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希臘化時代的研究和命名起自19世紀的德國，從研究亞歷山大帝國總體的希臘文化傳播開始，逐漸走向各分立王國的殖民文化特色。希臘化的概念側重東方非希臘—馬其頓裔族群如埃及人、東地中海地區，乃至內亞人和遠東地區中亞以及印度對希臘文化的接受。

 希臘化時代起自亞歷山大東征波斯帝國以後的分裂，因為亞歷山大自馬其頓王國時代起就採用波斯帝國的君主制方式進行統治和擴張，希臘化時代的各王國君主大體繼承他的傳統。希臘化時期主要有三大王朝：托勒密，塞琉古和安提柯王朝，另外還有二個是從塞琉古王朝分裂出去的位於小亞細亞的阿塔羅斯王朝和位於臨近遠東地區的希臘-巴克特里亞王朝。

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又曾經侵占不少印度小邦，後這些希臘化的印度小邦也脫離巴克特里獨立，形成所謂希臘-印度王國。

希臘化時期，希臘文化的影響可以說無所不在，健陀羅藝術是其影響的一個重要例證，健陀羅最初屬於塞琉古帝國，隨着巴克特里亞的獨立而成為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一部分，大月氏在其上建立貴霜帝國（Kushan Empire，55年—425年）之後，健陀羅又變成貴霜帝國的一部分，貴霜帝國早期貴族都是希臘人，直至127年還以希臘語為官方語言；犍陀羅藝術（Gandhara Art）堪稱是希臘-印度佛教文化的結晶。

 安息帝國是在塞琉古王朝的帕提亞地區的波斯裔總督反叛獨立後，又由當地斯基泰帕尼部落的人起兵所建立的一個王國，早期受希臘文化影響也很大，後期才逐步恢復其斯基泰本族的文化傳統，但在安息王朝衰落被波斯後裔的薩珊王朝推翻後，以伊朗民族主義者自居的波斯薩珊王朝直至3世紀時仍然使用希臘文、安息文和中古波斯文三體銘文，希臘式錢幣則直至4世紀初才完全退出流通領域。

希臘化時期最著名的歷史學家是波利比阿(Polybius，約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18年)，被稱為古代史學中的亞里士多德，著有40卷本《歷史》。

1965年，法國考古學調查隊在阿伊·哈努姆（Ai khanum）發掘出一個希臘城市的遺址。阿伊·哈努姆遺址是迄今為止在中亞地區原巴克特里亞希臘人王國統治區域發現的唯一完整的希臘式城市。

有關該遺址的詳情參見楊巨平《阿伊·哈努姆遺址與“希臘化”時期東西方諸文明的互動》（《西域研究》2007年 第1期  楊巨平）

二．

  羅馬帝國的歷史其實相當完整，早期的歷史記載有：

凱撒（前100年—前44年）《高盧戰記》，《內戰記》；

李維（前64年或前59年—17年）《建城以來羅馬史》；

蘇維托尼烏斯（約69—？）《古羅馬十二帝王傳》；

塔西佗（55年？—117年）《歷史》，《編年史》；

阿庇安（約95年─165年）《羅馬史》；

馬可·奧勒留（121年—180年）《沉思錄》；

阿米阿努斯·馬爾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325年？－391年）《羅馬史》；

馬基雅維里（ 1469年—1527年）《佛羅倫薩史》。

從西羅馬的滅亡到文藝復興運動之間，西歐社會似乎確實較少一流的世俗性歷史著作，千年黑暗從這個角度來說確實不為過，其中最為嚴重的當是從西羅馬帝國滅亡到法蘭克王國崛起這期間三百多年所謂日耳曼民族大遷徙的過程。

按照歷史資料，導致西羅馬帝國滅亡的日耳曼民族大遷徙中的移民主要由一個個1-2萬人的兵團或部落構成，在百年間遷徙的總人數也不超過75萬人；與之相對比，羅馬帝國總人口估計在3990萬人左右。

如果只是按照常理推測，你永遠無法理解，東西羅馬帝國力量合在一起是怎麼被遠走他鄉的小股日耳曼蠻族打敗的。而且這些日耳曼移民最初只是為了謀生，而不是奪取政權，他們搶劫多於殺戮。但那就是事實。

民族大遷徙過後是法蘭克王國的崛起，最後形成查理曼的神聖羅馬帝國，查理大帝與查理曼其實是一個意思，所謂曼與大不列顛的大一樣都是偉大的意思，就像基督教喜歡給聖徒加一個聖字，如聖奧古斯丁一樣。不列顛是個更大範圍的名稱，指不列顛群島，大不列顛則只指英格蘭和蘇格蘭。不列顛群島的原住民是凱爾特人，盎格魯撒克遜人是日耳曼人在羅馬帝國放棄大不列顛以後才進入的。

查理曼執政46年，其一生最主要貢獻除了南征北戰成為現代歐洲之父其實在於對羅馬文化的推廣和保存。其後從奧斯曼帝國進攻到東羅馬帝國滅亡這段時間內，大量的拜占庭的學者帶着古希臘、羅馬思想的原典和藝術作品逃亡西歐避難，為歐洲文藝復興運動提供源源不絕的古典文化資源。

  1557年，德意志地區史學家希羅尼穆斯·沃爾夫（Hieronymus Wolf, 1516—1580）在其編纂的《歷代拜占庭歷史學家手稿）中為了區分羅馬時代以前的古典希臘文獻與中世紀東羅馬帝國的希臘文獻，才引入了拜占庭帝國這個叫法。

  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1737年5月8日－1794年1月16日）的《 羅馬帝國衰亡史》從羅馬帝國的鼎盛時期一直寫到東羅馬帝國的滅亡，其將羅馬帝國衰亡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絕對影響，其實也是為了回應啟蒙運動對於高揚人文主義的時代要求。

  意大利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克羅奇（Benedetto Croce，1866年—1952年）在其專著《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中所說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可謂一語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