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五四思想家的科学观
2010-05-04

(吴乃华 凤凰博客)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先进思想家经过对前此改革的反思，进一步明确了科学的内涵及其在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陈独秀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文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一切的黑暗。”李大钊也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所谓“新文艺”，在他们看来，就是由孟德斯鸠、卢梭等人所阐述的自由平等的民主学说，以及由笛卡尔、培根和康德等人所揭示的理性自主的科学思想。

他们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就是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
陈独秀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五四时期的先进思想家认为，随着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人类将来的一切思想行为，“必以科学为正轨”。陈独秀说，“人类将来之进步，应随今日方始萌芽之科学，日渐发达”，“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

鲁迅系统地介绍了从古代希腊、罗马到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解剖学、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哈维的生理学、哥白尼的天文学、牛顿的力学和瓦特的机械学等等。他赞颂了科学的社会功用，指出，近一百年来，人类所取得的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的伟大成就，“多缘科学之进步”，因为“科学者，以其知识，历探自然现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

李大钊论述了科学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他说：“盖人类之智慧无涯，斯宇宙之利源未尽”，只要以科学精神求索真理，必然能够使人类日登于文明幸福之境。与此同时，他们也很重视社会科学。

陈独秀认为，“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固然因为自然科学落后，但社会科学的落后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因为科学不仅仅指各门具体学科，而且同人们对自我的认识有关，即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究竟处于何种地位。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先进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近代学术，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其科学思想。

1.抨击和批判人格化的有机自然观，强调理性自主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从荀子到王夫之，都提出过“天人相分”的命题，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运行各有其规律，主张人在认识客观事物时的自主地位。但它不符合神化皇权的政治需要，不是思想界的主流。占主导地位的，是人与自然混沌不分，人伦规范与自然变化交相影响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这种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有两个特征：
一是有机自然观，注重世界的统一性和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但这种统一性是建立在经验直观的基础上，仅仅满足于对自然现象的模糊和笼统的说明，而不愿深入探究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确切原因。例如，清代科学家阮元对西方近代天文学家探讨天体运行规律的努力就不以为然，认为“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人们只应“尽言其所当然”，而不应“强求其所以然”。这种自然观不利于近代科学的产生。

二是自然界的人格化，认为儒家的三纲五伦不但规范社会，而且可以支配自然，人与自然的运行规律是一致和互相交感的。

这种思维方式没有将人从自然状态中抽象出来，没有认识到人作为大自然对立面的独立存在，而是将人消融于天人不分的混沌状态之中：以等级身分制度为基础的人伦关系可以论证等差有序的自然秩序，自然界的四时代谢、阴阳灾异又是人类行为正确与否的折射。这就严重地歪曲了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泯灭了人独立于自然的自我意识和理性自觉。其最高境界就是完全放弃自我，人与物不分，主体消融于客体。因而人的精神完全沉溺于天人交感、天人循环论证的封闭体系之中，既无法发现自己作为人的存在价值和存在意义，也不会有任何兴趣和动力去主动地探索自然的奥秘，而是在天人不分的状态中，将探索自然的努力转化为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对自然的好奇转化为对道德的关怀。

基于以上情况，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们认识到，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缓慢，近代科学没有诞生于中国，与人格化的自然观有很大关系。

陈独秀指出，以人伦解释自然，是中国至今尚未走出蒙昧时代的重要标志。他说：“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这是“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它干扰了形式逻辑思维的发展，使中国人的自然观始终徘徊于原始辩证阶段，摆脱不了根据表象进行猜测的稚气，难以走向近代。因此，他郑重宣布：“欲根治之，阙维科学”。即绝不能以人类社会的伦理随意比附自然现象，而应根据事物自身的性质，以科学说明真理。

针对传统自然观所主张的人在自然面前的被动消极态度，他们大声疾呼人的理性自主。

鲁迅根据人类进化史指出，人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又因其对自我的认识和主动地适应与改造外界环境而区别和高于自然界。为了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并进而改造之，必须“掊物质而张灵明”，即人们在认识世界时，绝不能囿于客观事物的现象联系，而应张大“性灵之光”，透过现象发现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

陈独秀认为，近代以来，西方人“争吁智灵，以人胜天，以学理构成原则，自造其祸福，自导其知行”，推动了民主进步，促进了科学发展。中国近代所引进的西方先进设备、先进政体未能达到应有功效，关键原因在于人的素质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多数国民对科技进步不关心，视之为政府的事情。

李大钊也认为，中国的科学欲进步，必须将人从自然界中抽象出来，确立人的自主地位。他说：“文明之人，务使其环境听命于我，不使其我奴隶于环境。”认为“改造”和“创造”是现代人最重要的心理特征。他们都强调，在社会生活中，摆脱了奴隶心态，具有自主人格的人才有能力建设民主政治；在科学活动中，由理性而不是由外在权威支配的，自觉参与认识活动的人才有可能获得正确的认识，科学发展离不开人的思想解放。这种重视人的理性和主体性的科学观表现出浓厚的启蒙色彩。

2.批判以阴阳对立为基础的相对主义认识论，提倡以归纳和演绎为核心的形式逻辑的认识方法，并用近代科学改造原始辩证法。

远古时中国人就创立了阴阳学说，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皆由对立面构成，即所谓“阴阳”，它既是事物的存在形式，也是事物的变化依据。在观察具体事物时，人们以是否发现阴阳关系作为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几千年来，阴阳说成为中国人观察和认识事物的主要方法，它有助于人们以辩证眼光看问题，避免片面性，成为中国古代取得领先于世界的科技成就的认识论根源。但由于缺乏建立在受控实验基础之上的定量分析，而阴阳说的哲学命题又被无限外推，取代了实证性科学研究，因而这种方法往往不能把握事物的具体特征、确切性质和本质联系，只能根据经验做直观的猜测。

在认识论上，阴阳学说往往导向相对主义，其特征有两点：

首先，它认为只要发现了事物之间存在着矛盾对立关系，就完成了对事物的认识过程。如对日月星辰的运行，只是满足于观测到它们盈缩、迟疾、顺留伏逆的矛盾状况，满足于“自然是阴阳的集合”这一笼统解释，而不去深究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对那些讲不清所以然的复杂现象，如雷电、地震、磁石吸铁等等，更是统统用“阴阳”二者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对人类社会的运行，也认为物皆有两，人格是平等与差等的集合，政治是民主与君主的集合，社会是尊卑贵贱智愚贤不肖的集合，等等，以描述这种对立而同一的关系为满足，以为如此便可穷尽对于事物的认识，因而缺乏弄清矛盾某一方面确切性质的兴趣，缺乏改变不合理制度的理论动力。

其次，它认为阴阳双方的互动只是时间地点的位移或量变，而非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从积极意义来看，它承认事物的运动性和矛盾的相互转化，一切以客观条件为转移；而从负面来看，它否认事物的质的相对稳定性，把对立面的相互转化看作无条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一切都处于转化过程中，无所谓事物的确切性质，也没有正误好坏是非善恶的确切标准，取消了认识事物的可能性和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意义，窒息了人们探索自然的好奇心和进取精神，使各门学科都难以摆脱原始朴素的状态。

有鉴于此，五四思想家们批判了以阴阳对立为基础的相对主义认识论。陈独秀指出，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古说最为害于中国者，非儒家乃阴阳家也”，因此，“实学不兴，民智日塞，皆此一系学说之为害也”。如何纠正呢？他主张引进西方的归纳法和演绎法。他认为，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在于理论笼统、辩理不明。中国古代的形式逻辑不发达，人们重演绎而轻归纳，演绎的大前提也不是真理或公理，而是一些纯粹思辩性的天、道、理、气、圣人之言等等。尽管其中不乏对于世界本原和事物联系的合理猜测，但由于缺乏论证，不能为科学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以阴阳两极对立而同一为特征的原始辩证逻辑和相对主义认识论，更是使人们自觉放弃了认识自然的愿望和努力。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是西方科学思想的重要基础，但它在明末传入中国后，却遭到了几百年的冷落，原因就在于它既不符合人伦化的天道观，又不符合阴阳认识论。加之外在权威支配着中国人的认识过程，一切惟上惟官惟天地鬼神，就是不相信自己的理性，不相信自己的认识能力。这种状况严重地阻碍着中国人正确敌人实世界，阻碍着科学的发展和进步。

因此，陈独秀强调，欲“学术兴，真理明”，必须重视经验归纳法，以掌握事物的确切性质。他认为，要想得到正确的认识，应使“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这一认识过程，既强调了建立在受实验分析基础上的经验归纳法，又强调了人的自主理性，这就使主体与客体、认识者与认识对象之间达成了某种统一。

鲁迅进一步指出，在认识过程中，对于归纳和演绎两种方法不能偏废，而应“二术俱用，真理始昭”
李大钊则用进化论重新解释了阴阳说，指出，人们在认识事物时不但要看到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即所谓“阴阳互易”，还应看到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质的相对稳定性，即所谓“今”，今是过去和未来的集合点，只有把握了今，才能正确地认识过去，创造未来。这就创造性地转化了原始辩证法，使之具有了近代的含义。

2.超越与不足

五四时期的先进思想家们根据对近代化的反思，提出了重视理性自主和形式逻辑的近代科学观，这不但是对西方近代科学发展和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总结，而且与人的启蒙和人的解放密切相关。

五四思想家对于实验、分析、比较和归纳的重视，对于事物确切性质的强调，对于阴阳说的重新解释，表现出从古代科学形态向近代科学形态转化过程的哲学思维。它既体现了西方近代科学发展中注重个别、部分和具体研究的特点，又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科学观中的辩证特点，达到了对二者的超越。

他们在对中西科学观和中外科学实践进行对比的基础上，逐渐认识到，科学的发展不但需要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需求和民主政治等外部条件，而且需要人的近代化。阻碍中国人主动参与改革的，不但在于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的落后，而且同其思维方式的特点有着很大的关系。这一思维特点在政治上导致了对专制和不平等的认可，在科学上阻碍了认识和实践的深入。

因此，人的思想启蒙、思想解放就成为近代化改革的关键问题，科学思想的启蒙也因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即必须树立人在自然界的自主地位，既要看到人与自然的联系，又要看到人与自然的区别，高扬人的理性自觉的特点，主动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既要看到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又不能走向极端，认为人类社会的秩序和道德可以规范自然，而应在分析和实验的基础上，运用归纳和演绎方法，提出可验证的理论，并且重视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发展变化，才能得到对于自然现象的正确认识。

这种新的科学观是中国近代科学思想演变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它克服了洋务派重视具体学科，强调“器数之学”，忽视近代自然观、认识论和人的自主理性的弊端，避免了维新派因阴阳思维方式所导致的对近代思想的调和与篡改，达到了对于近代科学本质的比较正确的认识。尽管这种认识还比较肤浅幼稚，但毕竟迈出了从古代科学观向近代科学观转变的关键的一步。

然而，由于他们在当时并没有从哲学层面对传统思维方式的不足进行深入的剖析，因而在新文化运动后期，他们的科学观也同其民主观一样，在现实的挫折面前发生了某种变化。当他们的民主观中注重自主人格和自由平等人权的启蒙色彩逐渐削弱时，他们的科学观中强调理性自主的成份也渐趋减少。

一方面，他们仍然肯定科学的作用，陈独秀说：“我们的物质生活需要科学，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离开科学也很危险。”另一方面，他们对人在认识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已经很少提及了。陈独秀此时所推崇的，是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实证哲学，认为“感觉所及之物”就是科学立论的出发点，而“归纳论理之术，科学实证之法”就是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

这种方法固然否定了以圣贤之言作为演绎大前提的弊病，强调科学法则的重要性，指出“宇宙间物质的生存与活动”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进化之意义，但同时它并没有提到人的主体作用，而是忽视了人的自主理性，忽视了辩证逻辑的认识方法，带上了越来越明显的机械唯物论的特征。而抽去了理性自主和辩证法的认识论，看到的只是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难以把握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易于导致对已有科学成果的盲目崇拜，产生科学主义宿命论的新迷信。

它表明，如果不从哲学层面对传统思维方式进行深入的分析，认清其合理与局限之所在，那么，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就很难避免人格化自然观和阴阳认识论的干扰。科学主义和传统有机自然观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其实质都是否认人在认识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否认理性自主，强调服从外在权威。其结果，必然阻碍近代科学的发展。

（转自 凤凰博客） “众采一管之见，集思广益，才能有德，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