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秘書口述：文革責任推給她和林彪他們擔不起

本文摘自《鳳凰周刊》2011年第6期，作者：李明三，原題：《江青不是孤立的一個人》

　　閻長貴，江青第一任專職機要秘書。1967年1月，經時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推薦，從中央文革小組辦信組的江青辦事組負責人調任江青秘書。1967年8 月，王力和關鋒倒台，在江青身邊工作整整一年的閻長貴，被江青小題大做，打成反革命，在秦城監獄坐了7年零5個月牢房，後又下放農場5年，1979年才平反。

　　閻長貴由江青秘書變反革命，源於一樁小事：

　　1968 年1月，閻長貴收到一位文藝工作者寫給江青的長信，一萬多字，大意是說解放前她也叫過江青這個名字，解放後就改了，“文革”中受到衝擊，希望江青出面說點好話。江青與寫信人並不認識，但閻長貴誤解了，以為她們有什麼關係，於是就給江青寫了張條子，把信送給江青。江青看完信，第二日，把姚文元、戚本禹叫來，在會議室把這封信往桌上一摔，厲聲責問閻長貴：“為什麼把這封信送給我？你的目的是什麼？”

　　閻長貴連忙辯解說：“這封信是不是和你有什麼關係？”

　　“你無知！無知就要犯錯誤，就要犯罪！”江青大怒，“你是關鋒的學生。關鋒出事後，別人貼你大字報，說你什麼我都不相信，為什麼別人說我什麼你就相信？”

　　楊銀祿，江青在文革期間的第二任機要秘書。1967年10月4日從中央辦公廳調到江青身邊，1973年6月11日被江青踢出釣魚臺，與江青近距離共事達5年零8個月，在歷任秘書中任職時間最長。

　　楊銀祿得罪江青，則源於“看電影事件”：1973年6月11日晚上8點半前後，江青晚飯時打鈴叫楊：“小楊，有一場電影，叫《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我看過了，你給春橋、文元、洪文三人打個電話，問他們願不願意看。如有時間，晚上和我一起看。如沒時間，也不要勉強。”

　　楊銀祿挨個給姚文元、張春橋、王洪文的秘書打電話，回復都差不多，“這部電影首長看過了，今晚有事，就不去了，謝謝江青同志。”

　　楊向江青一一匯報後，江青答：“那算了吧，我自己去。”9點鐘，江出門看電影，又吩咐楊：“給他們三人再打個電話。還有一場電影，叫《橋》，問他們看不看。”

　　楊照做，得到的答覆同樣，正在電影廳看電影的江青說：“知道了。小楊你回去吧。”

　　接下來，處理完手頭工作的楊銀祿按規定在門廳等江青回來，從10點一直等到凌晨5點，楊最後等來的是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央警衛局負責人汪東興，汪東興通知楊銀祿：“跟我去學習吧。”因為江青懷疑楊銀祿挑撥她與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的關係。

　　比閻長貴幸運的是，毛澤東保下了楊銀祿：“楊銀祿？這人我認識啊，農民出身。怎麼一夜之間成反革命了？我不相信。”

　　近日，閻長貴和楊銀祿接受《鳳凰周刊》記者採訪，力圖還原一個真實的江青。

　　“藍苹遠遠不是江青”

　　記者：你無端被江青陷害，稀里糊塗蹲了7年大牢，你現在還恨她嗎？

　　閻長貴：我的悲劇是歷史造成的。我在江青身邊工作整整一年，對江青說不上有好感，當然有恨。現在回過頭來看，江青確實有野心，在“文革”中確實整了不少人，製造或參與製造了很多冤假錯案，犯有嚴重的錯誤，罪惡很多，這是肯定的。但喜歡一個人，不要神化他，憎恨一個人，也不要把他醜化、妖魔化，現在社會上有很多關於江青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作為江青身邊的工作人員，我們有責任還原她的真實面貌。一個人好就是好，壞就是壞，歷史自有評判，個人恩怨不要帶到歷史研究中來。

　　記者：在“文革”中受迫害的遠不止你一人。《時代》周刊報道說，僅1966-1969年，就有50萬中國人被江青迫害致死，你認同這一說法嗎？

　　閻長貴：“文革”期間，江青參與製造了很多冤假錯案，逼死了很多人，這是事實。但是我不贊成說，大規模的迫害事件是江青起了決定性作用。江青是個政治人物，不是孤立的一個人，她負責中央文革小組，說話、做事都非常霸道。但她一沒有政權，二沒有軍權，她要辦任何一件事，都得通過行政部門。要迫害人就必須動用公安力量。那麼多迫害事件，把責任完全都推到她頭上，不符合情況。就說1966年“破四舊”吧，光北京就打死了1000多人，是真真切切的紅色恐怖，但這不能說是哪個人指揮的，群眾自發的成分很大。當時紅衛兵運動起來以後，《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文章讚揚這種過激行為，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是當時整個中央文革小組和高層的意見。說這些災難都是江青造成的，不符合事實。

　　記者：那你怎麼看江青這個人？

　　閻長貴：評價江青，要歷史地、分階段地看。我覺得，她的一生可以分作幾個階段。30年代，她是革命的愛國的進步青年。她1933年入黨，到上海找黨組織，不是為出名；她在上海演《娜拉》，一炮走紅，後來又演了一些左翼的作品；抗戰爆發後，上海的文藝青年，一部分去了重慶，一部分去了延安，江青選擇了延安，說明她當時是有革命理想的。美國作家特里爾寫了一本《江青全傳》，說“30年代是江青的黃金時代”。客觀地、歷史地講，這個時期的江青是值得肯定的。

　　江青30年代的朋友郁風（著名畫家，“文革”中被整得死去活來）說過一段話：“我當時認為她是個很有希望的好演員。她確實想用功演好戲，甚至對電影興趣也不大，只是一心一意要在舞台上大顯身手。雖然她是屬於那種底子不厚卻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說她絕對沒有想到日後會把整個中國當作大舞台，演出驚天動地、遺臭萬年的大戲。”

　　她還說：“許多30年代知道藍苹的人，後來談到或寫到江青，都是談虎色變，說她很早就是個野心勃勃、陰險狠毒、自私無情、虐待狂、玩弄男子的女人，說實話，我可沒看出來。也許作為一個女人的原始性格的某些特點，如虛榮、潑辣、逞強、嫉恨、叛逆，始終存在於她的血液中。但是，藍苹遠遠不是江青。從藍苹到江青，從1939年成為毛夫人直到成為文革小組組長、旗手，有個複雜的漸變過程。”

　　郁風這段話很好，我想很多人都會認同這個說法，既客觀，符合實際，又深刻，入木三分，是知情人的真知酌見。

　　江青的權力，不能說是人民給的

　　記者：如你所說，從藍苹到江青，有一個複雜的漸變過程。那麼，是哪些因素促成了這些變化？她與毛澤東的婚姻，是決定性因素嗎？

　　閻長貴：毛澤東和江青結婚，要以平常心看待。在30年代，毛澤東是革命領袖，江青是革命的進步青年，他們結合有何不可？在40年代，大家都公認江青比較賢惠，是個出色的家庭主婦，對毛澤東的生活照顧得很好。1947年轉戰陝北時，她跟隨毛主席在一起，在中央領導人的夫人中她是唯一的，這是很不錯的。50年代，江青疾病纏身，1949-1957年，她四次去蘇聯看病。儘管從1956年起，總理提名江青為主席五大秘書之一，是副部級幹部，大概由於毛澤東本人對她的限制，江青對政治干預較少，但是毛澤東讚揚江青政治上很敏銳，對他有幫助。

　　記者：很多書和文章都說毛澤東和江青結婚時，中央政治局有“約法三章”，限制江青參與政治活動，是這樣嗎？

　　閻長貴：不是這樣。毛澤東和江青結婚時，上上下下確實有好多人反對，認為江青是演員出身，歷史複雜，還有好多緋聞，毛澤東和她結婚有損黨和領袖的形象。毛澤東不顧這些反對。關於“約法三章”，當時的總書記張聞天、張聞天的夫人劉英、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他們都是知情人，他們的書和文章中都一直沒談過。我也問過汪東興、張耀祠，他們都說沒聽說過“約法三章”，他們說恐怕不是中央對江青有什麼限制，而是毛澤東本人對江青有什麼限制。

　　在這個問題上楊尚昆的話是很有權威的。他不止一次否認這件事。1986年，楊尚昆跟張聞天傳記組的人談話說：“過去有個傳聞，說江青同毛結婚時中央有一個決定，不讓她參加政治活動。實際根本沒有這件事。第一中央不可能通過這麼一個東西，果真如此的話，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嗎？還有一個旁證，兩年前我曾問過陳雲，我說那時你在延安既是組織部長，又是政治局委員，你知不知道這件事？他說根本沒有那回事。”


　　記者：既然是毛澤東的主動限制，不讓江青涉足政治，他後來在“文革”中又怎麼會縱容江青胡來？

　　閻長貴：我個人認為，江青起來是在60年代。“大躍進”失敗後，毛澤東和在第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產生了分歧，這時毛澤東在政治上開始轉向信任江青，讓江青發揮作用。在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大背景下，江青涉足文藝領域，搞京劇改革。陳伯達後來說過，“文革”是從京劇革命開始的。這句話固然有吹捧江青的成分，但仔細分析，也不無道理。從那以後，江青從九級幹部上升為重要的中央領導人，地位之高，連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中央政治局常委陳伯達也避讓三分，自稱是“劉盆子”，是傀儡，中央文革小組掌權的是江青。

　　江青的權力是誰給的？不能說是人民給的吧！把“文革”的責任都推給江青以及林彪，他們兩人也擔不起來。江青從革命的進步青年，到“文革”中橫行霸道，作威作福，要當女皇，她的野心，是隨着地位逐步升高而產生的，她如不當上政治局委員，有什麼資格想當中央主席。

　　記者：如果說，毛澤東需要透過江青發動“文革”，那麼，這以後她步步高升，進入政治局，也都是毛澤東的意思？

　　閻長貴：這個問題請楊銀祿同志談談。

　　楊銀祿：“文革”中，所有政治局委員都有一份行政工作，唯獨江青沒有。主席開始並不願家裡人進中央委員會，更不用說進政治局了。“九大”期間，剛開始醞釀政治局委員名單時，是有江青的，主席給劃掉了；有人提議李訥和毛遠新要進中央委員會，主席也劃掉了。江青後來進政治局，康生起了很大的作用。九屆一中全會選政治局委員，當時安排人事工作的三人小組，分別是總理、康生和黃永勝。最後確定名單中加入江青後，康生第一個去給江青祝賀，一進客廳就用濃重的山東話大聲說：“行了！行了！”江青出來和他握手，說：“謝謝康老！康老是我最好的老師。”康生說：“江青同志是我最好的學生。”江青進政治局，康生和總理的作用很關鍵，另外，林彪也是支持的。

記者：還有人說“文革”一開始，江青就想打倒周總理，他們間的關係很緊張？

　　閻長貴：我不同意這個看法。“文革”初期，江青和總理有意見分歧，但她什麼事都要依靠總理。我給她當秘書時，總理經常來看江青，對江青很尊重。每次來以前，先給我打電話，江青同志是休息還是工作，我想去看看，有沒有空？我每次請示，江青都沒有拒絕過。

　　一次有人可能要給總理貼大字報的事，我去給江青匯報。她說：“凡是涉及到總理的事，我心都不安。”這句話對我影響很大。我聽楊銀祿同志說：1969年2月，江青從釣魚臺11號樓搬到10號樓以後，特意囑咐他，凡與毛家灣林彪、葉群來往的電話，都要做記錄，我給他們打電話也要記錄，但總理與汪東興的電話，不要記。說明她與林彪的關係，已經過了蜜月期，但與總理的關係，還是不錯的。

至於江青反總理，恐怕是在林彪倒台以後。她有政治野心，總理當時是第二號人物，成了江青他們奪權的最主要障礙。說她一開始就想打倒總理，把總理視為眼中釘，這不對，這有一個發展過程。

　　記者：毛澤東晚年經常批評江青，他什麼時候開始疏遠江青？

　　閻長貴：“文革”期間，兩人關係應該說是不錯的，毛澤東多次批評過江青，但從來沒有想要打倒她。1975年5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到江青的問題：“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並沒有要打倒她的意思。同樣的問題，擱別人身上，早打倒了。反過來說，直到最後上了審判台，江青也沒有背叛毛澤東。

　　江青看電影三忌：忌恐怖、忌黃色、忌噁心

　　記者：生活中的江青是什麼樣子？在公眾眼裡，她反覆無常、蠻橫霸道、不講道理，以女皇自居，是這樣嗎？

　　閻長貴：江青身高1。66米，身材修長，亭亭玉立，人還是比較漂亮的。“四人幫”倒台後，社會上有“三假”傳聞，說江青的頭髮、乳房、屁股都是假的。我和楊銀祿同志都可以負責任地說，這不是事實。她的頭髮很黑，很濃，油光順溜，不是假的。說江青這假那假，是醜化、妖魔化，是人身攻擊。還有人說她養“面首”，指浩亮、莊則棟等，我和楊銀祿同志都問過他們本人，他們都說江青在我們面前是長輩，我們對她很尊重，她在釣魚臺住哪個樓我們都不知道。再說，江青是毛澤東的妻子，在這方面她不敢胡作非為，還有她的生活一步、一時一刻也離不開工作人員。說她養“面首”云云，完全是胡編亂造，人身侮辱。江青確實愛罵人，居高臨下，盛氣凌人，很難相處，對工作人員時常罵：“你滾”、“你給我滾”、“你個人主義”，讓人難以接受。www.

　　記者：人們都知道，江青愛看電影，社會上有傳聞，說她在釣魚臺經常看黃色電影？

　　閻長貴：不是那麼回事。至少我在的那一年，她沒看過黃色電影。有部電影《廣島之戀》，一開頭就是男女裸體擁抱的鏡頭，江青一看就急了，起身就走。她看什麼電影是由身邊工作人員，主要是警衛員和護士選的。江青有交待，第一不看恐怖片；第二不看黃片，有下流動作、床上動作的，她不看；第三不看軟體動物，如蛇、蛤蟆等，她看了噁心，不舒服。

　　楊銀祿：有一次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李志綏去了，工作人員正在選電影，李選了一部《格林的故事》，裡面有些鏡頭很噁心。江青看了晚上睡不着覺，在床上翻滾，打鈴叫我們上去，問是誰挑選的電影？我們說是李志綏。她生氣了，說：“李志綏把我害了，他故意害我，我看他就是美國特務。”

　　記者：江青平時愛看什麼電影？

　　閻長貴：江青離不開電影，每天都要看，這是事實。她看電影，既有個人消遣的成分，也是工作需要。汪東興說過，江青看電影，是她的一項工作。我做秘書時，戚本禹也特意交代，江青看電影有什麼評論，你都要記下來，作為指導電影工作的指示。我記得她看國內一個講飛行員的電影時說，我們的電影有一個缺點，太注意技術細節，內行人不願意看，外行人看不懂，缺少一般的可共同欣賞的東西。

　　楊銀祿：江青看電影，外國的比較多，中國的也不少，老電影她都看過。外國電影主要是從香港找過路片，由新華社香港分社臨時借調，三五天就送回去了。她喜歡美國電影《紅菱艷》，看了好幾次，後來又看了《冷酷的心》，還有一部《女人比男人更兇殘》。為什麼看這些電影，她主要是看色彩，看鏡頭、燈光、演技。如《紅菱艷》裡一個情節，男主角發火打碎玻璃的一瞬間。她說演得好，光這鏡頭就看了很多遍。她看電影，有時就看一小點。時間長了，釣魚臺電影放映員的技術都很高，成百上千部電影，江青要看哪一點，很快就能找出來。

　　記者：江青在日常生活方面奢侈嗎？是不是像人們傳說的喜歡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情調？

　　楊銀祿：她生活說不上多麼奢侈，我沒見她戴過什麼首飾，也沒有化妝品，到人民大會堂、中南海、京西賓館等處開會，她自己吃的東西都算伙食費，自己掏錢，茶葉也自己帶。她在外地休息，每次走以前都要問秘書：“伙食費算了沒有？”有時還要看發票，工作人員不敢糊弄她。

　　江青穿的衣服也比較簡單，基本是軍裝。不管穿什麼衣服，都很得體。她有一次回釣魚臺，對工作人員說，“街上人們穿衣服太單調，女同志不是灰的就是藍的，要不就是黑的，老三樣。我提倡女同志穿花衣，穿裙子，我帶頭穿。”她叫吳連登（主席的管理員）到布店選幾樣素一點的布料，做了6件花襯衣，她穿了多次，在釣魚臺、京西賓館、大會堂、中南海等地方露面，也鼓勵那裡的服務人員穿花衣。那時，她已年近60，覺得花衣服效果出不來，後來就都分給工作人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