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私德很差，但他有两条贡献还是伟人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2月16日15:37:49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袁伟时指出，中国贫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一切问题归咎于洋鬼子侵略。把革命口号与民粹情绪、与民族情绪结合起来，有很大迷惑性。年轻人，听到控诉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很容易热血沸腾。一个国家要成熟起来，现代化要真正实现，公民就要理性化，避免思维极端 　　老高按：这里贴出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在中国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年会上的演讲的后半部分。他留了一个小时给与会的听众——也就是全国中学教师的代表们提问。从提问的水平看，当今的中学历史教师们的视野相当开阔，知识修养也相当厚实，而且他们还相当具有独立思考能力。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今天，有这样水平的教师，明天，视野开阔、修养厚实、独立思考的学生也就可以预期了！ 中国近代史教学的几个问题 ——在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2011年年会上的讲话（下） 袁伟时，《中学历史教学》2012年第1-2期 （2011年10月15日上午；地点：大连红旗中学） 　　（续上篇）第五，怎么看蒋介石？ 　　再简单讲一下蒋介石。 　　怎么看蒋介石？过去贬得他一无是处，现在倒过来有人说他如何了不起。两个极端都没有跳出党派史观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干扰。客观地看，蒋介石的主要贡献有两条：第一坚持了抗日战争，他是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领袖，这条不能否认；第二他促进了台湾的转型。我们过去说蒋经国是台湾转型的一个关键和主要人物，这是对的。但是蒋介石也有他的贡献，一个他坚持地方自治，县一级坚持民主选举，县长由百姓一人一票选举；后来到一人一票选直辖市市长，这条很重要。最初选举国民党有黑金等胡来，有些选出了不是国民党的领导人，他接受了。这就很不错。那些不是国民党的领导人被选出来，就有机会锻炼。光读书，没有历练，不可能成为可以安邦治国的政治家。其中有些人慢慢成为反对力量。一个政府没有反对力量监督是很危险的。人也一样，没有人经常提醒、批评就不会进步。一定要有反对和监督的力量。他让那股力量成长起来了，制度上为反对力量的成长奠定了基础。第二，他没有侵犯私有财产，保护了私有制。 　　其实整体评价蒋介石，从个人来讲，他可以说满身是缺点。私人生活，他有几个老婆、嫖妓等，都是事实，但无关宏旨。在这个问题上，数一数民国以来的政治人物，从孙中山开始，很多都不清白。民间也是这样，香港的霍英东，澳门赌王何鸿燊，台湾的王永庆，他们有几个性伴侣？另一方面，蒋介石搞暗杀、表里不一，等等，都有。他是流氓性很强的一个人。杀陶成章，大家都知道。后来抗战胜利后，他把龙云搞下台，手法是很毒辣的。先派兵到云南，控制了所有军事要地，然后下令免去龙云的省主席职务，调到重庆做军事参议院长，给你一碗饭吃。他把党内元老一个个打下去；不同派系的领袖，一个一个地收拾；他是很懂得耍流氓手段的。国民党内的元老很多是广东人，后来做汉奸的不少，其中一个原因就和蒋介石排挤他们有很大关系。他上台后打了多次内战，跟共产党打得死去活来，还可以说是因为政治分歧，但和阎锡山打中原大战，和李宗仁、白崇禧打等等，都是出于私利、小集团利益。也不要盲目歌颂黄埔军校——黄埔的思想教育是很落后的。大家不知有没有看过《1925年前的蒋介石先生》，那本书的资料非常丰富。 　　作为一个政治家，蒋介石各种各样的作为很多，有些很糟糕。但他除了坚持抗日战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维护了私有制。 　　中国历史走了那么大的弯路，现在回到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恢复私有制，恢复市场经济。这样经济就发展起来了。国家要安定下来，一个要在法治基础上保持稳定，再加上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没有一个就没有另一个。一定要有财产所有权——资金、货物的所有权，才能进行交易，不然的话，市场经济无从谈起。蒋介石始终维护这一条。当然，也有垄断企业。 　　过去我们讲的“四大家族”，其实是政治语言，政治宣传的需要。陈立夫下台后在美国养鸡，怎么会是“垄断家族”呢？宋子文的全部档案公开了，我去看过，最后审计，他的财产不过八百多万美元，这里包括了他离开大陆后各种经营收入——他是很有经营头脑的，算比较有钱的；孔祥熙是贪污的。蒋介石本身没有太多私产。他也不需要，国库和他的家库差不多，他爱怎么用就怎么用，但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他贪污的证据。 　　中国的革命党，很勇敢，号称为了工农的利益，彻底没收私有财产。财产是公民自由的基础。过去讲“没有钱就没有发言权”，其实没有钱就没有自由；没有私有财产，没有经营自由，整个国家就发展不起来。经过那么多年，死了那么多人，经过那么长的专制统治，国共两边都杀了很多人，说到底这就是维护私有制付出的代价。以后子子孙孙一定要记住，不要侵犯私有制，不要侵犯自由。 　　蒋介石私德不好，政治方面也不行，但他恰恰是对外抵抗侵略，对内维护私有制的代表人物。抵抗侵略，作为军事统帅他有很多错误，包括淞沪战争、南京保卫战，战术上，有很多可歌可泣的地方，战略上，是错的：精华都牺牲掉了，不应该这样打，要及时撤退，保护自己的兵力，蒋介石没有统帅的水平，这是一个。另外军事上他有很大的问题，跟他专制性格有关系：他一直越级指挥，造成很多的错误。由于他领导下的政治、军事的腐败，造成1944年的大溃败，这是很丢人的。1943年以后同盟国节节胜利，在这样的状况下，日本军发动湘桂战役，一下子中国南边半壁江山丢掉了，四十几个机场全部被扫掉，多年来没有丢失的湘南、粤北和广西大片土地丢掉了，一直攻到贵州的独山。败得很惨，很可耻，那么腐败，不堪一击。但无论怎样，他到底是坚持了抗日战争。他这个人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的状况——中国就是这样。 　　总之，不要把这些人当成个别人，而是当时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展的标志，从中吸取教训，不是追究某一个人。 　　我想简单讲到这里，留一个小时与大家互动。 【提问部分】 　　提问一：我提一个问题，谈到辛亥革命，我们不能越过清末新政。最近我指导老师上课，对教材中的几句话产生质疑，说清末新政1904-1905年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经济社会习俗文化，包括刚才袁先生讲的一些律例。课本上有一个评价，说这些“有一定作用，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没有触动根本的政治制度”。我感到非常奇怪，我们1978年以来的改革，实际上也没有触动政治。另外讲到预备立宪，说皇族内阁是骗局，革命必然爆发。我们反顾历史的时候应该多一点思考。这里是不是有个政治制度问题。我非常赞赏袁先生刚才说到那拉氏在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个非常开放的人物，我想1898年如果没有那拉氏支持，《定国是诏》是不可能发布的。那拉氏镇压了戊戌变法，我们的教材说这场改革“触动了那拉氏的利益”。我想，是改革“触动那拉氏的利益”，还是“改革可能使中国出现大乱”？我甚至认为那拉氏推动了这场宪政运动，只是孙中山没有给那拉氏机会。关于那拉氏，想请教袁先生。 　　袁伟时答：慈禧的历史评价要分三段。 　　第一段是从她1861年上台到甲午战争以前，这一段她有功有过。 　　最初她的文化水平很低，连写汉字都有很多错别字，有原稿为证；而且她很狭隘，打击恭亲王，这些是很错误的。但另一方面她是支持洋务运动的。洋务运动——当时的改革假如没有慈禧的支持是根本办不了的。包括办厂、修铁路，所有提到的洋务运动的举措，都是有慈禧在后面支持。那个时候有少数先进分子认为要触及根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包括经济上推行市场经济制度，政治上开国会。这些当时提出来了，慈禧没有采纳。甲午战争前她就是这样一个人。 　　第二段是戊戌变法期间。变法不能狭隘地看作103天的维新，而是甲午后就在推行了，很多事情都在着手，具体就不说了。到了真正那103天进行维新时，康有为的作为是很有问题的。他在那群领袖里面是年纪最大的，但他没有政治经验。他只在家乡的自治机构做过一个委员之类，所以很多想法很幼稚。最不应该的是把慈禧看作维新的对立面。其实根据现有的记录，光绪经常到颐和园向慈禧汇报，和她讨论，得到她的支持。所以整个维新都是在慈禧的支持下进行。但是，当时康有为提出的一些主张是荒唐的，比如要改元、易服。年号在一个专制王朝是一个根本，能随便改吗？易服，剪辫，这些都是无关宏旨的东西，但在当时体制下是动不得的。而他热衷抓这类东西。最荒唐的是将礼部的六个堂官打下去，震动全国。保守官僚一个措施不对就全部换掉，能这样干吗？更荒唐的是他想依靠袁世凯和民间的武装包围颐和园捉拿慈禧。现在的研究证明确有其事。这是激起慈禧发动政变的主要原因。所以谁毁掉了戊戌维新？主要责任在康有为。 　　戊戌政变之后维新到义和团事件这一段，当然有些维新措施在继续推行，但根本上保守势力占上风，所以才有义和团事件。义和团事件是彻头彻尾反动的，现在还有人说它是“革命”，“有进步意义”，那完全是意识形态起作用——凡是工农干的都要歌颂，所以太平天国要歌颂，义和团也歌颂，非常荒唐。 　　第三段，义和团事件后，慈禧在那么多教训下，转过来支持实行新政。这是了不起的。新政不是1904年才开始的，是1901年义和团事件后就开始了，说现在就要开始变法，实行新政，她让大家提建议应该怎么变。那十年是二十世纪中国最辉煌的年代之一。 　　有个叫任达的美国历史学家写了一本书叫《新政革命》，讲日本怎么帮助中国改革。他的结论是：新政是一次革命，清末新政对中国的影响比辛亥革命要大。从制度建设上确实是这样，举几个例子就知道了：一个是教育革命，废除科举；第二个是司法制度改革。原来司法与行政是统一的，慈禧将它改掉了，推行新的司法制度，连法律都改掉了，采用大陆法系，影响非常深远；第三个，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已经开始了，1906年后预备立宪做了大量事情。宣布从1908年开始，用九年时间，到1916年实行宪政。假如社会情绪稳定，真的九年实行宪政，真要谢天谢地。要是现在宣布中国九年预备立宪，到时实行宪政，全国肯定跟当时一样到处敲锣打鼓庆祝。 　　她有实际的行动。研究地方史的都知道，直隶、浙江、江苏等地，当时都按三权分立体制建立基层政权，议会系统逐步建立起来。这不是革命？是革命。不要轻视，要将眼睛盯着制度建设。特别是要认识现代社会各个国家是大同小异的，以民族特点来抵御，不接受现代制度和文化是很荒唐的。现在有些人如新左派、国学派就是这样鼓吹。所以对新政不要简单否定。 　　提问二：从中国近代史的走向来说，是从专制走向民主，正是由于这两种体制的对立性，造成多年的暴力革命。但实际上这两种体制中间有个折衷方案，君主立宪制。我想问，我们中国历史有没有这种可能——君主立宪是不是一种好的政治取向？另外，对袁世凯你比较肯定，假如说君主立宪是一种比较好选择，可不可以说近代史上把握这个机遇最好的时机是袁世凯时期？我们学了历史得出的看法，袁世凯是清代史是既享受来自清代专制的恩惠，又享受到辛亥革命开创的民主体制的实惠的人，但这个历史转折机遇期当中，他又没有把握好，所以他实际是没有享受到两个体制的最大实惠，又没有把握到机遇的政治人物，而不是一个受历史称颂的政治家？ 　　袁伟时答：中国为什么不能通过和平转型实现君主立宪？皇帝是少数民族，又不肯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切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根据胡汉民自传的说法，当时大家接受的就是反满，其它的东西一般人是记不住的，就是反满。你看辛亥革命胜利后的文告和宣言，讲民主共和的不多，基本都是讲大汉江山光复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说到底，从社会发展来看，在原有基础上逐步进行改革是最好的，代价最小。假如原有的基本架构推翻重新建立，代价非常大，必然经过一个大混乱的时期。这方面要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清末连孙中山都把满清看成外国人，一再讲这是外国人统治，梁启超反驳，说满洲是明代的建州，满人是明代臣民，为什么你要说他是外国？这是内乱，不是外敌入侵。梁启超的观点比较符合实际。 　　袁世凯有很多建树，民国后和清末新政他都有建树。21条他是抵制的，谈判中实际达成协议只有十来条，第五项他根本不加讨论，里面就去掉七条，被迫签字后他马上召开地方和中央官员会议，怎么对付这个局面，结果这十来条（顾维钧说是九条）也没有一条真正实现。战后日本首相吉田茂写《百年激荡史》也说，21条徒然增加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增加了日本的骂名，没有实际的效果。袁世凯不是卖国贼，历史已经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内政方面，起初他想维护民国体制，但他碰到一个对手，国民党。国民党千方百计牵制他，牵制无所谓，但有些做法错了。比如，《临时约法》的制订是很荒唐的。民国初年十来年的政局所以发生那么多混乱，根源在《临时约法》，府院关系不清，府院之争源于临时约法。另外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的关系不清楚，违反宪政体制，立法权独大，行政不满意立法的话不能解散立法重新投票，让公民作出抉择。没有这一条，不能通过选举让人民审判究竟谁对谁非，造成的恶果一方面双方对立无法解决，另一方面是议员腐败，非常腐败，最高的表现是曹辊贿选。政治体制中宪法文件搞错了，后患无穷。《临时约法》就是这样的典型案例。所以歌颂《临时约法》，歌颂护法战争，是大错特错了。 　　提问三：我的问题是两个：一，革命党在革命的时候起的作用比较大，但怎么会成为一种对革命的崇拜，因为无论是革命党还是后来的国民党共产党，都有一个放不下革命的问题，为什么要把革命当成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而忽视了社会的建设？再延伸一点，《临时约法》就算写得好，在当时民国那种社会状况下实施得了吗？二，金观涛的书《观念史研究》，方法很独特，把每个年代出现的词汇统计起来，看社会的进步。想听听袁老对这本书的评价。 　　袁伟时答：革命为什么变成革命教，革命崇拜？我想主要是把国家和社会困境的原因和解决办法简单化。 　　一个文明古国，又是在儒家文化长期熏陶下，以“华夏之邦”、“天朝上国”自命的大国，怎么一下子变为外受欺凌，内部民不聊生的弱国呢？出路又在哪里？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精英反复寻找答案。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一切问题归咎于洋鬼子侵略。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共两党都高喊“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把列强一锅烩，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你有这样的能力吗？如果有足够实力为后盾，不必挥动拳头或刀枪，通常在谈判桌上就能收回利权。如果实力不够，更要利用矛盾，伸张正义，维护主权。可是，这个口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凝聚力。“九一八”事变以后，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那就很正确和有力，赢得国内外赞同了。 　　反帝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的？1943年，中国与各国新的条约建立后，不平等的条约都取消了；1945年将日本打败后，反帝的任务是不是完成了？1946年的中美通商航海条约是好的还是坏的？是不平等条约吗？你想想，要是今天有那个条约的话，中国领导人会高兴得跳起来了，贸易、通商领域我们想要的，里面都有了。 　　还要冷静想一想，中国贫穷的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掠夺还是自己不争气？帝国主义掠夺当然有。输入鸦片罪大恶极！但是，认真研究中国近代史就会知道，中国经济没有发展起来，关键在自己内部没有改革好，国民没有充分的经济自由，相应地没有良好的政治制度足以保障公民的权利。 　　此外，我们把反封建归结为一个土地问题，对吗？ 　　杨奎松教授有个很重要的学术成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第二章总结了学术界多年研究的成果和他的新探索，以丰富的数据，提出一些很值得重视的论点。例如： 　　1.“以往关于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大约70％～80％的土地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要把地主和富农分开来，地主中又要区分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中国土地占有情况是以小地主为主。“小地主不过是些‘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而已。他们和多数农民并无多少差别……他们中许多人和极少数军阀官僚大地主，未必有着一致的阶级利益。” 　　2.“近现代以来并不存在土地日趋严重趋势”。“中国近现代农村依旧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而土地买卖，诸子均分等“周期性地分解着大地主，并持续不断地在小农中间制造着小地主”。总的趋势是农村土地更加分散而非更加集中。[2] 　　中国社会要转型，大土地占有，应该解决。但焦点不在这里。中外社会转型，关键都是人的解放。多年来我反复讲，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在哪里？在严复的两句话：“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中国盛衰的命脉在于“自由不自由”。[3] 　　有人问，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没有民主政治也能发展那么快？我说很简单，一是稳定下来，不折腾了，二是恢复了部分自由。百姓种田可以不听县委书记指挥，农民可以自己当家作主，有了这样的经济自由就有饭吃了。在城市里恢复经济自由，可以创办企业，中国经济就发展起来了。中国现在经济自由还没有完全恢复，还有国进民退的问题。这些问题要很清醒来看。 　　把革命口号与民粹情绪结合起来，和民族情绪结合起来，有很大迷惑性。特别是年轻人，听到控诉帝国主义，控诉地主、资本家，很容易热血沸腾，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一个国家要成熟起来，现代化要真正实现，公民就要理性化，避免思维方法极端。真正用自己的头脑去想问题，敢于怀疑和辩论，根据自己的认识判断，不要走极端。在座各位的教师责任很大，要教会孩子们和社会公民都要持这样的态度。不要极端，要中庸，中庸不是平庸，而是实事求是，符合实际地思考问题。 　　金观涛的《观念史研究》是一部好书。学术研究，有新的观念，新的方法，新的史料，都会出新成果。《观念史研究》就是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新成果。 　　提问四：对三权分立你的评价很高，想请你谈一谈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否变为真正的三权分立制度？ 　　袁伟时答：我想中国转型的最好方式，就在现有的架构上改革，慢慢一个现代政治制度就出来了。人民代表大会过去讲它是共产党的橡皮图章，一点不冤枉。但是现在正在变。以广东来说，现在的人大代表会议批评政府毫不客气，政协会议也一样。同时，现在政府官员开始学会听取公民意见，接受监督，这样一种基本素养很多人开始具备了。 　　所以，在原有的不满意的事物里面，要看到它转化的可能，里面合理的因素会慢慢发展起来。共产党一再讲人民要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根本不用变，落实就行了。不断实践，慢慢落实。现在比较安定，大部分人从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实惠，要打破这个局面，没有必要。乱起来饭都没得吃，怎么办？所以，就是要在原有的制度上改革，人民代表大会会变为真正的民主制度，会名符其实。但是时间可能长一点。 　　另外，司法腐败大家意见很大。但是现在的民间监督力量成长起来了，一出现司法不公等各种问题，马上全国议论纷纷，所以它也要改革。大家应该关注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究竟怎样。假如改得比较理想，司法会前进一大步。就是通过一项一项的改革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中国最理想的道路，也是最可能实现的道路。不要把当前的局势看得一片漆黑，要比较冷静看到它的黑暗面与光明面，那样就会比较乐观。 　　提问五：您强调私有制是公民自由的基础。那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及改革前中国经济的探索？ 　　袁伟时答：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在十九世纪是件大事，是对资本主义黑暗面的抗议，是正义的呼声，在当时有伟大的意义。所以应该肯定它诞生时的价值。但另一方面，由于条件限制，有些观点走向极端。条件变了，不要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要学习邓小平，时代变了，有些东西不适用了，就不必纠缠。世界上从来没有全知全能的圣人，没有谁的话可以一成不变，管几千几万年的。 　　提问六：刚才你讲到私有制的问题。我对你所讲的历史上的私有制的观点是接受的，但我有个不太恰当的顾虑，最近三十年尤其二十年现实造成很多国有资产被私人占有，现在鼓吹私有制，作为历史真理会不会给现实造成一种让那些私有化合法化？让百姓受苦？ 　　袁伟时答：第一，对网上传的资料要冷静分析。说百分之几的人而且大部分是高干子弟占了90％存款，占了多少社会财富，造成社会严重不公，这个材料就应该分析，恐怕站不住。民粹主义是很麻烦的，还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用中国传统文化说事，说中国怎么了不起，为什么一定要学西方，我们另搞一套不是很好？他不知道现代文明全世界基本是一样的。经过千百年来人类积累下来的好东西我们都要，其中也包括中国人的智慧，西方的公务员制度就吸收了中国科举制的智慧。 　　民粹主义拼命讲多数人怎样。你为多数人说话，请拿出经得起考验的数据来。当然有些太子党和大大小小官二代利用特权发了财。但是，一方面有官二代太子党发了财，另一方面，有没有平民百姓发财？黄光裕是什么人？赖昌星本来是个流氓烂仔，他也发起来了。 　　对私有财产要有这样的概念：一，不要夸大它的负面现象。二，现在的私有企业是不是百分百真正私有？它经营过程中，增值税17％给了国家，利润的25％也交给国家，如此等等，私企对社会和国家都有很大贡献。所有这些企业，即使是官二代的，只要继续经营，对社会就有贡献，是行善不是作恶。资金取得当中有不合法的可以揭露，要是没有超过追溯年代可以依法处理；要是已经过了就继续经营，但从现在要守法，一违法就要追究。 　　另外，所有这些财产，是交给政府管还是企业家管比较好？企业家管肯定增值更快，发展更快，对社会更有利。官僚管一定是腐败的，会有很多问题，对国家不利。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民营化道路。 　　还有一个观点：不要怕人家发财。无论谁发了财，能怎样使用？只要它留在中国，仍是社会所有的资金。所以政治家要创造一个环境，让所有的资金留在中国，让国外资金也要流入中国，中国就发展起来了。不要怕。政治家要高瞻远瞩，要有这个魄力。有些人从民粹出发，主张征收遗产税越高越好。在我看来，中国不应收遗产税。为什么？香港不收遗产税，听说已经有十几个国家不收遗产税，中国大陆要是收，资金就会跑掉。香港原来收遗产税，结果一些人很狡猾，在一个小岛上注册一个基金，财产都去了那边；后来香港聪明了，废除这个税种，资金就留下来了。 　　过去理论上有个错误，老是强调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对立。当然他们有对立的一面，但有没有共同的一面？事物有多方面，怎么光看到对立的一面、就不看到共同利益的一面？假如没有老板的话你有饭吃吗？很简单。现在科技发展，出现了人力资本的新概念，我掌握了很多知识，水平高，有创新产品。我光凭技术就能拿成数不等的股份。行即使不这样，本身技能比较高，又是稀缺人才，也能拿到高薪。所以我们要着眼发展教育，让孩子们掌握越来越多的知识，更重要的，让他们学会创造，学会批判和怀疑，在中国涌现一大批创新人才，那些才是中国的发展之福。 　　最后，即使有些老板很苛刻，超出他们一家和后代生活需要的资金实际是社会资金。有些有远见的老板就成立各种基金会，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一些官员有点蠢，老给基金会设置很多障碍。广东开始带头让民间基金注册，要是我们的政治家、官员都这样，眼光长远一点，把有钱人留在中国，成立大大小小基金会，对社会的发展非常有利。所以不要散布私有财产恐惧症，不要盲目散布导致社会对立的意见，那些很可能是陷阱。 　　[1] 西南政法学院函授部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法制建设资料选编》第一册第70页，1982年2月重庆版。 　　[2]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第105—16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南昌版。 　　[3]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第17、2页，中华书局1986年北京版。 　　刊登于《中学历史教学》2012年第1-2期，本文是全文   　　相关文章： 　　日本教科书篡改历史，中国教科书呢？——袁伟时教授演讲（上） 　　袁伟时答高伐林问：辛亥革命如何定性，为何失败？ 　　袁伟时答高伐林问：为何一代代政治家走入歧途？　 　　老一辈医学家的医德是否已成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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