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国之强，强于学，一省亦然

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公启》


《国立河南大学之命运》

交流资料（三）


闪烁的乌托邦
——国立河南大学在苏州

那瞬息即逝璀璨的流星雨，给人间带来了片刻的神秘和辉煌。仰望上苍，那幻想中的乌托邦啊！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从1948年的严冬到1949年的阳春，国立河南大学在苏州那一段“非常时日”里，可以由民作主，自由、平等的决定自己命运的乌托邦……
而这一闪一烁刹那间的美好时日，对古往今来九儒十丐的莘莘学子们，已经奢侈到不能自己了。足以使3200余儒子们，义无反顾、心甘情愿地留在苏州、留在了国立河南大学；回到了家乡河南、回到了自己久违的铁塔校园。
谁说战争期间没有浪漫？谁说“布衣素裳”的故乡不让人依恋？！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期，那些学贯中西的完全有能力浪迹天涯的独立知识分子，在面对一次自由选择时，他们大多数虽然憧憬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不！他们的选择不是什么党派的、政权的，而是他们深深眷恋的、生养他们的这片土地。
正如当年河南大学外语系主任于赓虞先生在书写的“异乡”诗歌中所抒发的真情：
………………
月儿皎皎；
海水沧沧。
客外无名的悲伤，
到了桃花盛开，
秋叶飕飕之时，
不禁慨然说道：
“盈情之月
翻翻海浪，
给了我同样的感伤。
异乡的美花盛况，
何如故乡的布衣素裳？”

月儿皎皎；
海水沧沧。
别母亲时的眼泪一眶，
背地里再也擦不干了！
呵呵，原来母亲的泪，
早已包渗在行装里了！
心里的母亲，
月里的母亲呵！
我安然到岸了，
虽仍漂泊于茫漠的海上。（“异乡”节选




于赓虞教授：（1902～1963年）河南西平县人。
1924年毕业于汇文中学，考入燕京大学国文系
1926年因交不出学费而辍学。1935年赴英国留
学。留学期间他翻译了但丁的《神曲.地狱篇》
。
1937年回国后，曾担任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
西北师范学院、河南大学外语系主任，一生作品
颇丰，为中国著名的唯美派诗人。
这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绿波社”成立
后结集的第一创作成果《春云》中的一首诗“
异乡”中的两节。
这首诗就是当年河南海归赤子的心声！







（左边照片是1949年8月集中于“政治学习研究班
”改造期间的集体照中，由笔者裁录）





1949年国民党中央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奉命劝说他去台湾，临别时送了他三根金条作路费。第二天，他便将这金条着人给原封不动地送了回去。
于赓虞教授留在了苏州，和河南大学师生一同返回了开封。这首诗代表了国立河南大学的“九儒”们望断宋里，北归中原的情怀！

致读者：

早在二、三年前笔者在《新浪网》的“百年树人”栏目中，曾将“河南大学在苏州”7万的字的资料奉献给网友。这是笔者必须感谢《新浪》和热爱教育、关注真相的网友们的。
有位学者告戒笔者：“宁静致远，专注成学。”；更多的学人希望有更多深刻的东西和深层次的“真相”见诸于世，给当前浮躁的世风吹点凉风……当然，笔者才疏学浅、水平有限是难以担当如此重任的。但是，就算是老牛破车总是在努力地缓缓前行。
庆幸的是笔者2009年的这一稿“河南大学在苏州”增至14万字。现将精华节选出以嗜读者，以图多方面进行交流，敬请网友多多指教了。

第四节 力挽狂澜
1949年的早春，春寒料峭。
但国立河南大学师生员工却热火朝天。学生自治会大张旗鼓公开、透明、公正的民主选举，使全校师生员工耳目一新。在校长出走、三人小组集体辞职，人心涣散的困境中，这届在民主中诞生的学生自治会给河大注入了新的活力。
当时，学校内外均流传着河南大学的学生领袖在苏州首屈一指，而且解放军在过长江前，在镇江就接见了河南大学学生代表，承诺了“欢迎河南大学留在大陆，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各种信息。
这一届学生自治会(见附录：学生自治会组织机构)的上台，彻底结束了1947年国民党“染缸政策”下，以国民党河大直属区党部为后盾，在“五•二八”大逮捕的屠刀下成立的学生自治会；解散了训导处、瘫痪了国民党河大区党部，打击了长期控制学校的国民党团伙势力。同时，促成了校务维持委员会的民主选举，结束了河大在非常时期群龙无首濒临解散的局面。



附录：学生自治会组织机构

主席：刘士燮
主任秘书：杨泽海
秘书：王丕
风纪部长：张银河（部员樊海仙、彭耀光）
总务部长：齐成周（部员马天增、吴永昌）
交际部长：杨孝兴（部员田海泉、李林修）
服务部长：杨杰青（部员张万福、孟广信）
康乐部长：李遂昌（部员王家麟、孙元恩）
主任秘书：杨泽海 学艺部长：丁一英（部员赵龙岗、黄成树）
(慑于1949年)
膳委会主任：申宝坤、（会员王德厚）
新闻负责人：贾允甫

一、受命危难

1949年2月，苏州局势十分紧张，江南各报争相透露解放军要过长江，国民党兵败、逃亡的消息。3月11日《苏报》刊登的信息：“驻苏六二后方医院昨日赴沪转迁湖南（本报讯）由虞迁苏之联勤部六二后方医院，收容受伤官兵共千余名，自迁苏州后，约已二月余，最近已接奉层峰命令，即日迁湘。”
此时，学校钱尽粮绝，前途未卜。有人形容到了“有粮河大存，无粮河大散”的境地。迎接学生自治会上台的不仅是“民以食为天”的粮荒，还承受着2600余学生要毕业、寒假后要开学上课的诸多压力。当然，更为棘手的是面临着河大有史以来的群龙无首的局面。
其一，校长辞职了。
河大学生办的《评论报》1949年2月刊登大标题“找人启事”，对象为姚校长，大意是对姚校长的多时不返所作的责问。姚校长已辞职抵台湾了，河南大学群龙无首，无依无靠，当然要寻找一校之长了。可是无能为力的姚从吾又能如何？！
1949年1月13日，《苏报》学林漫步专栏刊登了“传河大校长辞职学生多离校谋生”的几条消息：
*盛传姚校长坚辞河大，新人选可能为曾在河大任职者。
*前理学院院长樊映川教授，周末即离苏正式去安大（安徽大学）。
*毕业同学会顷决定请求校方允许在寒假中，开始下学期课程，据称，郝教务长已作原则上的同意。
*教授代表晋京归来，发表交涉事项经过，五条中多半目前不能兑现。
*饥饿、寒冷交迫下，离开河大谋生者，时有所闻。
其二，雪上加霜的是，困境中三人小组宣布集体辞职了。
《苏州明报》2月12日报导：“开封国立河南大学自去夏迁苏授课后，全校师生，甘苦与共，虽在流离多难之秋，仍弦歌不辍，安心上课。校长姚从吾，最近突向教育部请辞离苏，故一切学校行政，即由全校师生暂推教务长郝象吾、前医学院院长张静吾、秘书长马非百三人负责，最近政院南迁，以致该校和教育部失却联系，粮食不继，该校师生员工数千人，顿有断炊之虞。学校当局除分派人员赴京沪等地接洽外，为济燃眉之急起见，拟向苏地先行筹借一部份粮食应急，待以后部款拨到后，再行设法归还。”
该报还报道：“昨日上午，该校学生自治会、学生应变委员会、学术团体联谊会，特假中正路怡园，举行记者招待会，即席说明此次该校遭受严重粮荒”。
就在这时，刚刚接替校务的三人领导小组在河大极度困难的粮荒中却宣布辞职了。
三人领导小组辞职的原委，据“河南大学在苏州的民主运动述略”中记载：
“1949年2～3月间，苏州法币贬值，物价飞涨，河南大学师生的生活也日趋困难。根据群众要求，党支部研究，由学生自治会出面，向校政当局三人小组提出改善教职工生生活待遇的要求条件。三人小组以学校无钱为理由，拒绝了学生自治会的要求。但学生自治会已经探明校方曾从广州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上海国民政府留守处都领到了一些经费，要求三人领导小组实行经济公开。三人领导小组不愿破例公开学校的财务、经济状况，引起了广大师生的普遍不满，纷纷质问指责三人领导小组。学生自治会为此邀请三人领导小组和学校各处、院长在学生自治会举行座谈会，进一步向他们提出改善师生生活、改善校政、发扬民主等项建议。他们均未给予实质性答复，而且措辞强硬……立即遭到自治会学生的驳斥。座谈会毫无结果，不欢而散。
第二天，三人领导小组贴出《通告》，言称他们不能满足学生自治会的要求，不能胜任学校领导工作，声明即日辞职离校。有鉴及此，党支部研究决定，学生自治会应采取积极态度，改组学校领导班子，建立民主的领导机构。学生自治会立即给予回应，宣布当此关键时刻，学校三人领导小组辞职丢掉校政，置数千名师生生活而不顾，他们永远也不配再作学校领导……”。
又据当时的学生自治会秘书长杨泽海回忆：“南京教育部命令河南大学南迁苏州后，姚校长通过教育部与吴县各界人士的帮助、支持，使师生生活得以维持，教学逐渐走上正轨，这是很可贵的。姚校长离校时，委托三人领导小组主持校政，也是符合学校实情，大多数师生和学生自治会是支持的。
三人领导小组就是在这种困境中上台，面对无米之炊的重重困难，仍然束手无策。由于财务没有及时公开，可学生们尝够了每次发两天伙食费吃六餐饭、集体伙食经常断粮的惴惴不安生活，情绪很大，甚至曾经怀疑河大经费是否被人卷逃，自然要求校务透明，因此和校方发生冲突也是事出有因。这一切无疑又一次拉开了广大师生要求校务公开，参与民主治校的序幕。
1949年2月学生自治会改选后，3月初自治会请校方三人领导小组及各处院的部分人员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根据大多数学生的意见，提出局势动荡师生生活十分艰难，为了稳定学校的大局，建议校方财政公开，让师生心中有底，尽一切力量改善师生待遇，共度难关。座谈中产生了一些意见分歧，意见不一致完全是正常现象，因学生对全面情况毕竟不了解，这次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找机会再谈，但是有人以汤恩伯在沪怎样怎样，来压制不同意见，这就引起青年人的逆反心理，当时就给予反击，结果会议不欢而散。
当时未统一认识，以后再换个方式商谈完全可以解决问题。一方面三人小组的领导都是国内的著名学者，我们都很尊重；另一方学生自治会是学校的一个群众组织，有责任向领导反映群众意见和要求，何况这些意见都是建议性质。但更不幸的是第二天上班不久，在校部贴出三人领导小组的通告（纸张不大），大意是：‘学生自治会提出的要求我们不能实现，我们也没有能力领导学校，自即日起我们辞去领导小组职务，离校’。
这样突发的事件,使学校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责任当然是学生自治会要承担。这时自治会必然要商讨对策，最后我作为学生自治会秘书长和主席刘士燮商量听取大家意见后决定马上回应，便立即到校部发表声明(口头的)，大意是:‘学校南迁苏州，各方面还处在极其困难时期，三人领导小组抛弃学校，置数千名师生学习、生活不顾宣布辞职，你们现在不愿做我校领导，将来也不配再做学校领导了’”。
毫无疑问，当时对教育部二月前后拨款的使用以及管理的透明度，双方有分歧，又都在气头上，学生年轻气盛，加上那一届学生自治会刚刚上台，难免有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急躁情绪；三人小组本都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视“尊严”高于一切。事后，冷静下来双方都表示后悔。在这种僵局下，三人小组的教授也深感委屈，认为自己完全是为学校及学生办事却得不到学生的理解，三人领导小组集体辞职既成定局。但是，在为河南大学的生存而奋斗中，同样也浸透着三人领导小组成员的心血。
《苏报》1949年2月12日报导：“河大面临严重绝境，吁请各界人士借粮，县府允诺借粮但须省府核准，该校师生刻正向各方洽商中：（本报讯）国立河南大学自校长姚从吾请假飞台后，校务即由教务长郝象吾、秘书长马非百、医学院长张静吾三人负责维持。政院（指行政院）迁往广州该校与教育部失掉联系，因此本月份所有经费及学生公费，迄未汇拨到校，数千员生工警的生活，逐濒绝境，三天之内既要断炊。当经该校教职员与学生，各推代表分别访晤朱兼县长，韩专员、商会理事长、沈议长等。请求暂时由地方上借给一部分粮食，以济眉急，惟县府方面允许转向镇江省府请示后，当可拨粮一千石，现该校师生正继续向各方洽商中。 ”
接着记者又报导了“该校学生自治会，学生应变委员会、学术团体联谊会，昨日（2月11日）上午十时在怡园画厅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校内面临危机之严重性，呼吁本邑各界人士，予以同情及支持，并发表告吴县各界人士书原文如次：
告吴县各界人士书
本校迁到苏州后，虽然与故乡隔绝，每人都失掉自己的经济来源……
我们严重危机，恐怕还未被各界认识，请大家帮助我们呼吁，用行动来帮助，要快、要赶快。几千个同学等待着你们伟大的同情，期望着你们正义的支援。”
《苏报》还报道了在河大校部怡园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情况，把河大“面临严重的危机”的问题公诸社会：“行政院迁往广州，本校与教育部失掉联系，学校当局派员协同学生代表分赴京沪各地接洽，还没有头绪，我们既没有存款，也没有储粮，数千员生工警的生活怎样维持……我们需要生活，需要粮食，而且需要立刻拿到粮食，并不是我们焦燥，在三天之内，我们就要断炊。”
2月13日《苏州明报》报道了：
“河大粮荒暂获解决一一借到食米百石”
2月16日《苏州明报》报导了苏州当局为了河大的生存，动用新征积谷的无奈：
“河大粮荒移借积谷－当局报省备查：朱代县长沈议长及积谷会主任王叔介，昨日联名电陈省政府云，因河南大学四千员生即将断炊，情势严重，经召集紧急会议，决定暂借，在本年度征起积谷项下，拨借七天食粮糙米一百五十市石，仅电报请备查，至以后如何维持，并乞赐电示尊云。”
《苏报》1949年2月24日报导：“河大师生待救济县府会商无结果，教授会推派代表赴京拟晋谒李代总统请命：（本报讯）……该校教授会，目前曾推派代表马元材、蒋鉴璋、鲍宗文、孟昭勤、戴祥骥等赴京，拟晋谒李代总统请命，适李代总统离开首都，现正在京静待李代总统归来，面请解除河大数千师生饥饿。”
祸不单行，就在此刻河南大学以至苏州地区的大专院校再掀迁校风波（1）。南京教育部撤离南京到广州时，仍然不忘河南大学，通过个别谈话，动员接任姚从吾的三人领导小组郝象吾、马非百、张静吾带领河大再迁广州、台湾；还要动员一些河大教授跟随他们出走，这些事肯定波及到河南大学的稳定。但是，三人小组成员即便辞职了也照样拒绝南京教育部的一切邀请，留了下来。
不能否认的是，河南大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时，三人领导小组也倾其全力为筹款、筹粮、复课等事项做了大量的工作。继1948年10月河南大学复课的寒假后，《苏报》1949年3月3日以“河大将正式上课_____东吴附中赠款十万余，该校决定作购药之需”为标题报道：“（本报讯）河南大学饥饿威胁，业告解除，教育部於日前已将二、三月两月份经费公费，按七十五倍标准如数汇拨该校，被困匝月之河大师生，始获喘息机会。前昨两日起，校方已将公费分发各生具领，并于一日起开始各院系学生选读课程注册，除工院机械系中同学要求讲师提前於一日上课外，其他各系定五日正式上课。
……经校行政会议决，将东吴送款交医务室作购药之用。”
以上资料都说明，三人领导小组的郝象吾、张静吾、马非百，在筹款、筹粮，主持河南大学复课等一系列工作中，作为河南大学的中流砥柱，功不可没。

…………
（1）据《关于河南大学南迁苏州后的几个有关情况》中记载：“1948年年底河大出现再迁校之风甚盛，河大要不要再迁校，几乎成为日常谈话讨论的中心。各院都为此发生过辩论，文学院曾以全院学生签名表态的方式，征求对迁校的意见，签名结果95%以上同学反对再迁校。也有个别同学主张迁校广州、桂林的，还有提出要迁到旧金山，实际上这是反对迁校的另一种表现。终于以各抒己见的民主辩论，自由表态的方式，平息了再迁校的风潮。”


“党支部研究决定，学生自治会应采取积极态度，改组学校领导班子，建立民主的领导机构。”＿＿“河南大学在苏州的民主运动述略”记载


二、校务维持委员会的诞生

以教务长郝象吾为首的三人领导小组暂时离任的情况下，《河南大学在苏州的民主运动述略》中记载：“学生自治会请示地下党组织后，又由学生自治会出面邀请教授会、职员会、工友会负责人员，共同协商研讨校方三人领导小组辞职后的校政领导问题。经多次协商，并逐步扩大协商对象，推举有进步倾向的教授职员组成了七人‘校务维持委员会’，学生自治会主席也作为成员之一参加领导班子。自此，校务维持委员会取代了三人领导小组，统管全校的行政事务。
这样一来，河南大学的学校行政领导权力也实际上处于地下党的影响指导之下。这次斗争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进步学生进行合法斗争的信心。校务委员会得到全校大多数师生的热烈支持，他们在河南大学回归开封之前，进行了认真积极的工作。”
据苏州老校友提供的书面资料记述：“事情点燃爆发，三人领导小组辞职，自治会又宣布他们不要再回来，各走极端搞成僵局，怎么办呢？这时才意识到自治会闯祸了！一方面向党组织汇报了这一突发事件。在地下党的领导与支持下，自治会秘书长杨泽海等出面即与教授会、职员会、工友会几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商讨如何应对‘三人小组’辞职这一突发事件。同时党支部与苏州学工委书记（为迎接解放，上海学工委从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起，将其领导的关系都转交苏州地方学工委领导）反覆调查研究后，通过大小十几次各种类型的会议，与不同对象切磋商讨，广泛听取了各种不同意见，最后决定在河大院系领导层中,排队选择。由于在当时的形势下，推选什么样的领导人，都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之广大师生都很积极，大家一致表示要推荐出最可靠的人选组成领导班子。
记得，当时党组织指示：‘河南大学不能在苏州解散，更不能葬送在国民党反动派节节败退、人民解放军马上过长江的胜利时刻。选出进步教授组成校务维持委员会，维持河大等待解放’。
自治会主席刘士燮出面，首先访问了教授会会长蒋镜湖，再寻求职员会会长杨震华、工友会会长（名字不记得了）的帮助，征求他们挽救危局的意见，请他们提出重组学校行政领导班子的方案，地下党组织也通过各种渠道吸收意见。最后一致认为应在学校原领导层中排队挑选，即要有较高威信，又要在业务上有些权威，工作活动能力强，作风正派，能站在大多数师生的立场，愿为大家办事的人来担任。这样排队的结果，认为法学院长方镇中、工学院长郭暄是最佳人选担任正副主任，农学院长王鸣岐也比较有威望应参加委员会，理学院、医学院的入选者，事隔多年忘了名字，由于对文学院长张邃清有较大的争议，结果是文学院人选由该院教授杨震华代表文学院入选。这样结果，产生的校务维持委员会领导班子的成员，主要还是以各院院长为主体组成的。”（见附录：附录：难忘的怀念＿＿郭暄教授的回信及其它）
人心是秤，全校的教职员工们一旦有了民主选举校委会的权利，有了畅所欲言的机会，选谁！不选谁！3200余师生员工心如明镜。
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河南大学建校以来第一届由民主举荐的校务维持委员会。
校务维持委员会组成：
主任委员：方镇中（法学院代理院长）
副主任委员：郭暄（工学院院长）
常务委员：杨震华（文学院教授、职员会会长）
委员：王鸣岐（农学院院长）
委员：理学院（待补）
委员：农学院（待补）
委员：严凯之（即严恺，水利工程系主任）。
又据方镇中1957年交待材料“自传”中记述：“在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士燮、秘书江丙寅、杨泽海几人的推动下，由教、职、工、生代表联席会议决定从教授中选出十一人成立维持会，我和郭少海（即郭暄）、杨震华三人当选十一名委员中的常务委员，负责维持学校。”
方镇中所指的十一人成立维持会，据知情的老校友分析，大概是指除由七位教授组成校务维持委员会外，还有四名参加维持委员会工作的职工、学生代表。
苏州老校友提供的书面回忆，也记载了校务维持委员会就职的盛况：“校委会选出后，在怡园（校本部）举行隆重的就职典礼。记得那天春光明媚，正是江南三月初春时，怡园校部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赵兰坤、靳宝侠、沈景珠、韩兆霞等几位女同学向委员献花祝贺，然后由方镇中主任简要致词后，学生自治会的同学陪同当选委员进驻怡园校长办公室（见怡园照片），正式就职开始工作。”
校务维持委员会的诞生，是河南大学民主运动继撤销训导处、罢免训导长、瘫痪国民党河大区党部后的第二项重大措施。
……

附录：难忘的怀念＿＿郭暄教授的回信及其它


西峰侄女： …………
我1946年到南京水力部当视察工程师，听说老同学阎振兴是水力部技正，黄河花园口堵口工程处长，兼河南大学新立的工学院院长；1947年秋阎振兴学长向河大校长姚从吾推见（荐）我去河大当工学院长兼教授。我回到开封，到河大工作。
1948年春开封被解放军攻下，不久又撤退，国军入城。约七、八月间，河大总务长借军用汽车，送人到商邱，再坐火车到南京与苏州，我到苏州住在肖家巷某号（与农学院院长王鸣岐同住一院），住家附近是工学院的学生们住处。
……我在河大1947年秋到1952年秋只有5年，当时是个青年人，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1953我在武汉大学水利学院当教授兼水港系主任，入中国民盟。
……1985年秋，河南大学又成立大学（笔者：大概指恢复河南大学校名），我和农学院王（鸣岐）院长（上海复旦大学学教授）都去开封庆祝……方老先生在开封与苏州的情况，几年来在河大开会说过几次，你父亲和我在苏州办河大的事情，我的侄女婿王汉澜是河大毕业，我想王汉澜教授对方老先生熟悉，你父亲的事尽可能由王汉澜教授办理。

即祝 健康全家安福
郭暄1998年7月15

郭暄的回信很中肯，也很谨慎。在苏州的校务维持委员会选举中有当选的就有落选的，世情险恶，多年后郭暄依然低调。1949年后，方镇中遭陷害，铁塔校园当权者一直颠倒方镇中身份，封锁了河大南迁苏州和出任校务维持委员会主任方镇中的历史真相，以致多年来让人讳莫如深。但是，郭暄、王鸣岐在苏州和方镇中患难与共的友情依然难忘，而且在1985年后，将“方老先生在开封与苏州的情况，几年来在河大开会说过几次”。遗憾的是1998年郭暄前辈年事已高，不久就逝世了。在经历了那么多坎坷后，郭暄在晚年还能够留下“你父亲和我在苏州办河大的事情”的这份情谊就足够了。
从郭暄前辈的信中，也隐约感受出当年河大在错综复杂的选举形势下，郭暄对自己当时政治身份的解释（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证实了方镇中、郭暄当选校务维持委员会的正、副主任的最基本的身份，均为无党派人士。在1947年国民党“染缸政策”在河大甚嚣尘上时，方镇中、郭暄以及其他委员像杨震华等都是坚决不在国民党河大直属区党登记国民党身份的独立知识分子。
沧海桑田，苏州的国立河南大学的旧事，纵然在三十六年后原校委会副主任郭暄、委员王鸣岐依然往事依稀、历历在目，发出的这一声凄厉的叹息！留下了对国立河南大学和方镇中的深切怀念和郁郁不平。
是的，这不仅是郭暄、王鸣岐最后的无奈，也是每一个经历了河大这段惨烈历史的人，无论是逝去的、还是健在的，甚至于在老河大人的下一代之中，对河南大学的命运、回归校园学人们的命运，不仅难以忘怀，而且谁又会知道在他们心灵的深处留下多少斑斑伤痕。
……

访学生自治会1948年前服务部长李耀乾

方镇中在1957年交代材料中写道：“1949年初，学生绝粮，学校推我和李宏斋以及学生会服务部长李耀乾去镇江向伪江苏省政府借粮，见了伪粮政处长何玉书一次。”
2003年5月，笔者找到了当年和父亲一起去镇江借粮的河大外语系学生李耀乾先生（1）。1948年秋，他作为外语系代表，被河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张俊兴聘为学生自治会服务部长。据李耀乾回忆：“当年在战乱中筹粮是相当艰难的，1948年底年关逼近，2600余名学生断粮，事情非同小可，大家一筹莫展，学生自治会派我和应变委员会推举的方镇中教授、李宏斋等一行，四处活动找关系。最初在上海复旦大学李建吾教授（聘到河大外语系教英文沙士比亚戏剧）帮助下赴上海，住在四川路河南旅馆，接着又赴南京，借粮均未成功。最后到镇江，找到了曾和方镇中先生有同期留法关系，时任省粮政处长的何玉书先生，才算有所着落，成功地向江苏省政府借到了粮食，为近5000名师生员工及其家属缓解了一段粮荒。”
李耀乾无限感慨的回忆了这段难以忘怀的往事时还谈到：“那次在战乱中借粮的行程是非常艰苦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当时谣言四起，不知战火何时到来，在人生地不熟的境况下，早春的江南天气寒冷，从上海到南京又到镇江，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找关系，足足跑了十多天。要不是抱定为几千嗷嗷待哺的河大父老兄弟，借粮吃饭的决心，谁会在这个时候铤而走险。幸运的是这次借粮成功”。

……

（1）李耀乾先生现为郑州财经学院离休教授。


要稳定河南大学的局面，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就必须顺应民意。

三、民意不可违
——撤销训导处瘫痪国民党河大区党部

要稳定河南大学的局面，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就必须顺应民意。1949年3月初，在学生自治会的主导下和全校师生一起改革校政，一举铲除了1939年建立于河大校园的“训导处”、罢黜了训导长，瘫痪了国民党河大区党部，极大打击了把持了多年的河大国民党团伙势力，为即将诞生的校务维持委员会扫清道路。
1939年，国民党三民主义党化教育进入大学，设立了训导处和国民党河南大学直属区党部。河南大学训导处不仅成为一长三处（校长、训导、教务、总务）的重要机构，而且和国民党河大直属区党部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校长姚从吾从北大带来马非百教授为训导长，但是这并非马非百本意，况且他于1948年8月就辞职了。
1948年8月27日《苏州日报》在标题“河大校址就绪，积极筹备复课”的报导中披露：“训导长马非百先生以积劳染疾请求辞职，校方决予慰留，准给假休养，并经第五次学校行政会议决议，由教育系主任兼师范生管训部主任的王凤岗先生（1）代训导长……又息王氏已于二十六日（1948年8月）赴京（南京）出席中国教育学会第五次理监事联席会议”。但是，笔者在《河南大学校史》上，也没有查到有关任命王凤岗为教育系主任资料；在苏州档案馆提供的教职工的登记名册上，没有显示王凤岗是文学院教育系主任。这只能说明1948年8月第五次学校行政会议的决定，并不是当时身在南京的姚从吾校长所代表校方的意图。并据有关知情人披露，当时姚从吾的两个秘书田雨三、李力民均为共产党地下党员。
《苏报》1949年3月10日报导：“（本报讯）河南大学为改革机构，已将训导处撤销，正式成立学生自治辅导委员会。由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各院院长、学生自治会主席为常务委员，由党玉峰任主任委员。七日下午召开首次会议，通过会章，并决定在各院设分会，由院长任常委，院代表及教授为委员，负责辅导全院事务。”
撤销训导处，罢免训导长，无疑是打击、分化了国民党河大区党部的反动势力，是河南大学民主势力的一次胜利。与此同时，学生自治会没有忘记1947年“五•二八”大逮捕中受牵连被开除的学生，曾促使河大做出对这些同学网开一面，允许恢复学籍的决定。
3月14日《苏报》报道了这个消息：“河大退休同学已可恢复学籍_____河大三十六年（指1947年）度因嫌疑被勒令退休之学生（包括除名、退学、休学等）郝代校长（即郝象吾教务长）已允恢复学籍，本学期、下学期，均可赴校报到，继续学业”。
不能不提的是，担当多年教务长的郝象吾教授是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培养的留美博士，在学术上、个人威望上享有较高地位（下篇有述），在关键时刻也是站在学生立场的。
学生自治会的建立，众望所归。河大师生员工看到了民主选举的力量，这股公开、透明的正气，一扫河南大学过去不公开、不透明，帮派体系明争暗斗的邪气。在公正、正义的感召力下，呈现全校空前团结的局面。
同时，学生自治会根据全校教职员工的意见，要求三人领导小组公开校财政不是一日之积愤了。河大的中下层教职工生，对依靠国民党地方政治势力红得发紫的上层权贵，不顾廉耻捞取利益心怀不满，存有芥蒂。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正如，当年助教宋景昌在苏州赋诗所发抒心中多年的郁闷。
苏州居二首之一（2）
一从随校到苏州
百事违心意不平
懒看枫桥霜叶色
烦听山寺夜钟声
忍饥无奈薪金薄
受气都缘职位轻
万缕愁丝难入寐
披衣苦坐到天明

宋景昌诗中的“百事违心意不平”立刻引起笔者深深的共鸣。记得1958年方镇中被开除公职法办时，已经将我们全家六口人撵到家属院一间8平米左右的杂物间，铁塔校园当权者还要派员，隔三岔五来逼迫我家“扫地出门”，此时方镇中告诉：“我要钱没有钱，要房子没有房子，我们往哪里搬，我们就死在这里吧！”，听了这番犹如天塌下来的话，16岁的我不想死，就离家出逃了。
当人濒临绝境，全家断炊、母亲有病只能等死的“万缕愁丝难入寐”时，对“钱”的问题就会想的很多。笔者从同学（河大子弟）中知道一些河大人的“家”事，多年来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都是河大教授，有些人1949年前有钱有势、家有几进院的豪宅（当时的标准）、甚至几处宅子；1949年后，他们更是飞黄腾达，不仅拿大钱、住公房，还能“当”私房、“敛”钱财；竟然还听说有人的大宅子被政府没收后，铁塔校园竟然出钱给没收房产者赔偿损失。他们究竟有什么过人的学识和本事？为什么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方镇中等一些人，不是也一直为河大竭力尽忠，却会如此艰难、无论如何都难以存身、没有活路。
是的，从少年时代就得自己一分一厘地挣钱养家的笔者，一生一世都有一个难以解开的心结：不是被吹捧为革命者、口口声声要对别人“无产阶级专政”的人，背地里却是房产主，莫非铁塔校园是他们“家”开的学校，是他们家的私有财产，他们在铁塔校园说什么是什么、要什么有什么！
毫无疑问，笔者在查阅资料时对经济问题就格外敏感，竟然查到两份有关资料（3）：
其一，“国立河南大学主管人员及部分主管人员特别办公费数额表（35人次，三四年度即1945年度）”特别办公费校长10000元/年、院长以上5000元/年、系主任3000元/年；
其二，“国立河南大学三十四年（即1945年）元月至六月份教员乙种奖助金收据册”（13人次）发放金额共达131300元。乙种奖助金分三等400元/月、300元/月、200元/月。
这两项不同的费用，一项是发给部门主管人员的“特别办公费”；另一项“教员乙种奖助金”，顾名思义是奖励、补助一般教职人员中工作量大、工作有成绩、工资低、人口多的，可是这项甚至于高于副教授薪金的补助费，一般教职员工是拿不到的。
像院长级薪金600元/月、特别办公费416元/月（5000元/年）的文学院院长还要拿400元/月的最高乙种奖助金，月入竟达1416元、三倍半于一般教授的400元/月薪金，经济地位之高令人嘬舌。
据笔者按薪金元/月、特别办公费元/月、教员乙种奖助金元/月三项收入统计，1945年上半年院系负责人的月收入情况如下：
第一等（1人）文学院院长：1416元/月（三项总收入）
第二等（1人）教务长：1216元/月（三项总收入）
第三等（5人）训导长：1016元/月（两项总收入）
总务美：1016元/月（两项总收入）
另，理学院长、农学院长、医学院长三人均为1016元/月。
第四等（系主任若干）文学院最高为文史系主任：830元/月（薪金580元/月、特别办公费3000元/年平均250元/月，两项总收入）其他系主任为790元/月、770元/月等。
（以上签名、盖章领取的薪金、特别办公费、教员乙种奖助金均有据可查。其中，不包括应“党政机关”之约去讲课，赚取的讲课费。）
据笔者查阅，系主任一级薪金520～540元/月，一般教授400元/月左右，副教授300～350元/月，讲师、助教200～300元左右，有些有小头衔的职员200～300元/月左右。
笔者2005年访问张长弓教授的儿子张檿弓时，张檿弓曾经复信写道：“1945年下半年随河大在宝鸡期间，张长弓遇到极大的经济困难。当时是随校流徙的第四年，家中早已一贫如洗。妻子和六个孩子须赡养，两岁的幼子患重病须医疗（1947年夭亡），新野老家年迈双亲（农民）须接济。当年夏，无奈之下，他被迫将10岁的次子、7岁的三子送进一所战时难童的教养院。在这样恶劣的的条件下，张长弓仍坚持教学与研究。当时正撰写《文学新论》，随校返汴不久即完稿（1946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46年，南京教育部颁聘书，晋升张长弓为教授”。
一个10岁、一个7岁的两个幼童在宝鸡的难童教养院干什么，据弟弟张檿弓回忆：“作童工时，记得几个孩子一人一条绳子拉一个大石磙子……每天两顿饭，两个黑窝头一碗白菜汤”。
多年后，哥哥张一弓（4）在他的作品《远去的驿站》中念念不忘：“难童收容院坐落在宝鸡西郊的山坡上。我不知道父亲是通过什么关系把我们小哥俩送到这里来的……难童收容院收容着上百个流浪儿，大多是逃出战火、与家人离散的河南娃。我和弟弟必须学会跟这些河南娃一样生活。我们一天可以吃到两顿饭。吃饭时，每十个孩子蹲成一个圈圈，每人可以分到一个不能算小的馍馍，共同享用一桶照得见人影的稀饭。一声哨响，都争先恐后地围剿圆圈中心的一盆煮萝卜或是熬白菜。我和弟弟有谦谦君子风度，在一群小勇士们迅速消灭了菜盆里的固体成分之后，我和弟弟就用馍馍蘸着咸咸的液体下肚。但我很快就成了勇士，而且不住声地鼓舞着弟弟的士气。”
谁心里都明白，那些靠真才实学吃饭的清贫教员，像当时张长弓在抗日战争的潭头，冒着生命危险收集河南民间文化遗产而写出的《鼓子曲言、题记》等至今流传于世。他在重病期间编写的大学国文教材，一直在台湾各大学延用多年。河大名扬海外是靠一批专著成学、呕心沥血的河大学人们成就的啊！
从以上的情况，看不出河南大学上层的“师表”们，有丝毫忧国忧民的情感，有丝毫互助友爱、济贫扶弱的品德，有的只是他们在哀鸿遍野的河南首府汴梁城置办深宅大院的财力。这就不难对照河大爱国、进步教授范文澜先生将全部积蓄400元捐给抗日杂志《风雨月刊》，并投奔抗日游击队的实际行动了！
从中可以看出，在河大没有政治靠山、拖家带口的小人物生活的艰辛程度了。在国难当头，前方抗日将士流血牺牲、老百姓流离失所、河南大学下层教职工民不聊生时，上层肥的流油的大“教授”中，竟还要高唱“济济多士，风雨一堂”！奇闻也。
是的，3200余师生员工拒绝直接由六院院长组成维持委员会，而要通过民主举荐推出“最可靠的人选组成领导班子”。为什么？无非是由于河大中下层人士，对依靠国民党地方政治势力而红得发紫的上层权贵不顾廉耻地捞取利益，心怀不满，存有芥蒂。
因此，河大第一权贵文学院院长在苏州的落选也就自然顺理成章了。当然，还有训导长、总务长等也都一一落选了。
啥叫民意？可不是以讹传讹编造的“瞎”话！

……
（1）王凤岗（1901～1977年），河南西平人。1917年考入预校。留学菲律宾、美国获加利福尼亚大学哲学博士。前后任教武汉大学、西北师范学院等。1945年回河大任教育系、外语系教授。
（2）2001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宋景昌诗文集》
（3）该资料来自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五、案卷号2659》
（4）指张长弓先生的另一个儿子河南省著名作家张一弓，其代表作为，200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丛书《远去的驿站》

……

光明正大、顺应民意，给河南大学带来了空前民主、团结、和谐的局面。

四、开创河南大学民主治校的先河

“学生自治”和“教授治校”两大支柱的团结协作，开创了河南大学“民主治校”的先河。在没有校长的日子里，校务维持委员会就是河南大学最高权力机构，是真正意义上公开、民主的“教授治校”。
其一，学生自治会和校务维持委员会建立起互相信任、分工合作的关系。据学生自治会秘书长杨泽海回忆：“校委会成立后，学校的教学业务与行政管理、经费筹措完全由校委会负责，他们也很主动全面抓起了工作。自治会作为学生群众组织，是在校委会领导下开展活动的，偶尔向校方了解些情况或提些建议，但我们坚决支持校委会工作，绝不干涉校政。
另外当时形势变化很快，校内外各项工作十分繁杂，学生自治会主要担当起学生方面工作和准备迎接苏州解放的各项工作，尤其是到了4月中旬解放前夕，学生自治会以‘应变委员会’的名义出面，担起了更为繁重的应变工作，如保护学校的人员人身安全、保护校产、筹粮、组织医疗救护队……总之，应变的各项具体工作虽然由学生自治会负责，但是和校委会配合默契。譬如，为了储粮应变，我和会计主任王庸代表学校多方接洽联系以应变委员会名义，在苏州乐乡饭店购买了三百担大米，由各院应变分会，分发到师生手中。”
据笔者了解，地下党派党员、学生自治会秘书长杨泽海担任应变委员会交际股股长，参与该会的主要领导工作。
《河南大学在苏州的民主运动述略》记载了学生自治会的工作情况：“1949年，为了迎接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同时防止敌人失败前的挣扎和破坏，苏州地下党指示各校储粮应变，护厂护校，攻心策反，迎接解放。这时，河南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原班子便以‘应变委员会’的名义，出面发动全校师生投入护校应变工作，各学院由院代表负责组成应变分会和护校队。学校的地下党员、地下学联成员，带动全校各学院及附属机构的积极分子，并将他们组织起来。他们共同认真分析了情况，制定了严密的应变措施，准备了木棒、铁棍等简单武器，按班级或住地轮流值班，执勤，站岗。对要害部门的财产设备保卫更为严密，如图书仪器、机器设备、钱粮财物、附属医院、附属工厂、电话通讯线路，都分工指定专人保护，轮流值班。这一时期的任务很明确，一是防备国民党反动派在失败逃跑前狗急跳墙，实施大逮捕和屠杀等迫害活动；二是防备那些散兵游勇地痞流氓趁火打劫，借机窃盗；三是搞储粮备战，防备战争可能带来的粮荒，学生自治会派人和校方联合以应变委员会名义在苏州乐乡饭店购买了三百多担大米，分存各学院应变分会，由伙食团发给个人保管，同时每人还发放一个月的伙食费（每人六七枚银元或数人一根金条）；四是准备战伤救护，成立学校救护队，由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何思惠负责组成；第五是普遍组织安排了迎接解放的具体工作，编练秧歌舞、教唱革命歌曲，准备迎接解放的标语口号。
……国民党反动派在撤退台湾前，强令各单位成立的‘应变委员会’，是国民党反动派采取的反共措施。当时地下党为了保护进步师生的人身安全，考虑公开活动方便和有利于开展工作，决定接过这个组织，使‘应变委员会’为我所用。1948年11月河大学生自治会的原班子以‘应变委员会’的名义，出面开展师生共同参加的护产护校，组织救护队及全校性的应变活动。”
与此同时，校务维持委员会也为学生自治会营造了一个自由、宽松，没有后顾之忧的社会活动环境。使得青年学生积极投入到苏州地区的学生民主运动中去。
其二，公开校务，财务交底、分配透明使师生员工共度难关有了保障。
笔者曾经听方镇中讲过：“校务会上台后，首先清理了学校全部账目，向全校师生进行财务交底。为了安定民心，就在苏州解放的前夕，把河大库存现有的金条、银元全部清理出来，听取全体师生员工的意见，制定合理、公平分配办法。在当时战事未卜的紧急状态、发不出工资的情况下，国民党操纵金圆券狂跌的民不聊生的乱象中，为使全校师生不再为眼前的每日三餐而忧，把金条、银元作为生活费发到每个学生和教职工手中。”
笔者在访问多位当事人时，谈到对校委会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解决大家吃饭问题，当时每位学生领到六、七枚银元或数人一根金条，大家有了不贬值的吃饭钱，稳定了学校的局势，校委会一上台就切实做到了为全校师生员工着想，稳定了学校局势。
其三，建立有条不紊的工作制度。在1949年3月3日前后如期开学的同时，广开言路，听取各方意见，调动全校师生积极性，营造了为河南大学的生存而同舟共济的局面。
1949年3月11日《苏报》及时报导：“怡园（河大总部、校务维持委员会办公地址）内焕然一新，各壁报分划专栏，并新辟阅览室，有本市、上海各种报章、杂志，堪称‘春象’”。
以上“春象”除了校务维持委员会建立有条不紊的工作制度，民主治校之外，离不开姚从吾及其秘书吴相湘前后的努力，也离不开三人领导小组1949年2月辞职前为河大奔波的辛劳；还不能不提的是，河大在苏州时期，教授会会长蒋鉴璋在组织教授会支持校长、三人领导小组、学生自治会的工作，为学校复课、校委会的推选以及多次选派教授代表为学校筹集经费和粮食诸方面均做了工作；总务长党玉峰对3200余师生员工到苏州后的教学以及吃、住的全面安排，可以说功不可没。在苏州解放前夕撤销河大训导处的问题上，如上节所述党玉峰是给学生自治会补台的；为学校筹款筹粮也是积极的，正如《苏报》1949年3月8日第二版报道：“前总务长党玉峰，曾亲自访自治会主席，据称：河大员生工警之生活问题，已全部解决，保证三个月内或五个月内绝无任何恐慌，并嘱转各同学安心学习。”根据以上情况，说明党玉峰一心靠近新当选的学生自治会，愿意继续为学校效力，也曾经积极为学校工作，是河大历史上不应忘记的。
校务维持委员会进驻怡园校部办公后，除正副主任和杨震华三位常驻怡园校部办公外，其他委员每天下午三时在怡园校部集中或召集各类有关会议，办理各项校务。
正如1949年4月20日《苏报》报导的：“河大六院五会三处之临时校政维持委员会已正式成立，规定每天下午三时，齐集校长室联合办理各项事宜。”
据笔者回忆，方镇中在谈及校委会工作时曾说过：“几个教授是办不了事的，校委会的委员中有学生自治会、职员会、工友会的委员，代表各个方面参加工作。校委会在怡园校部主持河大日常工作的就是带领河大返回开封的三位常委（即方镇中、郭暄、杨震华），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校部研究工作，或召开委员会或扩大会议，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总务、财务等项工作都有管理人员直截参与工作，解决问题。因此，校务工作才能有条不紊，师生们对维持会颇为满意。
当时三个驻会常委分工明确，一人主外、一人主内，我负责协调。不管大事、小事一律开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几乎每天都有事要研究。”譬如方镇中曾提到：“主外的副主任是一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青年人（指郭暄），为人热情、平易近人，对外联系很有办法，深受学生的拥护。此人在美国学会开汽车，在苏州可派上了大用场，河大运器材、图书回开封时，他不仅调配各系、组织员工学生清查校产认真负责，而且从不辞辛苦打包、装卸、开车样样亲自动手，江南的夏天不是日头就是雨，他浑身晒的黧黑，风雨无阻。”
杨震华像1寸见方

这里还必须要说的是，对于一起在校委会工作的杨震华，方镇中是再******************熟悉不过了，他们是`同期留法的河南学子，青年时代就在巴黎河南同乡*******************
会相遇（杨毕业于北大法文系于1921～1931年公费留法，方镇中1926～********************
1932年留法）。虽然他俩人都有“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习性，来往不多，*******************
可1949年后是同住一条街的近邻，方镇中不仅对他的为人，甚至其家事都十分清楚。方镇中曾和夫人谈论：“杨震华是典型的河南人，忠厚的不能再忠厚，老实得不能再老实了。”是的，杨震华一生从教，无党无派、忠诚厚道、温和善良，同时在苏州他是河大职员会会长，深受职员、工友们的拥戴，在苏州得以闪光，从文学院脱颖而出，成为河大师生最信赖的人之一。从方镇中的只言片语中，笔者想象的到杨震华先生一定是带领职员会的总务、会计、注册众部下勤奋、踏实的作了大量行政、后勤工作。
其四，全面开放舆论。
据当时法学院经济系讲师朱锜先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1994年离休）发表在《河南大学校友通讯》上“在苏州河南大学的日子里”的文章，对苏州解放前夕法学院有一段回忆：“课堂教学以外，河南大学法学院与其他学院类似，民主风气，政治氛围，读书兴趣显得更加浓厚，热情奔放。
那时候，有歌咏队，秧歌队，剧团，油印小报，还有自发组织起来的读书会、学习小组等，每天绝不是八小时所能容纳，消化得了的。
歌咏队组织同学们练唱带有革命气味的进步歌曲，如‘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等，大大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争意志。秧歌队组织进步同学练习解放区流行的秧歌舞，为迎接解放军入城仪式增添了欢乐的气氛。
剧团则动员了全校力量，上演了著名的话剧‘北京人’。
油印小报则如雨后春笋，充分调动了广大师生的革命激情。它们纷纷表示自己渴望解放的心情，交流各自阅读进步书刊的体会，有的还传播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新华社消息’。
至于读书会、学习小组，则是在地下党、进步同学的组织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学习与本专业相关的图书、资料，利用课外时间交流心得体会。例如，经济系同学就学习沈志远先生的《新经济学大纲》，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原论》，甚至《资本论》等。
法学院同学与社会教育学院同学还组织过‘营火晚会’，联络革命友谊……”
当时在笔者的记忆中，父亲每天回家时，欣喜之情都难以言表，可以说那时整个河南大学都完全沉浸在盼望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诞生的气氛中。
从以上情况来看，开放舆论，全校上下自由收听新华社的广播，公开传播解放大军过长江的胜利消息，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大唱解放区歌曲，他们和全校师生共同打造了一个民主、自由的校园气氛，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追求真知、研究学术、组织交流、开展各种活动的生动活泼局面。
校务维持委员会的诞生，结束了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这是河南大学师生员工的集体杰作。他们切实做到了“民主治校”，共同开创了河大公正、透明、民主、自由、平等的同舟共济和谐局面，稳定了学校大局，保障了河大的完整，渡过了在苏州濒临解散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机。在河大历史重大变革的一九四九年的初春，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使河大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时，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即便这是短暂的一颗流星、一个闪电，也留下了二十世纪高等教育的一曲“绝”响!

…………

“君复自爱，莫为非行”。坦荡荡的君子不渔利、不失义，于“情”于“理”全盘皆赢也！

五、民主治校的“三赢”局面

河大老前辈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记述了曾任北大校长多年的蒋梦麟对他说的一段话：“后来蒋梦麟对我说，他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吴南轩(1)的失败，说明了这个规律，他就是在教授会和学生会的联合反对之下而失败的。”
在苏州阶段河大的这三种势力却不然，可谓是三派皆“赢”。尽管校长姚从吾抱病辞职、三人小组在无奈中解散，然而确无输家！为什么？
首先，河大面临着的是一个变化年代，一个旧政权即将崩溃、新政权即将建立的非常时期。在河南大学发生的一系列经济矛盾、政治事件中，校长（三人领导小组）、教授（校务维持委员会）、学生（学生自治会）在摩擦、矛盾之中，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坚固支撑点，即保护河南大学不乱、不散的相对完整。
其一，作为学校领导层的校长和三人领导小组在和学生的摩擦与误解中，没有采取过激的行动，没有一个人勾结反动势力镇压河大师生的民主进步运动，没有伤害一个和他们意见不同的师生，均能以君子风范化解矛盾，维护了河大的稳定。
谁都清楚汤恩伯（抗日战争时，汤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驻扎河南叶县）在河南树大根深。他在叶县办边区学院时，老河大一些教授就是是汤恩伯的座上宾。
当时汤恩伯就任京沪警备总司令，掌控着沪宁杭军政大权。1949年3月10日《苏报》以汤恩伯昨晨返沪为标题报导：“（本报讯）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氏，昨日由沪乘车抵苏转虞赴锡去常参加第一绥靖区治安警备会议后，业於昨晨十一时自常乘车经苏赴沪。”紧接着1949年3月11《苏报》又报道了“苏省党政机关由汤恩伯指挥”的消息。
是的，老河大他们中间有和汤恩伯打过交道、共过事的。如果要动用反对军警对付学生，给汤恩伯打个招呼可以说是易如反掌。何况，国民党反动派在1949年败退台湾前，已经一手策划了南京“四•一”血案。迁徙异乡的河南大学，学生运动迭起、民主声浪高涨，发生在校园的任何一件事都可能成为矛盾的引爆点，一个电话、几句谗言便可能引狼入室，就可以出卖自己的学生和同仁。那时，即使借故“杀一警百”毁掉一些青年学生、教工……在当时的情况下谁又能奈何了他呢？
然而，他们没有！姚从吾和三人小组成员均没有。即便是姚从吾的秘书吴相湘等头面人物也都没有和政治势力有所勾结。这就可谓一赢也，校长、领导层的赢！
再有，蒋梦麟说这段话时的背景、对象也与河大情况不同。姚从吾和他委托的三人小组成员绝非才疏学浅的无名之辈，他们个个有真才实学，离开河大自由流动的境遇会更好。事实可鉴，姚从吾、郝象吾、马非百离开河大后全部从教，没有一位在朝谋官，而且大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
其二，河南大学绝大多数教授完全视保护学校、保护学生为己任。在校长、三人小组领导时，他们全力协助学校复课，筹集经费、粮食，和学校唇齿相依度过难关；在校长、三人小组和学生产生矛盾、群龙无首时，他们奋起作学生坚强的后盾，义不容辞挑起维持学校稳定和完整的重担，形成以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两大支柱支撑河南大学的局面。
而且，其中不少专家、学者完全有条件另栖高枝，他们却痴痴眷恋着故土，不肯离去。从苏州赴台的教授寥寥无几，河大与众不同之处，虽然属南京教育部迁校之列，可并没有在台湾复校；而且在校长出走，断绝一切经费甚至于生计时，身在异乡的河大还能临危不乱、不散，完整地北归家园。
其三，河南大学培养的学生是综合大学通才教育的结晶。他们在苏州时期的所作所为是否达到现代大学教育之目的，还是先听听大师们的教诲。
梅贻琦校长1941年4月在《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发表的“大学一解”中指出：“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育之最大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则此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
北大校长蔡元培1918年11月10日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上云：“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
广西大学校长雷沛鸿1946年11月在《教育导报》一卷九期发表的《什么是构成大学“大”的要素》中，开门见山指出：“在此地，我要指出三点，就是与民众结合、自由思考和科学方法。”
根据以上大师们的论述，纵观河大学子的表现，后人自会衡量他们所达到的精神境界，从而得到一种启发。可惜，他们后来在学术上没有机会深造。
同时，1948～1949年间，河大名师济济，一代河大学子在学术的殿堂中如履春风，亲耳聆听了冯友兰、钱穆、顾颉刚、郭绍虞、蒋思聪等大师的演讲、讲学，造就了泱泱中原学子的识见和气度。他们的独立精神和思考能力“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使其在危难中能够审时度势、运筹帷幄，以民主、公正、光明磊落的风范不仅掌握了学校的大局，也按自己意愿选择了自己的前途。
综上所述，河南大学有一批忠诚于教育事业、热爱学生、有真才实学、有识见的教授（其中不乏名师）。他们自身就具备中原人文素质的底蕴，培养出了一大批思想独立、追求民主、有社会责任感、有团体意识的优秀青年学生。因此，三派势力自始至终没有形成对立关系的“窝里斗”，而且还能依靠本身的协调能力，使各种势力均采取不同程度妥协。这样，三种势力反而如同三角形框架构成的三足鼎立的稳固态势，使河大从纷乱中走向平和，在纷争中营造和谐。恰似：“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上下之美，在能相济。”（2）在没有伤害一个教职员工生的前提下，以和平方式从矛盾中求得共存，可谓是三派皆“赢”也。
因此，姚从吾、三人小组和带领河大师生返汴的校务维持委员会三常委，被当年河大师生誉为“走”为河大之稳定，“留”为河大之守士，从两个侧面体现了他们为河大尽忠的胸怀和情操。也许，这就是深厚的中原文化孕育出的一代河南之“士”的过人之处。是啊！“君复自爱，莫为非行。”坦荡荡的君子，不渔利、不失义，于“情”于“理”全盘皆赢也！
也许是对“失败”的认知不同，在一座高等学府、文化的殿堂，作为校长和领导层的彻底失败莫过于利用政治权力或借用权势镇压学生，变本加厉残害学生和教授。毛泽东曾说过：“镇压青年学生的人，决没有好下场”。在这种“原罪”面前，人人平等，谁都逃不过历史的审判。
事实可鉴，河南大学在苏州一年的民主事件中，校长、教授、学生在无政府的非常时期都作了充分的表演。可以说这三种势力在来去自由、理性竞争的民主基础上，均能识大体、顾大局，顺应民意，达到了有情有意的理性境界。姚从吾、郝象吾、马非白、张静吾和方镇中、郭暄、杨震华等的作为，不正是在于此！
为此，一位河南老前辈认为中原是“士”文化的故乡。“士”讲诚信，重道义，光明磊落，讲究操守，忠实可靠；而苏州时期，校长、三人领导小组、校务维持委员会的成员应是中原“士”文化最好的写照，不愧于中原文化的传承，是支撑河南大学危局、民主治校的七“士”子。不过，笔者再与他商榷、斟酌时，他毫不客气的反问道：“莫非这七人之中也有应军阀政客之邀，开课去讲投机钻营之道的‘厚黑学’、专门研究政术的政客吗？”这真使我丈二和尚摸不住头脑，至今我还没有发现这七位教授之中有心怀旁门左道、研究政术、结党营私、靠整人残害同类向上爬的劣迹。
老前辈认为，称不称他们为“民主治校七‘士’子，并不是为他们个人树碑立传，而是中原‘士’文化史不绝书”。
再深究之，中原文化教化出的学人除了情与理之外，还有一套严格做“人”的原则，那就是流传于中华民族上下两千年而不衰的孔夫子的教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规范了做人最为自然的应遵守的起码底线。“和以处众，宽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人也”（3）的主张讲的是文明社会的人格与道德。建造公正廉明和谐社会，不啻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精神信仰，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民族之魂。
不可否认的还有，在苏州河南大学脱离了根深蒂固的地方政治帮派、利益团伙的控制，没有第四种势力的介入，在江南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河大演绎出的学生自治、教授治校的段子，是中原人文精神摆脱了一切羁绊的一次大迸发，是河大知识群体五湖四海的大家风范一次集中表现。可以说在风雨飘摇中，校长、教授、学生同舟共济才得以支撑河大这艘航船渡过险滩、胜利返航，实属“胜局”！
是的，当年在苏州来去自由的岁月中，原以为顺理成章不经意的事，即没有一个学生、一个教工、一个家眷遭受迫害和不测，竟成了老河大人“以人为本”的闪光点！真是历尽沧桑，蓦然回首才知“真”。
河南大学的苏州阶段，不正是实践完成了冯友兰前辈，在西南联大碑文中，所发抒的精神境界：“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的追求吗！
当年冯友兰也曾应姚从吾之约，在他的陪同下亲临苏州给河大师生讲演。冯先生虽然没有完整地看到河大“故知”们演绎的这一幕，我相信他对于姚从吾的出走和发生在苏州的事情也会有耳闻。只是到了1949年以后，他已无暇像过去那样关怀河南大学了，否则他在《三松堂自序》中会另有所云的。
…
（1）参考《三松堂自序》第77页。这段话是针对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教授会和南京教育部派去的校长吴南轩发生的矛盾，学生对吴南轩不满，站在教授会这一边。学生会通过驱逐吴南轩决议案。在这番较量中，吴南轩失败。他虽然已经进校，接了校长的权，但是不得不悄悄离开学校，回南京去了。
（2）出自（清）申涵煜《省心短语》
（3）出自（宋）林逋《省心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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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从吾作为一个学者，经历这段在河南大学的纷争之后，选择了和傅斯年、胡适同路。

六、退避三舍的姚从吾

国立河南大学最后一任校长是姚从吾。
1946年11月28日（原国立河南大学校庆日），姚从吾只身从北京赴汴上任，第一次和河大师生见面。
和所有的河大走马灯似的校长一样，姚从吾到任前后，各种传言、诽谤接踵而至。深谙派系斗争、原文学院长的张邃青（1）在1964年“河南大学的片断回忆”中写道：“田伯苍（即河大1945年＿＿1946年校长田培林）和朱家骅（时任南京教育部长）是属一个小派系，不久他荣升了教育部次长。校长位置让与姚从吾。姚从吾是朱家骅的忠实奴仆，是田伯苍的小同乡。开封第一次解放后，他秉承朱、田意旨，把学校迁到苏州，妄图长期把持。
……校长姚从吾决心逃往台湾，传出已得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同意，前往担任图书馆馆长。其他个别教授，表面故作镇静，实则也另有打算，如历史系教授钱穆（宾泗）3月间就向文学院提出，准备4月1日起请假到震旦大学短期讲学。我的意见是正在期中，5月1日以后比较好些。结果他得到了校长同意，4月初就离开苏州了。到4月下旬苏州解放，我才了解钱宾泗为什么必须4月初离开苏州。”
其中，张文中所谓“钱穆3月向文学院提出辞职，得到了校长同意”，就不符合事实。姚从吾校长1949年1月已经辞职离校，如何能在1949年3月还能批准钱穆离职？当时先后主持校务的明明是三人小组和校务维持委员会，张邃青不提、或不承认以上领导机构的存在，文学院张邃青就能凌驾于“三人小组”和“校务维持委员会”之上，就能隐瞒、改写河南大学在苏州的这段历史？难怪有一位研究中国高校史的学者，看到张邃青如此不负责的任意诽谤、辱骂他人的资料时惊叹：“幸亏钱穆离开了河大文学院，中国才会多了一个国学大师。”
至于姚从吾是否像张邃青文中臆造的“……小派系”、“……小同乡”、“忠实奴仆”，以及什么“让与”、“妄图长期把持”等妄言，深文巧诋。他的学生吴相湘在姚从吾逝世后的纪念文章《姚从吾尽瘁史学》中有一段最为贴切的描述：“从吾先生是最敬佩胡适之、傅孟真两位先生的。在胡、傅两位先生相继辞世以后，从吾先生为求振兴中国史学，曾不顾嫌怨，与恶势力奋斗，对於培植后进更是鞠躬尽瘁，临死不懈，当其辞世前两小时，即四月十五日（民国五十九年）上午十时许尚与商务印书馆顾问杨树人教授通电话询问台大学生一篇论文刊行的事。当杨教授告诉他：论文已经付排，他异常兴奋地笑了。而不到二小时，忽被他得意门生发现他坐在台大历史系研究室已因心脏衰竭而气息奄奄。这和适之先生死在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傅孟真先生死在省议会议场，鼎足而三：为中国近代学术界留下鞠躬尽瘁的珍贵典型。”（摘自台湾出版的《近代人和事》113页）。
不能否认，1947年初的河大“五•二八”大逮捕是发生在姚从吾的任期内。但是也不能不说，这次逮捕学生的方式却和以往不同，反动当局不是通知校长后由军警来抓人，而是由“护校团”学生中反动骨干带领反动军警直接到河大学生宿舍抓走七、八十位进步学生。笔者在所能接触的两岸三地的报刊、图书中，没有调查到姚从吾和河南地方国民党反动派势力勾结残害河大师生的事情。
姚从吾在河大的情况，赵俪生先生的夫人高昭一在《我与俪生走过的路》中的回忆：“俪生初进河大，正逢教育部下文明令解聘经济系王毅斋、教育系陈仲凡两位进步教授之时，他俩均以煽动学生游行闹事等罪名，被扣上‘共党嫌疑’的帽子。其实当时真正在幕后领导学运的是刘鸿文、李淑英等，他们都安然无恙。”对于这一段文字记载，笔者查阅的资料显示“煽动学生游行闹事”的原由是反对教育部批准田、姚校长将国立黄专合并于国立河大的举措。
姚从吾是否“妄图长期把持”？1946年底从南京来到河大任教的父亲，本不认识从北京到河大赴任的姚从吾，一个留德，一个留法；一个学历史，一个学法政。但是，笔者曾听父亲说：“姚先生本不愿到河大当校长，是在北京几个河大老校友劝说下，才勉强来的，来时连家眷都未带”。后来，我为此事访问了姚从吾的亲戚才证实了父亲的话，姚从吾确实不愿到河大，教育部下调令后，原通知他1946年9月1日前到河大赴任，可他拖了三个月才到任。
姚从吾究竟为什么不愿从北大到河大，曾有知情人披露“姚先生是个做学问的人”，事实亦如此，有几个校长能在河大做下去的。河大迁徙到苏州后，姚从吾在南京又迟迟不肯到苏州，他把工作交给郝象吾、马非白、张静吾以及吴相湘秘书等的做法，不就是为辞职做准备！看起来姚先生志在学问，并不留恋校长之职。
姚从吾作为一个学者，经历这段在河南大学的纷争之后，选择了和傅斯年、胡适同路。走，退避三舍，以学术自由、人格独立的自由流动为原则，不拉帮、不把持、不恶斗，这也许是老北大办学精神的另一种形式了。
中原大地原是礼仪之邦，重道德讲情义。河南大学犹如中原文化近代历史的一枚活化石，在多元文化、五湖四海的氛围中，本是文人雅士研究学问，追求真知，实践道德，为人师表的大雅之堂。“尚诚朴，勤学问，重团结，养正气”，决不是一幅附庸风雅的装饰，而是融进文化人血液里的涵养。不过，一旦陷入政客、学阀当道的封闭、把持，近亲繁殖的泥潭，对一所大学来说，带来的只能是灭顶之灾。
文人讲名节，讲身后。姚从吾和河南大学在历史瞬间的碰撞中，不仅和河大的3200余名校友一起演绎了一出“民主治校”的故事，而且留下了一个学人的本分和治学之道的一个深刻的思索！
……
（1）张邃青（1893一1976年），河南太康人。1909年入中州公学，1919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毕业后任开封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师，1922年任开封第一中学校长，同年又任河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1927年8月，在张鸿烈任河南中山大学校长时，聘为文史系教授；1940年，在王广庆任校长时期，兼任河南大学文史系主任，1941年10月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嵇文甫被军统特务戴笠逮捕（见沈醉、文强著《戴笠其人》，文史出版社1980年版，第48页），由张邃青接任文学院院长。1948年，随河南大学南迁苏州。1949年河南大学回归铁塔校园后，1949年10月出任正规院系设计委员会委员，后历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河南大学图书馆馆长、河南省史学会会长、开封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开封市副市长、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专著：1952年《史学月刊》“三国两晋南北朝”栏目一篇《诸葛亮是怎样受到崇拜的》，署名张邃青
















1849年3月当选国立河南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常委的文学院杨震华教授









1949年8月，河大北归中原后进入“政治学习研究班”改造的外语系主任于赓虞教授











































































1949年3月当选国立河南大学校务维持会
副主任的工学院院长郭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