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不需要文人拿出犧牲勇氣的時代

送交者: 高伐林 2014年03月18日16:37:52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知識分子在那個“萬惡的舊社會”，大言炎炎，讜論侃侃，放言無忌，指點江山，針砭時弊，橫眉冷對，面折廷爭，正氣凜然，沒有一點奴顏媚骨，更不屑於把打情罵俏當有趣，以鸚鵡學舌為能事，甚至將臥底、告密、表忠心作為自己進階的籌碼——他們做這一切，並不需要太大的勇敢、非凡的膽量 　　老高按：前次我轉貼了馮勝平的考證文章《毛澤東還良心債：兩萬大洋來龍去脈》之後，有朋友來電話，對軍閥竟然對一介布衣書生贈予重金，表示難以置信。我告訴他，馮勝平對毛澤東這筆錢花在何處的推斷，或許論據不很充分，留下若干討論的空間；但這筆錢的來路，並非章士釗的個人饋贈，更不是章士釗向社會化緣來資助學生赴歐勤工儉學，而就是出自湖南督軍兼省長譚延闓，殆無可疑也。 　　軍閥、政要對文人這麼慷慨大方，在今天的中國，簡直是天方夜譚；但在當時，這樣的事情並不稀見。陳丹青在一次題為“如何成就大師”的演講中，舉了很多例子，例如徐悲鴻留洋，拿的是軍閥政府的名額與官費。他在法國，身為區區留學生，竟然買各種藝術品，錢花光了，就打電話給軍閥時期駐法國公使要學費，公使馬上給他寄過去…… 　　在共識網上讀到段協平的一篇文章《短暫的輝煌》，講述的是清末民初乃至到其後的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文章中舉了很多例證，鋪敘那時的知識分子在那個“萬惡的舊社會”基本的生存狀態：“他們敢於大言炎炎，讜論侃侃，放言無忌，指點江山，針砭時弊，敢於拍案而起，橫眉冷對，面折廷爭，正氣凜然，敢於雖萬人我往矣，絲毫沒有一點奴顏媚骨，不用像個小媳婦那樣，看婆婆的臉色行事，更不屑於把打情罵俏當有趣，以鸚鵡學舌為能事，視抬轎子吹喇叭為榮耀，甚至將臥底、告密、表忠心作為自己進階的籌碼，上演的全是一幕幕當面鑼對面鼓的對台戲。在這一幕幕對台戲中，孕育了在思想、文化、科學技術等方面一個個燦若群星的大師。” 　　以前我們常常拿民國時期的學者文人與紅色中國時期進行比較，在民國時期一些頗有傲骨者，在毛澤東面前卻斷了脊梁，很多人痛責他們的個人品格、節操。其中當然確實有投機者，但更深刻的原因，還是在兩個社會兩重天——段協平這篇文章中有一句話說對了： 　　那時的知識分子，活得熱烈而瀟灑。他們“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宣傳真理，指陳時弊，似乎不需要太大的勇敢。 　　確實，“不需要太大的勇敢”！除了土匪出身的張作霖，其他軍閥權貴尚不敢公然衝撞文明的底線，懂得羞恥，心存敬畏，不僅“舉頭三尺有神明”，而且還擔心是要“上史書”的，不敢“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 　　想起我2001年曾經寫過一篇文章《世無英雄：耶魯第300屆畢業儀式上近距離看布什》，我看見，當小布什總統來到耶魯演講，一上台，舉牌抗議的畢業生竟占了一多半；我聽說，當得知校方要授予布什榮譽博士頭銜時，簽名反對的教授也占了一多半。他們需要勇氣嗎？不—— 　　耶魯的教授學生有沒有“傲骨”我不知道，但至少這件事──反對校方授予布什榮譽學位呀，當面對布什請願示威呀──確實與膽量、勇氣、與英雄氣概等等，完全沾不上邊。這些教授與學生對總統說不，對校方說不，對權力和權威說不，只是自己這麼想了就這麼說出來，哪怕膽小鬼懦夫都能夠自自然然、簡簡單單地說出來，就像對侍者說一聲“咖啡里別放糖”一般，教授不用擔心丟了自己的飯碗，學生不用擔心上了別人的名單，注意一下行為的遵紀守法、用詞的文明禮貌就行，壓根兒無須作好思想準備去冒任何風險。 　　“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晉人阮籍的這句名言，記得毛澤東引用過，表達對沒有英雄的年代的滿腔鄙夷。可是德國作家布萊希特在劇本《伽利略傳》中偏偏說：“需要英雄的時代，是可悲的時代！”到底是有英雄好，還是沒英雄好呢？一度讓年輕的我迷惑，腦海里轉不過彎來。看到耶魯這一幕，我咂摸出了阮籍的話沒說錯，布萊希特的話更深刻：他不是說英雄可悲，而是說需要英雄的時代可悲，不需要英雄的時代，才真是可喜可賀──人們想做什麼好事就放手去干，想說什麼真話就脫口而出，什麼獻身氣概、什麼犧牲精神，統統毫無用武之地，這樣的時代，比起那種人們急迫期盼英雄橫空出世、強烈呼喚英雄解民倒懸的時代，好得太多太多了啊。美國先賢建起了一整套有效制衡政府權力（power）、保障民眾權利（right）的體制，有沒有“英雄”、要不要“英雄”就無所謂了，誰當總統都差不到哪兒去，“世無英雄”，豎子成名就豎子成名吧，反正那些沒成名的“豎子”都盯着他呢，該舉牌時就舉牌，該吹哨時就吹哨。 　　北洋時期、國民政府時期的知識分子們，幸虧趕上了那個年代！——當然，與憲政民主的美國比起來，他們所處的環境還是惡劣得多，不能說完全不需要勇氣。但對比一下吧，1949年之後，敢於向掌控一切社會資源、壟斷一切暴力機器的獨裁暴政抗爭的，那才真是需要有非凡的膽量！ 　　到了今天，政治環境當然遠非“文革”時期可比，但是知識分子要發出自己獨立的聲音，仍然需要極大的勇氣。我昨天晚上看了中國大陸女學者艾曉明等人拍攝製作的一小時紀錄片《新公民運動》，就深深欽佩許志永等一批法律人、一批人權維護者，為他們的執著、無畏而感動。 　　需要英雄的時代是可悲的，但這些英雄，卻是可敬的！ 短暫的輝煌 段協平，共識網 　　清末民初乃至到其後的三、四十年代的中國，雖然也曾“城頭變幻大王旗”你方唱罷我登台，有割據，有戰亂，有復辟，有苦難，有日寇的入侵，有陰謀家、野心家、山大王的各色表演，有比誰更流氓的政治角逐，但多難興邦的歷史邏輯對中國人也並不吝嗇。中華民族出現了自秦以降政治上最為鬆動的時期，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一時頗有些氣象。 　　“歷史的進步和倒退，一個首要的衡量指標，便是人文環境的自由與否”（李劼）判斷文人環境的自由與否，關鍵在，讓不讓他們有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讓不讓他們成為“思想和精神的探索者，真理和良知的傳播者，進步和正義的堅守者，權力和邪惡的囚禁者”和社會問題的預警者和啄木鳥，一句話，允許不允許文人論政，文章報國。文化是社會政治的晴雨表。百家爭鳴只能出現在先秦，張擇端描繪的《清明上河圖》勝景，與朝廷堅守不殺士大夫的底線不無關係。《蘇報案》草草收場是因為王綱解紐，清朝氣數已盡。蔡元培能出任北大校長並以“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作為校訓，毫無障礙地貫徹落實下去，是因為已經到了被稱為北洋政府的民國時代。 　　說到北洋政府時代，這真是一個被我們嚴重誤讀了的時代。我們按照教科書給這個時代貼的標籤，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想象它，描繪它，詛咒它，卻不知道“五、四”運動中，到天安門遊行示威的北大學生被捕了，蔡元培能全部要回來，不使一個學生有牢獄之災。蔡元培主張教授治校，說了就算數。他要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代表人物來北大任教，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伊默等，就魚貫而入。他要政治上雖然保守但舊學深沉的學者，黃侃、劉師培、黃節、崔適、陳漢章等，沒有任何人能攔住。梁漱溟學歷低，但有真才實學，一樣在北大登堂入室。辜鴻銘拖個長辮子，能在未名湖畔大模大樣地搖來晃去。激進的，保守的，左派、右派、中間派，兼容並包，熔於一爐；馬克思主義、三民主義、無政府主義、國家主義，七樣八色，各逞其長。《新潮》與《國故》對壘，白話與文言爭鋒，各種社會團體、組織，各種報刊和出版機構，如雨後春筍，出現在舊朝古都，十里洋場，可謂雲蒸霞蔚，盛極一時。文人在那個時代，活得自在，自信，有風骨，有價值，有尊嚴。 　　北洋政府最黑暗的一頁發生在張作霖入主北京。他殺死了共產黨的創建者李大釗，也殺死了大名鼎鼎的一代報人邵飄萍。但他的淫威也僅僅局限在北京一帶。北京之外，就鞭長莫及了。所以，邵飄萍遇難後，紀念殉難者的文字，譴責張作霖暴行的宣言、通告等電文，都能刊登在上海等地諸如《申報》《商報》《民國日報》《國聞周報》等媒體上，掀起滔天巨浪。此所謂東方不亮西方亮，知識分子有的是伸展拳腳的戰場。 　　整體說來，在北洋政府期間，除了土匪出身的張作霖較少顧忌，其他尚不敢公然衝撞文明的底線。魯迅先生有篇《紀念劉和珍君》的文章，讓我們知道並記住了段祺瑞政府製造的“3.18”慘案，也在很長時間裡，將此公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真相是，當時並非段祺瑞下令開槍。但作為北洋政府總理，他沒有推卸責任，而是讓人立即調查死傷者的名字，給予優撫。在悼念慘案中死難同胞大會上，他當眾長跪不起以謝國人，立誓終身食素以為心靈的救贖，並一直堅持到臨終。一個政黨、一屆政府，一個領導人，懂得羞恥，心存敬畏，不敢“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為所欲為，對我們來講，不能把長嘆一聲，久違了！ 　　廟堂收斂了，江湖就有了生氣。所以，在二、三十年代前後，《新青年》固不待言，青年毛澤東要辦《湘江評論》也不勞什麼鳥衙門批准。魯迅要《吶喊》能喊得出來，匕首、投槍能投出去。丁鳳麟說：“近年來，有關專家經過廣泛搜集和精心考核，認為‘僅上海一地從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到1912年底，就先後出版了60多種報刊’。這一數據，大體上反映了武昌起義後的一年多時間內，上海新創辦報刊的狀況。其實，僅在武昌起義爆發後至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也就是1911年10月10日至1911年12月末的兩個多月中，查明具體創刊年月的上海新辦報刊，便達35種之巨。”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那年，全國的報刊雜誌多達1137家。在那樣的環境下，產生了多少觸手成春的作家，腹笥豐贍的教授，才華橫溢的報人，學貫中西的大師，個個精神，色色鮮明，至今為我們無法企。錢學森臨終發問，為什麼出不了大師，其實他心裡未必沒有答案，但他沒說。陳丹青替他講了。在《如何成就大師》的演講中，陳丹青以徐悲鴻為例：徐先生出道的時代，是軍閥時代。在北方，委任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的，是黎元洪執政的軍閥政府；在南方，徐悲鴻留洋，拿的是軍閥政府的名額與官費。徐先生在法國，區區留學生，竟然買各種藝術品，錢花光了，就打電話給軍閥時期駐法國公使要學費，公使馬上給他寄過去——今天哪裡去找這樣的事？ 　　陳丹青還講了徐悲鴻另幾件事：當年，他在江西遇見貧寒的傅抱石，直接找江西省軍政界頭目熊式輝資助傅抱石留學日本，人家買他的賬；他到廣西與軍政界人物李宗仁、白崇禧結交，人家買他的賬；徐悲鴻回國後親自舉薦吳作人、呂斯百、沙耆這幾位小青年去比利時、法國留學，教育部買他的賬。這就是那個時代的景象，或曰氣候。有這麼個氣候條件，蔡元培就敢於理直氣壯地向政府叫板：1915年6月15日，蔡元培發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時聲稱：“我絕不能再做政府任命的校長，半官僚的性質，便生出許多官僚的關係，天天有一大堆無聊的照例公文，常常派一些一知半解的官員來視察，我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胡適也敢毫無顧忌地公開“教唆”大眾：“有人告訴你‘犧牲你個人的自由去爭取國家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訴你‘為個人爭自由就是為國家爭自由，爭取個人的人格就是為社會爭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來的’”他們堂堂正正做人，痛痛快快發聲，不用擔心被開除降職、被打成右派，被發配勞動改造，株連親朋，或鋃鐺下獄，甚至被槍殺。 　　那時的知識分子，活得熱烈而瀟灑。他們“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宣傳真理，指陳時弊，似乎不需要太大的勇敢。他們要辦的事能辦成，要講的話能在媒體上大聲講出去。 　　以《大公報》為例。1926年9月1日，張季鸞在新記《大公報》的《本社同人之志趣》社評中提出“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原則，倡言“中國報人本來以英美式的自由主義為理想，是自由職業者的一門。對政治，貴敢言，對新聞，貴爭快，從消極的說，是反統制，反干涉。” 在社會劇烈動盪的大轉型時期，以“三罵”名噪天下：1926年12月4日他發表社評《跌霸》，一罵軍閥吳佩孚；1927年11月4日，他在《嗚呼領袖慾之罪惡》中二罵汪精衛；1926年5月29日，他對正在春風得意的蔣介石以《黨禍》棒喝，12月2日，更以傳誦一時的社評《蔣介石之人生觀》，指控其“不學無術”“自誤而復誤青年”，是謂第三罵。即使在和蔣介石的“蜜月”時期，他也沒有放棄對當局的批評。“九·一八”後，他發表《望軍政各方大覺悟》一文，疾言厲色“國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過去現在政治上負責任的人，雖自殺亦無以謝國人！”話說到這份上，完全是口無遮攔。總之，舉凡事涉不管是當局，抑或是什麼權貴，只要被他發現有不軌之處，無不予以無情的揭露和激烈的抨擊。蔣沒有因為他罵自己懷恨在心，而是以“國士”待之。張季鸞是少數幾個可以不經通報直接見蔣的人之一。1934年的一天，蔣在南京勵志社大宴群僚，文臣武將濟濟一堂，首席主客竟是張季鸞，席上蔣對他推崇備至——那又怎麼樣？張季鸞還是張季鸞，四不原則的刀鋒絲毫不捲刃。 　　張季鸞1941年因病去世，王芸生接任，蕭規曹隨，堅持四不，青出於藍。此公也是布衣出身。一位國民黨要員想在《大公報》登一篇文章，派人往他家送去厚禮，家人不明真相收下了。王芸生知道後，十分生氣，立即寫信要求把禮拿回。陳誠邀請他做政治部第三廳宣傳處處長，他回答：“我服從司馬遷一句話：‘戴盆何能望天’？”言下之意他頭上戴了新聞記者這個盆子，便看不見別的了。陳誠表示不要他辦公，舉薦一個副處長即可，他還是不答應。陳又送他一個設計委員的聘書，不用辦公，每月可拿三百元津貼，被他當場退回。在他看來，“不做蔣家官，不拿蔣家錢”，才能保住自己獨立思考、自主發言的權利。1943年2月2日，張季鸞寫下《看重慶，念中原》的時評後，蔣介石大怒，《大公報》被罰停刊三天。三天后他依然我行我素，風骨不減半分。1947年7月，《大公報》記者唐振常被捕，王芸生得知消息後，立即打電話給上海市長吳國楨，要他立即放人，留下了“今晚不放人，明天就見報”的話。一介文人居然對權力下了最後通牒，用現在的話講，真是吃了豹子膽。（見傅國涌《追尋失去的傳統》） 　　《大公報》如此，蔡元培、張元濟的《外交報》陳獨秀、章士釗的《國民日報》以及《新民報》《文匯報》《光明日報》等等，當然還有站在這些報刊後面的胡適、王韜、陳范、魯迅、傅斯年、陳銘德、胡政之、徐鑄成、儲安平等等，無不特立獨行，風骨卓然。以《新月》為例，按照李劼教授在《梟雄與士林》的說法，“這群通過《新月》月刊積聚到一起的知識分子，無論就其思想自由還是就其文學成就，抑或就其獨具個性而言，都無愧為光彩奪目的一代俊逸，與魏晉時代諸如嵇康阮籍那樣的人物，遙遙相望。” 　　看看吧：1929年4月，針對國民黨政府發布的保障人權命令，溫文爾雅的胡適，在《新月》發表《人權與約法》一文，尖銳批評國民黨專制導致“人權被剝奪幾乎沒有絲毫剩餘”的慘狀，呼籲“制定約法以確定法治基礎”和“制定約法以保障人權”。對“有侵犯這法定人權的，無論是125旅的連長或國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蔡元培立即呼應：“振聾發聵，不勝佩服。”張元濟等名流，紛紛站出來，予以力挺。於是，胡適一發不可收拾，接連寫出《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有憲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等一系列自由主義的政論，批評的鋒芒直指國民黨當局，贏得讚譽如潮。《新月》另一主將羅隆基，拍馬趕來，將《專家政治》《論人權》《告壓迫言論自由者》《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總統問題》如機關槍子彈般地噴射出來。梁實秋橫馬立刀，其《論思想統一》和《孫中山論自由》刀刀見血。王造時揮動如椽之筆，在幾乎是《新月》關門時寫下《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針砭時弊，痛快淋漓：“武的流氓可以做軍閥，文的流氓可以做高官，誰愈流氓，誰得勢，誰不流氓，誰要餓飯。流氓世界，流氓政治，流氓皇帝……”罵到這份上了，還嫌不過癮，在其主辦的刊物上，直言“中華民國不是國民黨的寄生物，反之，國民黨倒是中華民國的寄生物。國民黨消滅，中華民國不一定消滅，……像國民黨近幾年的干法，對外喪權辱國，對內壓迫人民，黨高於國，有黨無國，即使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推翻國民黨的政權，也未嘗不是擁護中華民國之一辦法。”儲安平也“趁火打劫”，把《失敗的統治》《一場爛污》《政治失常》等重型炮彈一個個引爆。在《我們的志趣和態度》一文中，他堂堂正正“要求終止一黨專政。”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權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職業自由、財產自由、宗教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及結社自由”，一時應者雲從，蔚為大觀。這些至今讀來仍然如火一般熱辣的文字，居然能夠布行天下，那時的當局，說來也夠窩囊的了。 　　抗戰勝利了，但中國知識分子沒有去睡大覺。他們繼續戰鬥，發出雷鳴般的吼聲。還記得那個章伯鈞嗎？作為《中國民主同盟》發起人之一，他讓蔣介石頭疼不已，不得不伸出橄欖枝：除了國防部長、外交部長，章氏要當什麼部長都行！章伯鈞傳話：“就是給我干國防部長、外交部長，我也不干！”還記得那個章乃器嗎？他先是創辦了《新評論》雜誌，後與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周新民等發起組建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繼則與黃炎培、胡厥文等組建了《民主建國會》一直與蔣介石過不去。雖然雜誌被查封過，人也被捕過，卻反而越鬧越大越有聲望，以至於面對陳誠建議延請他做財政部長的建議，蔣介石扼腕唏噓道：“我是要用章乃器，可是他不為我所用！”至於那個傅斯年，更是支起大炮，在轟倒蔣介石的連襟、時任行政院長的孔祥熙後，又將炮口對準蔣介石的舅哥、繼任行政院長宋子文。在《世紀評論》等雜誌上連續寫出《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宋子文的失敗》《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提醒當局並國人：“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台，並不由於革命的勢力，而由於他自己的崩潰。”他歷數宋子文的種種惡行後，表示自己“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喝令“他必須走開，以謝國人”。文章發表後，引來排山倒海的討伐聲，宋子文不得不倉皇下台，但傅斯年窮追不捨，又在著名的《觀察》雜誌連續發表文章，痛打落水狗，不給蔣介石留絲毫面子。 　　還有更不給老蔣留面子的，是為劉文典。這位對陳寅恪佩服得五體投地、自稱陳拿400大洋薪水自己只配拿40大洋薪水，說自己對陳寅恪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萬分地敬佩，可見其謙虛。但在權力面前，卻是另一番傲骨。因為他德高學廣，深為蔣介石賞識。但劉文典硬是不買賬，由此發生了當面頂撞、唇槍舌劍、搞得蔣介石下不來台的故事，有幾個版本。而不論哪個版本，都讓今天的我們匪夷所思，更心存敬仰。很自然地，我們也不能不把一份敬仰給予蔣公及那個時代。 　　這就是當時知識分子在那個“萬惡的舊社會”基本的生存狀態。他們敢於大言炎炎，讜論侃侃，放言無忌，指點江山，針砭時弊，敢於拍案而起，橫眉冷對，面折廷爭，正氣凜然，敢於雖萬人我往矣，絲毫沒有一點奴顏媚骨，不用像個小媳婦那樣，看婆婆的臉色行事，更不屑於把打情罵俏當有趣，以鸚鵡學舌為能事，視抬轎子吹喇叭為榮耀，甚至將臥底、告密、表忠心作為自己進階的籌碼，上演的全是一幕幕當面鑼對面鼓的對台戲。在這一幕幕對台戲中，孕育了在思想、文化、科學技術等方面一個個燦若群星的大師。也是在這一幕幕對台戲中，九州風雷激盪：一個個租界收回來了，一場不屈服於日本侵略的偉大民族抗戰堅持下來了，一個讓今天如印度、日本垂涎欲滴的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為我們所擁有了。 　　經濟建設呢？1927年-1936年，從“九一八”事變，到國共內戰，可謂內憂外患不已。此外，國民政府在國家預算中每年還要負擔前清遺留國債占32%，軍費支出占40%，建國經費只有20%。就是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當局在農田水利、電力、礦業資源開發、化學工業、重工業等方面大力振興，在幾乎每項對國家進步有關的事業上都在馬不停蹄地齊頭並進。十年中，中國的工業增長率達到8%以上。特別是在1931-1936年間，中國工業成長率更是平均高達9.3%，創下民國以來第一次經濟奇蹟。交通事業的發展尤為蓬勃，除電訊、郵政快速成長外，鐵路修建達2萬餘公里，公路增開了8萬多公里，民航空運十年間開闢了12條航線，長1萬5千多公里。還是在這段時間，政府從掃除文盲的識字運動做起，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教育體制終於搭成了一個完整的建構。為了迎頭趕上西方列強，政府對實用科學人才的培植更有時不我待的緊迫感和不遺餘力的倡導。所以二、三十年代可以視為我國邁向現代科學研究紮根與發軔的重要時期。教育本是百年大計。1934年，時值禍在眉睫的存亡之際，當局仍不忘道德深耕，發起新生活運動，可謂用心良苦。在1931年至1937年間，小學生人數增長了86%，大學生人數增長了94%。 　　這就是中國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前上演的那一幕：雖然內憂外患，卻也一派生機。對此，羅韜先生在《是夢華錄，也是京華錄》一文中，有精當的評論，“遙想當年，風雲際會，人物翩翩。現代學術之繁榮，莫過於20世紀的前五十年：大概以1904年王國維作《紅樓夢評論》，翌年科舉廢止做開端，而以1948年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為極盛，以1954年批胡適運動作結。這五十年可稱之為‘新子學時代’。此時西學逆傳中國，風批草偃……又正值王綱解紐，經學衰微，道術既裂，諸子奮起，以海濱為鄒魯，以舊京為稷下，各因其才性，立一端之說，騁一偏之長，上欲以其道易天下，下欲以其學解古今。或左傾或右傾，或承清代樸學之緒，或盜西方社會科學之火，高明者崇史觀，沉潛者尚史料。學者之間，既有鵝湖之畔相與辯論的激情，又有乾嘉之際往還函駁的理性。觀點相敵，法度相師；明若相異，實為互補。正如黃宗羲所言：學術之不同，正以見道體之無盡”“至於眼界之宏博，方法之慎密，識見之超越，學派之發達，都可謂千載一時！”然而，其後，隨着一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一幕就拉上了。 　　傅斯年有言：“歐美報紙，常常一篇社評可以影響一個內閣或一個部長的去留。中國的言論界則很少有陣中力量。這不是言論界本身不努力，實際上這是中國社會的情形和歐美不同的結果。”他似乎對當年自己不是一篇社評，而是費了老大的力氣才把兩任行政院長扳倒耿耿於懷。傅公斯年如果活到今日中國大陸，恐怕要對能活在那樣一個時代阿彌陀佛了！ 　　近期圖文： 　　在劉賓雁傳記發布會上爭論的兩個問題 　　他心裡有“蒼天”，才有勇氣面對罪惡 　　世無英雄——目擊耶魯給小布什頒發榮譽博士 　　重新點燃民族心靈中熄滅的聖火 　　毛澤東兩萬大洋怎麼來的，怎麼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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