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朱家驊：地質學家，政治家

     朱家驊，字騮先，1893年出生於浙江吳興，16歲時在上海結識同鄉大佬張靜江，陳其美等人，隨之跟隨他們在上海開展革命活動。

1908年，朱家驊考取同濟德文醫學校 (同濟大學前身)。1914年畢業後，在張靜江的資助下，赴德國柏林工業大學，攻讀冶金採礦專業。

1917年，朱家驊學成回國，出任北京大學德語教授，為北大當時最年輕的一位教授。朱氏講課認真，德語嫻熟，深受學生歡迎。

1918年，朱家驊獲教育部以教授資格，同劉復，周作人等其他幾位教授公派出國留學深造，先赴瑞士伯爾尼大學，後入德國柏林大學學習地質。

1924年，朱家驊獲柏林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回國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期間，朱家驊多次領導北京師生舉行遊行集會活動，反對北洋政府。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朱家驊被段祺瑞政府上了黑名單，不得不進入東交民巷六國飯店避難，後離開北京回到浙江老家。

1926年，應張靜江和戴季陶的邀請，朱家驊前往廣東，先出任廣東大學地質系教授兼主任，後升任中山大學副校長，主持學校日常管理工作。（廣東大學由孫中山創辦於1924年，1926年改名為中山大學，戴季陶兼任校長）。

任上，朱家驊積極籌措經費，延聘名師，擴建校舍。在傅斯年的協助下，先後聘請羅常培，顧頡剛，楊振聲，汪敬熙，何思源等國內著名學者，更是邀請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俄國人類學家史祿國(Sergei Shirokogorov) 等國際學界名流來校任教。同時創立地理系，邀請德國教授 Wilhelm Credner和 W Panzer先後任系主任，開創中國大學地理系之先河。頓時使名不見經傳的中山大學聲名鵲起，威望日隆，從而奠定了中山大學在中國南方的學術地位。

1930年，朱家驊升任中山大學校長併兼任中國地質學會理事長。

1930年12月13日，朱家驊轉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同時兼任中英庚款董事會董事長。任職期間，朱氏一面改革學校行政體制，取消總務長，改設教務長，聘請國內外著名學者來校任教，一面積極籌措經費，主持中大大禮堂的恢復修建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因學潮而主動辭去中央大學校長職務。

1931年12月22日，朱家驊接替蔣介石任教育部部長。任上制定各項教育法規，對全國教育制度建設，頗多建樹。

1932年至1948年間，朱家驊先後任交通部部長，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浙江省政府主席，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中央組織部部長，教育部部長等要職。其任職交通部長期間，利用英國退回的庚子賠款，主持修建了粵漢鐵路廣東至湖南540多公里路段，並提前一年半完成全線貫通，對於中國的交通建設以及以後的抗戰軍事上都有重大的貢獻。執掌浙江行政期間，整理政務警務，清丈全省土地，廢除苛捐雜稅，查懲貪污腐敗，建設公路鐵路，改良絲茶漁業，發展地方經濟，開浙江政壇新風。

朱家驊兼任中英庚款董事會董事長時，除派遣學生赴英國留學外，最為稱道的是在抗戰期間下令文物專家暨南大學教授鄭振鐸利用庚款120多萬元，搶救收集大批散失的珍貴古籍文獻。

1940年9月，蔡元培病逝後，經中央研究院第一屆評議會選舉，朱家驊以24票被蔣介石任命為中央研究院代院長。任內，將原動植物研究所分設為動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新組建醫學研究所和數學研究所。1949年遷台後又新設民族學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為中央研究院的重建工作和中國的文化教育科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抗戰期間，朱家驊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中央研究院代院長。他雖官居高位，但仍不忘學界士子，在梁思成兄弟在四川李莊貧病交加，生活陷入困境時，接到傅斯年的求救信後，馬上伸出援手，通過翁文灝，陳布雷兩人向蔣介石請款兩萬元。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當陳寅恪一家落難香港之際，又是千方百計，動員一切力量，終於將陳氏一家從絕境中營救出來，安全抵達桂林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抗戰期間出任同濟大學校長的周鈞時後來因反對蔣介石而遭軍統特務逮捕，朱家驊也想方設法加以營救。

1945年11月，朱家驊以教育部長身份代表中國政府出席在巴黎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次會議，並主持籌備該組織中國委員會。

1947年4月，朱家驊兼任國防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948年冬，朱家驊主持將中央研究院和故宮以及中央博物館籌備處等大量文物南遷至台灣。

1949年將介石辭職下野後，朱家驊短期參加閻錫山內閣任行政院副院長，並於1950年2月19日-3月1日代行總統職權。從而遭蔣氏懷恨在心，加之與台灣的第二號人物行政院長陳誠關係不和，終於在1957年10月22日被迫辭去中央研究院代院長一職，改任總統府國策顧問。

1963年1月3日，朱家驊在台北憂鬱而終，享年70歲。

朱家驊去世後，蔣介石親書”愴懷勛碩”挽章，並親臨追掉會。朱氏遺體安葬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學人山墓園，同胡適，董作賓和董同龢（注1）相伴。

朱家驊身居高位幾十年，非常清廉自律，以至於後來在台灣因病住院，連做手術的錢也沒有，後來還是靠多位好友舊屬捐贈才得以進行。他一生為中央研究院，為中國的教育科學學術事業嘔心瀝血，殫精竭慮。胡適曾多次講過“沒有騮先先生，就沒有中央研究院”，此話當是對朱家驊為政為學一生的最高總結。

朱家驊先後有兩任妻子，前妻程亦容女士，倆人於1942年離婚。1946年2月與王文淵女士結婚。

注1：董同龢，1911年出生於昆明，1932年考入清華大學中文系，師從著名語言學家王力學習音韻學，1937年考取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生，師從趙元任，李方桂。畢業後任職於史語所語言組，為從事方言調查，曾跑編大半個中國，對收集整理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語言作出了很大貢獻。

1944年，董同龢在四川李莊石印出版第一本語言學專著《上古音韻表稿》，獲中央研究院楊銓獎，從而奠定其學術地位。

1949年，董同龢隨同史語所前往台灣，併兼任台灣大學教授。1954年赴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1959年赴美國華盛頓大學任客座教授。後期代表作有《中國語音史》，1963年因病去世於台灣，年僅52歲。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