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省博物館珍藏着一幅林則徐的墨跡，其內容為：“平生有三願：一願讀盡世間好書；二願交盡世間好人；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在這尺幅之間，瀟灑飄逸的墨跡無不折射出林則徐那種焚鴉片、驅洋夷的膽略與氣魄；從內容上看，又無不滲透出林則徐對知識的渴求、對友情的珍重，以及對生活無限熱愛的胸襟。

　　這段文字並非林氏“原創”，最早他是由南宋學者趙師恕所說：“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這位趙師恕(字季仁)，可非一般的人，他是宋太祖趙匡胤第九世孫，理學大家朱熹的弟子，宋端平元年(1234年)以朝請大夫、直徽猷閣知南外宗正司事，主管外居泉州宋宗室的屬籍、教育、賞罰等事。而林則徐為福建侯官人，至今林則徐的家鄉仍留存有一些趙師恕所題寫的摩崖石刻，林則徐也許曾讀到過趙師恕這句言簡意賅的名言，並書寫下來。

　　但不知林則徐是否實現了這三願呢？可是細細一想，能夠實現這三願的又有幾人呢？

　　“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奮進時。”林則徐青少年時，經過十年寒窗，鐵硯磨穿，得中進士。他與龔自珍、魏源等人提倡經世之學。後來在廣州查禁鴉片時，為了了解西方情況，他又廣泛閱讀了中外文書報，林則徐不可不謂“才高八斗，學富五車”。

　　林則徐在廣州查禁鴉片時，曾與湖廣總督鄧廷楨齊心協力，共同禁煙，可謂志同道合，情同手足。魯迅曾與瞿秋白錄有清人何溱聯語：“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從這可以看出林則徐也“得一知己”，可是他並未“足矣”，而是願“交盡世間好人”。

　　鴉片戰爭後，他又被貶浙江，最後又充軍新疆伊犁，足跡踏遍祖國的大江南北，飽覽了許多名山大川，可是他仍然“願看盡世間好山水”。

　　我們可以看到，林則徐給自己制訂的三個願望，與其說是他在內心已將“願望”轉化成了“目標”，不如說是他目睹了民族深重的災難，其對宦海沉浮產生了厭倦。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二十九日，被貶戍伊犁的林則徐冒着炎炎暑熱到達蘭州。甘肅布政使程德潤在署北花園若已有園(今甘肅省群眾藝術館址)為林則徐接風同時也是餞行。席中，程德潤賦詩送別林則徐。如此盛情之下，林則徐一介貶臣，疲於奔命，一無所有，無以回報，“秀才人情紙一張”，他唯有用竹管毛筆寫下自己的感受，以表達自己的謝意。於是，林則徐揮毫奉和寫下了《程玉樵方伯德潤餞予於蘭州藩廨之若已有園次韻奏謝》七律二首：

　　“短轅西去筆羈臣，將出陽關有故人。坐我名園觴詠樂，傾來佳釀色香陳。開軒觀稼知豐歲，激水澆花絢古春。不向官私皆獲惜，平泉一記義標新。”

　　“我無長策靖蠻氛，愧說樓船練水軍。聞道狼貪今漸戢，須防蠶食念憂紛。白頭合對天山雪，赤手誰摩嶺海雲？多謝新詩贈珠玉，難禁傷別杜司勛！”

　　其中第一首詩寫了若已有園的美景及宴飲場面，詩中“名園”即指若已有園，據說此園為明末清初文學家、戲曲家李漁來蘭州時設計建造，園內曲徑迴廊、溪水潺潺，頗為清雅怡神；第二首表達了林則徐報復難以實現的憤懣與惆悵，對列強覬覦中華疆土的擔憂，提醒當權者堤防其蠶食。

　　林則徐善書，金安清(字眉生)在《林文忠公傳》中說：“公在翰林以書名，出入歐董，尤長小楷，為世所重。”也就是說他當時在朝野之間亦以雅善書法而聞名。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林則徐在寫給同鄉長樂人劉聞石(字建韶)的信札中有“弟日來頗添酬應，委書之掛屏、綾福，再容旬日奉繳”和“擬為寫數章於屬書掛屏之上，而日來紙幀、便面堆積几案，腕下尚未能稍稍清厘，日內容當為之也”從這些語句中可以看到當時向林則徐求字索書者絡繹不絕，使其應接不暇。

　　林則徐因翰林出身，所以其書法也多遵循於館閣體傳統書法的路數，昔日他的同年(與林同為嘉慶十六年進士)程恩澤(字雲芬)曾稱讚他：“君昔解褐衣，書名傾一時，書自柳顏入，自將堂堂旗。”但在《國朝先正事略》中稱其書法：“公書具體歐陽。”更有人說，林則徐的書法是從《集王聖教序》入手。其實對於書學，林則徐有自己的心得與感悟，他在道光七年(1827年)《跋沈毅齋墨跡》中說：“初學臨摹輒舍唐人矩范而躐等於鍾張羲獻，是猶未能立而使之疾行，僵臥必矣。”(《雲左山房文鈔》卷四)林則徐的書法其實並不拘泥於某家某派，也並不純然是唐人的規矩，他本着“取法乎上”的傳統共識，使其在點劃使轉之間偶爾透露出魏晉人的風骨。從他留存至今的一些書札、對聯、扇面等墨跡來看，書札落筆自如，對於志同道合的好友，書寫更顯邊綿流暢，字則淋漓酣暢，倚側生姿，真可謂是字字珠璣。對聯、中堂等書法作品則雄健挺秀，端重安詳，絕無矯揉造作的氣息。人常說：“自如其人。”林則徐的書法雖不屬於雄強一路，但其書法仍有一種豪氣逼人之感，當然這種感覺，更多的是來自一種中華民族固有的不屈不撓的凜然大義。

　　林則徐貶戍伊犁，可以說是走了一路寫了一路。清代藏書家郭柏蒼(字蒹秋)在《竹間十日話》中說，林則徐自西安出發時，隨身之物除常閱書籍外，還有“公卿求書綾絹宣紙”，途中，無日不為人書字。鄧明先生在《蘭州史話》中也有記敘：“林則徐一行乘大車七輛，載書籍二十箱及大量宣紙下車道嶺，過甘草店，在清水驛住宿。”這與上述遙相呼應，說明林則徐路途上帶有大量的“綾絹宣紙”，以應路上有人向其索書。

　　林則徐到達蘭州後，也踐行着他的“三願”，白天除遊覽一些山水名勝，接待與拜訪在蘭各同僚外，夜晚則疲於應付紛至沓來的索書者，在他的《荷戈紀程》曾記載：“夜，復補書各處紙幅，終夕不寢。”可見他的書法當時頗受蘭州人的歡迎，當然這種歡迎，除了他紮實的書法功底外，更多的是一種情感上的景仰與尊敬，對於他那種“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愛國胸襟和高尚的品德莫不充滿了欽佩與愛戴之情。（轉自凱風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