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敘述，以“事實”為根據，以真實性為鐵定準則，我的行文以平鋪直敘為主，毫不追求“文采”，我只是要忠實地還原出那段歷史，其它別無計較。正因如此，文中所有主要當事人名，一概不予隱飾；所述內容及相關人事，在南京市公安局所存檔案中均有據可查。


　　首先自報家門：方子奮，男，1941年5月24日出生，現年65歲。高級工程師職稱，2001年退休在家。


　　“文革”期間，本人是南京市重大現行反革命集團“張稼山”案、“李立榮”案的要犯，同時又跟“張明才”案、“曹漢華”案（曹案由江蘇無錫市“公檢法軍 管會審理”）有重大牽連。上述四案的首犯張稼山、李立榮及其母林舜英、曹漢華等四人都是本人好友，在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全部被處決。我本人則被 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以“瘋狂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罪名判處有期徒刑十年。1979年 9月經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複查後，確定本案及以上其餘几案全屬“冤假錯”案予以徹底平反。本案平反判決的根據是“經查，所謂現行反革命活動，並無事實，應 予否定。所謂攻擊言論，主要是針對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不滿，不能構成犯罪。因此，原以反革命罪論處，顯屬錯判。”我的兩份判決書原件現存南京市中級人民 法院，判決號分別是“南京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70）軍管刑字第87號”和“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79申（70）軍管刑字第87號”。


　　由於當時本人涉及好幾個“現反”大案，有關本人的檔案材料，估計有二百萬字之多；1979年複查時，辦案人員捧出厚厚一摞檔案，疊起來竟有熱水瓶那麼 高。其中除本人的材料外，還包括大量“同案犯”的材料，由此可大致看出本人“案情”之複雜、“同案犯”之眾多。在這些紛繁的人事中，每個“同案犯”就是一 個 “現行反革命”，在今天看來無疑就是一個故事；要我全部寫出這些故事，不用說是很困難的。我只能揀其中最突出、最典型、最具代表性，且又為我最了解的幾個事件進行描述，余者將另文發表。


　　這裡說的是當年南京市一個“反革命世家”的遭遇。


　　本文敘述的“反革命世家”，是當年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稱之為“南京三大反革命世家”中位居榜首的一個“反革命”家庭。所謂“世家”，即意味着該家庭中至少有兩代人以上從事某種職業，代代相傳，子繼父業，一脈相承。過去人們普遍羨慕的“革命世家”，無非指父母是“老革命”、子女是“新革命”。這裡的“反革命世家”，同樣是指前輩為“歷史反革命”、子女為“現行反革命”。


　　1966年前，在南京白下區慧園裡有一棟殘敗的小樓房，幾十年以來門牌一直是6號。裡面住着一戶李姓人家。原戶主李劍文已於1950年逃往台灣，其妻 林舜英，在南京太平路（現太平南路）一家小紙盒廠當糊紙盒女工。長子李蔚榮，因“家庭成分”之故，無法在城內就業，18歲那年去了南京東流農場當農工。次 子李立榮，在三山街劉長興麵館緊鄰的一家早餐店裡做大餅、炸油條。次女和幼女，一個在銼刀廠當工人，一個在讀中學。另外還有個大女兒，婚後隨夫在武漢教 書。一家人在林舜英的帶領下，老老實實做人，基本不同外界接觸，日子過得倒也平靜。


　　已去台的李劍文，早年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曾就讀於蘇聯莫斯科大學，兩年學業期滿後，會同另外三個同窗好友一起回國。這四個青年留學生中，李劍文和另一同學出 於親戚關係（按：李劍文是李宗仁先生的遠房堂兄弟）去了桂系部隊，另二位同學則參加了共產黨。李劍文到李宗仁麾下後，曾先後任安徽無為縣縣長、鳳陽縣縣 長、蚌埠市長、皖南專署專員等職務。任職期間，為官清廉，政聲極好。由於同情共產黨，而且利用職務幫過一些潛伏在國民黨內的共產黨朋友的忙，在抗日戰爭前夕國民黨的“清黨”運動中，被“中統”密捕關在合肥，並被列入處決名單。當時虧得一位朋友熱心幫忙， 將此消息迅疾告知定居南京的林舜英。林立即去南京棉鞋營李宗仁公館面見李宗仁，懇請老上司搭救。李礙於同鄉情面、又是宗族堂弟，遂派程恩遠先生攜李宗仁手 諭星夜趕赴合肥，經過一番交涉，總算把李劍文保釋出獄。抗戰勝利後，李劍文一直在國民黨安徽省省政府中任參事之類的閒職。1949年春，國民黨軍隊全線潰 敗，在南京失守前夕，李劍文、林舜英夫婦攜子女五人及保姆匆匆收拾細軟舉家南逃。一家人歷經艱辛逃到廣西境內時，誰知揮師南下的解放軍部隊已先於李家攻陷 兩廣。眼看南逃無望，李劍文一家只得返程北上，決定先回南京再說。孰料禍不單行，快出廣西時，一家人不慎走散，由保姆背着的老七（男孩）被當地農民強行搶 走，從此音訊杳無。一家人好不容易到杭州會合後，李劍文考慮到回南京很有可能被人查認出來，為了保命，獨自一人去了上海朋友處暫避；林舜英則帶四個兒女回到南京慧園裡6號舊居。最初一些日子的生活主要是靠過去的一點積蓄支撐，同時變賣一些首飾來維持。


　　1949年至1950年，李劍文一直躲在上海朋友家裡，這段時間倒 也安然無事。1950年全國“鎮反”運動開展的前十天，李劍文突然接到在上海市軍管會工作的一位朋友透露的重大消息：十天之後將在全國範圍開展聲勢浩大的 “鎮壓反革命分子”運動。這位朋友過去曾潛伏在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任秘書，與李劍文私交甚篤。那時李雖已知道他是中共特務，出於私交及對國民黨大勢已去的估 計，也就睜眼閉眼認這個朋友交，並在暗中幫過一些忙。如今改朝換代後，這位朋友雖然在上海市軍管會裡身居要職，卻也能念及舊情，關鍵時刻把這個絕密的消息 捅給了李劍文，並囑其立即設法出境，越快越好！李劍文得訊後，連夜趕到南京與妻兒匆匆作別，在軍管會朋友的幫助下，設法經香港逃 到了台灣，總算躲過一劫。但怎麼也沒想到的是，南京一別，不僅從此天各一方、生死茫茫兩不相見，還成了與愛妻和次子的永訣！三十八年後的1989年，兩岸 關係有所鬆動，李劍文以九十高齡之軀重返大陸探親。在慧園裡那幢老樓里，我曾與老人兩度促膝長談，提及這段驚險往事時，李老先生為之唏噓不已。這是後話。


　　李劍文之髮妻林舜英，原籍廣西，書香門第出身。女子師範學校畢業不久，即與李劍文結為夫婦，婚後一直相夫教子，持家主內。其為人秀外慧中，婉淑賢惠， 堪稱李劍文的賢內助。自丈夫去台後，僅靠一點為數不多的舊日積蓄維持全家生計。偶爾李劍文通過在港澳的親戚朋友，匯寄一些錢款以助妻兒度日。


　　1957年春，我國政治環境處於一個短暫的相對寬鬆時期（若干年後我們才看出這是一種暴風雨來到之前的短暫平靜）。林舜英同香港的朋友商定，準備舉家去香港定居。經多次申請， 南京市公安局批准並頒發了林與四個子女的港澳通行證。當時全家已將一切料理停當，連車票都已買好，只等整裝出發了。誰知就在出發的前一天，林舜英忽然猶豫 起來，經過再三考慮，居然決定暫時不走，以後再說。是捨不得把已經參軍的大女兒一人留在大陸？是對那幢寓居多年舊樓的眷戀？還是一個傳統舊女性對“外面的世界” 有一種天生的恐懼感？現在我們再來作任何揣測都已毫無意義。當我們今天穿越時空隧道目睹着她第二天去退車票的背影時，只有兩句古老的格言在我耳旁轟鳴： “一念之差定生死”！“世上沒有後悔藥”！十三年後，在她和愛子一同被綁赴刑場的途中，這兩句話恐怕比即將面對的槍口更加令人撕心裂肺。


　　到了六十年代初，林舜英眼看着全家人天天挨餓、政治運動一個接着一個，深悔當年錯過良機之餘，決定再次申請全家去香港。然而時過境遷，今非昔比，這次 公安部門一口回絕了她的要求。任何離開“社會主義天堂”到“資本主義地獄”去的企圖，現在都一律視為“對社會主義制度不滿”的背叛行為。對這個法力無邊的 “國家”的行事邏輯，作為一個弱女子的她，除了後悔也只能還是後悔。


　　後來為了生計，她進了南京太平路一家紙盒廠當糊紙盒女工，一家人湊合着打發日子。


　　在林舜英的五個子女中，最聰明、最有個性的是排行老五的李立榮。李立榮自幼聰穎過人，悟性極高。初中畢業後，為減輕母親負擔，他放棄了升學機會，進大 餅店當了學徒。由於大餅店賣的是“早點”，每天上午九點後就算下班了。這就給平時既愛讀書、又酷好西方古典音樂和電影藝術的李立榮有了充分的“業餘時 間”，去他愛好的“興趣王國”里遨遊。大量的讀書使他迅速積累了豐富的知識，同時也大大開拓了自已的視野。“文革”前，同他接觸過的大學老師和外國留學 生，在談及西方文學、音樂、電影時，無不為這個僅有初中學歷的青年的博學多識所折服。他那不俗的談吐和每每流露出來的真知灼見，使每個初次認識他的人都會 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由於共同的文學、藝術愛好，李立榮結識了一些情趣相投的熱血青年，自1965年開始學習小提琴後，則又多了一批“琴友”。一干朋友經 常在一起聚會，縱談文學、藝術之餘，不免涉及西方的民主政治、人權保障，對中國的現狀流露出一定程度的不滿，尤其對當局的高壓政治和愚民政策特別反感。在這些人中，李立榮算是最鋒芒畢露的一個。


　　1965年，一位和李立榮一道長大並過從甚密的朋友，因為同外國留學生交往密切，犯了當局的大忌，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判刑五年。這其中李立榮受到了 一點牽連，當時南京市公安局X處一位警官曾找李談過兩次話，在訊問了與這位朋友的關係後，還對他進行了一番“訓誡”，並稱以後還會找他。不久後文革開始， 這位警官從此再也沒有露過面。事過之後，李立榮還是做他的大餅、拉他的琴，業餘時間繼續和朋友們沉浸在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柴科夫斯基的美妙音樂 里。我們國家在當時曾上映過相當數量蘇聯、東歐以及意大利、西班牙、法國、英國、西德、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優秀影片，其中有不少是世界電影史上的經典作品。李立榮對這些電影是一場不拉，而對國產影片則從來不屑一顧——後來，這也成了他思想之所以反動的根源之一。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在那種無奈的表面平靜下，他滿以為今後的日子也只能這樣過下去了。他不可能知道，一場鋪天蓋地的血腥風暴已經在天邊隱現，巨大的 危險正一步步逼近，逼向他，逼向他的家庭，逼向他的朋友們。他，他的家人親友，和全國所有不甘對暴君的統治俯首帖耳的正直善良的人們一樣，在即將到來的大 災大難中都將在劫難逃，無一倖免。


　　1966年，“文革”的腥風血雨迅速席捲全國。到了八、九月份全國“紅衛兵”抄家成風，李家作為“反動派官僚家庭”自然免不了被“紅衛兵小將”們惠 顧。好在家中除了幾張床和一張破沙發外已別無長物。除了沙發被小將用刀劃出幾道大口子（檢查是否內藏電台之類敵特用具），基本上沒有什麼損失。


　　在其後的奪權、派性武鬥中，李家自然不可能參加。造反派們忙於爭權奪利、互相殘殺，這倒使李家這樣的“反動家庭”由於置身事外而暫時平安無事。這種日 子持續了一年多。在此期間，南京“革命大聯委”（由雙方造反派及部分軍人組成的臨時權力機構）組織了“前線歌舞團”、海軍軍樂隊部分成員，以及南京各企業 的音樂愛好者，成立了一個革命樣板戲芭蕾舞《白毛女》劇組，李立榮也報名參加，成了一名小提琴手。這個劇組在67、68年間一度很有名氣，除在本市演出 外，還多次應邀赴武漢等外地巡迴演出。若干年後在香港頗有名氣的小提琴家陶葆貞女士，那時就在劇組樂隊擔任小提琴首席。


　　劇組總共活動了一年左右。這一年，應該是李立榮短暫一生中最快樂的歲月。不僅每天可與心愛的音樂作伴，更有使青春迸發神奇光芒的追求——從天而降的愛情！


　　在劇組排練、演出過程中，前線歌舞團一位歌唱女演員T進入了李立榮的生命。從相識、相好到熱戀急劇升溫，兩人的關係很快達到難分難捨、如膠似漆的地 步。在李立榮的邀約下，我曾見過一次T，這姑娘不僅貌美、清純，一顰一笑楚楚動人，居然還是中共正式黨員。那天我們在中山陵的水榭亭待了將近一亇下午，告 別時，李立榮靠在她身旁，左臂摟住她的肩、右手提着琴，一臉燦爛的笑容。當我離開好遠再度囬頭看他們時，這對相偎的戀人在夕陽的餘輝中依然在向我揮手，那 幅動人的畫面幾十年來一直“定格”在我的腦海里，直到今天仍歷歷在目。動筆寫此文前不久，我拜訪了李立榮的兄長李蔚榮君，以落實一些細節。在提及李立榮當 年的戀愛時，我們都禁不住老淚縱橫、哽咽難言。


　　時間到了1968年春夏之交。經過一年多狗咬狗的派性爭鬥，造反派們誰也沒撈到什麼好處——各地建立起“革命委員會”並實行了軍管。前面放的差不多 了，現在該收拾收拾了，於是偉大領袖及時地作了最高指示，全國開展了“清理階級隊伍”鬥爭。單從運動的冠名看，也許可以理解為，運動的目標只是將“階級異 己分子”清除出“無產階級隊伍”，純粹是這個隊伍自己的“內部事務”，與他人無關。但在這個國家的政治詞彙里，又何曾有過“名至實歸”的情況？這次“清理 階級隊伍”的真正內涵，體現在現實中就是：非我族類即“異己分子”，異己分子即“階級敵人”，對階級敵人，則必須從“無產階級”的人世間“清理”出去—— 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或殺、或關、或管、或判！


　　這時，李家的厄運正式開始了。


　　由於本人案情與李氏母子的案情緊密交織在一起，在敘述李家下面的不幸遭遇之前，在此必須先將我個人的來龍去脈扼要地交代一下。


　　我於抗戰期間（1941年）出生在南京一個工人家庭，父親抗戰爆發前在青島輪船上當水手，曾經參加過有名的“二七”大罷工，還是長辛店罷工總指揮部糾 察隊成員。“解放”後卻一直找不到正式工作，偶爾做點零碎生意糊口度日。1953年我母親進了南京織帶廠干紡織工，每月工資17元。同年我父親跌傷右腿 後，全家四口人就靠母親的微薄工資度日。1954年小妹妹出生，母親沒有奶水，小妹妹終日嗷嗷待哺。至於奶粉奶糕，那是絕不敢奢想的奢侈品。當時我們全家 人的主食是40%苞蘆面（即玉米麵）摻以60%的豆腐渣做的餅子，父親只能將苞蘆豆渣餅用口嚼碎後餵我小妹妹。但我這個才四個多月大的小妹妹可能從娘胎里 就帶來了資產階級追求物質享受的劣根性，居然拒絕這種我們全家賴以活命的食物！1954年底一個滴水成冰的寒冬夜晚，我這位出生後一直挨餓的小妹妹悄無聲 息地死去。母親摟着她那纖小的屍體哭了一整夜。次日早晨，一位鄰居借了五角錢給我們，父親用此款托人買了一隻草蒲包裝進我的小妹妹送到了亂墳崗。


　　小妹妹死時我十四歲，剛上初中二年級。可能是窮人的孩子懂事早的原因吧，從我的小妹妹餓死的那一刻起，我再不相信什麼“解放”“翻身”“人民救星”之類的鬼話，並且無論這種鬼話如何與時俱進、花樣翻新！


　　1955年，大概是“家庭出身好”的緣故，我被保送到武漢湖北機械專科學校讀書（軍工院校），學的是水雷專業。 1957年“反右”鬥爭開始，我們校長繆忍安（老先生目前尚健在，已屆九十高齡）在全校動員大會上熱情號召全體師生積極投入“大鳴大放大字報”，踴躍向黨 向領導向政府提意見，並再三保證不管提什麼意見、不管言辭多麼激烈，絕對不會秋後算帳。我至今記得當時他一段精彩講話：“……現在，有一部分同志不相信黨 的政策，心存顧慮怕秋後算帳，不敢寫大字報，不提意見。我們去動員他向黨提意見，他卻說共產黨實在英明偉大，想不出還有什麼意見可提。我認為這部分同志講 的不是實話。連我們共產黨自己對自己都有意見，你們就真的一點意見沒有？這分明是對黨不同心不同德嘛……”（現在看來，老先生當年說的可能也確實是真心 話）。經過這些大大小小的動員會，全校很快掀起了大鳴大放高潮，一時間到處張貼着琳琅滿目的大字報。那時我儘管對共產黨沒什麼好感，但畢竟只是一個涉世尚 淺的十七歲毛頭少年，也提不出多少意見，只是隨波逐流地寫了十幾張大字報。當時學校還對每個人寫大字報的數量有指標規定，為了完成任務湊足張數，我的字往 往要比別人大出一號。就這麼熱鬧了一個星期，突然間風向大變！凡是意見提得多、問題提得尖銳的師生員工，無一例外倒了霉。其中七八個“與黨同心同德”最 “積極”者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那位在會上大聲疾呼要與黨“同心同德”的校長先生，卻在十餘天后就把“決不秋後算帳”的話一口吞了回去，換上一副大義 凜然面孔，在全校師生員工大會上義正詞嚴地痛斥起“右派分子向党進攻”的罪行來。


　　說實話，我毫無在此指摘我的老校長之意。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位不錯的領導，平時治校行政、為人處世都中規中矩。如今關於那場“陽謀”出台的前後經過 已為世人盡知；設身處地想一下，當時敢於違命抗旨者又能有幾人？我們那位老校長倘若不那樣做，他的上司，他上司的上司，怎麼能放過他？半個世紀後的今天， 當我們回顧那些往事時，除了不堪回首的酸楚外，他恐怕還要多吞下一口苦水，如此而已 。


　　在運動前期由於我寫的十幾張大字報都是些人云亦云無關痛癢的廢話，我倒也安然無事。誰知臨近運動尾聲時，在一次班級會上我的發言卻撞在了槍口上，從而 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後來的命運。在那次班級會議上，有同學借“暴露”自已錯誤思想為名提出，當初繆校長在鳴放動員大會上信誓旦旦地保證過不會秋後算帳， 現在還沒有到秋後，怎麼這麼快就把提意見的打成右派了？這是不是秋後算帳，這算不算領導講話不算數？今天回想起來，那句“性格即命運”真是至理名言啊！我 這人自少年時代起就有好出風頭、喜歡逞能的惡癖，自以為讀了幾本書，一有合適場合，總不失時機地賣弄一番胸中的半瓶子醋。當時我不等那位同學把思想“暴 露” 完，不假思索地就接過那位同學的話茬說：“怎麼不算？這是典型的出爾反爾，這是事先設計好的一個大騙局，就等人們來上當！”接下來我又引經據典，從《東周 列國》、《孫子兵法》談到《楚漢相爭》、《三國演義》，列舉了“兵不厭詐”、“引蛇出洞”、“誘敵深入”等古今戰術戰例，滔滔不絕眉飛色舞，以至後半場的 班級討論會 幾乎被我一人全包了。我倒是只顧賣弄，圖了一時咀巴痛快，誰知這番講話很快被整理出來送到了黨委辦公室。黨委反右辦公室審查後，一致認為“這是一起嚴重的 公然為右派分子鳴冤叫屈的政治事件，一定要嚴肅處理，否則將影響我校反右鬥爭的深入”云云。後來，多虧班上團支書、領導小組組長等幾位老大哥老大姐（註： 我在班上年齡最小，俗稱“老巴子”，外號“倚小賣小”；當時我17歲，按現在的法律用語，還屬於“限制民事責任能力”的年齡）暗中庇護，在開了幾次對我的 批判會後，小罵大幫忙地做了一個結論，大意是“家庭出身好，不是立場問題”、“問題雖很嚴重，態度還算端正”、“胡說八道，有口無心”、“聞屁不辨香臭， 開口不知輕重”等等。最後黨委以“該生一貫表現不好，在反右鬥爭中公然為右派分子鳴冤叫屈，情節嚴重、性質惡劣。本應嚴處，姑念年齡尚輕，現給予教育幫助 機會”為由，給了我一個“最後警告”處分。從此這口“黑鍋”在我的檔案里“背”了二十二年之久，直到1979年才隨着後來的“現行反革命罪”平反而同時卸 下；而它對我人生軌跡的影響卻很快就見之分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