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國之強，強於學，一省亦然

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公啟》


《國立河南大學之命運》

交流資料（三）


閃爍的烏托邦
——國立河南大學在蘇州

那瞬息即逝璀璨的流星雨，給人間帶來了片刻的神秘和輝煌。仰望上蒼，那幻想中的烏托邦啊！
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從1948年的嚴冬到1949年的陽春，國立河南大學在蘇州那一段“非常時日”里，可以由民作主，自由、平等的決定自己命運的烏托邦……
而這一閃一爍剎那間的美好時日，對古往今來九儒十丐的莘莘學子們，已經奢侈到不能自己了。足以使3200餘儒子們，義無反顧、心甘情願地留在蘇州、留在了國立河南大學；回到了家鄉河南、回到了自己久違的鐵塔校園。
誰說戰爭期間沒有浪漫？誰說“布衣素裳”的故鄉不讓人依戀？！一九四九年，在中國歷史的一個重大轉折期，那些學貫中西的完全有能力浪跡天涯的獨立知識分子，在面對一次自由選擇時，他們大多數雖然憧憬民主、自由的新中國………不！他們的選擇不是什麼黨派的、政權的，而是他們深深眷戀的、生養他們的這片土地。
正如當年河南大學外語系主任於賡虞先生在書寫的“異鄉”詩歌中所抒發的真情：
………………
月兒皎皎；
海水滄滄。
客外無名的悲傷，
到了桃花盛開，
秋葉颼颼之時，
不禁慨然說道：
“盈情之月
翻翻海浪，
給了我同樣的感傷。
異鄉的美花盛況，
何如故鄉的布衣素裳？”

月兒皎皎；
海水滄滄。
別母親時的眼淚一眶，
背地裡再也擦不幹了！
呵呵，原來母親的淚，
早已包滲在行裝里了！
心裡的母親，
月里的母親呵！
我安然到岸了，
雖仍漂泊於茫漠的海上。（“異鄉”節選




於賡虞教授：（1902～1963年）河南西平縣人。
1924年畢業於匯文中學，考入燕京大學國文系
1926年因交不出學費而輟學。1935年赴英國留
學。留學期間他翻譯了但丁的《神曲.地獄篇》
。
1937年回國後，曾擔任西北大學文學院院長、
西北師範學院、河南大學外語系主任，一生作品
頗豐，為中國著名的唯美派詩人。
這是，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在“綠波社”成立
後結集的第一創作成果《春雲》中的一首詩“
異鄉”中的兩節。
這首詩就是當年河南海歸赤子的心聲！







（左邊照片是1949年8月集中於“政治學習研究班
”改造期間的集體照中，由筆者裁錄）





1949年國民黨中央政府的一位高級官員，奉命勸說他去台灣，臨別時送了他三根金條作路費。第二天，他便將這金條着人給原封不動地送了回去。
於賡虞教授留在了蘇州，和河南大學師生一同返回了開封。這首詩代表了國立河南大學的“九儒”們望斷宋里，北歸中原的情懷！

致讀者：

早在二、三年前筆者在《新浪網》的“百年樹人”欄目中，曾將“河南大學在蘇州”7萬的字的資料奉獻給網友。這是筆者必須感謝《新浪》和熱愛教育、關注真相的網友們的。
有位學者告戒筆者：“寧靜致遠，專注成學。”；更多的學人希望有更多深刻的東西和深層次的“真相”見諸於世，給當前浮躁的世風吹點涼風……當然，筆者才疏學淺、水平有限是難以擔當如此重任的。但是，就算是老牛破車總是在努力地緩緩前行。
慶幸的是筆者2009年的這一稿“河南大學在蘇州”增至14萬字。現將精華節選出以嗜讀者，以圖多方面進行交流，敬請網友多多指教了。

第四節 力挽狂瀾
1949年的早春，春寒料峭。
但國立河南大學師生員工卻熱火朝天。學生自治會大張旗鼓公開、透明、公正的民主選舉，使全校師生員工耳目一新。在校長出走、三人小組集體辭職，人心渙散的困境中，這屆在民主中誕生的學生自治會給河大注入了新的活力。
當時，學校內外均流傳着河南大學的學生領袖在蘇州首屈一指，而且解放軍在過長江前，在鎮江就接見了河南大學學生代表，承諾了“歡迎河南大學留在大陸，參加新中國建設……”的各種信息。
這一屆學生自治會(見附錄：學生自治會組織機構)的上台，徹底結束了1947年國民黨“染缸政策”下，以國民黨河大直屬區黨部為後盾，在“五•二八”大逮捕的屠刀下成立的學生自治會；解散了訓導處、癱瘓了國民黨河大區黨部，打擊了長期控制學校的國民黨團伙勢力。同時，促成了校務維持委員會的民主選舉，結束了河大在非常時期群龍無首瀕臨解散的局面。



附錄：學生自治會組織機構

主席：劉士燮
主任秘書：楊澤海
秘書：王丕
風紀部長：張銀河（部員樊海仙、彭耀光）
總務部長：齊成周（部員馬天增、吳永昌）
交際部長：楊孝興（部員田海泉、李林修）
服務部長：楊傑青（部員張萬福、孟廣信）
康樂部長：李遂昌（部員王家麟、孫元恩）
主任秘書：楊澤海 學藝部長：丁一英（部員趙龍崗、黃成樹）
(懾於1949年)
膳委會主任：申寶坤、（會員王德厚）
新聞負責人：賈允甫

一、受命危難

1949年2月，蘇州局勢十分緊張，江南各報爭相透露解放軍要過長江，國民黨兵敗、逃亡的消息。3月11日《蘇報》刊登的信息：“駐蘇六二後方醫院昨日赴滬轉遷湖南（本報訊）由虞遷蘇之聯勤部六二後方醫院，收容受傷官兵共千餘名，自遷蘇州後，約已二月余，最近已接奉層峰命令，即日遷湘。”
此時，學校錢盡糧絕，前途未卜。有人形容到了“有糧河大存，無糧河大散”的境地。迎接學生自治會上台的不僅是“民以食為天”的糧荒，還承受着2600餘學生要畢業、寒假後要開學上課的諸多壓力。當然，更為棘手的是面臨着河大有史以來的群龍無首的局面。
其一，校長辭職了。
河大學生辦的《評論報》1949年2月刊登大標題“找人啟事”，對象為姚校長，大意是對姚校長的多時不返所作的責問。姚校長已辭職抵台灣了，河南大學群龍無首，無依無靠，當然要尋找一校之長了。可是無能為力的姚從吾又能如何？！
1949年1月13日，《蘇報》學林漫步專欄刊登了“傳河大校長辭職學生多離校謀生”的幾條消息：
*盛傳姚校長堅辭河大，新人選可能為曾在河大任職者。
*前理學院院長樊映川教授，周末即離蘇正式去安大（安徽大學）。
*畢業同學會頃決定請求校方允許在寒假中，開始下學期課程，據稱，郝教務長已作原則上的同意。
*教授代表晉京歸來，發表交涉事項經過，五條中多半目前不能兌現。
*飢餓、寒冷交迫下，離開河大謀生者，時有所聞。
其二，雪上加霜的是，困境中三人小組宣布集體辭職了。
《蘇州明報》2月12日報導：“開封國立河南大學自去夏遷蘇授課後，全校師生，甘苦與共，雖在流離多難之秋，仍弦歌不輟，安心上課。校長姚從吾，最近突向教育部請辭離蘇，故一切學校行政，即由全校師生暫推教務長郝象吾、前醫學院院長張靜吾、秘書長馬非百三人負責，最近政院南遷，以致該校和教育部失卻聯繫，糧食不繼，該校師生員工數千人，頓有斷炊之虞。學校當局除分派人員赴京滬等地接洽外，為濟燃眉之急起見，擬向蘇地先行籌借一部份糧食應急，待以後部款撥到後，再行設法歸還。”
該報還報道：“昨日上午，該校學生自治會、學生應變委員會、學術團體聯誼會，特假中正路怡園，舉行記者招待會，即席說明此次該校遭受嚴重糧荒”。
就在這時，剛剛接替校務的三人領導小組在河大極度困難的糧荒中卻宣布辭職了。
三人領導小組辭職的原委，據“河南大學在蘇州的民主運動述略”中記載：
“1949年2～3月間，蘇州法幣貶值，物價飛漲，河南大學師生的生活也日趨困難。根據群眾要求，黨支部研究，由學生自治會出面，向校政當局三人小組提出改善教職工生生活待遇的要求條件。三人小組以學校無錢為理由，拒絕了學生自治會的要求。但學生自治會已經探明校方曾從廣州的國民政府教育部和上海國民政府留守處都領到了一些經費，要求三人領導小組實行經濟公開。三人領導小組不願破例公開學校的財務、經濟狀況，引起了廣大師生的普遍不滿，紛紛質問指責三人領導小組。學生自治會為此邀請三人領導小組和學校各處、院長在學生自治會舉行座談會，進一步向他們提出改善師生生活、改善校政、發揚民主等項建議。他們均未給予實質性答覆，而且措辭強硬……立即遭到自治會學生的駁斥。座談會毫無結果，不歡而散。
第二天，三人領導小組貼出《通告》，言稱他們不能滿足學生自治會的要求，不能勝任學校領導工作，聲明即日辭職離校。有鑒及此，黨支部研究決定，學生自治會應採取積極態度，改組學校領導班子，建立民主的領導機構。學生自治會立即給予回應，宣布當此關鍵時刻，學校三人領導小組辭職丟掉校政，置數千名師生生活而不顧，他們永遠也不配再作學校領導……”。
又據當時的學生自治會秘書長楊澤海回憶：“南京教育部命令河南大學南遷蘇州後，姚校長通過教育部與吳縣各界人士的幫助、支持，使師生生活得以維持，教學逐漸走上正軌，這是很可貴的。姚校長離校時，委託三人領導小組主持校政，也是符合學校實情，大多數師生和學生自治會是支持的。
三人領導小組就是在這種困境中上台，面對無米之炊的重重困難，仍然束手無策。由於財務沒有及時公開，可學生們嘗夠了每次發兩天伙食費吃六餐飯、集體伙食經常斷糧的惴惴不安生活，情緒很大，甚至曾經懷疑河大經費是否被人捲逃，自然要求校務透明，因此和校方發生衝突也是事出有因。這一切無疑又一次拉開了廣大師生要求校務公開，參與民主治校的序幕。
1949年2月學生自治會改選後，3月初自治會請校方三人領導小組及各處院的部分人員開了一次座談會。會上根據大多數學生的意見，提出局勢動盪師生生活十分艱難，為了穩定學校的大局，建議校方財政公開，讓師生心中有底，盡一切力量改善師生待遇，共度難關。座談中產生了一些意見分歧，意見不一致完全是正常現象，因學生對全面情況畢竟不了解，這次不能取得一致意見，以後找機會再談，但是有人以湯恩伯在滬怎樣怎樣，來壓制不同意見，這就引起青年人的逆反心理，當時就給予反擊，結果會議不歡而散。
當時未統一認識，以後再換個方式商談完全可以解決問題。一方面三人小組的領導都是國內的著名學者，我們都很尊重；另一方學生自治會是學校的一個群眾組織，有責任向領導反映群眾意見和要求，何況這些意見都是建議性質。但更不幸的是第二天上班不久，在校部貼出三人領導小組的通告（紙張不大），大意是：‘學生自治會提出的要求我們不能實現，我們也沒有能力領導學校，自即日起我們辭去領導小組職務，離校’。
這樣突發的事件,使學校陷入群龍無首的狀態，責任當然是學生自治會要承擔。這時自治會必然要商討對策，最後我作為學生自治會秘書長和主席劉士燮商量聽取大家意見後決定馬上回應，便立即到校部發表聲明(口頭的)，大意是:‘學校南遷蘇州，各方面還處在極其困難時期，三人領導小組拋棄學校，置數千名師生學習、生活不顧宣布辭職，你們現在不願做我校領導，將來也不配再做學校領導了’”。
毫無疑問，當時對教育部二月前後撥款的使用以及管理的透明度，雙方有分歧，又都在氣頭上，學生年輕氣盛，加上那一屆學生自治會剛剛上台，難免有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急躁情緒；三人小組本都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學者，視“尊嚴”高於一切。事後，冷靜下來雙方都表示後悔。在這種僵局下，三人小組的教授也深感委屈，認為自己完全是為學校及學生辦事卻得不到學生的理解，三人領導小組集體辭職既成定局。但是，在為河南大學的生存而奮鬥中，同樣也浸透着三人領導小組成員的心血。
《蘇報》1949年2月12日報導：“河大面臨嚴重絕境，籲請各界人士借糧，縣府允諾借糧但須省府核准，該校師生刻正向各方洽商中：（本報訊）國立河南大學自校長姚從吾請假飛台後，校務即由教務長郝象吾、秘書長馬非百、醫學院長張靜吾三人負責維持。政院（指行政院）遷往廣州該校與教育部失掉聯繫，因此本月份所有經費及學生公費，迄未匯撥到校，數千員生工警的生活，逐瀕絕境，三天之內既要斷炊。當經該校教職員與學生，各推代表分別訪晤朱兼縣長，韓專員、商會理事長、沈議長等。請求暫時由地方上借給一部分糧食，以濟眉急，惟縣府方面允許轉向鎮江省府請示後，當可撥糧一千石，現該校師生正繼續向各方洽商中。 ”
接着記者又報導了“該校學生自治會，學生應變委員會、學術團體聯誼會，昨日（2月11日）上午十時在怡園畫廳舉行記者招待會，報告校內面臨危機之嚴重性，呼籲本邑各界人士，予以同情及支持，並發表告吳縣各界人士書原文如次：
告吳縣各界人士書
本校遷到蘇州後，雖然與故鄉隔絕，每人都失掉自己的經濟來源……
我們嚴重危機，恐怕還未被各界認識，請大家幫助我們呼籲，用行動來幫助，要快、要趕快。幾千個同學等待着你們偉大的同情，期望着你們正義的支援。”
《蘇報》還報道了在河大校部怡園舉行記者招待會的情況，把河大“面臨嚴重的危機”的問題公諸社會：“行政院遷往廣州，本校與教育部失掉聯繫，學校當局派員協同學生代表分赴京滬各地接洽，還沒有頭緒，我們既沒有存款，也沒有儲糧，數千員生工警的生活怎樣維持……我們需要生活，需要糧食，而且需要立刻拿到糧食，並不是我們焦燥，在三天之內，我們就要斷炊。”
2月13日《蘇州明報》報道了：
“河大糧荒暫獲解決一一借到食米百石”
2月16日《蘇州明報》報導了蘇州當局為了河大的生存，動用新征積穀的無奈：
“河大糧荒移借積穀－當局報省備查：朱代縣長沈議長及積穀會主任王叔介，昨日聯名電陳省政府雲，因河南大學四千員生即將斷炊，情勢嚴重，經召集緊急會議，決定暫借，在本年度征起積穀項下，撥借七天食糧糙米一百五十市石，僅電報請備查，至以後如何維持，並乞賜電示尊雲。”
《蘇報》1949年2月24日報導：“河大師生待救濟縣府會商無結果，教授會推派代表赴京擬晉謁李代總統請命：（本報訊）……該校教授會，目前曾推派代表馬元材、蔣鑒璋、鮑宗文、孟昭勤、戴祥驥等赴京，擬晉謁李代總統請命，適李代總統離開首都，現正在京靜待李代總統歸來，面請解除河大數千師生飢餓。”
禍不單行，就在此刻河南大學以至蘇州地區的大專院校再掀遷校風波（1）。南京教育部撤離南京到廣州時，仍然不忘河南大學，通過個別談話，動員接任姚從吾的三人領導小組郝象吾、馬非百、張靜吾帶領河大再遷廣州、台灣；還要動員一些河大教授跟隨他們出走，這些事肯定波及到河南大學的穩定。但是，三人小組成員即便辭職了也照樣拒絕南京教育部的一切邀請，留了下來。
不能否認的是，河南大學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時，三人領導小組也傾其全力為籌款、籌糧、複課等事項做了大量的工作。繼1948年10月河南大學複課的寒假後，《蘇報》1949年3月3日以“河大將正式上課_____東吳附中贈款十萬餘，該校決定作購藥之需”為標題報道：“（本報訊）河南大學飢餓威脅，業告解除，教育部於日前已將二、三月兩月份經費公費，按七十五倍標準如數匯撥該校，被困匝月之河大師生，始獲喘息機會。前昨兩日起，校方已將公費分發各生具領，並於一日起開始各院系學生選讀課程註冊，除工院機械系中同學要求講師提前於一日上課外，其他各系定五日正式上課。
……經校行政會議決，將東吳送款交醫務室作購藥之用。”
以上資料都說明，三人領導小組的郝象吾、張靜吾、馬非百，在籌款、籌糧，主持河南大學複課等一系列工作中，作為河南大學的中流砥柱，功不可沒。

…………
（1）據《關於河南大學南遷蘇州後的幾個有關情況》中記載：“1948年年底河大出現再遷校之風甚盛，河大要不要再遷校，幾乎成為日常談話討論的中心。各院都為此發生過辯論，文學院曾以全院學生簽名表態的方式，徵求對遷校的意見，簽名結果95%以上同學反對再遷校。也有個別同學主張遷校廣州、桂林的，還有提出要遷到舊金山，實際上這是反對遷校的另一種表現。終於以各抒己見的民主辯論，自由表態的方式，平息了再遷校的風潮。”


“黨支部研究決定，學生自治會應採取積極態度，改組學校領導班子，建立民主的領導機構。”＿＿“河南大學在蘇州的民主運動述略”記載


二、校務維持委員會的誕生

以教務長郝象吾為首的三人領導小組暫時離任的情況下，《河南大學在蘇州的民主運動述略》中記載：“學生自治會請示地下黨組織後，又由學生自治會出面邀請教授會、職員會、工友會負責人員，共同協商研討校方三人領導小組辭職後的校政領導問題。經多次協商，並逐步擴大協商對象，推舉有進步傾向的教授職員組成了七人‘校務維持委員會’，學生自治會主席也作為成員之一參加領導班子。自此，校務維持委員會取代了三人領導小組，統管全校的行政事務。
這樣一來，河南大學的學校行政領導權力也實際上處於地下黨的影響指導之下。這次鬥爭的勝利，極大地增強了進步學生進行合法鬥爭的信心。校務委員會得到全校大多數師生的熱烈支持，他們在河南大學回歸開封之前，進行了認真積極的工作。”
據蘇州老校友提供的書面資料記述：“事情點燃爆發，三人領導小組辭職，自治會又宣布他們不要再回來，各走極端搞成僵局，怎麼辦呢？這時才意識到自治會闖禍了！一方面向黨組織匯報了這一突發事件。在地下黨的領導與支持下，自治會秘書長楊澤海等出面即與教授會、職員會、工友會幾個群眾組織的頭頭商討如何應對‘三人小組’辭職這一突發事件。同時黨支部與蘇州學工委書記（為迎接解放，上海學工委從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起，將其領導的關係都轉交蘇州地方學工委領導）反覆調查研究後，通過大小十幾次各種類型的會議，與不同對象切磋商討，廣泛聽取了各種不同意見，最後決定在河大院系領導層中,排隊選擇。由於在當時的形勢下，推選什麼樣的領導人，都與群眾切身利益息息相關，因之廣大師生都很積極，大家一致表示要推薦出最可靠的人選組成領導班子。
記得，當時黨組織指示：‘河南大學不能在蘇州解散，更不能葬送在國民黨反動派節節敗退、人民解放軍馬上過長江的勝利時刻。選出進步教授組成校務維持委員會，維持河大等待解放’。
自治會主席劉士燮出面，首先訪問了教授會會長蔣鏡湖，再尋求職員會會長楊震華、工友會會長（名字不記得了）的幫助，徵求他們挽救危局的意見，請他們提出重組學校行政領導班子的方案，地下黨組織也通過各種渠道吸收意見。最後一致認為應在學校原領導層中排隊挑選，即要有較高威信，又要在業務上有些權威，工作活動能力強，作風正派，能站在大多數師生的立場，願為大家辦事的人來擔任。這樣排隊的結果，認為法學院長方鎮中、工學院長郭暄是最佳人選擔任正副主任，農學院長王鳴岐也比較有威望應參加委員會，理學院、醫學院的入選者，事隔多年忘了名字，由於對文學院長張邃清有較大的爭議，結果是文學院人選由該院教授楊震華代表文學院入選。這樣結果，產生的校務維持委員會領導班子的成員，主要還是以各院院長為主體組成的。”（見附錄：附錄：難忘的懷念＿＿郭暄教授的回信及其它）
人心是秤，全校的教職員工們一旦有了民主選舉校委會的權利，有了暢所欲言的機會，選誰！不選誰！3200餘師生員工心如明鏡。
在這種情況下誕生了河南大學建校以來第一屆由民主舉薦的校務維持委員會。
校務維持委員會組成：
主任委員：方鎮中（法學院代理院長）
副主任委員：郭暄（工學院院長）
常務委員：楊震華（文學院教授、職員會會長）
委員：王鳴岐（農學院院長）
委員：理學院（待補）
委員：農學院（待補）
委員：嚴凱之（即嚴愷，水利工程系主任）。
又據方鎮中1957年交待材料“自傳”中記述：“在學生自治會主席劉士燮、秘書江丙寅、楊澤海幾人的推動下，由教、職、工、生代表聯席會議決定從教授中選出十一人成立維持會，我和郭少海（即郭暄）、楊震華三人當選十一名委員中的常務委員，負責維持學校。”
方鎮中所指的十一人成立維持會，據知情的老校友分析，大概是指除由七位教授組成校務維持委員會外，還有四名參加維持委員會工作的職工、學生代表。
蘇州老校友提供的書面回憶，也記載了校務維持委員會就職的盛況：“校委會選出後，在怡園（校本部）舉行隆重的就職典禮。記得那天春光明媚，正是江南三月初春時，怡園校部人山人海，鑼鼓喧天，鞭炮齊鳴，趙蘭坤、靳寶俠、沈景珠、韓兆霞等幾位女同學向委員獻花祝賀，然後由方鎮中主任簡要致詞後，學生自治會的同學陪同當選委員進駐怡園校長辦公室（見怡園照片），正式就職開始工作。”
校務維持委員會的誕生，是河南大學民主運動繼撤銷訓導處、罷免訓導長、癱瘓國民黨河大區黨部後的第二項重大措施。
……

附錄：難忘的懷念＿＿郭暄教授的回信及其它


西峰侄女： …………
我1946年到南京水力部當視察工程師，聽說老同學閻振興是水力部技正，黃河花園口堵口工程處長，兼河南大學新立的工學院院長；1947年秋閻振興學長向河大校長姚從吾推見（薦）我去河大當工學院長兼教授。我回到開封，到河大工作。
1948年春開封被解放軍攻下，不久又撤退，國軍入城。約七、八月間，河大總務長借軍用汽車，送人到商邱，再坐火車到南京與蘇州，我到蘇州住在肖家巷某號（與農學院院長王鳴岐同住一院），住家附近是工學院的學生們住處。
……我在河大1947年秋到1952年秋只有5年，當時是個青年人，不是國民黨也不是共產黨。1953我在武漢大學水利學院當教授兼水港系主任，入中國民盟。
……1985年秋，河南大學又成立大學（筆者：大概指恢復河南大學校名），我和農學院王（鳴岐）院長（上海復旦大學學教授）都去開封慶祝……方老先生在開封與蘇州的情況，幾年來在河大開會說過幾次，你父親和我在蘇州辦河大的事情，我的侄女婿王漢瀾是河大畢業，我想王漢瀾教授對方老先生熟悉，你父親的事儘可能由王漢瀾教授辦理。

即祝 健康全家安福
郭暄1998年7月15

郭暄的回信很中肯，也很謹慎。在蘇州的校務維持委員會選舉中有當選的就有落選的，世情險惡，多年後郭暄依然低調。1949年後，方鎮中遭陷害，鐵塔校園當權者一直顛倒方鎮中身份，封鎖了河大南遷蘇州和出任校務維持委員會主任方鎮中的歷史真相，以致多年來讓人諱莫如深。但是，郭暄、王鳴岐在蘇州和方鎮中患難與共的友情依然難忘，而且在1985年後，將“方老先生在開封與蘇州的情況，幾年來在河大開會說過幾次”。遺憾的是1998年郭暄前輩年事已高，不久就逝世了。在經歷了那麼多坎坷後，郭暄在晚年還能夠留下“你父親和我在蘇州辦河大的事情”的這份情誼就足夠了。
從郭暄前輩的信中，也隱約感受出當年河大在錯綜複雜的選舉形勢下，郭暄對自己當時政治身份的解釋（不是國民黨也不是共產黨），證實了方鎮中、郭暄當選校務維持委員會的正、副主任的最基本的身份，均為無黨派人士。在1947年國民黨“染缸政策”在河大甚囂塵上時，方鎮中、郭暄以及其他委員像楊震華等都是堅決不在國民黨河大直屬區黨登記國民黨身份的獨立知識分子。
滄海桑田，蘇州的國立河南大學的舊事，縱然在三十六年後原校委會副主任郭暄、委員王鳴岐依然往事依稀、歷歷在目，發出的這一聲悽厲的嘆息！留下了對國立河南大學和方鎮中的深切懷念和鬱鬱不平。
是的，這不僅是郭暄、王鳴岐最後的無奈，也是每一個經歷了河大這段慘烈歷史的人，無論是逝去的、還是健在的，甚至於在老河大人的下一代之中，對河南大學的命運、回歸校園學人們的命運，不僅難以忘懷，而且誰又會知道在他們心靈的深處留下多少斑斑傷痕。
……

訪學生自治會1948年前服務部長李耀乾

方鎮中在1957年交代材料中寫道：“1949年初，學生絕糧，學校推我和李宏齋以及學生會服務部長李耀乾去鎮江向偽江蘇省政府借糧，見了偽糧政處長何玉書一次。”
2003年5月，筆者找到了當年和父親一起去鎮江借糧的河大外語系學生李耀乾先生（1）。1948年秋，他作為外語系代表，被河大學生自治會主席張俊興聘為學生自治會服務部長。據李耀乾回憶：“當年在戰亂中籌糧是相當艱難的，1948年底年關逼近，2600餘名學生斷糧，事情非同小可，大家一籌莫展，學生自治會派我和應變委員會推舉的方鎮中教授、李宏齋等一行，四處活動找關係。最初在上海復旦大學李建吾教授（聘到河大外語系教英文沙士比亞戲劇）幫助下赴上海，住在四川路河南旅館，接着又赴南京，借糧均未成功。最後到鎮江，找到了曾和方鎮中先生有同期留法關係，時任省糧政處長的何玉書先生，才算有所着落，成功地向江蘇省政府借到了糧食，為近5000名師生員工及其家屬緩解了一段糧荒。”
李耀乾無限感慨的回憶了這段難以忘懷的往事時還談到：“那次在戰亂中借糧的行程是非常艱苦的，也是十分危險的，當時謠言四起，不知戰火何時到來，在人生地不熟的境況下，早春的江南天氣寒冷，從上海到南京又到鎮江，到處求爺爺告奶奶找關係，足足跑了十多天。要不是抱定為幾千嗷嗷待哺的河大父老兄弟，借糧吃飯的決心，誰會在這個時候鋌而走險。幸運的是這次借糧成功”。

……

（1）李耀乾先生現為鄭州財經學院離休教授。


要穩定河南大學的局面，團結全校師生員工，就必須順應民意。

三、民意不可違
——撤銷訓導處癱瘓國民黨河大區黨部

要穩定河南大學的局面，團結全校師生員工，就必須順應民意。1949年3月初，在學生自治會的主導下和全校師生一起改革校政，一舉剷除了1939年建立於河大校園的“訓導處”、罷黜了訓導長，癱瘓了國民黨河大區黨部，極大打擊了把持了多年的河大國民黨團伙勢力，為即將誕生的校務維持委員會掃清道路。
1939年，國民黨三民主義黨化教育進入大學，設立了訓導處和國民黨河南大學直屬區黨部。河南大學訓導處不僅成為一長三處（校長、訓導、教務、總務）的重要機構，而且和國民黨河大直屬區黨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雖然校長姚從吾從北大帶來馬非百教授為訓導長，但是這並非馬非百本意，況且他於1948年8月就辭職了。
1948年8月27日《蘇州日報》在標題“河大校址就緒，積極籌備複課”的報導中披露：“訓導長馬非百先生以積勞染疾請求辭職，校方決予慰留，准給假休養，並經第五次學校行政會議決議，由教育系主任兼師範生管訓部主任的王鳳崗先生（1）代訓導長……又息王氏已於二十六日（1948年8月）赴京（南京）出席中國教育學會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但是，筆者在《河南大學校史》上，也沒有查到有關任命王鳳崗為教育系主任資料；在蘇州檔案館提供的教職工的登記名冊上，沒有顯示王鳳崗是文學院教育系主任。這只能說明1948年8月第五次學校行政會議的決定，並不是當時身在南京的姚從吾校長所代表校方的意圖。並據有關知情人披露，當時姚從吾的兩個秘書田雨三、李力民均為共產黨地下黨員。
《蘇報》1949年3月10日報導：“（本報訊）河南大學為改革機構，已將訓導處撤銷，正式成立學生自治輔導委員會。由校長、教務長、總務長、各院院長、學生自治會主席為常務委員，由黨玉峰任主任委員。七日下午召開首次會議，通過會章，並決定在各院設分會，由院長任常委，院代表及教授為委員，負責輔導全院事務。”
撤銷訓導處，罷免訓導長，無疑是打擊、分化了國民黨河大區黨部的反動勢力，是河南大學民主勢力的一次勝利。與此同時，學生自治會沒有忘記1947年“五•二八”大逮捕中受牽連被開除的學生，曾促使河大做出對這些同學網開一面，允許恢復學籍的決定。
3月14日《蘇報》報道了這個消息：“河大退休同學已可恢復學籍_____河大三十六年（指1947年）度因嫌疑被勒令退休之學生（包括除名、退學、休學等）郝代校長（即郝象吾教務長）已允恢復學籍，本學期、下學期，均可赴校報到，繼續學業”。
不能不提的是，擔當多年教務長的郝象吾教授是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培養的留美博士，在學術上、個人威望上享有較高地位（下篇有述），在關鍵時刻也是站在學生立場的。
學生自治會的建立，眾望所歸。河大師生員工看到了民主選舉的力量，這股公開、透明的正氣，一掃河南大學過去不公開、不透明，幫派體系明爭暗鬥的邪氣。在公正、正義的感召力下，呈現全校空前團結的局面。
同時，學生自治會根據全校教職員工的意見，要求三人領導小組公開校財政不是一日之積憤了。河大的中下層教職工生，對依靠國民黨地方政治勢力紅得發紫的上層權貴，不顧廉恥撈取利益心懷不滿，存有芥蒂。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正如，當年助教宋景昌在蘇州賦詩所發抒心中多年的鬱悶。
蘇州居二首之一（2）
一從隨校到蘇州
百事違心意不平
懶看楓橋霜葉色
煩聽山寺夜鐘聲
忍飢無奈薪金薄
受氣都緣職位輕
萬縷愁絲難入寐
披衣苦坐到天明

宋景昌詩中的“百事違心意不平”立刻引起筆者深深的共鳴。記得1958年方鎮中被開除公職法辦時，已經將我們全家六口人攆到家屬院一間8平米左右的雜物間，鐵塔校園當權者還要派員，隔三岔五來逼迫我家“掃地出門”，此時方鎮中告訴：“我要錢沒有錢，要房子沒有房子，我們往哪裡搬，我們就死在這裡吧！”，聽了這番猶如天塌下來的話，16歲的我不想死，就離家出逃了。
當人瀕臨絕境，全家斷炊、母親有病只能等死的“萬縷愁絲難入寐”時，對“錢”的問題就會想的很多。筆者從同學（河大子弟）中知道一些河大人的“家”事，多年來一直不明白為什麼都是河大教授，有些人1949年前有錢有勢、家有幾進院的豪宅（當時的標準）、甚至幾處宅子；1949年後，他們更是飛黃騰達，不僅拿大錢、住公房，還能“當”私房、“斂”錢財；竟然還聽說有人的大宅子被政府沒收後，鐵塔校園竟然出錢給沒收房產者賠償損失。他們究竟有什麼過人的學識和本事？為什麼能要風得風、要雨得雨；而方鎮中等一些人，不是也一直為河大竭力盡忠，卻會如此艱難、無論如何都難以存身、沒有活路。
是的，從少年時代就得自己一分一厘地掙錢養家的筆者，一生一世都有一個難以解開的心結：不是被吹捧為革命者、口口聲聲要對別人“無產階級專政”的人，背地裡卻是房產主，莫非鐵塔校園是他們“家”開的學校，是他們家的私有財產，他們在鐵塔校園說什麼是什麼、要什麼有什麼！
毫無疑問，筆者在查閱資料時對經濟問題就格外敏感，竟然查到兩份有關資料（3）：
其一，“國立河南大學主管人員及部分主管人員特別辦公費數額表（35人次，三四年度即1945年度）”特別辦公費校長10000元/年、院長以上5000元/年、系主任3000元/年；
其二，“國立河南大學三十四年（即1945年）元月至六月份教員乙種獎助金收據冊”（13人次）發放金額共達131300元。乙種獎助金分三等400元/月、300元/月、200元/月。
這兩項不同的費用，一項是發給部門主管人員的“特別辦公費”；另一項“教員乙種獎助金”，顧名思義是獎勵、補助一般教職人員中工作量大、工作有成績、工資低、人口多的，可是這項甚至於高於副教授薪金的補助費，一般教職員工是拿不到的。
像院長級薪金600元/月、特別辦公費416元/月（5000元/年）的文學院院長還要拿400元/月的最高乙種獎助金，月入竟達1416元、三倍半於一般教授的400元/月薪金，經濟地位之高令人嘬舌。
據筆者按薪金元/月、特別辦公費元/月、教員乙種獎助金元/月三項收入統計，1945年上半年院系負責人的月收入情況如下：
第一等（1人）文學院院長：1416元/月（三項總收入）
第二等（1人）教務長：1216元/月（三項總收入）
第三等（5人）訓導長：1016元/月（兩項總收入）
總務美：1016元/月（兩項總收入）
另，理學院長、農學院長、醫學院長三人均為1016元/月。
第四等（系主任若干）文學院最高為文史系主任：830元/月（薪金580元/月、特別辦公費3000元/年平均250元/月，兩項總收入）其他系主任為790元/月、770元/月等。
（以上簽名、蓋章領取的薪金、特別辦公費、教員乙種獎助金均有據可查。其中，不包括應“黨政機關”之約去講課，賺取的講課費。）
據筆者查閱，系主任一級薪金520～540元/月，一般教授400元/月左右，副教授300～350元/月，講師、助教200～300元左右，有些有小頭銜的職員200～300元/月左右。
筆者2005年訪問張長弓教授的兒子張檿弓時，張檿弓曾經覆信寫道：“1945年下半年隨河大在寶雞期間，張長弓遇到極大的經濟困難。當時是隨校流徙的第四年，家中早已一貧如洗。妻子和六個孩子須贍養，兩歲的幼子患重病須醫療（1947年夭亡），新野老家年邁雙親（農民）須接濟。當年夏，無奈之下，他被迫將10歲的次子、7歲的三子送進一所戰時難童的教養院。在這樣惡劣的的條件下，張長弓仍堅持教學與研究。當時正撰寫《文學新論》，隨校返汴不久即完稿（1946年，由上海世界書局出版）。1946年，南京教育部頒聘書，晉升張長弓為教授”。
一個10歲、一個7歲的兩個幼童在寶雞的難童教養院幹什麼，據弟弟張檿弓回憶：“作童工時，記得幾個孩子一人一條繩子拉一個大石磙子……每天兩頓飯，兩個黑窩頭一碗白菜湯”。
多年後，哥哥張一弓（4）在他的作品《遠去的驛站》中念念不忘：“難童收容院坐落在寶雞西郊的山坡上。我不知道父親是通過什麼關係把我們小哥倆送到這裡來的……難童收容院收容着上百個流浪兒，大多是逃出戰火、與家人離散的河南娃。我和弟弟必須學會跟這些河南娃一樣生活。我們一天可以吃到兩頓飯。吃飯時，每十個孩子蹲成一個圈圈，每人可以分到一個不能算小的饃饃，共同享用一桶照得見人影的稀飯。一聲哨響，都爭先恐後地圍剿圓圈中心的一盆煮蘿蔔或是熬白菜。我和弟弟有謙謙君子風度，在一群小勇士們迅速消滅了菜盆里的固體成分之後，我和弟弟就用饃饃蘸着咸鹹的液體下肚。但我很快就成了勇士，而且不住聲地鼓舞着弟弟的士氣。”
誰心裡都明白，那些靠真才實學吃飯的清貧教員，像當時張長弓在抗日戰爭的潭頭，冒着生命危險收集河南民間文化遺產而寫出的《鼓子曲言、題記》等至今流傳於世。他在重病期間編寫的大學國文教材，一直在台灣各大學延用多年。河大名揚海外是靠一批專著成學、嘔心瀝血的河大學人們成就的啊！
從以上的情況，看不出河南大學上層的“師表”們，有絲毫憂國憂民的情感，有絲毫互助友愛、濟貧扶弱的品德，有的只是他們在哀鴻遍野的河南首府汴梁城置辦深宅大院的財力。這就不難對照河大愛國、進步教授范文瀾先生將全部積蓄400元捐給抗日雜誌《風雨月刊》，並投奔抗日游擊隊的實際行動了！
從中可以看出，在河大沒有政治靠山、拖家帶口的小人物生活的艱辛程度了。在國難當頭，前方抗日將士流血犧牲、老百姓流離失所、河南大學下層教職工民不聊生時，上層肥的流油的大“教授”中，竟還要高唱“濟濟多士，風雨一堂”！奇聞也。
是的，3200餘師生員工拒絕直接由六院院長組成維持委員會，而要通過民主舉薦推出“最可靠的人選組成領導班子”。為什麼？無非是由於河大中下層人士，對依靠國民黨地方政治勢力而紅得發紫的上層權貴不顧廉恥地撈取利益，心懷不滿，存有芥蒂。
因此，河大第一權貴文學院院長在蘇州的落選也就自然順理成章了。當然，還有訓導長、總務長等也都一一落選了。
啥叫民意？可不是以訛傳訛編造的“瞎”話！

……
（1）王鳳崗（1901～1977年），河南西平人。1917年考入預校。留學菲律賓、美國獲加利福尼亞大學哲學博士。前後任教武漢大學、西北師範學院等。1945年回河大任教育系、外語系教授。
（2）2001年河南大學出版社《宋景昌詩文集》
（3）該資料來自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全宗五、案卷號2659》
（4）指張長弓先生的另一個兒子河南省著名作家張一弓，其代表作為，200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當代名家長篇小說代表作叢書《遠去的驛站》

……

光明正大、順應民意，給河南大學帶來了空前民主、團結、和諧的局面。

四、開創河南大學民主治校的先河

“學生自治”和“教授治校”兩大支柱的團結協作，開創了河南大學“民主治校”的先河。在沒有校長的日子裡，校務維持委員會就是河南大學最高權力機構，是真正意義上公開、民主的“教授治校”。
其一，學生自治會和校務維持委員會建立起互相信任、分工合作的關係。據學生自治會秘書長楊澤海回憶：“校委會成立後，學校的教學業務與行政管理、經費籌措完全由校委會負責，他們也很主動全面抓起了工作。自治會作為學生群眾組織，是在校委會領導下開展活動的，偶爾向校方了解些情況或提些建議，但我們堅決支持校委會工作，絕不干涉校政。
另外當時形勢變化很快，校內外各項工作十分繁雜，學生自治會主要擔當起學生方面工作和準備迎接蘇州解放的各項工作，尤其是到了4月中旬解放前夕，學生自治會以‘應變委員會’的名義出面，擔起了更為繁重的應變工作，如保護學校的人員人身安全、保護校產、籌糧、組織醫療救護隊……總之，應變的各項具體工作雖然由學生自治會負責，但是和校委會配合默契。譬如，為了儲糧應變，我和會計主任王庸代表學校多方接洽聯繫以應變委員會名義，在蘇州樂鄉飯店購買了三百擔大米，由各院應變分會，分發到師生手中。”
據筆者了解，地下黨派黨員、學生自治會秘書長楊澤海擔任應變委員會交際股股長，參與該會的主要領導工作。
《河南大學在蘇州的民主運動述略》記載了學生自治會的工作情況：“1949年，為了迎接人民解放軍渡江南下，同時防止敵人失敗前的掙扎和破壞，蘇州地下黨指示各校儲糧應變，護廠護校，攻心策反，迎接解放。這時，河南大學學生自治會的原班子便以‘應變委員會’的名義，出面發動全校師生投入護校應變工作，各學院由院代表負責組成應變分會和護校隊。學校的地下黨員、地下學聯成員，帶動全校各學院及附屬機構的積極分子，並將他們組織起來。他們共同認真分析了情況，制定了嚴密的應變措施，準備了木棒、鐵棍等簡單武器，按班級或住地輪流值班，執勤，站崗。對要害部門的財產設備保衛更為嚴密，如圖書儀器、機器設備、錢糧財物、附屬醫院、附屬工廠、電話通訊線路，都分工指定專人保護，輪流值班。這一時期的任務很明確，一是防備國民黨反動派在失敗逃跑前狗急跳牆，實施大逮捕和屠殺等迫害活動；二是防備那些散兵游勇地痞流氓趁火打劫，藉機竊盜；三是搞儲糧備戰，防備戰爭可能帶來的糧荒，學生自治會派人和校方聯合以應變委員會名義在蘇州樂鄉飯店購買了三百多擔大米，分存各學院應變分會，由伙食團發給個人保管，同時每人還發放一個月的伙食費（每人六七枚銀元或數人一根金條）；四是準備戰傷救護，成立學校救護隊，由醫學院附屬醫院院長何思惠負責組成；第五是普遍組織安排了迎接解放的具體工作，編練秧歌舞、教唱革命歌曲，準備迎接解放的標語口號。
……國民黨反動派在撤退台灣前，強令各單位成立的‘應變委員會’，是國民黨反動派採取的反共措施。當時地下黨為了保護進步師生的人身安全，考慮公開活動方便和有利於開展工作，決定接過這個組織，使‘應變委員會’為我所用。1948年11月河大學生自治會的原班子以‘應變委員會’的名義，出面開展師生共同參加的護產護校，組織救護隊及全校性的應變活動。”
與此同時，校務維持委員會也為學生自治會營造了一個自由、寬鬆，沒有後顧之憂的社會活動環境。使得青年學生積極投入到蘇州地區的學生民主運動中去。
其二，公開校務，財務交底、分配透明使師生員工共度難關有了保障。
筆者曾經聽方鎮中講過：“校務會上台後，首先清理了學校全部賬目，向全校師生進行財務交底。為了安定民心，就在蘇州解放的前夕，把河大庫存現有的金條、銀元全部清理出來，聽取全體師生員工的意見，制定合理、公平分配辦法。在當時戰事未卜的緊急狀態、發不出工資的情況下，國民黨操縱金圓券狂跌的民不聊生的亂象中，為使全校師生不再為眼前的每日三餐而憂，把金條、銀元作為生活費發到每個學生和教職工手中。”
筆者在訪問多位當事人時，談到對校委會印象最深的是，他們上台後第一件事就是解決大家吃飯問題，當時每位學生領到六、七枚銀元或數人一根金條，大家有了不貶值的吃飯錢，穩定了學校的局勢，校委會一上台就切實做到了為全校師生員工着想，穩定了學校局勢。
其三，建立有條不紊的工作制度。在1949年3月3日前後如期開學的同時，廣開言路，聽取各方意見，調動全校師生積極性，營造了為河南大學的生存而同舟共濟的局面。
1949年3月11日《蘇報》及時報導：“怡園（河大總部、校務維持委員會辦公地址）內煥然一新，各壁報分劃專欄，並新辟閱覽室，有本市、上海各種報章、雜誌，堪稱‘春象’”。
以上“春象”除了校務維持委員會建立有條不紊的工作制度，民主治校之外，離不開姚從吾及其秘書吳相湘前後的努力，也離不開三人領導小組1949年2月辭職前為河大奔波的辛勞；還不能不提的是，河大在蘇州時期，教授會會長蔣鑒璋在組織教授會支持校長、三人領導小組、學生自治會的工作，為學校複課、校委會的推選以及多次選派教授代表為學校籌集經費和糧食諸方面均做了工作；總務長黨玉峰對3200餘師生員工到蘇州後的教學以及吃、住的全面安排，可以說功不可沒。在蘇州解放前夕撤銷河大訓導處的問題上，如上節所述黨玉峰是給學生自治會補台的；為學校籌款籌糧也是積極的，正如《蘇報》1949年3月8日第二版報道：“前總務長黨玉峰，曾親自訪自治會主席，據稱：河大員生工警之生活問題，已全部解決，保證三個月內或五個月內絕無任何恐慌，並囑轉各同學安心學習。”根據以上情況，說明黨玉峰一心靠近新當選的學生自治會，願意繼續為學校效力，也曾經積極為學校工作，是河大歷史上不應忘記的。
校務維持委員會進駐怡園校部辦公後，除正副主任和楊震華三位常駐怡園校部辦公外，其他委員每天下午三時在怡園校部集中或召集各類有關會議，辦理各項校務。
正如1949年4月20日《蘇報》報導的：“河大六院五會三處之臨時校政維持委員會已正式成立，規定每天下午三時，齊集校長室聯合辦理各項事宜。”
據筆者回憶，方鎮中在談及校委會工作時曾說過：“幾個教授是辦不了事的，校委會的委員中有學生自治會、職員會、工友會的委員，代表各個方面參加工作。校委會在怡園校部主持河大日常工作的就是帶領河大返回開封的三位常委（即方鎮中、郭暄、楊震華），我們幾乎每天都在校部研究工作，或召開委員會或擴大會議，聽取各個方面的意見。總務、財務等項工作都有管理人員直截參與工作，解決問題。因此，校務工作才能有條不紊，師生們對維持會頗為滿意。
當時三個駐會常委分工明確，一人主外、一人主內，我負責協調。不管大事、小事一律開會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幾乎每天都有事要研究。”譬如方鎮中曾提到：“主外的副主任是一個從美國留學回來的青年人（指郭暄），為人熱情、平易近人，對外聯繫很有辦法，深受學生的擁護。此人在美國學會開汽車，在蘇州可派上了大用場，河大運器材、圖書回開封時，他不僅調配各系、組織員工學生清查校產認真負責，而且從不辭辛苦打包、裝卸、開車樣樣親自動手，江南的夏天不是日頭就是雨，他渾身曬的黧黑，風雨無阻。”
楊震華像1寸見方

這裡還必須要說的是，對於一起在校委會工作的楊震華，方鎮中是再******************熟悉不過了，他們是`同期留法的河南學子，青年時代就在巴黎河南同鄉*******************
會相遇（楊畢業於北大法文繫於1921～1931年公費留法，方鎮中1926～********************
1932年留法）。雖然他倆人都有“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習性，來往不多，*******************
可1949年後是同住一條街的近鄰，方鎮中不僅對他的為人，甚至其家事都十分清楚。方鎮中曾和夫人談論：“楊震華是典型的河南人，忠厚的不能再忠厚，老實得不能再老實了。”是的，楊震華一生從教，無黨無派、忠誠厚道、溫和善良，同時在蘇州他是河大職員會會長，深受職員、工友們的擁戴，在蘇州得以閃光，從文學院脫穎而出，成為河大師生最信賴的人之一。從方鎮中的隻言片語中，筆者想象的到楊震華先生一定是帶領職員會的總務、會計、註冊眾部下勤奮、踏實的作了大量行政、後勤工作。
其四，全面開放輿論。
據當時法學院經濟系講師朱錡先生（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1994年離休）發表在《河南大學校友通訊》上“在蘇州河南大學的日子裡”的文章，對蘇州解放前夕法學院有一段回憶：“課堂教學以外，河南大學法學院與其他學院類似，民主風氣，政治氛圍，讀書興趣顯得更加濃厚，熱情奔放。
那時候，有歌詠隊，秧歌隊，劇團，油印小報，還有自發組織起來的讀書會、學習小組等，每天絕不是八小時所能容納，消化得了的。
歌詠隊組織同學們練唱帶有革命氣味的進步歌曲，如‘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團結就是力量……’等，大大鼓舞了革命群眾的鬥爭意志。秧歌隊組織進步同學練習解放區流行的秧歌舞，為迎接解放軍入城儀式增添了歡樂的氣氛。
劇團則動員了全校力量，上演了著名的話劇‘北京人’。
油印小報則如雨後春筍，充分調動了廣大師生的革命激情。它們紛紛表示自己渴望解放的心情，交流各自閱讀進步書刊的體會，有的還傳播從收音機里聽到的‘新華社消息’。
至於讀書會、學習小組，則是在地下黨、進步同學的組織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地學習與本專業相關的圖書、資料，利用課外時間交流心得體會。例如，經濟系同學就學習沈志遠先生的《新經濟學大綱》，王亞南先生的《中國經濟原論》，甚至《資本論》等。
法學院同學與社會教育學院同學還組織過‘營火晚會’，聯絡革命友誼……”
當時在筆者的記憶中，父親每天回家時，欣喜之情都難以言表，可以說那時整個河南大學都完全沉浸在盼望民主、自由的新中國誕生的氣氛中。
從以上情況來看，開放輿論，全校上下自由收聽新華社的廣播，公開傳播解放大軍過長江的勝利消息，學習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大唱解放區歌曲，他們和全校師生共同打造了一個民主、自由的校園氣氛，創造出前所未有的追求真知、研究學術、組織交流、開展各種活動的生動活潑局面。
校務維持委員會的誕生，結束了群龍無首的混亂局面，這是河南大學師生員工的集體傑作。他們切實做到了“民主治校”，共同開創了河大公正、透明、民主、自由、平等的同舟共濟和諧局面，穩定了學校大局，保障了河大的完整，渡過了在蘇州瀕臨解散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機。在河大歷史重大變革的一九四九年的初春，順應了時代的潮流，使河大在“山重水複疑無路”時，迎來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即便這是短暫的一顆流星、一個閃電，也留下了二十世紀高等教育的一曲“絕”響!

…………

“君復自愛，莫為非行”。坦蕩蕩的君子不漁利、不失義，於“情”於“理”全盤皆贏也！

五、民主治校的“三贏”局面

河大老前輩馮友蘭在《三松堂自序》中記述了曾任北大校長多年的蔣夢麟對他說的一段話：“後來蔣夢麟對我說，他在大學中搞了幾十年，經過許多風潮，發現了一個規律：一個大學中有三派勢力，一派是校長，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學生，在這三派勢力中，如果有兩派聯合起來反對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敗。吳南軒(1)的失敗，說明了這個規律，他就是在教授會和學生會的聯合反對之下而失敗的。”
在蘇州階段河大的這三種勢力卻不然，可謂是三派皆“贏”。儘管校長姚從吾抱病辭職、三人小組在無奈中解散，然而確無輸家！為什麼？
首先，河大面臨着的是一個變化年代，一個舊政權即將崩潰、新政權即將建立的非常時期。在河南大學發生的一系列經濟矛盾、政治事件中，校長（三人領導小組）、教授（校務維持委員會）、學生（學生自治會）在摩擦、矛盾之中，有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堅固支撐點，即保護河南大學不亂、不散的相對完整。
其一，作為學校領導層的校長和三人領導小組在和學生的摩擦與誤解中，沒有採取過激的行動，沒有一個人勾結反動勢力鎮壓河大師生的民主進步運動，沒有傷害一個和他們意見不同的師生，均能以君子風範化解矛盾，維護了河大的穩定。
誰都清楚湯恩伯（抗日戰爭時，湯為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駐紮河南葉縣）在河南樹大根深。他在葉縣辦邊區學院時，老河大一些教授就是是湯恩伯的座上賓。
當時湯恩伯就任京滬警備總司令，掌控着滬寧杭軍政大權。1949年3月10日《蘇報》以湯恩伯昨晨返滬為標題報導：“（本報訊）京滬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氏，昨日由滬乘車抵蘇轉虞赴錫去常參加第一綏靖區治安警備會議後，業於昨晨十一時自常乘車經蘇赴滬。”緊接着1949年3月11《蘇報》又報道了“蘇省黨政機關由湯恩伯指揮”的消息。
是的，老河大他們中間有和湯恩伯打過交道、共過事的。如果要動用反對軍警對付學生，給湯恩伯打個招呼可以說是易如反掌。何況，國民黨反動派在1949年敗退台灣前，已經一手策劃了南京“四•一”血案。遷徙異鄉的河南大學，學生運動迭起、民主聲浪高漲，發生在校園的任何一件事都可能成為矛盾的引爆點，一個電話、幾句讒言便可能引狼入室，就可以出賣自己的學生和同仁。那時，即使藉故“殺一警百”毀掉一些青年學生、教工……在當時的情況下誰又能奈何了他呢？
然而，他們沒有！姚從吾和三人小組成員均沒有。即便是姚從吾的秘書吳相湘等頭面人物也都沒有和政治勢力有所勾結。這就可謂一贏也，校長、領導層的贏！
再有，蔣夢麟說這段話時的背景、對象也與河大情況不同。姚從吾和他委託的三人小組成員絕非才疏學淺的無名之輩，他們個個有真才實學，離開河大自由流動的境遇會更好。事實可鑑，姚從吾、郝象吾、馬非百離開河大後全部從教，沒有一位在朝謀官，而且大都在學術上有所成就。
其二，河南大學絕大多數教授完全視保護學校、保護學生為己任。在校長、三人小組領導時，他們全力協助學校複課，籌集經費、糧食，和學校唇齒相依度過難關；在校長、三人小組和學生產生矛盾、群龍無首時，他們奮起作學生堅強的後盾，義不容辭挑起維持學校穩定和完整的重擔，形成以學生自治、教授治校兩大支柱支撐河南大學的局面。
而且，其中不少專家、學者完全有條件另棲高枝，他們卻痴痴眷戀着故土，不肯離去。從蘇州赴台的教授寥寥無幾，河大與眾不同之處，雖然屬南京教育部遷校之列，可並沒有在台灣復校；而且在校長出走，斷絕一切經費甚至於生計時，身在異鄉的河大還能臨危不亂、不散，完整地北歸家園。
其三，河南大學培養的學生是綜合大學通才教育的結晶。他們在蘇州時期的所作所為是否達到現代大學教育之目的，還是先聽聽大師們的教誨。
梅貽琦校長1941年4月在《清華學報》第十三卷第一期發表的“大學一解”中指出：“文明人類之生活要不外兩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個人，曰社會。而教育之最大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與眾己所構成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進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則此地無中外，時無古今，無往而不可通者也。”
北大校長蔡元培1918年11月10日在《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上云：“所謂大學者，非僅為多數學生按時授課，造成一畢業生之資格而已也”。
廣西大學校長雷沛鴻1946年11月在《教育導報》一卷九期發表的《什麼是構成大學“大”的要素》中，開門見山指出：“在此地，我要指出三點，就是與民眾結合、自由思考和科學方法。”
根據以上大師們的論述，縱觀河大學子的表現，後人自會衡量他們所達到的精神境界，從而得到一種啟發。可惜，他們後來在學術上沒有機會深造。
同時，1948～1949年間，河大名師濟濟，一代河大學子在學術的殿堂中如履春風，親耳聆聽了馮友蘭、錢穆、顧頡剛、郭紹虞、蔣思聰等大師的演講、講學，造就了泱泱中原學子的識見和氣度。他們的獨立精神和思考能力“曰己，曰群，或曰個人，曰社會”，使其在危難中能夠審時度勢、運籌帷幄，以民主、公正、光明磊落的風範不僅掌握了學校的大局，也按自己意願選擇了自己的前途。
綜上所述，河南大學有一批忠誠於教育事業、熱愛學生、有真才實學、有識見的教授（其中不乏名師）。他們自身就具備中原人文素質的底蘊，培養出了一大批思想獨立、追求民主、有社會責任感、有團體意識的優秀青年學生。因此，三派勢力自始至終沒有形成對立關係的“窩裡鬥”，而且還能依靠本身的協調能力，使各種勢力均採取不同程度妥協。這樣，三種勢力反而如同三角形框架構成的三足鼎立的穩固態勢，使河大從紛亂中走向平和，在紛爭中營造和諧。恰似：“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美，在能相濟。”（2）在沒有傷害一個教職員工生的前提下，以和平方式從矛盾中求得共存，可謂是三派皆“贏”也。
因此，姚從吾、三人小組和帶領河大師生返汴的校務維持委員會三常委，被當年河大師生譽為“走”為河大之穩定，“留”為河大之守士，從兩個側面體現了他們為河大盡忠的胸懷和情操。也許，這就是深厚的中原文化孕育出的一代河南之“士”的過人之處。是啊！“君復自愛，莫為非行。”坦蕩蕩的君子，不漁利、不失義，於“情”於“理”全盤皆贏也！
也許是對“失敗”的認知不同，在一座高等學府、文化的殿堂，作為校長和領導層的徹底失敗莫過於利用政治權力或借用權勢鎮壓學生，變本加厲殘害學生和教授。毛澤東曾說過：“鎮壓青年學生的人，決沒有好下場”。在這種“原罪”面前，人人平等，誰都逃不過歷史的審判。
事實可鑑，河南大學在蘇州一年的民主事件中，校長、教授、學生在無政府的非常時期都作了充分的表演。可以說這三種勢力在來去自由、理性競爭的民主基礎上，均能識大體、顧大局，順應民意，達到了有情有意的理性境界。姚從吾、郝象吾、馬非白、張靜吾和方鎮中、郭暄、楊震華等的作為，不正是在於此！
為此，一位河南老前輩認為中原是“士”文化的故鄉。“士”講誠信，重道義，光明磊落，講究操守，忠實可靠；而蘇州時期，校長、三人領導小組、校務維持委員會的成員應是中原“士”文化最好的寫照，不愧於中原文化的傳承，是支撐河南大學危局、民主治校的七“士”子。不過，筆者再與他商榷、斟酌時，他毫不客氣的反問道：“莫非這七人之中也有應軍閥政客之邀，開課去講投機鑽營之道的‘厚黑學’、專門研究政術的政客嗎？”這真使我丈二和尚摸不住頭腦，至今我還沒有發現這七位教授之中有心懷旁門左道、研究政術、結黨營私、靠整人殘害同類向上爬的劣跡。
老前輩認為，稱不稱他們為“民主治校七‘士’子，並不是為他們個人樹碑立傳，而是中原‘士’文化史不絕書”。
再深究之，中原文化教化出的學人除了情與理之外，還有一套嚴格做“人”的原則，那就是流傳於中華民族上下兩千年而不衰的孔夫子的教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它規範了做人最為自然的應遵守的起碼底線。“和以處眾，寬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人也”（3）的主張講的是文明社會的人格與道德。建造公正廉明和諧社會，不啻是中華民族世世代代的精神信仰，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民族之魂。
不可否認的還有，在蘇州河南大學脫離了根深蒂固的地方政治幫派、利益團伙的控制，沒有第四種勢力的介入，在江南特定的文化環境中，河大演繹出的學生自治、教授治校的段子，是中原人文精神擺脫了一切羈絆的一次大迸發，是河大知識群體五湖四海的大家風範一次集中表現。可以說在風雨飄搖中，校長、教授、學生同舟共濟才得以支撐河大這艘航船渡過險灘、勝利返航，實屬“勝局”！
是的，當年在蘇州來去自由的歲月中，原以為順理成章不經意的事，即沒有一個學生、一個教工、一個家眷遭受迫害和不測，竟成了老河大人“以人為本”的閃光點！真是歷盡滄桑，驀然回首才知“真”。
河南大學的蘇州階段，不正是實踐完成了馮友蘭前輩，在西南聯大碑文中，所發抒的精神境界：“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的追求嗎！
當年馮友蘭也曾應姚從吾之約，在他的陪同下親臨蘇州給河大師生講演。馮先生雖然沒有完整地看到河大“故知”們演繹的這一幕，我相信他對於姚從吾的出走和發生在蘇州的事情也會有耳聞。只是到了1949年以後，他已無暇像過去那樣關懷河南大學了，否則他在《三松堂自序》中會另有所云的。
…
（1）參考《三松堂自序》第77頁。這段話是針對三十年代清華大學教授會和南京教育部派去的校長吳南軒發生的矛盾，學生對吳南軒不滿，站在教授會這一邊。學生會通過驅逐吳南軒決議案。在這番較量中，吳南軒失敗。他雖然已經進校，接了校長的權，但是不得不悄悄離開學校，回南京去了。
（2）出自（清）申涵煜《省心短語》
（3）出自（宋）林逋《省心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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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從吾作為一個學者，經歷這段在河南大學的紛爭之後，選擇了和傅斯年、胡適同路。

六、退避三舍的姚從吾

國立河南大學最後一任校長是姚從吾。
1946年11月28日（原國立河南大學校慶日），姚從吾隻身從北京赴汴上任，第一次和河大師生見面。
和所有的河大走馬燈似的校長一樣，姚從吾到任前後，各種傳言、誹謗接踵而至。深諳派系鬥爭、原文學院長的張邃青（1）在1964年“河南大學的片斷回憶”中寫道：“田伯蒼（即河大1945年＿＿1946年校長田培林）和朱家驊（時任南京教育部長）是屬一個小派系，不久他榮升了教育部次長。校長位置讓與姚從吾。姚從吾是朱家驊的忠實奴僕，是田伯蒼的小同鄉。開封第一次解放後，他秉承朱、田意旨，把學校遷到蘇州，妄圖長期把持。
……校長姚從吾決心逃往台灣，傳出已得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同意，前往擔任圖書館館長。其他個別教授，表面故作鎮靜，實則也另有打算，如歷史系教授錢穆（賓泗）3月間就向文學院提出，準備4月1日起請假到震旦大學短期講學。我的意見是正在期中，5月1日以後比較好些。結果他得到了校長同意，4月初就離開蘇州了。到4月下旬蘇州解放，我才了解錢賓泗為什麼必須4月初離開蘇州。”
其中，張文中所謂“錢穆3月向文學院提出辭職，得到了校長同意”，就不符合事實。姚從吾校長1949年1月已經辭職離校，如何能在1949年3月還能批准錢穆離職？當時先後主持校務的明明是三人小組和校務維持委員會，張邃青不提、或不承認以上領導機構的存在，文學院張邃青就能凌駕於“三人小組”和“校務維持委員會”之上，就能隱瞞、改寫河南大學在蘇州的這段歷史？難怪有一位研究中國高校史的學者，看到張邃青如此不負責的任意誹謗、辱罵他人的資料時驚嘆：“幸虧錢穆離開了河大文學院，中國才會多了一個國學大師。”
至於姚從吾是否像張邃青文中臆造的“……小派系”、“……小同鄉”、“忠實奴僕”，以及什麼“讓與”、“妄圖長期把持”等妄言，深文巧詆。他的學生吳相湘在姚從吾逝世後的紀念文章《姚從吾盡瘁史學》中有一段最為貼切的描述：“從吾先生是最敬佩胡適之、傅孟真兩位先生的。在胡、傅兩位先生相繼辭世以後，從吾先生為求振興中國史學，曾不顧嫌怨，與惡勢力奮鬥，對於培植後進更是鞠躬盡瘁，臨死不懈，當其辭世前兩小時，即四月十五日（民國五十九年）上午十時許尚與商務印書館顧問楊樹人教授通電話詢問台大學生一篇論文刊行的事。當楊教授告訴他：論文已經付排，他異常興奮地笑了。而不到二小時，忽被他得意門生發現他坐在台大歷史系研究室已因心臟衰竭而氣息奄奄。這和適之先生死在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館，傅孟真先生死在省議會議場，鼎足而三：為中國近代學術界留下鞠躬盡瘁的珍貴典型。”（摘自台灣出版的《近代人和事》113頁）。
不能否認，1947年初的河大“五•二八”大逮捕是發生在姚從吾的任期內。但是也不能不說，這次逮捕學生的方式卻和以往不同，反動當局不是通知校長後由軍警來抓人，而是由“護校團”學生中反動骨幹帶領反動軍警直接到河大學生宿舍抓走七、八十位進步學生。筆者在所能接觸的兩岸三地的報刊、圖書中，沒有調查到姚從吾和河南地方國民黨反動派勢力勾結殘害河大師生的事情。
姚從吾在河大的情況，趙儷生先生的夫人高昭一在《我與儷生走過的路》中的回憶：“儷生初進河大，正逢教育部下文明令解聘經濟系王毅齋、教育系陳仲凡兩位進步教授之時，他倆均以煽動學生遊行鬧事等罪名，被扣上‘共黨嫌疑’的帽子。其實當時真正在幕後領導學運的是劉鴻文、李淑英等，他們都安然無恙。”對於這一段文字記載，筆者查閱的資料顯示“煽動學生遊行鬧事”的原由是反對教育部批准田、姚校長將國立黃專合併於國立河大的舉措。
姚從吾是否“妄圖長期把持”？1946年底從南京來到河大任教的父親，本不認識從北京到河大赴任的姚從吾，一個留德，一個留法；一個學歷史，一個學法政。但是，筆者曾聽父親說：“姚先生本不願到河大當校長，是在北京幾個河大老校友勸說下，才勉強來的，來時連家眷都未帶”。後來，我為此事訪問了姚從吾的親戚才證實了父親的話，姚從吾確實不願到河大，教育部下調令後，原通知他1946年9月1日前到河大赴任，可他拖了三個月才到任。
姚從吾究竟為什麼不願從北大到河大，曾有知情人披露“姚先生是個做學問的人”，事實亦如此，有幾個校長能在河大做下去的。河大遷徙到蘇州後，姚從吾在南京又遲遲不肯到蘇州，他把工作交給郝象吾、馬非白、張靜吾以及吳相湘秘書等的做法，不就是為辭職做準備！看起來姚先生志在學問，並不留戀校長之職。
姚從吾作為一個學者，經歷這段在河南大學的紛爭之後，選擇了和傅斯年、胡適同路。走，退避三舍，以學術自由、人格獨立的自由流動為原則，不拉幫、不把持、不惡鬥，這也許是老北大辦學精神的另一種形式了。
中原大地原是禮儀之邦，重道德講情義。河南大學猶如中原文化近代歷史的一枚活化石，在多元文化、五湖四海的氛圍中，本是文人雅士研究學問，追求真知，實踐道德，為人師表的大雅之堂。“尚誠樸，勤學問，重團結，養正氣”，決不是一幅附庸風雅的裝飾，而是融進文化人血液里的涵養。不過，一旦陷入政客、學閥當道的封閉、把持，近親繁殖的泥潭，對一所大學來說，帶來的只能是滅頂之災。
文人講名節，講身後。姚從吾和河南大學在歷史瞬間的碰撞中，不僅和河大的3200餘名校友一起演繹了一出“民主治校”的故事，而且留下了一個學人的本分和治學之道的一個深刻的思索！
……
（1）張邃青（1893一1976年），河南太康人。1909年入中州公學，1919年畢業於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部。畢業後任開封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教師，1922年任開封第一中學校長，同年又任河南第一師範學校校長。1927年8月，在張鴻烈任河南中山大學校長時，聘為文史系教授；1940年，在王廣慶任校長時期，兼任河南大學文史系主任，1941年10月河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嵇文甫被軍統特務戴笠逮捕（見沈醉、文強著《戴笠其人》，文史出版社1980年版，第48頁），由張邃青接任文學院院長。1948年，隨河南大學南遷蘇州。1949年河南大學回歸鐵塔校園後，1949年10月出任正規院系設計委員會委員，後歷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河南大學圖書館館長、河南省史學會會長、開封市中蘇友好協會會長、開封市副市長、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等職務。專著：1952年《史學月刊》“三國兩晉南北朝”欄目一篇《諸葛亮是怎樣受到崇拜的》，署名張邃青
















1849年3月當選國立河南大學校務維持委員會常委的文學院楊震華教授









1949年8月，河大北歸中原後進入“政治學習研究班”改造的外語系主任於賡虞教授











































































1949年3月當選國立河南大學校務維持會
副主任的工學院院長郭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