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国家近现代历史发展轨迹的思考，也是源于这样一个统计事实。如果以自由公正、富裕祥和、人民安居乐业这些指标来综合考核分类的话，一流国家的方阵里面，基本都是主流居民为基督教新教的国家（比如，瑞士、德国、北欧、英、北美、澳洲）。二流国家的队伍里面，才能见到主流为天主教的国家身影。其他文明形式的国家，其中也包括同属于基督教文化的东正教国家，也是尾随其后，排列在第N流或者N+1流的方阵里面。

深究这种现象，肯定要牵涉到比较复杂的教会史和教义的演化。其实天主教（Catholic）和东正教（Orthodox），词义完全重合的，都是大公的、正统的、普世的意思。从最初的耶路撒冷、安提阿、罗马、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的五大教会，发展成为以东、西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和罗马为核心的东、西教会。由于双方教义的分歧，还有就是本来针对伊斯兰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却劫洗了君士坦丁堡，导致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和罗马教廷的天主教决裂而分道扬镳。

而新教（Protestantism，Reformed）也称为抗议宗，是五百年前德国的马丁•路德发起的抗议腐败的罗马教廷的宗教改革运动。后来，经过瑞士的加尔文和慈运理，荷兰的门诺•西门等等教改家的发展。简化了崇拜形式，归正了教义和信仰。有将加尔文宗非常达意地翻译成“归正教会”，就是回归正道，回归被罗马天主教教廷偏离的信仰正道。其实真正的好传统、好习惯、好文化，是不需要改革的，而是应该保持、保守的。现代汉语在翻译西洋名词时，有很多上乘神传之笔。比如将Trinity，翻译为“三位一体”，比英文的Trinity还要传神。另有一个词汇“形而上学”，将源于亚里士多德的Metaphysics，按照《易经》里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表述为“形而上学”，也是绝妙地神传之译。

虽然从统计角度来看，主流国民为新教的国家和群体，整体上强于天主教和东正教。如果从个体的信仰而言，并不能排除天主教和东正教里面，有真正信仰者，或者用教会的话来说，得救的主内肢体。也不排除新教里面充斥假信徒，充斥法利赛人。但从统计角度断言，主流为新教的群体，普遍比其他两个教派的群体，能更好地摆正人-神关系，从而得到更多的祝福和保佑。

另一个支持这一推断的例子，就是两个亚洲基督教国家的比较。一个是主流为新教的南韩，另一个是天主教的菲律宾。自从五百年前，麦哲伦发现之后，菲律宾就被西班牙殖民，天主教引入这个岛国。基督教在韩国的引入，只有一百多年历史，尤其在韩战以后，才得到大力发展。按照邓小平的“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了”的推断，这两个国家同是美国盟友。南韩是在韩战结束后，受美国保护；而菲律宾是在这之前半个世纪，美西战争结束之后，被美国托管的，西班牙失去了最后的殖民地菲律宾。那么现在再来看看，当三星、现代等南韩企业，咄咄逼人地攻城夺池，不断蚕食美日市场份额的同时；而可怜的菲律宾父母们，正在望眼欲穿地等待着，背井离乡、含辛茹苦在海外做仆佣的女儿们，一份通报平安的家书。

但有一个特殊的例子，就是日本也应该算在一流国家的方阵里面。而日本主流，几乎和基督教绝缘。这个特例，还没有合理的解释，看来要找到或者引入其他参变量，才能自圆其说。虽然目前没有答案，但从这个问题，也突然想到，金观涛、刘青峰伉俪在啃骨头，采用超稳定结构研究中国政治文化，尤其是思想史的变化、文化融合模式的探讨，所引入的变量方式。中华文化有两次受到外界文明的冲击和融合过程：第一次是在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引入，还有五胡乱华的冲击。第二次是从第一次中英战争后，慈禧太后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西学东渐，这个过程一直到现在，仍然是现在进行时。他俩引入“价值逆反”这个文明融合过程的参变量，从而建立这两次文明融合的同构体。这种参变量的引入，就像在做几何证明题时，采用“辅助线”来求证一样的异曲同工。

变量选择和视角的不同，并以此归类和分析判断问题，肯定得到不同的结果。比如，如果采用“能否使用google搜索工具”这种变量来判断的话，就可以归纳出这样两类国家：一类是北韩和天朝，另一类是除此之外的世界上所有国家。那么，北韩和天朝能有什么共同点呢？一个是这个星球上饿殍遍地的最穷国家，除了一个胖子能享受六十公里时速的绿皮车以外，其他火车都会不限时地晚点……。另一个是全球第二经济体的厉害国，5G马上铺天盖地，人人都有机会乘高铁、刷微信、骑共享单车、用支付宝在“双十一”狂购……。即便这样，就从上面的那种变量归类，也还是能找到不少共同点的。比如彼此都是在饿着肚子的时候，射了“两弹一星”。而其他国家的“两弹一星”，都是在膘肥体壮，悠哉悠哉状态下，临门一射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相同之处，是凡中国人都能不胜枚举的。这也是一些海外华人，将“朝、中”两国，形象地称为“朝鲜和西朝鲜”的原因吧。

前面也提及过的，欧洲有三大民族，日耳曼，拉丁和斯拉夫。另外还有芬兰、匈牙利和希腊为除此之外的小民族。

两千三百多年前，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自登基之后，一直在追击希腊死对头的波斯帝国军队，征服广袤的欧亚非领地。十三年的戎马生涯，英年早逝的他，再也没有回到希腊。死后，由他的四个将军瓜分并统治其征服领地。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也征服了广袤的欧亚大陆，死后也是也由四个子孙瓜分成四个汗国，忽必烈的元蒙帝国就是其中之一。不像野蛮的蒙古可汗，只是杀光、烧光、抢光。师从亚里士多德的亚历山大大帝，在同波斯人作战过程中，将优秀的希腊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带入征服地。比如希腊语、希腊的图书馆、希腊的公共浴室等等。当时，在亚历山大征服的地的民族和居民，视希腊军团为赶跑波斯人的解放者。比如埃及的最大城市，亚历山大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著名的古亚历山大图书馆，就是埃及托勒密王朝建立的希腊式图书馆，只是后来被毁。之后的古罗马帝国，继承了希腊的文化遗产，早期的罗马帝国通行希腊文，政府文件采用希腊文，政府官员必须通晓希腊文。而最初的拉丁语，只是罗马城市周边的地方方言，但后来渐渐地取代希腊文，成为罗马帝国的主流语言，一直延续到中世纪之后。拉丁民族，基本就是以拉丁语系来定义的居民，就是现在意、西、葡、法国家，也是古罗马帝国在西欧的领地。只是英格兰岛屿，不属于拉丁地区。凯撒在征服高卢（法国）之后，顺带跨过英吉利海峡，将英格兰并入版图。为了防止苏格兰高原人南下入侵，在哈德良皇帝时代，修建了隔离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哈德良长城。而斯拉夫民族，就居住在从亚得里亚海到黑海的帝国东部民族。他们是属于奴隶阶层的民族，斯拉夫(Slavs)，就是奴隶（Slave）之意。

而日耳曼人是居住在古罗马之北的中欧和北欧，还有英伦三岛，他们被罗马帝国称为野蛮人（Barbarian，Barbara）。罗马帝国，就像天朝帝国一样，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其他都是不开化的蛮夷之地。比如华夏为中心之国（中国），其他的西戎、北狄、东夷、南蛮，全是非教化之地。

多年前的一次长途出差，在德国法兰克福转机，由于航班衔接安排不当，转机等待时间很长。觉得空等在机场无聊，便乘地铁去市中心，来到“罗马山”（Römerberg）广场，品尝德式啤酒，欣赏周围建筑。在我旁边的桌子，坐着一对男女朋友，男子是美国飞行员，女子是德国人。打招呼后，就闲聊起来。我也好奇地问到，罗马帝国的边界，远在南方的瑞士边境，为何这里也用罗马山来命名？这里本是野蛮人（Barbarian）的地盘。那个德国姑娘告知，也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解释，其实Barbarian并非野蛮不开化的意思，而是德语的发音有很多Ba, Bar, Bala的音节，那么就被称为“说话发音Bar Bar的人”，就是Barbarian, Barbara。

不论如何，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时代，基本都是中欧的农耕民族，以及北欧维京海盗。当Barbarian的日耳曼人，灭西罗马帝国之时，帝国政府完全瘫痪，群龙无首。当时的教皇和教廷，出面和野蛮人沟通，以尽保护罗马平民之责。并且，也向占领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传播基督教义。皈依基督教的日耳曼人，改掉茹毛饮血原始习气和海盗作风，也渐渐地文质彬彬起来。同时，罗马教廷，不但掌有教徒的灵魂权力，也因此获得世俗的行政权力。有了世俗和灵魂的绝对掌控权，绝对权力也就导致绝对的腐败。后来拉丁的罗马教廷，越来越腐败。

抗议拉丁天主教廷的宗教改革，就是从日耳曼地区开始的，德国的马丁•路德，瑞士的加尔文、慈运理等等。虽然加尔文出生并且在法国受教育，并且长期在法语区的日内瓦，但他接受路德的新教是在瑞士德语区的巴塞尔。现在的日耳曼人聚集地，基本上是主流为基督教新教的国家和地区。另外，教改运动，也打破拉丁天主教会对《圣经》解释的垄断，掀起了 《圣经》翻译运动。因为，在教改之前，只有拉丁文《圣经》锁在教堂或者修道院里，普通民众是不允许阅读的，只能由神职人员解释。路德翻译了第一本德文《圣经》，也开创了德语文字纪元。而之前的德语，只是口述语言，不是书写语言。政府行文或者文字记录，都是采用拉丁文。其他的法语、荷兰语、英语等等的《圣经》，也相继译出。正值约翰内斯•古腾堡的欧洲活字印刷发明不久，不同语言的《圣经》和教改文献的出版，如雨后春笋。当时的印刷业，就像现在的互联网一样，成为欣欣向荣的朝阳产业。

前面也简述了，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兴起，不但为其后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提供了发展的加速度，也开启了一条长治久安的现代宪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