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末日

 

石原莞爾和板垣征四郎策劃“滿洲事變”，即使按當時日本軍法也是按律當斬的罪行。可是這兩個按律當斬的罪人又怎麼樣了呢？

 

板垣征四郎大佐在1932年8月晉升為少將，並在1934年12月接替岡村寧次出任關東軍副參謀長並在1936年3月接替西尾壽造出任參謀長，從此乘上了上升氣流，一直做到陸軍大臣。石原莞爾中佐在1932年8月晉升為大佐，10月作為後來也是甲級戰犯的松岡洋佑的隨員赴日內瓦參加國聯有關討論中國提出日本侵略行為的會議。石原和日本外交從過去到當時以及後來都根本沒有任何關係，這次的隨員任命，其實既是一次對石原莞爾的嘉獎，也作為對歐美各國的對日批判的一次示威：怎麼樣，你們批判“滿洲事變”和“滿洲國”，我就特地把製造事變的本人派到你們那兒去，看你們能把堂堂“大日本帝國”怎麼樣！果然在這次會議上日本宣布退出國聯，他要自絕於國際社會，在不歸路上走到底。

 

參加國聯會議回來以後，石原莞爾被任命為第四聯隊聯隊長。聯隊長在日軍中是非常重要的職務，要想爬上將軍，首先得有聯隊長的經歷，果然1935年10月，石原莞爾被任命為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

 

（參謀本部作戰部作戰課長石原莞爾大佐）

 

 

 

按照日軍慣例，陸大前五名畢業生就是應該在軍部核心中的核心——參本作戰部供職的。但石原莞爾是個另類，不能以常例衡量，他那也不知道是張狂還是變態的脾氣幾乎使所有稍微正常一點的人對他都敬而遠之。甚至用一句話來講就是：“石原君的周圍除了流氓和黑社會之外，就沒有正常人”。所以堂堂陸大次席畢業生，除了剛開始在教育總監部當過幾個月的校稿員之外，居然沒有進過任何陸軍中央衙門，一直是邊緣人。

 

這次的調動有點論功行賞的意思，但是實際上並不多。因為看起來好像石原莞爾立下大功，成了英雄，但是還是有不少人私下裡非常討厭石原。這點與石原的為人處事很有關係，日本人喜歡拉幫結派，當時皇道派和統制派斗的正酣，雙方都想讓“國民英雄”石原入伙，可石原哪兒都不去。皇道派的大哥大真崎甚三郎以大將之身屈尊對當時還是以小小中佐的石原莞爾說：“石原君，你可真了不起。就是一個小小的中佐，居然定期調動晚了一個星期，這是不知道把你該放在哪兒，你現在是大人物了。”

 

石原回答是：“陸軍軍官的人事調動由三長官（陸軍大臣，參謀總長，教育總監）決定，不是我石原能夠議論的東西”。

 

石原就是這麼地不給自己不喜歡的人留一點面子，這也是後來他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次石原之所以能夠進陸軍中央，是因為陸軍省軍務局長永田鐵山少將的大力舉薦。永田鐵山當時是統制派的頭，首先是想把這個國民英雄拉過來，其次也看中了石原莞爾的“行動能力”。石原也正好還想大幹一把，把他那個“最終戰爭論”付諸實現，現在給出的位置是陸軍裡面權力最大的作戰課長，豈有不從之理？但是就在石原莞爾就任的1935年8月12日那天，永田鐵山少將被皇道派軍人相澤三郎中佐在辦公室用刀砍死，據說是因為永田罷了真崎甚三郎大將的教育總監的官很憤怒。

 

永田是死了，石原照樣上任。一上任就給參謀次長杉山元上書表示：“（蘇聯）遠東空軍的兵力增強和西伯利亞鐵道的能力向上是我軍在有事之時集結由於敵軍的兵力的機會正在不斷失去，當下首要任務是在大陸集結所要的兵力”。

 

年底又主持起草了一個《現下國策的要點》的文件。它一開始就明確指出：“軍部應該強制國家以全部能力使飛機工業能夠飛速發展，迅速解決燃料問題”。這個文件可以說是日本軍部綁架政府的宣言書，在此之前的軍人只是需要飛機大炮，從來沒有把製造飛機大炮看成是自己的事，而石原的手卻直接伸到了國家產業政策。

 

蘇聯當時已經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鋼鐵產量在1929年已經恢復到了沙皇時代的最高水平，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完成的1937年預計能夠達到年產1772萬噸的水平，是沙皇時代的三倍半。而日本的鋼鐵產量在9.18事變的1931年是166萬噸，在石原進入參謀本部的1935年是年產444萬噸，只是蘇聯的四分之一。

 

按照石原的計算，蘇日軍隊實力的對比是步兵為10：3，空軍是10：2.3，因此如何對付蘇聯是石原的首要問題。石原找來了在滿洲時認識的宮崎正義搞了個有點像思想庫樣的機關叫做“日滿財政問題研究會”，也被人稱作宮崎機關，搞了個“重要產業五年計劃”。這個計劃雖然基本上是失敗了，但這是日本一直延續到戰後的政府統制經濟的第一步。

 

戰後被麥克阿瑟判了無期徒刑的甲級戰犯，日美開戰時的大藏大臣賀屋興宣當時是大藏省的審計局長，在聽了石原莞爾的計劃後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石原的回答是：“我是軍人，不懂財政。明治天皇教導我們軍人不可為輿論所惑，不可與政治干係，要盡本分。財政情形如何，你們有什麼困難與我們無關，我們就是要求國防所需要的東西。如果高橋是清大藏大臣做不到，那請做得到的人來當大藏大臣。國防政府的職責就是應該使軍人不考慮作戰以外的任何事情。”

 

這叫“不可與政治干係”？這純粹是一種要挾或恐嚇。

 

果然，第二年的1936年初就發生了陸軍皇道派下級軍官帶領1400多名士兵發動政變，包圍了首相官邸，國會議事堂，陸軍省，參謀本部和警視廳。殺死了內大臣齋藤實，大藏大臣高橋是清，陸軍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大將的“2.26事件”。

 

石原不屬於任何派系，2.26事件與他倒沒有關係。他是26日早上從鈴木貞一的電話里聽到政變消息的，立即趕到參謀本部上班，半道上還捎帶着救了個一個人。

 

（載有“2.26事件”消息的《大阪朝日新聞》號外）

 

 

 

救了誰？9.18事變時的盟友，後來的甲級戰犯橋本欣五郎預備役大佐。橋本欣五郎倒沒有參加2.26事件的策劃，他也不是什麼皇道派。但此人天生喜歡政變，為了配合9.18的三月事變和五月事變都沒有成功，本人也剛剛被解除緊閉，開除了現役。但一看見這事又興奮起來了，在那兒跟着拼命摻和。可是被路過的石原莞爾拖了回來，要不然也不用等到東京審判，沒兩天清算2.26時一準輕饒不了。撕拉撕拉地也不一定。

 

(占領政府所在地永田町一帶的叛亂部隊)

 

 

 

當時的海軍立場非常堅定，因為生死不明的總理大臣岡田海軍大將是娘家人，拉出軍艦裝上陸戰隊就要干，可陸軍則昏頭昏腦地不知道該怎麼辦，直到昭和天皇發了火，揚言要親自帶兵去鎮壓才出了兵。

 

（2.26事件時生死不明的總理大臣岡田啟介海軍大將和因為長相和其十分相像而被叛亂軍錯殺了的秘書，妹夫松尾傳藏陸軍大佐。這個松尾大佐就是以後要寫的瀨島龍三中佐的老丈人）

 

 

 

石原莞爾在立即被任命為警備參謀，整個被叛亂軍占領了的參謀本部裡面幾乎就他一個人在按時上班。其實第一天石原也沒有在準備鎮壓，因為石原覺得誰在鬧什麼也和他沒關係，他還是在搞他的“產業五年計劃”，叛亂軍發現還有人在上班，派了人來準備“撕了撕了”這個人，誰知道派來的人發現是同一個日蓮宗道場的石原莞爾大佐，收起手槍，向石原鞠了一躬：“能夠見到大佐閣下是一生的光榮，請大佐加油”，一個向後轉，走了。

 

石原在那時候的日本陸軍，就是這麼一個半人半神的妖怪了。

 

27日的戒嚴令下達後石原莞爾又出任了戒嚴參謀。石原很明確地給2.26事件下了定義：“紊亂朝憲的反亂”，指揮嚴厲鎮壓。

 

後來“2.26事件”被鎮壓了下去，隨着事件後“肅軍人事”的進行，統制派完全掌握了局面，雖然不是統制派，但是在事變中表現不錯，立場堅定的石原也迎來了人生中最輝煌的一段時間。1937年3月晉升為少將，升任第一部（作戰部）部長，離參謀次長也就只有一步之遙，而且看起來似乎這一步也不大了。

 

當時石原莞爾是名揚一時，權重一時。1937年1月廣田內閣垮台，天皇讓陸軍元老宇垣一成大將組閣，就是說“大命”降下來了。可是石原等所謂“軍內革新派”就是看這個元老不順眼，1925年宇垣在加藤高明內閣當陸軍大臣時曾經主持過一次“宇垣軍縮”，裁過一次軍，一下子裁掉了四個師團十六個聯隊。你說如果宇垣要是當了總理，石原那個倒霉的五年計劃還能指望？所以石原拼了命也不能讓宇垣一成出任總理。

 

天皇都已經下了“大命”了，石原莞爾還有能耐讓天皇收回成命？能，他只要逼得宇垣向天皇請辭就行了。日本有一條“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的規定，就是規定陸軍海軍兩大臣必須有現役軍人擔任。這條規定是這些軍國主義分子的老祖師爺山縣有朋在1900年規定下來的，後來1913年的第一次山本權兵衛內閣算是把“現役”兩個字去掉了，就是說雖然實際上出任這兩個大臣職位的全是現役軍人，但在理論上預備役軍人也是可以擔任的，所以剛剛下台的廣田內閣又把“現役”這兩個字給加上去了。

 

這兩個字就那麼重要？回答是很重要，有了一個現役的限定，只要軍部願意，隨時可以讓內閣垮台，或是組閣流產，方法就是不出人當大臣，要知道日本當時是統帥權獨立，軍人就只聽他的上官，政府管他不着。1911年第二次西園寺公望內閣就是由於陸軍大臣上原勇作大將的突然辭職而垮台的。這次石原莞爾串通了寺內壽一，杉山元和小磯國昭三位陸軍大將，向宇垣一成通告陸軍將不派人參加內閣。宇垣一成只好乖乖地去向天皇辭組閣的差事，什麼天皇陛下，看起來不如石原大佐閣下。

 

宇垣組閣失敗，由那個原來有點傾向於皇道派的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來組閣。石原莞爾本身沒有派別，皇道派統制派什麼的對他意義不大，再加上滿洲事變時如果沒有“越境將軍”林銑十郎的全力支持，石原莞爾是不是有那個勇氣賭一博也只有石原本人才知道，所以石原沒反對林銑十郎出來組閣。當然林銑十郎也不是傻瓜，他知道什麼人有實力。在選定內閣人員選定時林銑十郎大將很謙虛認真地去徵求了石原莞爾大佐的意見。石原的方案是讓他的盟友板垣征四郎當陸軍大臣，結果是由於梅津美治郎（陸大23期首席，甲級戰犯）不能容忍陸大28期的板垣爬到他上面去做陸相（梅津當時是陸軍部次長）而極力反對才沒有成功。

 

石原是所謂“行動派”，一當上作戰部長以後甚至改組了參謀本部，將原來總務部管的“動員，編制”業務也移到作戰部來了，新成立了一個“戰爭指導課”，把原來總務部所管的僅限於對具體戰案所行使的動員和編制機能擴充到對未來戰爭的動員和編制規劃，使之具備了貨真價實的“戰爭指導”機能，這樣的改組以後，作戰部集中了參謀本部90%的權限，石原部長成為了實際上的參謀次長（當時的參謀總長是皇族閒宮院載仁親王，只是掛名，實際行使權力的是參謀次長）。

 

石原又重新主持修訂了“帝國國防方針”。那個帝國國防方針最早是田中義一在1907年搞的，後來在1923年海軍裁軍時由海軍軍令部主導又修改過一次，1936年6月底的這次是第三次修改了，修改後名為《國防國策大綱》，主要內容是：

 

“日本的國策是成為東亞的指導者，為此一定要具備能夠排除蘇美英壓迫的實力。在充實能夠對抗蘇美英的軍備特別是航空兵力的同時，做好穩固日滿和北支（華北），完成進行持久戰的準備的基礎工作。

 

完成了軍備的充實和持久戰的準備後，首先開始積極工作以儘快迫使蘇聯放棄進攻遠東的圖謀。在此期間努力與美國保持親善關係，蘇聯屈服後與其建立親善關係，將英國實力驅逐出東亞，解放東亞各民族。

 

蘇聯和英國屈服後，領導東亞各國合作使其實力得到飛躍發展，準備和美國的大決戰”

 

應該說，這個石原莞爾主持修訂的《國防國策大綱》具有一定的現實性和可行性。

 

那個《國防國策大綱》提出的假想敵順序是美，蘇。首先對蘇已經放棄了進攻戰略，而代以“完成了軍備的充實和持久戰的準備後，首先開始積極工作以儘快迫使蘇聯放棄進攻遠東的圖謀”的字眼，就是說在武力的後備上與蘇聯談判，不與其交惡。起碼從現實的工業生產和軍事兵器實力來說，立即和蘇聯交惡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在石原看來，蘇聯南下的路線有三條，分別是滿洲，內蒙和新疆。但是因為地理的因素，蘇聯人肯定會放棄後兩條而選擇滿洲，所以要北極熊打消南下的念頭，首先就要經營好滿洲國。

 

對美國則是“努力與美國保持親善關係”，因為石原知道日本和滿洲都有豐富的媒，鐵資源，可是缺少最重要的戰略資源：石油和橡膠。那玩藝全在美國人和英國人手裡，所以千萬不能和美國人翻臉。只要不和英美翻臉，石原認為英美會默認“滿洲國”的存在，因為有一個日本人控制的滿洲，正好為英美消除了共產主義南下的憂慮。

 

對華戰略則是“做好穩固日滿和北支（華北），完成進行持久戰的準備的基礎工作”，反對擴大戰爭。也就是說：挑動在西北的國共內戰，同時建設滿洲國，鞏固華北，堵住俄國人南下，再向南洋滲透，得到馬來亞的橡膠和文萊的石油，同時擠走英國人，爭取把手伸到“蘭印”（荷屬東印度，現在的印度尼西亞），確保石油，這以後再和美國進行“最終戰爭”。

 

石原莞爾其實是一個從思想到行動無不充滿了矛盾的怪物，他的想法也成天在變。誰要是以為石原莞爾真的拘泥於滿洲這塊“前進基地”，真的從來沒有想過再擴大戰爭就錯了。1932年1月石原莞爾對應關東軍邀請訪問滿洲的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土方成美說：“我從來沒有說過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也沒有這樣考慮過。滿洲只不過是個手腳架，一定要從這裡出發到山西，陝西去，聽說陝西有豐富的石油”。就是說石原莞爾既不是“和平主義者”也不是“反戰人士”，他只是主張為了將來的戰爭而約束現在的戰鬥罷了。

 

看起來為了準備“和美國的最終文明戰爭”，石原莞爾似乎準備暫時在滿洲委屈下去了。

 

但是皇軍可不止只有一個參謀。石原莞爾想的是不是別的參謀們想的這就要知道了。當時圍繞着石原莞爾有個被稱為“滿洲派”的團伙，主要成員是關東軍參謀長的板垣征四郎中將，陸軍省軍務局長的磯谷廉介少將，軍務局滿洲班長的片倉衷少佐和參謀本部戰爭指導課的今田新太郎少佐這幾個軍人和幾個滿洲浪人。這個集團本身就人讓人覺得可疑：幾個軍人全是從滿洲發的家，沒有陸軍省和參謀本部出身的精英階層，更沒有中央政府各省的精英支持和參與，所以從石原的失敗從一開始就幾乎是註定了的。

 

1936年秋天，關東軍參謀田中隆吉大佐在板垣參謀長的支持下，又想在內蒙古搞第二個滿洲國了，抬了一個德王出來想建立一個什麼“蒙古國”。但是這次和田中在一起板垣的運氣沒有上次和石原在一起的時候那麼好，上次碰上一個千載難逢的對手張大少學良，這次碰上的是傅作義。11月5日，德王發通電向綏遠軍傅作義叫板，11月14日還真地向傅作義進攻了。但天下哪有那麼多張學良呢，11月24日德王被傅作義將軍給包了餃子。

 

（和德王在一起的田中隆吉大佐）

 

 

 

這中間還出了這麼檔子事，“綏遠事變”的時候，當時已經榮升參謀本部戰爭指導課課長的石原莞爾大佐11月20日飛到現場想阻止，被關東軍第二課課長武藤章調侃了一句：“石原桑，我們只不過是在重複先輩在滿洲幹過的事情，有什麼不對嗎”。對啊，沒有什麼不對的。天下難道有上車就關門的道理？只許你石原莞爾披將星當部長，別人升官發財的想念就不成？

 

始作俑者，乃石原莞爾本人。所以他的戰略構思無法推行是註定了的。

 

石原升任作戰部部長是1937年3月，接任他留下來的作戰課課長職位的不是別人，就是幾個月之前諷刺他的武藤章大佐，與此同時新任陸軍省軍務局軍事課課長是田中新一大佐

 

四個月以後的7月7日，發生了“盧溝橋事變”。

 

不少日本人喜歡探討所謂“盧溝橋事變的真相”，研究是誰開的第一槍，除了日本人的嚴謹習性之外，更多的是出於一種“悔不當初”的感情。岡村寧次有一句話最好地說明了這種研究熱的由來：“《塘沽協定》……是從滿洲事變到大東亞戰爭的長期對外戰爭中最重要的境界線，如果那時候就停止了那種積極的對外政策就好了。不，就應該停止。”很多日本人一直在吃後悔藥——如果沒有“盧溝橋事變”就好了。他們沒有想到或者不願去想：盧溝橋事件本身可能是偶然事件，但盧溝橋事變反映出來的當時中日關係和中日民族的想法則是必然的。在華北大地上已經鋪滿了乾柴，隨便的一點星星之火都可以燎原的。

 

首先，當時的日本人作為一個整體民族也好，作為單個的個人也好都極為好戰。在軍部和不良媒體的宣傳下“懲膺暴支”已經成為日本人的一種主流思維，其實在當時的日本人看來，中國除了是“暴支”之外，還是“弱支”，只是一個支離破碎，病入膏肓，等着日本去占領的弱國，都不存在“戰鬥”的問題。

 

反過來看中國，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甚至大多數地方軍閥，他們也渴望戰鬥。但這不是一種能用“好戰”來解釋的情緒，這只是一種求生的本能。中國弱，很弱，同樣的戰鬥，中國要比日本付出更大的多的代價和犧牲，但中華民族在當時沒有選擇的權利和資格，戰爭是被強加了在他們頭上的。作為整體民族也好，作為單體個人也好，要想生存下去，首先必須戰鬥，這就是1937年7月在中國大陸存在的事實。

 

所以在“7.7事件”發生以後，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少將立即決定了不擴大的方針，石原是這樣想的，如果和中國開戰，即使把戰鬥區域限制在黃河以北地區也需要：

 

1．同時動員15個師團。

 

2．使用一半以上到目前為止積蓄起來的軍需準備量。

 

3．戰火可能燒過黃河，擴大到上海。

 

4．半年以上的作戰時間，和

 

5．55億日元以上的軍費。

 

（載有“77事變”消息的《大阪朝日新聞》號外）

 

 

 

這些後果不利於他的“最終全面戰爭”，所以石原主張就地談判，不擴大事態。石原的主張得到了一些支持，參謀總長閒院宮也向“支那駐屯軍”下達了不擴大的指示，近衛內閣也在內閣會議上做出了不擴大的決定——就是說日本陸軍軍部作為一個組織一開始還是不主張擴大事態的。但是不擴大派其實就只有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少將和戰爭指導課課長河邊虎四郎大佐和陸軍省軍務課課長柴山兼四郎大佐這麼數得出來的幾個人，其餘陸軍省和參謀本部成員幾乎全是主戰派，以陸相杉山元大將為首，加上軍務軍事課長田中新一大佐和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武藤章大佐這兩個身居要職的主戰派。

 

挑起事端的“支那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將當時正病入膏肓（後來於7月15日死去），參謀長橋本群少將和作戰參謀池田純久中佐倒是主張慎重行事，不可擴大事態。但關東軍和朝鮮軍卻無比關心，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參謀長東條英機，朝鮮總督南次郎，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等紛紛上書陸軍中央，要求“決斷”。關東軍的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就乾脆跑去了天津督戰，生怕打不起來。

 

7月20日，陸軍大臣杉山元向內閣提出動員三個師團的提議被否決，但是杉山元又再次提出了動員提議，這次得到了內閣同意。局勢已經不是石原能夠控制的了。石原只好在7月27日下令在內地再動員三個師團以援救在京津一帶遭到頑強抵抗的日軍。於是7月28日“支那駐屯軍”向北平，天津發動了全面進攻，至此，石原的“滿洲國”和“最後決戰”的畫餅，已全成泡影。

 

其實本來那張被戰後老是美化的石原牌畫餅是一個極大的悖論：因為有了石原莞爾這個日本陸軍的異類，才會有這張石原牌畫餅，同時也正因為有了石原莞爾，這張餅才會成為畫餅。日本民族有個缺乏計劃性，缺乏遠見的缺點，像石原莞爾這樣作出幾十年戰略規劃的人在日本人中實屬鳳毛麟角。所以石原莞爾從陸軍大學校畢業後十五年間無法進入陸軍中央機關，一直是不受歡迎的邊緣人。而當十五年後石原莞爾作為民族英雄進入陸軍中央後，從表面上看風光無限，但實際上石原在陸軍中央十分孤立。石原最致命的短處就是沒有經驗，沒有官場經驗，不知道應該怎樣在官僚機構中上下周旋來推廣自己的想法。石原除了些形如黑社會似的大陸浪人以外沒有朋友，沒有人來指點他應該怎麼做。而且石原是中央官僚和少壯軍官們妒嫉的對象：他是以一種非主流的方式成功的。

 

在石原身上還披着“戰神”的榮光的時候，大家不敢出頭反對他的意見，因此石原可以達成自己的目標。但榮光已經隨着歲月的流逝而消失，特別是石原莞爾在被後起的石原莞爾們看作前進路上的絆腳石的時候，所有的反感和牢騷就像火山爆發一樣噴了出來。

 

所以石原在盧溝橋事變以後主張不擴大事態的論調除了引起日本陸軍中央機關的官僚和少壯派軍官反感之外沒有任何效果——什麼擴大事態？這個所謂的事態不就是你石原本人製造出來的嗎？

 

（作為獎勵和向國際社會示威，石原曾被任命為松岡洋佑的隨員出席國聯大會，注意石原穿的是長袍馬褂。這種獎勵被認為是鼓勵日本陸軍中下級軍官擴大戰爭的一個重要因素）

 

 

 

除了這些心理和個人經歷上的原因以外，石原的警告沒有引起注意的一個重要原因得從日本民族性裡面去找，日本民族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對過程的重視大於目的。經常能看到這樣的情形：做不做是態度問題，做得怎麼樣是水平問題。在處理盧溝橋事變這件事上，首先日軍參謀們沒有想到會引起幾乎亡國的後果，其次就是亡國對他們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現在在“愛國”就行了。

 

中日全面戰爭既已爆發，主張不戰，引人生氣的石原莞爾就沒有必要還留在陸軍中央了。1937年9月石原即調任關東軍去給東條英機當參謀次長。這其實是他的盟友，前任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中將動用其在軍中的影響力為已經是四面楚歌的石原莞爾所能夠找到的最好位置了：石原莞爾當時是少將軍銜，不夠當師團長，找個旅團長給他當又太委屈，與其到一個陌生地方去當參謀長，不如回關東軍，那兒到底是石原莞爾發跡的地方。

 

可是板垣征四郎忘記了當時的關東軍參謀長是小心眼的東條英機中將，從石原莞爾的個性來看，重回關東軍其實是個最差的選擇。

 

石原莞爾自認為是“滿洲國的建國之父”，他是為了準備和美國進行“最終戰爭”而建立這個“滿洲國”的，他要把這個“滿洲國”建設成為一個能夠自給自足，具備完整工業體系的後方基地。可是對東條英機來說，所謂“滿洲國”就只是三個漢字而已，在東條英機看來石原莞爾的那一套和赤化言論沒什麼兩樣，事實上在東條英機當關東軍憲兵司令官的時候就已經抓過不少石原莞爾的哥兒們。

 

這就決定了倆人的不和。

 

東條英機和石原莞爾兩個人翻臉的過程挺有意思，如果把偽滿比作一個二奶的話，石原莞爾和東條英機就是先後的老闆。東條雖然和石原見解不同，但由於兩人從沒共過事，也談不上從一開始東條英機就在打擊石原莞爾，相反在石原到任之後，東條英機立即把所有有關軍事的事項移交給了石原莞爾。但石原要的不是這個，石原要的是對“滿洲國”的政治控制權，而東條英機不肯放棄恰恰就是這個權力。所謂“滿洲國”已經成了東條英機的私人天下。當時偽滿有一個“二KI三SUKE”的說法，是指實際上在操縱偽滿的東條英機（關東軍參謀長），星野直樹（“滿洲國”總務廳長官），松岡洋佑（滿鐵總裁），鮎川義介（滿洲重工業開發株式會社社長，現在的日產（尼桑）公司和日立製作所的創始人）和岸信介（產業部次長和總務廳次長）這五個人，前兩個的名字最後一個讀音是“KI”，後三個人名字的最後讀音是“SUKE”，所以有這個說法。前三個是上了審判台的甲級戰犯，後兩個也在巢鴨監獄住了一陣。

 

（剛上任時的關東軍參謀副長石原莞爾少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