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5月27日訊】在民國知識分子中，有兩位大師一定要提及，一位是傅斯年，一位是錢穆。前者是20世紀中國史學界、國學界當之無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師級人物，有人甚至將其與另一位國學大師陳寅恪相提並論。此外，他富有激情、剛烈、嫉惡如仇的性格，更是在知識分子中少見，人送“傅大炮”的稱號。後者亦在史學領域頗有造詣，與陳寅恪、呂思勉、陳垣並稱“現代四大歷史學家”。他還在香港創辦了新亞書院，傳播中華文化。

有意思的是，傅斯年、錢穆是中共前黨魁毛澤東公開點名批評的幾個著名文人之一。為何這三位文人讓毛如此憤恨？那是因為與諸多上中共當受中共騙，留在大陸，飽受中共摧殘的民國知識分子不同，胡適、傅斯年、錢穆不僅學問做的好，而且頗具慧眼。雖然他們理念不同，但他們都看透了毛澤東和中共，所以在中共奪取江山之際，選擇了離開大陸。本篇只說傅斯年、錢穆二人。

學術成就

祖籍江蘇的錢穆，7歲入私塾讀書，10歲進入新式小學，13歲時入常州府中學堂，在這裡，他遇見了後來的大歷史學家呂思勉。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中學停辦錢穆遂在家自學，後到一小學任教。據余英時《一生為故國招魂——敬悼錢賓四師》講述，1910年梁啓超發表的力證中國不會亡的《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一文後，錢穆深受感染，但他與大多數年青人不同的是，他沒有因此走上政治救國的道路，而是轉入了歷史的研究，即希望通過研究歷史，尋找中國不會滅亡的根據，這也是驅動他80年歷史研究的動力所在。

沒有進過大學讀書的錢穆，依靠着勤奮自學，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1927年，33歲的錢穆在蘇州省立中學任教，在這裡，他完成了《國學概論》，並開始撰寫《先秦諸子系年》一書。歷史學家顧頡剛家在蘇州，返家小住的時候見到了錢穆，在讀過他的《先秦諸子系年》書稿後說：“君似不宜長在中學中教國文，宜去大學中教歷史。”於是推薦錢穆去中山大學任教。但因故錢穆沒有去中山大學赴任。

36歲那年，錢穆應顧頡剛的約稿，撰寫了《劉向歆父子年譜》，反駁康有為等的疑古之說。文章一發表，立即震動了學術界，使人們從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籠罩中徹底解放出來。顧頡剛由此推薦錢穆到燕京大學任教，教授國文。此後，錢穆又在北大歷史系講授中國上古史和秦漢史，後來還開了一門“中國政治制度史”、一門“中國通史”。據說錢穆的中國通史課堂堂爆滿，頗受學生好評，在北大上了四年，又在西南聯大上了兩年。

除此之外，錢穆還在清華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兼課。

1935年，《先秦諸子系年》出版，另一位民國大師陳寅恪在看過其稿後，私下對人評價道：“自王靜安後未見此等著作矣。”（按：王靜安即王國維。）錢穆的學識和聲望由此可見。

北大、清華等高校遷往雲南組成西南聯大後，錢穆撰寫了史學巨著《國史大綱》，這是錢穆畢生最負盛名的著作，直到今天仍然為人們所追讀。

抗戰勝利後，錢穆並沒有收到北大續聘的聘書，這可能和北大代校長傅斯年與錢穆理念不合有關。錢穆最終選擇了去無錫江南大學任教，作《湖上閒思錄》、《莊子纂箋》。

毛的一份文告讓錢穆選擇離開

1949年春，錢穆到廣州華僑大學任教。當時，很多知識分子在中共的蠱惑下，選擇了留在大陸，但錢穆卻決然前往香港。原因何在？大陸《財經》雜誌一篇文章提到他的回憶錄《師友雜憶》中曾記述了一則往事：

1949年中共軍隊越過天塹長江，開始向江南挺進，知識分子面臨去與留的兩難抉擇。以研治古典文學著名的錢基博先生的孿生兄長錢基成，勸錢穆留下來。錢穆問，君治古文辭，看軍隊渡江的那篇布告，有無大度包容之氣象？基成先生不語。

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澤東之手。錢穆從文告中讀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萬有之氣，頗疑作為史學家的自己不能見容，所以轉赴香港去了，而錢基博則選擇了相信中共。兩人其後的命運自然是大相徑庭。錢穆在香港創立書院，桃李滿天下，錢基博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卻在1959年的學界“拔白旗”運動中被大量焚毀，最終鬱郁而亡。錢穆的洞察力令人嘆服。

創辦新亞學院 拒絕中共統戰

錢穆到香港後，創辦了新亞書院。在錢穆創辦新亞書院之初，即公開在校刊撰文，直指“本書院創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當時因有感於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刻意摧殘本國文化，故本書院特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義與極權鬥爭之下，中國青年在思想上應有正確的認識，以免誤入歧途，既誤其本身前途，亦遺害於國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事實上，新亞書院最初的老師和學生，很多是逃避中共而南下香港的年輕知識分子；當時及此後在新亞任教人文學科的學者如唐君毅、牟宗三及徐復觀等，公開反共的文字都不少。

經過艱苦努力，新亞書院越辦越大，錢穆又創辦了新亞研究所。新亞書院及研究所培養了眾多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是當代歷史學家余英時，其先後任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而錢穆也在1955年被授予香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共對錢穆展開統戰工作，派其老師呂思勉和其侄子錢偉長給他寫信，勸他回到大陸。錢穆在回信中說，他看見馮友蘭、朱光潛這兩位朋友，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當中被迫寫自我醜化的檢討，那樣做如同行屍走肉，喪失了人的尊嚴，這是他萬萬做不到的。他願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傳播中國文化，希望在南國傳播中國文化之一脈。

同時，錢穆繼續著書立說，嚴厲批判中共政權種種倒行逆施之行徑。他在《中國思想史》中寫道：“此刻在中國蔓延猖獗的共產主義，最多將是一個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屍。……大陸政權正如一塊大石頭，在很高的山上滾下，越接近崩潰的時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紅旗多恐怖，紅衛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還有更恐怖的事。”可見，他熱愛的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而對毀滅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權絲毫不抱幻想。

晚年堅拒中共國號

1965年，錢穆卸任新亞書院校長，去馬來西亞講學。兩年後，73歲的錢穆定居台北，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後任中國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教授、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六、七十年代，他在給台灣各軍官學校做巡迴演講時，毫不客氣的抨擊中共對文化的摧殘。

1986年，錢穆在文章《新春看時局》中，依然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因為這國號代表“從此以下，中國不由中國人自己領導，需改由非中國人如馬恩列史來領導”；他更直言，此國號與共產主義不除，兩岸不能談統一。

1990年，錢穆去世，享年96歲。

結語

可以肯定的是，若錢穆留在大陸，不僅連性命不保，而且也不可能創辦新亞書院，更遑論長壽如此。至於性格剛烈的傅斯年同樣未必見容於中共。顯然，他們的慧眼讓他們逃脫了中共的戕害，從這一點上說，那些錯信了中共、留在大陸的那些大師們的結局就沒有那麼好了，陳寅恪、劉文典、熊十力等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