車司機甚至問我是不是泰國來的。去年我和瞿總到美國，哪怕在黃石公園那麼偏僻的地方，都有中國人來向我問路。

精神生活的情況也一樣。三十年前，我們並不知道美國人、法國人喜歡聽什麼歌，看什麼電影，有什麼最新流行的暢銷書。十幾年前，我聽美國之音，老聽到Kenny G吹的薩克斯音樂，但是只能在廣播裡聽到。前幾天我出去吃飯，看到新樂路上貼着海報，說Kenny G會在9月20號來上海開演奏會。英國美國的暢銷書，有些在中國是同步出版的，比如說我翻譯的《謀殺的解析》。電影、電視劇什麼的，就更不用說了，國外一上映，不用幾天你上網就能看到。這些都是以前無法想象的。所以我翻譯的版本，不會出現這方面的錯誤。而在以往的譯本中，這方面的錯誤是最多的。

我們知道現在是信息社會，互聯網的興起極大地改善了文學翻譯的生產條件。剛才我說到傅雷遇到問題不懂，寫信去巴黎問，要好幾個月才知道答案。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幾年前，我翻譯過一本社會學著作，叫做《公共人的衰落》，作者擔任過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學術校長；書裡面有幾個費解的地方，我寫電子郵件去問他，第二天就收到他的回信。我有個好朋友是美國人，中文名叫徐穆實，他也是做翻譯的，不過是把中國作品翻譯成英文。有時候遇到難題，我會向他請教，寫郵件給他，最快五分鐘就能收到回復。這是通信技術帶來的改進。

在查找參考資料方面，我們這個時代的優勢更大。以前的譯者所能依靠的，基本上只有非常少量的文字資料，很多人翻譯一本書只是翻譯一本書，並不會想到要去看作者的其他作品，就算想到可能也沒有條件，比如傅雷就沒有巴爾扎克全集。我翻譯《小王子》的時候，把聖埃克蘇佩里的其他作品都看了一遍，有的還不止看一遍，比如說Terre des hommes，譯過來叫《人的大地》，有的中譯本採用了英譯本的名字，譯為《風沙星辰》。除了這些，還有幾本作者的傳記，以及大量國外學者對其作品的研究。為什麼要費這麼大勁呢？因為只有這樣，你才能夠徹底地理解你要翻譯的作品。就好像《小王子》，裡面有些很簡單的話，其實蘊含着作者在《人的大地》詳細分析過的深刻意義。像做《老人與海》、《動物農場》、《了不起的蓋茨比》、《瓦爾登湖》這些，情況也是一樣。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大家就可以知道我翻譯這些書背後做了多少工作。我在《瓦爾登湖》的導讀分析這本書剛出版時不太受歡迎的原因，我寫了這麼一句話：“總而言之，這本書要求讀者接受過良好的教育。但在1860年，全美國只有241所大學，能夠順暢讀完《瓦爾登湖》的人應該說是很少的。”讀者看到這裡，可能只是看一下就過去了，但為了弄清楚1860年美國到底有多少所大學，我翻閱了整整兩本美國高等教育史的專著。現在打開我翻譯的《瓦爾登湖》，你可以看到裡面有1083個注釋，梭羅在書裡面的每一句引文，我都給他找到了出處。哪一段話，曾經出現在他哪一天的日記里，或者哪一篇文章里，我也都在注釋里寫清楚。當然我有兩個美國的注釋版可以參考，節約了不少時間，但每個注釋都是親自查驗過的，因為我發現美國那兩個注釋版都有不少錯誤。

上個星期我去北京做演講時，還跟瞿總和兩位編輯說起來，《瓦爾登湖》這本書，放在幾年前我是沒法拿出現在這個譯本的，因為幾年前谷歌圖書還沒有上線，我不可能看得到梭羅引用過那麼多在17世紀、18世紀出版的英文書和法文書。三十年前、五十年前做更不可能做好，因為那些譯者壓根不可能看懂這本書。另外，我們現在能夠查閱的參考資料，也不僅僅限於文字資料，有海量多媒體資源可以利用。我想傅惟慈要是在今天翻譯《月亮與六便士》，不太可能把教皇因諾森特十世弄成“天真的X”，因為他只要上谷歌檢索Innocent X，就能看到維拉斯凱茲那幅名畫。

經典之所以是經典，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作品超越了時代，隨着歷史的推進，人們會更全面、更深入地去認識它們。比如說梵高的《星空》，這幅畫非常著名，我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見到過。從前的人知道這是一幅天才傑作，但不清楚它到底好在哪裡。到了上個世紀，有些理論物理學家發現，這幅畫原來跟物理學裡面的湍流理論有很高的契合度，一個19世紀的畫家，預見到了20世紀物理學的重要進展，這是很偉大的。到了2004年，美國宇航局公布了一張哈勃望遠鏡拍到的照片，照片上的星系離地球足足有兩萬光年，看上去跟梵高的《星空》差不多，那麼人們對這個天才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然後在兩年前的8月，澳大利亞有個攝影師，採用長曝光技術，拍了本迪戈艾佩洛克湖邊的星空，他整整曝光了十五個小時，拍出來的照片跟《星空》幾乎一模一樣。梵高在124年前畫了這幅畫，我們到現在才能對它的傑出之處有基本的認識。

文學作品也是如此，《魯濱遜漂流記》、《傲慢與偏見》、《雙城記》、《了不起的蓋茨比》這些經典作品，國外很多人研究，這跟中國的情況很像，《紅樓夢》、《西遊記》等也是很多學者在研究。以前的譯者在工作的時候，由於我們前面提到的原因，他們查閱資料不方便，所以沒辦法利用國外的研究成果。現在時代不同，我在家裡打開電腦，就能看到歐美每個大學所有的博士論文，以及海外各種學術期刊過去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來所有的論文。哪怕以前的譯者也利用了當時他們看到的研究成果，那麼從上世紀80年代到如今，中間三十年的論文他們是沒法看到的。比如說吳勞翻譯《老人與海》是在1987年之前，那麼他不可能徹底理解海明威的寫作手法，不知道有些詞和詞的次序是不可更改的，因為這些都是後來才發現的道理。

科學技術的進步，給文學研究帶來了許多新的變化。比如說在上個世紀80年代以前，因為缺乏必要的工具，人們沒有辦法對文本進行定量分析。大家看《雙城記》和《老人與海》，能夠明顯地感受到狄更斯和海明威是風格不同的作家，但他們到底不同在哪裡呢？又很難說出一個所以然來。但有了文字處理程序以後，我們通過分析發現，《雙城記》每個句子長度是20.5個單詞，《老人與海》是14.7個。還有其他一些句子成分所占全書比例也有差異，狄更斯比海明威更喜歡用副詞和名詞，海明威比狄更斯更喜歡使用動詞。諸如此類的研究有很多，如果你在翻譯的時候沒有清楚地認識到這些文體上的區別，那麼很容易將狄更斯翻譯成海明威，或者說把福克納弄得跟喬治•奧威爾差不多。我的譯本以最新的研究成果為基礎，所以避免了這方面的問題。

這三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有目共睹，科學研究、文化研究方面也取得很多成果，這極大地豐富了現代漢語的資源。我剛才談到，徐遲在1947年翻譯《瓦爾登湖》，絕對不可能弄懂那些動植物的名字。我翻譯的時候，這個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因為我有好幾個數據庫可以使用，包括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主辦的“中國植物物種信息數據庫”、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主辦的“中國數字植物標本館”、中科院昆明動物研究所主辦的“動物數據庫”，還有維基百科、鳥類百科全書、魚類信息庫等等。這些新出現的漢語資源幫助我不要去犯以前的譯者迫不得已犯下的錯誤。再者，語言是活的，變化很快，尤其是對白話文來說。去年這個時候，大家不知道“數死早”、“不明覺厲”或者“為什麼放棄治療”是什麼意思。當然這些網絡流行語是比較極端的例子，但有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以往那些名著譯本所使用的文字，按照現在的眼光來看，是過時的，不符合這個時代需要的。並且就像傅雷說過的，很多譯者對文字很不考究，不會去仔細推敲自己的譯稿。比如說你去看巫寧坤的《了不起的蓋茨比》，或者王科一翻譯的《傲慢與偏見》，或者余光中翻譯的《老人與海》，譯得對不對姑且不說，你光看中文，能看到非常多的病句。

很多讀者特別喜歡我翻譯的作品，像《小王子》，上市才七個月，在當當網上已經有超過一萬條評論，這主要是因為我的語言比以前的譯者更加規範，更貼近這個時代。金波曾經說我的文字讀起來很美，有詩歌的節奏感，這是因為我對漢語有比較深的研究。我不說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寫古體詩已經寫了二十幾年，平時也會寫書評、雜文和小說。除了文學翻譯，我還有個興趣，就是整理古籍。我正在給清代詩人黃仲則的《兩當軒集》和許葭村的《秋水軒尺牘》做箋注，未來有時間，也會重新選注《唐詩三百首》、《宋詞三百首》等古代作品。所以從漢語水平來講，我相信我比以前的譯者要高一些。也許有人覺得我在吹牛，但我翻譯的書特別受讀者歡迎，這可以提供一點證明。

好啦，說到這裡，時間也差不多。我相信在座諸位，已經了解果麥和我為什麼認為外國經典需要全新的翻譯，為什麼說果麥出版的這套李繼宏版世界名著是最好的。但我還是想再次強調，這並非不尊重以前的譯者，也不是要否定那些譯者曾經做出的貢獻。我比較喜歡汽車，平時會做一些研究，不妨拿汽車來做比較。最早的汽車連轉向燈、後視鏡都沒有，也很容易壞，所以在20世紀20、30年代，美國的汽車修理站生意特別好。到後來，隨着科學技術的發展，汽車變得越來越好。二十幾年前，我跟父母去汕頭走親戚，當時汕頭的出租車是白色的拉達，從蘇聯進口的，看上去特別豪華，特別洋氣。但是按照現在的標準去看，那些白色拉達不要說沒有併線輔助系統、自動泊車系統、主動安全系統、自動轉向大燈，甚至連最基本的防抱死剎車系統都沒有。我想現在市面上流通的名著譯本就像當年的拉達轎車，一方面我們要承認在當年，它們算是先進的，做出了它們的歷史貢獻；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明白，它們已經遠遠落後於時代的需要，應該遭到淘汰。總之，果麥和我想要傳達的理念是，有永恆的原著，但沒有永恆的譯著。所有外國名著的譯本，都受到時代的限制，時代的進步呼喚全新的譯本。我們這套名著，作為市面上最新的產品，毫無疑問是最好的。我相信在座諸位看過之後，也會同意這個說法。

我就說到這裡，接下來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我很樂意回答。謝謝你們的到來，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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