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叙述，以“事实”为根据，以真实性为铁定准则，我的行文以平铺直叙为主，毫不追求“文采”，我只是要忠实地还原出那段历史，其它别无计较。正因如此，文中所有主要当事人名，一概不予隐饰；所述内容及相关人事，在南京市公安局所存档案中均有据可查。


　　首先自报家门：方子奋，男，1941年5月24日出生，现年65岁。高级工程师职称，2001年退休在家。


　　“文革”期间，本人是南京市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张稼山”案、“李立荣”案的要犯，同时又跟“张明才”案、“曹汉华”案（曹案由江苏无锡市“公检法军 管会审理”）有重大牵连。上述四案的首犯张稼山、李立荣及其母林舜英、曹汉华等四人都是本人好友，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全部被处决。我本人则被 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以“疯狂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1979年 9月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复查后，确定本案及以上其余几案全属“冤假错”案予以彻底平反。本案平反判决的根据是“经查，所谓现行反革命活动，并无事实，应 予否定。所谓攻击言论，主要是针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不满，不能构成犯罪。因此，原以反革命罪论处，显属错判。”我的两份判决书原件现存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判决号分别是“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军管刑字第87号”和“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79申（70）军管刑字第87号”。


　　由于当时本人涉及好几个“现反”大案，有关本人的档案材料，估计有二百万字之多；1979年复查时，办案人员捧出厚厚一摞档案，叠起来竟有热水瓶那么 高。其中除本人的材料外，还包括大量“同案犯”的材料，由此可大致看出本人“案情”之复杂、“同案犯”之众多。在这些纷繁的人事中，每个“同案犯”就是一 个 “现行反革命”，在今天看来无疑就是一个故事；要我全部写出这些故事，不用说是很困难的。我只能拣其中最突出、最典型、最具代表性，且又为我最了解的几个事件进行描述，余者将另文发表。


　　这里说的是当年南京市一个“反革命世家”的遭遇。


　　本文叙述的“反革命世家”，是当年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称之为“南京三大反革命世家”中位居榜首的一个“反革命”家庭。所谓“世家”，即意味着该家庭中至少有两代人以上从事某种职业，代代相传，子继父业，一脉相承。过去人们普遍羡慕的“革命世家”，无非指父母是“老革命”、子女是“新革命”。这里的“反革命世家”，同样是指前辈为“历史反革命”、子女为“现行反革命”。


　　1966年前，在南京白下区慧园里有一栋残败的小楼房，几十年以来门牌一直是6号。里面住着一户李姓人家。原户主李剑文已于1950年逃往台湾，其妻 林舜英，在南京太平路（现太平南路）一家小纸盒厂当糊纸盒女工。长子李蔚荣，因“家庭成分”之故，无法在城内就业，18岁那年去了南京东流农场当农工。次 子李立荣，在三山街刘长兴面馆紧邻的一家早餐店里做大饼、炸油条。次女和幼女，一个在锉刀厂当工人，一个在读中学。另外还有个大女儿，婚后随夫在武汉教 书。一家人在林舜英的带领下，老老实实做人，基本不同外界接触，日子过得倒也平静。


　　已去台的李剑文，早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就读于苏联莫斯科大学，两年学业期满后，会同另外三个同窗好友一起回国。这四个青年留学生中，李剑文和另一同学出 于亲戚关系（按：李剑文是李宗仁先生的远房堂兄弟）去了桂系部队，另二位同学则参加了共产党。李剑文到李宗仁麾下后，曾先后任安徽无为县县长、凤阳县县 长、蚌埠市长、皖南专署专员等职务。任职期间，为官清廉，政声极好。由于同情共产党，而且利用职务帮过一些潜伏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朋友的忙，在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的“清党”运动中，被“中统”密捕关在合肥，并被列入处决名单。当时亏得一位朋友热心帮忙， 将此消息迅疾告知定居南京的林舜英。林立即去南京棉鞋营李宗仁公馆面见李宗仁，恳请老上司搭救。李碍于同乡情面、又是宗族堂弟，遂派程恩远先生携李宗仁手 谕星夜赶赴合肥，经过一番交涉，总算把李剑文保释出狱。抗战胜利后，李剑文一直在国民党安徽省省政府中任参事之类的闲职。1949年春，国民党军队全线溃 败，在南京失守前夕，李剑文、林舜英夫妇携子女五人及保姆匆匆收拾细软举家南逃。一家人历经艰辛逃到广西境内时，谁知挥师南下的解放军部队已先于李家攻陷 两广。眼看南逃无望，李剑文一家只得返程北上，决定先回南京再说。孰料祸不单行，快出广西时，一家人不慎走散，由保姆背着的老七（男孩）被当地农民强行抢 走，从此音讯杳无。一家人好不容易到杭州会合后，李剑文考虑到回南京很有可能被人查认出来，为了保命，独自一人去了上海朋友处暂避；林舜英则带四个儿女回到南京慧园里6号旧居。最初一些日子的生活主要是靠过去的一点积蓄支撑，同时变卖一些首饰来维持。


　　1949年至1950年，李剑文一直躲在上海朋友家里，这段时间倒 也安然无事。1950年全国“镇反”运动开展的前十天，李剑文突然接到在上海市军管会工作的一位朋友透露的重大消息：十天之后将在全国范围开展声势浩大的 “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这位朋友过去曾潜伏在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任秘书，与李剑文私交甚笃。那时李虽已知道他是中共特务，出于私交及对国民党大势已去的估 计，也就睁眼闭眼认这个朋友交，并在暗中帮过一些忙。如今改朝换代后，这位朋友虽然在上海市军管会里身居要职，却也能念及旧情，关键时刻把这个绝密的消息 捅给了李剑文，并嘱其立即设法出境，越快越好！李剑文得讯后，连夜赶到南京与妻儿匆匆作别，在军管会朋友的帮助下，设法经香港逃 到了台湾，总算躲过一劫。但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南京一别，不仅从此天各一方、生死茫茫两不相见，还成了与爱妻和次子的永诀！三十八年后的1989年，两岸 关系有所松动，李剑文以九十高龄之躯重返大陆探亲。在慧园里那幢老楼里，我曾与老人两度促膝长谈，提及这段惊险往事时，李老先生为之唏嘘不已。这是后话。


　　李剑文之发妻林舜英，原籍广西，书香门第出身。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不久，即与李剑文结为夫妇，婚后一直相夫教子，持家主内。其为人秀外慧中，婉淑贤惠， 堪称李剑文的贤内助。自丈夫去台后，仅靠一点为数不多的旧日积蓄维持全家生计。偶尔李剑文通过在港澳的亲戚朋友，汇寄一些钱款以助妻儿度日。


　　1957年春，我国政治环境处于一个短暂的相对宽松时期（若干年后我们才看出这是一种暴风雨来到之前的短暂平静）。林舜英同香港的朋友商定，准备举家去香港定居。经多次申请， 南京市公安局批准并颁发了林与四个子女的港澳通行证。当时全家已将一切料理停当，连车票都已买好，只等整装出发了。谁知就在出发的前一天，林舜英忽然犹豫 起来，经过再三考虑，居然决定暂时不走，以后再说。是舍不得把已经参军的大女儿一人留在大陆？是对那幢寓居多年旧楼的眷恋？还是一个传统旧女性对“外面的世界” 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现在我们再来作任何揣测都已毫无意义。当我们今天穿越时空隧道目睹着她第二天去退车票的背影时，只有两句古老的格言在我耳旁轰鸣： “一念之差定生死”！“世上没有后悔药”！十三年后，在她和爱子一同被绑赴刑场的途中，这两句话恐怕比即将面对的枪口更加令人撕心裂肺。


　　到了六十年代初，林舜英眼看着全家人天天挨饿、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深悔当年错过良机之余，决定再次申请全家去香港。然而时过境迁，今非昔比，这次 公安部门一口回绝了她的要求。任何离开“社会主义天堂”到“资本主义地狱”去的企图，现在都一律视为“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背叛行为。对这个法力无边的 “国家”的行事逻辑，作为一个弱女子的她，除了后悔也只能还是后悔。


　　后来为了生计，她进了南京太平路一家纸盒厂当糊纸盒女工，一家人凑合着打发日子。


　　在林舜英的五个子女中，最聪明、最有个性的是排行老五的李立荣。李立荣自幼聪颖过人，悟性极高。初中毕业后，为减轻母亲负担，他放弃了升学机会，进大 饼店当了学徒。由于大饼店卖的是“早点”，每天上午九点后就算下班了。这就给平时既爱读书、又酷好西方古典音乐和电影艺术的李立荣有了充分的“业余时 间”，去他爱好的“兴趣王国”里遨游。大量的读书使他迅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同时也大大开拓了自已的视野。“文革”前，同他接触过的大学老师和外国留学 生，在谈及西方文学、音乐、电影时，无不为这个仅有初中学历的青年的博学多识所折服。他那不俗的谈吐和每每流露出来的真知灼见，使每个初次认识他的人都会 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由于共同的文学、艺术爱好，李立荣结识了一些情趣相投的热血青年，自1965年开始学习小提琴后，则又多了一批“琴友”。一干朋友经 常在一起聚会，纵谈文学、艺术之余，不免涉及西方的民主政治、人权保障，对中国的现状流露出一定程度的不满，尤其对当局的高压政治和愚民政策特别反感。在这些人中，李立荣算是最锋芒毕露的一个。


　　1965年，一位和李立荣一道长大并过从甚密的朋友，因为同外国留学生交往密切，犯了当局的大忌，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五年。这其中李立荣受到了 一点牵连，当时南京市公安局X处一位警官曾找李谈过两次话，在讯问了与这位朋友的关系后，还对他进行了一番“训诫”，并称以后还会找他。不久后文革开始， 这位警官从此再也没有露过面。事过之后，李立荣还是做他的大饼、拉他的琴，业余时间继续和朋友们沉浸在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柴科夫斯基的美妙音乐 里。我们国家在当时曾上映过相当数量苏联、东欧以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西德、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影片，其中有不少是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李立荣对这些电影是一场不拉，而对国产影片则从来不屑一顾——后来，这也成了他思想之所以反动的根源之一。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在那种无奈的表面平静下，他满以为今后的日子也只能这样过下去了。他不可能知道，一场铺天盖地的血腥风暴已经在天边隐现，巨大的 危险正一步步逼近，逼向他，逼向他的家庭，逼向他的朋友们。他，他的家人亲友，和全国所有不甘对暴君的统治俯首帖耳的正直善良的人们一样，在即将到来的大 灾大难中都将在劫难逃，无一幸免。


　　1966年，“文革”的腥风血雨迅速席卷全国。到了八、九月份全国“红卫兵”抄家成风，李家作为“反动派官僚家庭”自然免不了被“红卫兵小将”们惠 顾。好在家中除了几张床和一张破沙发外已别无长物。除了沙发被小将用刀划出几道大口子（检查是否内藏电台之类敌特用具），基本上没有什么损失。


　　在其后的夺权、派性武斗中，李家自然不可能参加。造反派们忙于争权夺利、互相残杀，这倒使李家这样的“反动家庭”由于置身事外而暂时平安无事。这种日 子持续了一年多。在此期间，南京“革命大联委”（由双方造反派及部分军人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组织了“前线歌舞团”、海军军乐队部分成员，以及南京各企业 的音乐爱好者，成立了一个革命样板戏芭蕾舞《白毛女》剧组，李立荣也报名参加，成了一名小提琴手。这个剧组在67、68年间一度很有名气，除在本市演出 外，还多次应邀赴武汉等外地巡回演出。若干年后在香港颇有名气的小提琴家陶葆贞女士，那时就在剧组乐队担任小提琴首席。


　　剧组总共活动了一年左右。这一年，应该是李立荣短暂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不仅每天可与心爱的音乐作伴，更有使青春迸发神奇光芒的追求——从天而降的爱情！


　　在剧组排练、演出过程中，前线歌舞团一位歌唱女演员T进入了李立荣的生命。从相识、相好到热恋急剧升温，两人的关系很快达到难分难舍、如胶似漆的地 步。在李立荣的邀约下，我曾见过一次T，这姑娘不仅貌美、清纯，一颦一笑楚楚动人，居然还是中共正式党员。那天我们在中山陵的水榭亭待了将近一亇下午，告 别时，李立荣靠在她身旁，左臂搂住她的肩、右手提着琴，一脸灿烂的笑容。当我离开好远再度囬头看他们时，这对相偎的恋人在夕阳的余辉中依然在向我挥手，那 幅动人的画面几十年来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直到今天仍历历在目。动笔写此文前不久，我拜访了李立荣的兄长李蔚荣君，以落实一些细节。在提及李立荣当 年的恋爱时，我们都禁不住老泪纵横、哽咽难言。


　　时间到了1968年春夏之交。经过一年多狗咬狗的派性争斗，造反派们谁也没捞到什么好处——各地建立起“革命委员会”并实行了军管。前面放的差不多 了，现在该收拾收拾了，于是伟大领袖及时地作了最高指示，全国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斗争。单从运动的冠名看，也许可以理解为，运动的目标只是将“阶级异 己分子”清除出“无产阶级队伍”，纯粹是这个队伍自己的“内部事务”，与他人无关。但在这个国家的政治词汇里，又何曾有过“名至实归”的情况？这次“清理 阶级队伍”的真正内涵，体现在现实中就是：非我族类即“异己分子”，异己分子即“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则必须从“无产阶级”的人世间“清理”出去—— 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或杀、或关、或管、或判！


　　这时，李家的厄运正式开始了。


　　由于本人案情与李氏母子的案情紧密交织在一起，在叙述李家下面的不幸遭遇之前，在此必须先将我个人的来龙去脉扼要地交代一下。


　　我于抗战期间（1941年）出生在南京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抗战爆发前在青岛轮船上当水手，曾经参加过有名的“二七”大罢工，还是长辛店罢工总指挥部纠 察队成员。“解放”后却一直找不到正式工作，偶尔做点零碎生意糊口度日。1953年我母亲进了南京织带厂干纺织工，每月工资17元。同年我父亲跌伤右腿 后，全家四口人就靠母亲的微薄工资度日。1954年小妹妹出生，母亲没有奶水，小妹妹终日嗷嗷待哺。至于奶粉奶糕，那是绝不敢奢想的奢侈品。当时我们全家 人的主食是40%苞芦面（即玉米面）掺以60%的豆腐渣做的饼子，父亲只能将苞芦豆渣饼用口嚼碎后喂我小妹妹。但我这个才四个多月大的小妹妹可能从娘胎里 就带来了资产阶级追求物质享受的劣根性，居然拒绝这种我们全家赖以活命的食物！1954年底一个滴水成冰的寒冬夜晚，我这位出生后一直挨饿的小妹妹悄无声 息地死去。母亲搂着她那纤小的尸体哭了一整夜。次日早晨，一位邻居借了五角钱给我们，父亲用此款托人买了一只草蒲包装进我的小妹妹送到了乱坟岗。


　　小妹妹死时我十四岁，刚上初中二年级。可能是穷人的孩子懂事早的原因吧，从我的小妹妹饿死的那一刻起，我再不相信什么“解放”“翻身”“人民救星”之类的鬼话，并且无论这种鬼话如何与时俱进、花样翻新！


　　1955年，大概是“家庭出身好”的缘故，我被保送到武汉湖北机械专科学校读书（军工院校），学的是水雷专业。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我们校长缪忍安（老先生目前尚健在，已届九十高龄）在全校动员大会上热情号召全体师生积极投入“大鸣大放大字报”，踊跃向党 向领导向政府提意见，并再三保证不管提什么意见、不管言辞多么激烈，绝对不会秋后算帐。我至今记得当时他一段精彩讲话：“……现在，有一部分同志不相信党 的政策，心存顾虑怕秋后算帐，不敢写大字报，不提意见。我们去动员他向党提意见，他却说共产党实在英明伟大，想不出还有什么意见可提。我认为这部分同志讲 的不是实话。连我们共产党自己对自己都有意见，你们就真的一点意见没有？这分明是对党不同心不同德嘛……”（现在看来，老先生当年说的可能也确实是真心 话）。经过这些大大小小的动员会，全校很快掀起了大鸣大放高潮，一时间到处张贴着琳琅满目的大字报。那时我尽管对共产党没什么好感，但毕竟只是一个涉世尚 浅的十七岁毛头少年，也提不出多少意见，只是随波逐流地写了十几张大字报。当时学校还对每个人写大字报的数量有指标规定，为了完成任务凑足张数，我的字往 往要比别人大出一号。就这么热闹了一个星期，突然间风向大变！凡是意见提得多、问题提得尖锐的师生员工，无一例外倒了霉。其中七八个“与党同心同德”最 “积极”者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那位在会上大声疾呼要与党“同心同德”的校长先生，却在十余天后就把“决不秋后算帐”的话一口吞了回去，换上一副大义 凛然面孔，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义正词严地痛斥起“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罪行来。


　　说实话，我毫无在此指摘我的老校长之意。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位不错的领导，平时治校行政、为人处世都中规中矩。如今关于那场“阳谋”出台的前后经过 已为世人尽知；设身处地想一下，当时敢于违命抗旨者又能有几人？我们那位老校长倘若不那样做，他的上司，他上司的上司，怎么能放过他？半个世纪后的今天， 当我们回顾那些往事时，除了不堪回首的酸楚外，他恐怕还要多吞下一口苦水，如此而已 。


　　在运动前期由于我写的十几张大字报都是些人云亦云无关痛痒的废话，我倒也安然无事。谁知临近运动尾声时，在一次班级会上我的发言却撞在了枪口上，从而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后来的命运。在那次班级会议上，有同学借“暴露”自已错误思想为名提出，当初缪校长在鸣放动员大会上信誓旦旦地保证过不会秋后算帐， 现在还没有到秋后，怎么这么快就把提意见的打成右派了？这是不是秋后算帐，这算不算领导讲话不算数？今天回想起来，那句“性格即命运”真是至理名言啊！我 这人自少年时代起就有好出风头、喜欢逞能的恶癖，自以为读了几本书，一有合适场合，总不失时机地卖弄一番胸中的半瓶子醋。当时我不等那位同学把思想“暴 露” 完，不假思索地就接过那位同学的话茬说：“怎么不算？这是典型的出尔反尔，这是事先设计好的一个大骗局，就等人们来上当！”接下来我又引经据典，从《东周 列国》、《孙子兵法》谈到《楚汉相争》、《三国演义》，列举了“兵不厌诈”、“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等古今战术战例，滔滔不绝眉飞色舞，以至后半场的 班级讨论会 几乎被我一人全包了。我倒是只顾卖弄，图了一时咀巴痛快，谁知这番讲话很快被整理出来送到了党委办公室。党委反右办公室审查后，一致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 公然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的政治事件，一定要严肃处理，否则将影响我校反右斗争的深入”云云。后来，多亏班上团支书、领导小组组长等几位老大哥老大姐（注： 我在班上年龄最小，俗称“老巴子”，外号“倚小卖小”；当时我17岁，按现在的法律用语，还属于“限制民事责任能力”的年龄）暗中庇护，在开了几次对我的 批判会后，小骂大帮忙地做了一个结论，大意是“家庭出身好，不是立场问题”、“问题虽很严重，态度还算端正”、“胡说八道，有口无心”、“闻屁不辨香臭， 开口不知轻重”等等。最后党委以“该生一贯表现不好，在反右斗争中公然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本应严处，姑念年龄尚轻，现给予教育帮助 机会”为由，给了我一个“最后警告”处分。从此这口“黑锅”在我的档案里“背”了二十二年之久，直到1979年才随着后来的“现行反革命罪”平反而同时卸 下；而它对我人生轨迹的影响却很快就见之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