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研究認為，成吉思汗——這位在世界史中將最大的陸地連接起來的蒙古大帝，其秘密武器也許是：絕好的天氣。
 
在《美國國家科學研究院學報》上刊登的一篇論文中，作者列舉了一系列證據，包括在今天蒙古的樹幹中收集到的年輪數據。這些數據表明，在成吉思汗創建帝國偉業之時，原本寒冷的中亞地帶卻處於其一千年中最溫和濕潤的時期。作者寫道，這為“蒙古政治及軍事政權的建立”提供了潛在的有利條件。
 
此研究小組的組長尼爾`佩德森(Neil Pederson)是一名來自哥倫比亞大學的年輪科學專家。專家們發現蒙古的濕潤度曾連續15年超過往年均值。從政治角度上講，這對游牧類型的部落十分有利。作者寫道：“13世紀時，氣候溫暖又持續濕潤，這就為草原植物及包括馬在內的家畜生長提供了有利條件。”如果你看過任何一部關於蒙古可汗的古裝片，就會知道馬匹對於領地擴張至關重要。今天，在逐漸消融的北極上演的開闢海上新航道的競賽中，破冰船作用之重要就相當於古代的馬匹。控制了新航道就等於得到了地緣政治上的優勢地位。
 
在中亞溫暖的氣候條件下，成吉思汗及其逐水草而居的子民們或許多次輕易取勝。不過，科學家們稱好天氣也只是暫時的。他們對於未來趨勢的分析令人擔憂。樹幹年輪顯示，中亞地區在21世紀初遭遇的乾旱是蒙古一千年沒有遇到過的糟糕情況。更糟的是，這時的溫度還高於往常（人類活動導致的全球變暖使然）。在未來數十年中，蒙古的增幅幅度將高於全球平均水平，我們也許會目睹歷史重演——大規模移民和牲畜死亡。文章作者稱，“在未來，如果溫度增加的程度大於降水增加的程度，蒙古及亞洲內陸地區也許會更頻繁地出現不定期的高溫和乾旱。而這會帶來一系列社會、經濟和政治影響。”
 
在長達300年中，明朝一直都是雄踞一方的超級大國。然而，大約從1630年起，季風的減弱（過去2000年中最弱的季風）導致了前所未有的乾旱天氣。這就引發了大規模人民起義。人類學家布萊恩`費根(Brian Fagan)在其《小冰河時代：氣候如何改變歷史，1300-1850》(The Little Ice Age: How Climate Made History, 1300-1850)一書中寫道，明朝的這些遭遇“比任何歷史同期的歐洲動亂都嚴峻得多。”費根寫道，到17世紀中葉明朝滅亡時，一直都很肥沃的長三角地區已經遭受了時疫、洪水和饑荒的侵襲。這些毀滅性的打擊導致了朝廷內部政見不合、政權岌岌可危。
 
這一階段的氣溫達到了歷史最低值。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的歷史學家歐陽泰(Tonio Andrade)在其2011年出版的著作《丟失的殖民地》（Lost Colony）中寫道，中國“在從1370年至今的時間中，17世紀中葉的溫度是最低的，也是最乾燥的。在過去500年中，1640年是中國北方最乾燥的一年。”
 
明代氣溫驟降
 
正如歐陽泰所言，即便是對“最傑出的政府而言，如此局面也堪稱挑戰。”再說，崇禎的內閣又不能算是最傑出的那類。當糧食生產陷入癱瘓，崇禎的舉措不當無疑又給業已脆弱的政府雪上加霜。這時的稅賦卻毫無減免，於是，忍飢挨餓的農民紛紛“放下手中的鋤頭，加入了起義隊伍”，傑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在其《全球危機：17世紀的戰爭、氣候變化和災難》(Global Crisis: War, Climate Change and Catastroph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一書中這樣寫道。避世幽居的崇禎皇帝躲在北京的紫禁城（明代皇權的最突出象徵）內，他不再信任大臣或立法官員，因為他們只顧着自己的派系鬥爭。（似乎很熟悉？）他沒有再努力採取措施讓法律和秩序重新歸入正軌，相反，他將軍隊都撤回皇城，也就是基本將皇城以外的土地盡數讓給日漸強大的起義軍。此外，他還關閉了三分之一的驛站網絡。此前的崇禎一直依賴這個網絡交換信息。關閉它們意味着現在的崇禎已決定對日益惡化的局面一概置若罔聞。
 
這時，同樣因為面臨乾旱的威脅，滿族部落入侵北方。崇禎再也沒法應付這麼多糟糕的局面了。帕克寫道，“多地出現的種種災害讓明朝政府的壓力不斷攀升，明朝的社會體系最終土崩瓦解了。”此時，擺在崇禎面前的只有兩條路，要麼棄城逃至南京，要麼原地不動。北德克薩斯大學的哈羅德?邁爾斯?坦納(Harold Miles Tanner)在其《中國歷史》(China: A History)一書中寫道，“1644年4月25日清晨，眾叛親離後，明朝最後一位皇帝爬到紫禁城後的半山腰，自縊身亡。”
 
滿族部落最終洗劫了北京城，並揭開了清代的歷史大幕。
 
作家及環境評論員弗瑞德?皮爾斯(Fred Pearce)認為，10-11世紀溫和的好天氣為由紅鬍子埃里克(Erik the Red)帶領的維京人在格林蘭島定居提供了有利條件。紅鬍子埃里克的兒子列夫`埃里克森(Leif Erikson)是一位驍勇善戰的維京王。這位歐洲人首先於10世紀末期在紐芬蘭發現了北美洲。然而，由埃里克森開啟的這個以偉大發現及富足物產為標誌的時代很快就被日益寒冷的天氣所取代。
 
皮爾斯在其《速度與力量：科學家為何害怕氣候變化中的拐點》(With Speed and Violence: Why Scientists Fear Tipping Points in Climate Change )一書中寫道，“在北極島嶼南端定居的維京部落只興盛了400年。到15世紀中葉時，糧食產量越來越少，而海面上的冰封又阻斷了任何來自歐洲的糧食補給。”皮爾斯認為，最重要的問題出在適應環境的失敗上。維京人固執地繼續種莊稼、養雞（這些都只適合溫暖氣候），而沒有轉為捕獵海豹或北極熊。結果呢，“糧食問題越來越嚴重。由於發育不良，格林蘭島上原本健壯的維京人平均身高由5英尺9英寸縮減至了5英尺。”
 
在《我們正在死去的地球》(Our Dying Planet)一書中，溫莎大學(University of Windsor)[1]的科學家皮特`塞爾(Peter Sale)寫道，現存有關北格林蘭島的最後歷史記錄是1408年的一次婚禮。曾經的北格林蘭島是那麼蔥鬱，出口葡萄和木料。塞爾稱，維京帝國的擴張和崩塌正好分別處在“中世紀暖期”（9-13世紀）和隨後的“小冰期”（14-19世紀，氣溫下降1攝氏度）。他寫道，“一度的差別就會決定很多事情。”
 
由於冰封阻斷了海運，挪威和格林蘭島的貿易也停止了。埃里克森時代的蔥鬱場景一去不返，隨之消逝的還有維京帝國。傑拉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其書《崩潰》（Collapse）中寫道，“最後，我們還是會抱怨說，面臨同樣的氣候挑戰，為什麼挪威人就不能看看因紐特人是如何應對小冰期的呢？”說到此，我們自然會想到自已，會問自己同樣的問題——面對嚴峻的氣候挑戰，是適應還是滅亡？
 
2010年，在拉蒙·多哈堤地球觀察站(Lamont-Doherty Earth Observatory)[2]進行的另外一項年輪研究顯示，數十年的乾旱也許是導致600年前的高棉文明滅亡的原因之一。高棉人曾是吳哥古城的主人。那裡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建築——吳哥窟。
 
哥倫比亞大學的科學家布倫丹·巴克利(Brendan Buckley)在其研究成果發表的新聞發布會上說，“我沒有說是氣候導致了吳哥滅亡，但30年之久的乾旱的確起了很大作用。”
 
在9-14世紀，高棉國的領土曾經擴展至今天東南亞的大部分地區。一般認為，高棉國於1431年滅亡。當時，在與入侵者（其所屬相當於今天的泰國）苦戰很久後，高棉王奔亞?哈最終逃走。後來，他建立了金邊國，也就是現在柬埔寨首都。
 
不過，乾旱也許是導致高棉國更加脆弱的原因：科學家發現，在過去1000年中，高棉國最乾旱的時間點是1403年。就在30年後，吳哥陷落。更加殘酷的是，乾旱還與毀滅性的季風內澇相間進行。
 
吳哥古城曾擁有一套龐大而複雜的灌溉系統。這個占地386平方英里的系統是其文明興盛的秘訣——現代人眼中的基礎設施及一種適應氣候的策略。它可以在少雨的年份保護莊稼。然而，在某些時候，吳哥城的優勢卻成了它的劣勢。2010年的一項研究顯示，“20世紀末時，這個龐雜的水系充當起了運河、航道及水庫。”水系的複雜使之難以做出任何改動，因此，“當遇見大規模、毀滅性的災害時，它就顯得不堪一擊。”由於對人力和資金上的要求很高，水系的維護無法得到長久的保證。
 
難以管理的水系在百年一遇的洪水面前變得脆弱無比。戴蒙德在《崩潰》中寫道，“這個水系終於承受不住交替出現的旱澇災害。氣候變化和政權腐敗最終使得高棉人無法禦敵。”接着，暹羅人的入侵就結束了高棉文明。
 
在《大溫暖時期：氣候變化和文明興衰》(The Great Warming: Climate Change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Civilization)中，作者費根感到十分失望，因為即便是人類最優秀的氣候應對方案，比如：吳哥複雜的水系工程，在實際效果上都顯得蒼白無力。今天的吳哥城是著名的旅遊勝地，而它更是時間長河中的一個歷史定格——那時的吳哥，雖有着華麗的外表，卻被其建造者拋棄，原因之一就是乾枯的稻田讓他們忍受飢餓。
 
作者寫道，“吳哥窟是一個無聲的歷史見證。它見證了氣候如何影響着人類社會，如何為人類社會或帶來福音，或帶來災難。”

James West 譯者：princeegy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