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是祸国殃民的思想
   
   1、 毛泽东建国只对共产党既得利益集团有功
   
   有人说，毛泽东一生，建国有功，治国无能，文革有罪。建国有功几乎成了人们的共识。但我并不这样认为。
   首先，建国是用高昂的代价换取的。俗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建国是用数千万人民的生命换取的。但是，人民所期盼的民主、共和、宪政的国家并没有实现。那些解放前小学课本中民主、共和、宪政的词语后来都成了右派的罪证。请问，数千万人民的生命牺牲值得吗？
   说毛泽东“建国有功，治国无能，文革有罪”。如果建国是为了展开后面一系列人祸，实施那一系列罪行，这一“建国”还有“功”吗？这一“建国”对谁有功？只能说对共产党有功，只对共产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有功。正是毛泽东率领共产党夺得政权，坐上江山，建立起共产党的一党天下，他对共产党“功不可没”。然而，从毛“建国”的那一天起，就是对中国人民新的奴役，更专制、更黑暗的历史的开端，这一建国对人民是“功”还是“罪”？蒋介石国民党所以被推翻，是因为它独裁专制、腐败黑暗。如果你知道毛泽东共产党一旦掌权后将会比蒋介石国民党更独裁专制、更腐败黑暗，你还会迎接这种“解放”、这种“建国”吗？毛泽东的所谓“建国”完全是开了一次历史倒车。开历史倒车的建国也能说有功吗？!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对于共产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来说，毛泽东开国是有功的，并且功劳是巨大的。对于广大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来说，开国不仅没有功，反而有罪。你们说呢？!
   其实，从中国共产党一党的利益而言，毛泽东也只是功过参半：毛泽东的功劳在于不断打内战扩张共产党的地盘，甚至借助日本侵略者的势力扩充了共产党的势力。解放后，又将民主联合政府变成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专属工具；毛泽东的过失在于做了很多有损中共形象的丑事，甚至直接破坏中共组织、迫害中国共产党人达到令共产党人目瞪口呆的程度。
   从中华民族全体利益而言，毛泽东根本就没有功劳可言。打内战、假抗日、扩张一党势力，算哪门子的功劳？非法乱杀中国人，不管被杀的是非共产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是有罪的。解放后的和平时期，非正常死亡七八千万人，简直罪大恶极。
   老百姓跟着毛泽东闹革命，完全是受了他的欺骗。毛泽东深知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民族优秀传统，尤其1945—1949年解放战争期间，反独裁反腐败的学生运动和民主人士的反蒋斗争风起云涌，形成为反蔣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为创建新中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毛泽东需要借助这股力量；可在建国后毛泽东地位变了，醉心于独裁专制政体，一心要成为“当代秦始皇”，并超过“秦始皇百倍”，则势必会形成历来暴君之共性，于是对于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这一群体的态度，也势所必然会从根本上发生变化。
   除上文提到在延安时，对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反复作了民主的承诺外，又如1944年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时曾经说过：“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刘少奇说过：“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董必武说：“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董必武选集》第54-55页）。类似的说法，在共产党的报刊上，处处皆是。例如：“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他们说（自由民主）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这种说法的荒谬，就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当年这些讲话和文章，对广大青年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促使他们决心成为共产党人，坚决跟随毛泽东共产党闹革命。
   在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如果说上世纪40年代在野时的中国共产党还表现出是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党，一个反对贪污腐败的廉政党，一个反对专制独裁的民主党，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掌权60年之后，已经是公然反对民主的普世价值，血腥镇压民主运动，无情打击和平理性要求宪政民主人士的党，为维护一党专政的维稳经费高踞世界榜首的党，已经是贪官污吏“前赴后继”的党，维护权贵利益坚持专制独裁的党。
   其实，革命伊始毛泽东就暴露了“斯大林+秦始皇”的真面目。在延安时代，毛就已经以中国的斯大林自居。延安整风和各根据地大规模肃反，结果杀了“AB团”七万多人、“社会民主党”六千二百人、“改组派”两万多人就是最好的证明。
   毛泽东此举开创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恐怖肃反的先河。毛泽东就是靠杀共产党人染红顶子，得到斯大林的赏识起家的。
   毛泽东有别于斯大林。斯大林杀人是在他掌权以后，才开始清除异己，毛泽东杀人是在他尚未掌权之前。他教会了斯大林、教会了贝利亚、教会了阿尔巴尼亚的霍查、教会了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教会了匈牙利的拉科西、教会了波兰的贝鲁特、教会了捷克的胡萨克、教会了朝鲜的金日成……教会了红色柬埔寨的波尔布特——这个反人类的大刽子手，是毛泽东特别青睐的真传弟子。毛曾专门指示陈伯达、张春桥等人4次对这个小同志耳提面命传授真经，并且出钱出枪出人，给他装备了一支革命大军。在夺得政权以后，为了建立纯净的无产阶级社会，从1975年暮春至1978年底，波尔布特执政仅三年又八个月，就使柬国人民“非正常死亡”了三分之一，据说，年轻的行刑者为革命节省子弹，干脆用锄头铲断囚徒的脑袋。其中包括几十万华人——我们的同胞！
   2008年4月，北京出版的《炎黄春秋》有关波尔布特的文章说：“1975年6月—8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在医院三次会见波尔布特，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不能这样做，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泽东却盛赞：‘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波尔布特因此而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
   “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毛泽东这一句话倒是一句大实话，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所作所为，正是他灵魂深处想追求的目标，可惜没有能够做到，对毛泽东来说，是留下了遗憾。从这一角度看，中国人民也算是万幸的。
   本文第一部分，是说毛泽东“指鹿为马”的故事，举的都是解放后的例子，其实“指鹿为马”的欺骗手段贯穿毛的一生。善良的人们，千万不要听信“毛泽东只是晚年犯了错误”的鬼话。
   毛泽东在井冈山站稳脚跟后，反客为主：“乘隙插足，扼其主机，渐之进也”，篡夺了根据地的领导权后，背信弃义，过河拆桥，恩将仇报。袁文才、王佐被扣上 “盗魁”的帽子，1930年2月被杀害。善良、朴实、带有书生气的袁文才，轻信毛泽东的甜言蜜语，不知《农夫与蛇》的寓言，引狼入室，招来杀身之祸，并殃及了好友王佐。（2006年8月11日《作家文摘》作者：沈嘉禄；《袁文才是非功过》作者：晓农《炎黄春秋》2003年10期）
   请看，毛泽东在他的自传中对这段历史是怎么说的：“1927年冬，两个以前盘踞在井冈山附近的盗魁加入了红军，这使我们的力量增加三个团左右。这两个人虽然以前是盗匪，曾率领部下投效国民革命军，现在，更准备与反动势力斗争。当我留在井冈山的时候，他们始终是忠实的共产主义者，执行党的一切命令。可是到后来，到他们单独留在井冈山时，他们又回复昔日的强盗脾气，结果被农民杀死。”（摘自《毛泽东自传》）
   毛泽东是个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伪君子。他在自传中极力美化自己，本来是他自己走投无路，两次写信，恳求井冈山根据地创建者共产党员袁文才收留，进入人家的根据地，然后篡位夺权，把他们杀掉。他在自传中却颠倒是非，说袁、王是“盗魁”加入他领导的红军，并且把杀害袁、王的罪行推给“农民”。
   对于井冈山时期“肃AB团”重大惨案，毛泽东又是怎么宣传的呢？——他把罪责完全推给了左倾路线，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笔者注：李立三、王明确有责任）。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振振有词地说：“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最大恶果……党在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闽浙赣区、鄂予皖区、湘鄂赣区、湘赣区、湘鄂西区、川陕区)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左倾路线的代表者……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于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毛泽东同志采取的方针,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这就是此后几十年间官方宣传的基调。
   又如“红西路军”事件：1936年11月～1937年3月，在毛泽东的亲自遥控调度指挥之下，21800多人的红西路军痛遭败绩，全军覆没。然而，他把责任全部推到了早已靠边站的张国焘身上。1937年12月，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势力，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以后的中共党史，就根据这个调子进行宣传，教育全党。
   因此，为革命捐躯的一万多名烈士失去了“烈士”名份，残余的受尽苦难死里逃生的红西路军将士，很多人在革命胜利以后变成了“阶级敌人”。
   毛泽东死后，由于陈云、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等中共领导人主持正义，这桩重大冤案终获平反。
   41年“皖南事变”是毛泽东给项英设陷阱︰出发前毛泽东命令项英突然改变过江路线，故意扣压项英给顾祝同的电报，国民党第三战区不知他改变路线，引起误会。毛泽东把新四军军部一万人送入顾祝同的虎口。借刀杀人，手上不留痕迹。（见《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张戎著。）毛泽东在打仗方面不会排兵布阵，在借刀杀人消灭内部异己确实“用兵如神”。

  在国际关系上，毛泽东同样使用“指鹿为马”的手段。
   毛泽东后来把大饥荒说成是苏联“撕合同、撤专家”的结果。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还相信这话。事实上，赫鲁晓夫取消军工项目只会有助于缓解饥荒，因为用来买这些军工项目的食品就不必出口了。
   但是，食品出口丝毫未减。毛坚持要用它们来提前还清欠苏联的债。本来欠苏联的债按中苏协定应该十六年还清，但毛决定五年还清，要老百姓“勒紧腰带”。就在这一年，中国人饿死两千两百万。
   毛还把提前还债说成是他“要争这口气”。实际上，毛的政策从来不建筑在“争气”的基础上。毛要的是苏联继续依赖中国食品（苏联从中国进口的食品占总进口的三分之二），这样毛就可能诱使赫鲁晓夫继续卖给他军工项目。
   毛还谎称赫鲁晓夫在大饥荒时“逼债”。但中国外交部在毛死后向领导人提交的情况简介指出，苏联在饥荒时从来没有向中国讨过债，更不用说“逼债”了。是毛自己要还，不仅要还，还硬要从十六年提前到五年还清。
   苏联当时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告诉我们，苏联人很清楚中国尸横遍野的饥荒：“你根本不用搞任何调查，只需要驾车从北京飞机场进城就知道了。树上都没有叶子。”莫斯科授命他拒绝中国的出口食品，有时候载粮食的船只被苏联人谢绝接受。中国方面非给不可。有一次，中方对苏联主动提出增加肉类出口，苏联人问怎么可能增加？答覆是：“不关你的事！”
   赫鲁晓夫不但没有逼债，而且还减轻了中国的债务。他重新调整了卢布对人民币的兑换率，使中方得益。据苏联计算，这一调整把中国欠的债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七点五。
   中国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惨剧后，苏联政府闻讯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
   赫鲁晓夫兴冲冲地让苏联驻中国大使向周恩来沟通，准备就援助中国事宜与中国协商。周恩来与苏联驻中国大使谈话后向毛泽东汇报，被毛泽东一口回绝。
   毛泽东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这就是毛泽东告诉中国人民：苏联乘人之危，“逼债讨帐”的历史真相。
   请看这是什么话，毛泽东向其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算啥大不了的事！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过几年不又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茆家升《从来佞幸覆乾坤》)这是人话吗？能说出这样的话，毛泽东还有－点人性吗？中国人真不幸，竟摊上了这种人格低下的暴君！
   毛泽东消灭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取得了胜利。他一再强调，“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毛泽东早年就有“湖南农民王”之称，一部《毛选》，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从中国农民立场出发，进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接着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欢呼农民暴力“好得很”。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成为政治领袖以后，就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了。农民革命是对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反动，这就是毛反对民主宪政，复辟封建专制制度， 坚持秦政制的阶级根源。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出身当皇帝的朱元璋，就是农民起义取得胜利后大搞专制主义的典型，跟随他起义的开国元勋们被他杀得一个不留。五十年前，全国解放前夕，吴晗到西柏坡向他请示对朱元璋的评价，毛泽东就指出吴晗对朱元璋的批评过当，因为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即朱元璋大搞专制主义，同秦始皇一样，都是巩固政权之必需。毛泽东跟朱元璋不同之处，是打起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列大旗，而在思想上毛泽东跟秦始皇、朱元璋一样，大搞专制主义。显而易见，反右、文革也“都是巩固政权之必需”。
   长期以来，人们尤其是革命者们都耻于说这是一场农民革命，可毛泽东却是心知肚明的，他早就说过，当代“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因为农民不但“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还“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革命军队，也只是“穿起军服的农民”（见《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开始的依靠对象就是被赞为‘革命先锋’的‘痞子’，即‘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的’，以及‘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或为非作歹做盗贼的’。[（见《毛泽东选集》1948年东北书店版第25、27 页。）值得注意的是，建国后正式出版《毛选》时，为了掩盖他“痞子王”和“痞子政治”的真实面目，这些话都作了删改。《党史笔记》的作者说，毛泽东的讲话或文章在收进建国后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时几乎都经过重大修改，有的还是多次修改。毛“修改发表过的文章或重写没发表过的文章也许称得上空前（《党史笔记》第35、98页）。”总而言之，毛泽东看准了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 ，从而公开表明贫农是最先进的、最革命的，相反，有知识的分子倒是不革命的、最愚蠢的，一再号召他们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却认为农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共产党宣言》，《马、恩选集》第1卷，第261页）
   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中国刚经历过八年抗战和四年内战的巨大经济消耗，人民亟需休养生息。但是五十年代初，除发动“抗美援朝”外，政府迫不及待地在农村实行了疾风骤雨似的土地改革，以彻底破坏传统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高昂代价来巩固政权。土改结束不久，毛泽东发动了农村的合作化运动，紧接着又在1955年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名，取缔了城市里的私有工商业。此时他大权在握，踌躇满志，不仅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实现所谓“一化三改造”，而且要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在全世界绝种。（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思想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93-194页）领袖头脑的急剧膨胀导致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迅速泛滥。1958年，毛泽东及其支持者不顾党内的劝阻，迫不及待地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发动了大跃进，在全国农村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号令全国人民高举“三面红旗”，实现在短时期内“超英赶美”的奋斗目标。结果事与愿违，经济严重失调，生态平衡也被破坏，大跃进以饿死四千万人而失败告终。在周恩来、李富春等人的主持下，国民经济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缓解了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所造成的困难局面，使中国在1964、1965年重新出现生机。与此同时，中国城镇人口持续增长，对本来就“一穷二白”的经济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减少城市人口成为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1961年至1963年，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将2600万城市人口“压缩”到农村。这样的人口迁徙在人类历史上罕见，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暴力所取得的权力往往用暴力维持，而暴力维持的社会绝对不是公民社会。毛泽东用暴力推翻了国民党，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后来一直强调阶级斗争，搞文化大革命，甚至要七八年来一次。他就生怕有人用暴力推翻他，老是感到不安全，动辄说我还是想要上井冈山打游击。毛是“马上得天下”，尔后“马上治天下”。暴力革命和人类社会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的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是相悖的。真正的民主法制社会，这一步很难迈出去。
   有人会以解放初的某些个别成绩和三大改造的成就为毛辩护。归根到底，这不过是毛泽东所计划建构的封建或农业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部分。就总体而言，这时期农村的合作化——公社化的集体道路从根本上扼杀了农民真正解放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使数亿农民连最低的温饱都得不到保证。而在城市中的国有化则完全毁坏掉中国百年来工商业成长与发展的现代成果。所谓“国有”实际就是“官有”。正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把中国推向了无可挽救的贫困与落后。直到毛泽东死去，才不得不回头再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恩格斯早就指明，用空想的平均主义思想所激发的农民革命，“只能是蛮干的超出，空想的超出，而在第一次实际试用之后就不得不退到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以内来。”(《马恩全集》第七卷第405页)历史的进程无情地证明，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的的确确是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现代翻版。这个农民革命以封建或农民的社会主义为指导，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但是封建或农民的社会主义并不代表进步的生产力，因此，虽然可以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但最终还是不能不从狂暴的幻想退回到现实所能允许的范围来，老老实实补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这条路。这正是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与农民战争所一再重复的道路。因此在这个空想落后的道路和大方向上所作出的一切似乎光彩的个别成就，实际上只是末路上的萤光，绝没有什么可骄人的。
   即使我们不在根本道路上来质疑新中国的建成及其正面成就，单就所谓的“新民主主义的胜利”来看，实际上也是大有可疑的，除了打倒了蒋介石之外，说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实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骗局。试问：土改后的农村，农民受束缚、受剥夺不是更加重了吗？所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人就多达四千万，这样的惨象，历史上可曾有过？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共产党无数次郑重许诺的民主、自由又在哪里？一党专制、一人独裁，这原是全国人民深恶痛绝的国民党、蒋介石的暴政，然而内战三年，结果是以暴易暴，变本加厉，难道这是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对照台湾国民党，他们真正考虑了农民的利益，实行了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完成了和平的、赎买的土地改革。六十年代就进入经济腾飞，在国民党统治的第二代——蒋经国时代就进入民主宪政阶段。中国大陆已经是第四代(赵紫阳、胡耀邦、华国锋不计算在内)领导了，民主在哪里？宪政又在哪里？
   毛泽东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恐怕是他思想中惟一的亮点，可惜他始终不懂也不愿承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官僚主义阶层当权派的形成，是由于共产党的经济政治垄断所造成，他自己就是这个垄断的始作俑者和这个特权集团的总后台。因此他当然没有可能来纠正和禁绝。这就决定了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又必然失败。因而也无可辩驳地表明了毛的空想封建专制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破产。事实上，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官僚主义当权派与人民的对立与矛盾，只有废除一党的特权垄断，实行民主，完成真正的民主主义变革才能达成。然而这又正是毛泽东们所不愿和不能实行的。

2、邓搞的决议，是为了继续维持特权统治，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在邓小平的直接主持下，通过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就是要解决一个因文化大革命而出现的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再评价问题。本来，饱经十年文化大革命折磨和摧残的人们，上至高层领导，下及一般百姓，大家都是饱含怨愤，对毛泽东普遍否定，对所谓毛泽东思想的神话已趋于破灭，这是必然的事。在历时一年的党的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开会讨论中，群情汹汹，毛的错误受到揭发和批判，毛的形象随之完全动摇。然而就是复出的邓小平，搞出了这么个决议，强行通过，把摇摇欲坠的毛泽东形象和已百孔千疮、不成体统的毛泽东思想重新树立起来。《决议》当然也不能公然无视事实和违抗民意，它承认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全盘皆错。但是，老谋深算的邓小平，认定毛泽东这面旗子不能丢，为了继续维持特权统治的合法性，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必须千方百计地设法撑下去。于是，便让起草《决议》的御用秀才们在文字上玩花招，进行曲护。它断言：
   (1)“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他的集中概括。”而“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这就是说：把“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巧妙地与毛泽东区分开来，其真实用心就是要为毛泽东洗刷和减轻罪责。
   (2)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会议对文化大革命定的调子是：由领导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邓小平巧妙地用十几个字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把毛泽东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四人帮”的黑后台身份中划分出来，变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党中央人人有份，毛泽东是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犯了错误的好人。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首犯毛泽东不但不被指控，反而奉若神明，并把他的头像继续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强迫群众顶礼膜拜。
   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不能容忍的。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举行家宴庆祝73周岁生日，毛泽东举杯祝愿说：“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随后推出了进一步的动乱措施，煽动全国叛乱。所以，毛犯有煽动全国叛乱罪。在文革中，惨死两千万人，整了上亿人，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大灾难。这种浩劫和灾难是怎样造成的？其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煽动起来的全国全面内战。
   中国有句俗话：“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邓小平‘舍本求末’‘舍车保帅’究竟为什么？
   江青在法庭上气焰非常嚣张地对法官说：“你们所揭发都是事实，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主席指示办的，我就是毛泽东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江青讲的是真话，说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张春桥则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对审判不公正表示抗议—无论检察官、法官提问什么，一言不发。演出了中外司法史上最大的一幕丑剧与闹剧。
   决议说：“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一决议，明白地告诉人们：毛是被江青利用了。真不知这一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不妨回顾一下有关史实：
   1965年1月在毛泽东下定决心“倒刘”时，为找“突破口”，派江青去上海潜入地下，密谋炮制姚文元的“黑文”，并经毛泽东亲自修改三次定稿。
   1966年2月，为与党中央按正常程序审批并经向毛泽东当面汇报认可的《二月提纲》相抗衡，毛泽东又特地让江青出面炮制了所谓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此文毛泽东又亲自修改了三遍。
   1966年六、七月间，为给毛泽东自己在八月的《炮打司令部》，准备“炮弹”，江青、康生之流再次潜入地下，泡制“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唆使北京高校的个别学生，大反工作组，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显然这是“奉密旨”进行的。
   1967年７月，又是毛泽东亲自出谋策划，让江青出面炮制了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黑材料”。
   仅从上述四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就足以认定：不是江青利用毛泽东，而是毛泽东利用江青。而这四次重大政治事件，又正是“文化大革命”中几场关键性的“战役”。江青充其量，是充当了毛泽东的“打手”或“帮凶”。离开了毛泽东，凭江青的“德与才”，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有什么作为？《历史决议》的“利用”一说，把中国人民的“智慧”，实在估计得太低了。
   众所周知，“四人帮”只是毛泽东的替罪羊而已，首恶不办，拿从犯出气。这样先例一开，上行下效，中国司法能公正吗？中国共产党能取信于民吗？佘祥林、聂树斌、赵作海……等恶性案件接连不断发生，根源就在于此。
   邓小平保护毛泽东实质是保自己，因为文革前他是中共总书记，毛泽东极左路线忠实执行者，深入揭批毛泽东，必然要联系到自己。
   邓小平袒护毛泽东，保极左路线是为了保自己，也为了保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维护旧神，是为了树立新神。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是有功的。但他是政治改革的拦路虎，绊脚石。至今，他的极左思潮仍然阻碍中国走向民主之路。
   现在把从部署、策划，到开展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语)和“全国全面内战”，并具有明确犯罪动机的罪魁祸首毛泽东有意放过，去追究走狗江青、林彪和走狗的走狗张春桥们的责任，似乎脑筋出了问题。其中的奥妙就连我们局外人也不难体会。终于，总设计师道出了天机：“重新评价毛泽东，现在只能唯心、违心。在这个问题上，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还不够格！”又说：“但要说明，我们是清醒的。”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推卸自己的历史罪责，保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永远是清醒的。
   
   4、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的思想，决非其他人的思想
   
   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的思想，也就是毛泽东的想法，应是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主导思想。比如井冈山时期的“肃AB团”、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抗战中的“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解放后的“反武训”、“反胡风”、“肃反”、“三大改造”、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革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主导下全党一致地进行的。不能认为凡是正确的就是毛泽东思想，错误的就不是毛泽东思想。其实，也像‘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一样，毛什么时候离开过‘左’的路线？请看“肃AB团”、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抗战中的“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解放后的“反武训”、“反胡风”“肃反”“三大改造”、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等，哪项运动不是错误的？!既然“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那么之前这些运动也都是‘左’倾错误路线指导的，自然也都不能算是毛泽东思想指导的!？那么我们怎么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呢？中国还存在不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事实呢？!
   即便是中共党内有个别领导如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有些正确思想，始终未成为党内的主导思想，非要把它安上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又有何意义呢？!又请问，文革中，毛泽东的每句话都是“最高指示”。谁能区分哪句是毛泽东思想，哪句不是毛泽东思想？!
   再则，说毛泽东思想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而不包括毛的错误思想，意味着否认真理的实践标准，因为集体智慧也有历史的局限性，也会犯错误。把党的其他领导人或集体智慧都归到毛泽东个人思想名下同样不合情理。这等于说：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我的错误不是我的；别人的正确思想都归入毛泽东思想——你的正确的都是属于我的!这种逻辑显然很荒谬。
   
   5、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都不是普遍原理
   
   邓小平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也为了推卸自己作为副帅的历史罪责，可谓煞费苦心的。说什么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这与“反右是必要的”说法一样的荒谬。又按邓的说法，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我认为首先应该明确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什么普遍原理(前苏联和东欧暴力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思想在亚洲与世界推广的失败进一步证明这一点)，并没有普世适用的价值，而只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暴力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经查马克思列宁主义（俄语：марксизм-ленинизм），简称马列主义或马列，严格的说，是指由列宁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然而，在不同的大环境下，许多不同的政治团体都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词汇，并宣称以此作为理论体系的支撑。按以上定义可知，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列宁主义，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也称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暴力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一人或几个人的专政)的理论。同样，毛泽东思想也是暴力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个人独裁的专政)的理论。从毛选五卷的注释引文可见，大量的均系中国的古籍，马、恩著作几乎未见，倒是有一些列宁的有关策略和政策方面的东西，意在起“立竿见影”的作用。可见毛泽东思想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与中国农民革命实践(包括中国千百年专制主义传统)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毛泽东思想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而是毛泽东的农民革命痞子精神与斯大林的城市流氓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暴力革命相结合的产物。而马恩早已与时俱进了。正因如此，井冈山时代就有反AB团等的错误，解放后有三大改造、反右、三年大饥荒、文革及历次运动的错误。毛泽东发动的所有运动无不带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左’的特性。综上所述,“毛泽东思想”已为毛的罪孽所亵渎，我们清算毛泽东的罪孽，就必须批判毛泽东思想。在政治制度上彻底肃清毛思想的流毒，为政治改革鸣锣开道。

   在丁弘的《在哲学的迷雾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述：“他（指毛泽东）几十年间惨淡经营的人民公社、大跃进、计划经济体制、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新时期到来，全部一风吹了。从总体上看，这都和他没有‘实事求是’哲学思想有关。正如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所预言：‘毛泽东是在瓷砖上作画，一场风雨就会冲光了……当然中国还会存在。’正像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哲学家李达事先预告的：‘你这样，中国要遭难了。’”毛泽东除了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暴力专制与死亡外，又能留下什么呢？!
(祸国殃民毛泽东思想(一)/中原评毛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