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思想是禍國殃民的思想
   
   1、 毛澤東建國只對共產黨既得利益集團有功
   
   有人說，毛澤東一生，建國有功，治國無能，文革有罪。建國有功幾乎成了人們的共識。但我並不這樣認為。
   首先，建國是用高昂的代價換取的。俗話說“一將功成萬骨枯”，建國是用數千萬人民的生命換取的。但是，人民所期盼的民主、共和、憲政的國家並沒有實現。那些解放前小學課本中民主、共和、憲政的詞語後來都成了右派的罪證。請問，數千萬人民的生命犧牲值得嗎？
   說毛澤東“建國有功，治國無能，文革有罪”。如果建國是為了展開後面一系列人禍，實施那一系列罪行，這一“建國”還有“功”嗎？這一“建國”對誰有功？只能說對共產黨有功，只對共產黨內的既得利益集團有功。正是毛澤東率領共產黨奪得政權，坐上江山，建立起共產黨的一黨天下，他對共產黨“功不可沒”。然而，從毛“建國”的那一天起，就是對中國人民新的奴役，更專制、更黑暗的歷史的開端，這一建國對人民是“功”還是“罪”？蔣介石國民黨所以被推翻，是因為它獨裁專制、腐敗黑暗。如果你知道毛澤東共產黨一旦掌權後將會比蔣介石國民黨更獨裁專制、更腐敗黑暗，你還會迎接這種“解放”、這種“建國”嗎？毛澤東的所謂“建國”完全是開了一次歷史倒車。開歷史倒車的建國也能說有功嗎？!
   “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對於共產黨內的既得利益集團來說，毛澤東開國是有功的，並且功勞是巨大的。對於廣大知識分子和普通老百姓來說，開國不僅沒有功，反而有罪。你們說呢？!
   其實，從中國共產黨一黨的利益而言，毛澤東也只是功過參半：毛澤東的功勞在於不斷打內戰擴張共產黨的地盤，甚至藉助日本侵略者的勢力擴充了共產黨的勢力。解放後，又將民主聯合政府變成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專屬工具；毛澤東的過失在於做了很多有損中共形象的醜事，甚至直接破壞中共組織、迫害中國共產黨人達到令共產黨人目瞪口呆的程度。
   從中華民族全體利益而言，毛澤東根本就沒有功勞可言。打內戰、假抗日、擴張一黨勢力，算哪門子的功勞？非法亂殺中國人，不管被殺的是非共產黨人還是共產黨人，都是有罪的。解放後的和平時期，非正常死亡七八千萬人，簡直罪大惡極。
   老百姓跟着毛澤東鬧革命，完全是受了他的欺騙。毛澤東深知中國的知識分子具有民族優秀傳統，尤其1945—1949年解放戰爭期間，反獨裁反腐敗的學生運動和民主人士的反蔣鬥爭風起雲湧，形成為反蔣統治的第二條戰線，為創建新中國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毛澤東需要藉助這股力量；可在建國後毛澤東地位變了，醉心於獨裁專制政體，一心要成為“當代秦始皇”，並超過“秦始皇百倍”，則勢必會形成歷來暴君之共性，於是對於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這一群體的態度，也勢所必然會從根本上發生變化。
   除上文提到在延安時，對民主人士和全國人民反覆作了民主的承諾外，又如1944年毛澤東答中外記者團時曾經說過：“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解放日報》1944年6月13日）。劉少奇說過：“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衊。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劉少奇選集》上卷第172-177頁）。董必武說：“黨對政府的領導，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轄。黨和政府是兩種不同的組織系統，黨不能對政府下命令”（《董必武選集》第54-55頁）。類似的說法，在共產黨的報刊上，處處皆是。例如：“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8日）。“法西斯的新聞‘理論家’居然公開無恥地鼓吹‘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報紙’的主張”（《解放日報》1943年9月1日）。“他們說（自由民主）這一套都是外國人的東西，決不適用於中國……這種說法的荒謬，就和說太陽曆只適用外國，中國人只能用陰曆一樣”（《新華日報》1944年5月17日）。當年這些講話和文章，對廣大青年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促使他們決心成為共產黨人，堅決跟隨毛澤東共產黨鬧革命。
   在此，我們不難得出結論：如果說上世紀40年代在野時的中國共產黨還表現出是一個追求民主自由的進步黨，一個反對貪污腐敗的廉政黨，一個反對專制獨裁的民主黨，那麼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在執政掌權60年之後，已經是公然反對民主的普世價值，血腥鎮壓民主運動，無情打擊和平理性要求憲政民主人士的黨，為維護一黨專政的維穩經費高踞世界榜首的黨，已經是貪官污吏“前赴後繼”的黨，維護權貴利益堅持專制獨裁的黨。
   其實，革命伊始毛澤東就暴露了“斯大林+秦始皇”的真面目。在延安時代，毛就已經以中國的斯大林自居。延安整風和各根據地大規模肅反，結果殺了“AB團”七萬多人、“社會民主黨”六千二百人、“改組派”兩萬多人就是最好的證明。
   毛澤東此舉開創了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恐怖肅反的先河。毛澤東就是靠殺共產黨人染紅頂子，得到斯大林的賞識起家的。
   毛澤東有別於斯大林。斯大林殺人是在他掌權以後，才開始清除異己，毛澤東殺人是在他尚未掌權之前。他教會了斯大林、教會了貝利亞、教會了阿爾巴尼亞的霍查、教會了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教會了匈牙利的拉科西、教會了波蘭的貝魯特、教會了捷克的胡薩克、教會了朝鮮的金日成……教會了紅色柬埔寨的波爾布特——這個反人類的大劊子手，是毛澤東特別青睞的真傳弟子。毛曾專門指示陳伯達、張春橋等人4次對這個小同志耳提面命傳授真經，並且出錢出槍出人，給他裝備了一支革命大軍。在奪得政權以後，為了建立純淨的無產階級社會，從1975年暮春至1978年底，波爾布特執政僅三年又八個月，就使柬國人民“非正常死亡”了三分之一，據說，年輕的行刑者為革命節省子彈，乾脆用鋤頭鏟斷囚徒的腦袋。其中包括幾十萬華人——我們的同胞！
   2008年4月，北京出版的《炎黃春秋》有關波爾布特的文章說：“1975年6月—8月，在中國已經病重的周恩來在醫院三次會見波爾布特，苦口婆心地勸告他們不能這樣做，共產主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澤東卻盛讚：‘你們做到了我們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波爾布特因此而驕傲地宣稱：“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從柬埔寨學到很多經驗。”
   “你們做到了我們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毛澤東這一句話倒是一句大實話，波爾布特在柬埔寨所作所為，正是他靈魂深處想追求的目標，可惜沒有能夠做到，對毛澤東來說，是留下了遺憾。從這一角度看，中國人民也算是萬幸的。
   本文第一部分，是說毛澤東“指鹿為馬”的故事，舉的都是解放後的例子，其實“指鹿為馬”的欺騙手段貫穿毛的一生。善良的人們，千萬不要聽信“毛澤東只是晚年犯了錯誤”的鬼話。
   毛澤東在井岡山站穩腳跟後，反客為主：“乘隙插足，扼其主機，漸之進也”，篡奪了根據地的領導權後，背信棄義，過河拆橋，恩將仇報。袁文才、王佐被扣上 “盜魁”的帽子，1930年2月被殺害。善良、樸實、帶有書生氣的袁文才，輕信毛澤東的甜言蜜語，不知《農夫與蛇》的寓言，引狼入室，招來殺身之禍，並殃及了好友王佐。（2006年8月11日《作家文摘》作者：沈嘉祿；《袁文才是非功過》作者：曉農《炎黃春秋》2003年10期）
   請看，毛澤東在他的自傳中對這段歷史是怎麼說的：“1927年冬，兩個以前盤踞在井岡山附近的盜魁加入了紅軍，這使我們的力量增加三個團左右。這兩個人雖然以前是盜匪，曾率領部下投效國民革命軍，現在，更準備與反動勢力鬥爭。當我留在井岡山的時候，他們始終是忠實的共產主義者，執行黨的一切命令。可是到後來，到他們單獨留在井岡山時，他們又回復昔日的強盜脾氣，結果被農民殺死。”（摘自《毛澤東自傳》）
   毛澤東是個忘恩負義，恩將仇報，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的偽君子。他在自傳中極力美化自己，本來是他自己走投無路，兩次寫信，懇求井岡山根據地創建者共產黨員袁文才收留，進入人家的根據地，然後篡位奪權，把他們殺掉。他在自傳中卻顛倒是非，說袁、王是“盜魁”加入他領導的紅軍，並且把殺害袁、王的罪行推給“農民”。
   對於井岡山時期“肅AB團”重大慘案，毛澤東又是怎麼宣傳的呢？——他把罪責完全推給了左傾路線，特別是以王明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路線（筆者註：李立三、王明確有責任）。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振振有詞地說：“第三次左傾路線的最大惡果……黨在絕大多數革命根據地(閩浙贛區、鄂予皖區、湘鄂贛區、湘贛區、湘鄂西區、川陝區)和廣大白區的工作，也同樣由於左傾路線的統治而陷於失敗。……左傾路線的代表者……把一切因為錯誤路線行不通而對它採取懷疑、不同意、不滿意、不積極擁護、不堅決執行的同志……加以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甚至於以對罪犯和敵人作鬥爭的方式來進行這種黨內鬥爭。……毛澤東同志採取的方針,即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方針。”——這就是此後幾十年間官方宣傳的基調。
   又如“紅西路軍”事件：1936年11月～1937年3月，在毛澤東的親自遙控調度指揮之下，21800多人的紅西路軍痛遭敗績，全軍覆沒。然而，他把責任全部推到了早已靠邊站的張國燾身上。1937年12月，他說了這樣一段話：“紅西路軍的失敗，主要是張國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果，他不執行中央的正確路線，他懼怕國民黨反動勢力，又害怕日本帝國主義，不經過中央，將隊伍偷偷地調過黃河，企圖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塊地盤稱王稱霸，好向中央鬧獨立。這種錯誤的路線，是註定要失敗的。”——以後的中共黨史，就根據這個調子進行宣傳，教育全黨。
   因此，為革命捐軀的一萬多名烈士失去了“烈士”名份，殘餘的受盡苦難死裡逃生的紅西路軍將士，很多人在革命勝利以後變成了“階級敵人”。
   毛澤東死後，由於陳雲、鄧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等中共領導人主持正義，這樁重大冤案終獲平反。
   41年“皖南事變”是毛澤東給項英設陷阱︰出發前毛澤東命令項英突然改變過江路線，故意扣壓項英給顧祝同的電報，國民黨第三戰區不知他改變路線，引起誤會。毛澤東把新四軍軍部一萬人送入顧祝同的虎口。借刀殺人，手上不留痕跡。（見《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張戎著。）毛澤東在打仗方面不會排兵布陣，在借刀殺人消滅內部異己確實“用兵如神”。

  在國際關繫上，毛澤東同樣使用“指鹿為馬”的手段。
   毛澤東後來把大饑荒說成是蘇聯“撕合同、撤專家”的結果。直到今天很多中國人還相信這話。事實上，赫魯曉夫取消軍工項目只會有助於緩解饑荒，因為用來買這些軍工項目的食品就不必出口了。
   但是，食品出口絲毫未減。毛堅持要用它們來提前還清欠蘇聯的債。本來欠蘇聯的債按中蘇協定應該十六年還清，但毛決定五年還清，要老百姓“勒緊腰帶”。就在這一年，中國人餓死兩千兩百萬。
   毛還把提前還債說成是他“要爭這口氣”。實際上，毛的政策從來不建築在“爭氣”的基礎上。毛要的是蘇聯繼續依賴中國食品（蘇聯從中國進口的食品占總進口的三分之二），這樣毛就可能誘使赫魯曉夫繼續賣給他軍工項目。
   毛還謊稱赫魯曉夫在大饑荒時“逼債”。但中國外交部在毛死後向領導人提交的情況簡介指出，蘇聯在饑荒時從來沒有向中國討過債，更不用說“逼債”了。是毛自己要還，不僅要還，還硬要從十六年提前到五年還清。
   蘇聯當時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告訴我們，蘇聯人很清楚中國屍橫遍野的饑荒：“你根本不用搞任何調查，只需要駕車從北京飛機場進城就知道了。樹上都沒有葉子。”莫斯科授命他拒絕中國的出口食品，有時候載糧食的船隻被蘇聯人謝絕接受。中國方面非給不可。有一次，中方對蘇聯主動提出增加肉類出口，蘇聯人問怎麼可能增加？答覆是：“不關你的事！”
   赫魯曉夫不但沒有逼債，而且還減輕了中國的債務。他重新調整了盧布對人民幣的兌換率，使中方得益。據蘇聯計算，這一調整把中國欠的債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七點五。
   中國發生大量餓死人的慘劇後，蘇聯政府聞訊馬上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立即援助中國50萬噸食糖，300萬噸糧食。
   赫魯曉夫興沖沖地讓蘇聯駐中國大使向周恩來溝通，準備就援助中國事宜與中國協商。周恩來與蘇聯駐中國大使談話後向毛澤東匯報，被毛澤東一口回絕。
   毛澤東說：“哪怕把全中國人都餓死也不要赫禿子的一粒糧食，中國黨和政府是有志氣的。我們不但不要蘇聯的援助，而且還要把欠蘇聯的債還清”。這就是毛澤東告訴中國人民：蘇聯乘人之危，“逼債討帳”的歷史真相。
   請看這是什麼話，毛澤東向其保健醫生李志綏、秘書田家英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中國有幾億人口，餓死幾千萬算啥大不了的事！讓婦女敞開生孩子，死的幾千萬，過幾年不又回來啦！我們憑啥吃赫魯曉夫的嗟來之食？”(茆家升《從來佞幸覆乾坤》)這是人話嗎？能說出這樣的話，毛澤東還有－點人性嗎？中國人真不幸，竟攤上了這種人格低下的暴君！
   毛澤東消滅蔣介石的八百萬大軍取得了勝利。他一再強調，“中國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毛澤東早年就有“湖南農民王”之稱，一部《毛選》，開宗明義第一篇就是從中國農民立場出發，進行《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接着就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歡呼農民暴力“好得很”。毛澤東在青年時期曾經是無政府主義者，成為政治領袖以後，就自稱是“綠林大學畢業”了。農民革命是對孫中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反動，這就是毛反對民主憲政，復辟封建專制制度， 堅持秦政制的階級根源。
   在中國歷史上農民出身當皇帝的朱元璋，就是農民起義取得勝利後大搞專制主義的典型，跟隨他起義的開國元勛們被他殺得一個不留。五十年前，全國解放前夕，吳晗到西柏坡向他請示對朱元璋的評價，毛澤東就指出吳晗對朱元璋的批評過當，因為朱元璋的所作所為，即朱元璋大搞專制主義，同秦始皇一樣，都是鞏固政權之必需。毛澤東跟朱元璋不同之處，是打起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馬列大旗，而在思想上毛澤東跟秦始皇、朱元璋一樣，大搞專制主義。顯而易見，反右、文革也“都是鞏固政權之必需”。
   長期以來，人們尤其是革命者們都恥於說這是一場農民革命，可毛澤東卻是心知肚明的，他早就說過，當代“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因為農民不但“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還“是現時中國國民經濟的主要力量”。革命軍隊，也只是“穿起軍服的農民”（見《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提到開始的依靠對象就是被贊為‘革命先鋒’的‘痞子’，即‘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皮鞋的，挾爛傘子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的’，以及‘出外當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當乞丐，或為非作歹做盜賊的’。[（見《毛澤東選集》1948年東北書店版第25、27 頁。）值得注意的是，建國後正式出版《毛選》時，為了掩蓋他“痞子王”和“痞子政治”的真實面目，這些話都作了刪改。《黨史筆記》的作者說，毛澤東的講話或文章在收進建國後正式出版的《毛澤東選集》時幾乎都經過重大修改，有的還是多次修改。毛“修改發表過的文章或重寫沒發表過的文章也許稱得上空前（《黨史筆記》第35、98頁）。”總而言之，毛澤東看準了中國的問題是農民問題 ，從而公開表明貧農是最先進的、最革命的，相反，有知識的分子倒是不革命的、最愚蠢的，一再號召他們上山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然而，馬克思、恩格斯卻認為農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共產黨宣言》，《馬、恩選集》第1卷，第261頁）
   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後，中國剛經歷過八年抗戰和四年內戰的巨大經濟消耗，人民亟需休養生息。但是五十年代初，除發動“抗美援朝”外，政府迫不及待地在農村實行了疾風驟雨似的土地改革，以徹底破壞傳統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的高昂代價來鞏固政權。土改結束不久，毛澤東發動了農村的合作化運動，緊接着又在1955年以社會主義改造為名，取締了城市裡的私有工商業。此時他大權在握，躊躇滿志，不僅計劃在三個五年計劃之內實現所謂“一化三改造”，而且要使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在中國絕種，在全世界絕種。（毛澤東《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思想鬥爭》，《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193-194頁）領袖頭腦的急劇膨脹導致空想社會主義在中國迅速泛濫。1958年，毛澤東及其支持者不顧黨內的勸阻，迫不及待地制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發動了大躍進，在全國農村掀起人民公社化運動，號令全國人民高舉“三面紅旗”，實現在短時期內“超英趕美”的奮鬥目標。結果事與願違，經濟嚴重失調，生態平衡也被破壞，大躍進以餓死四千萬人而失敗告終。在周恩來、李富春等人的主持下，國民經濟實行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緩解了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所造成的困難局面，使中國在1964、1965年重新出現生機。與此同時，中國城鎮人口持續增長，對本來就“一窮二白”的經濟形成越來越大的壓力。減少城市人口成為中國政府的當務之急。1961年至1963年，政府通過各種手段，將2600萬城市人口“壓縮”到農村。這樣的人口遷徙在人類歷史上罕見，也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
   暴力所取得的權力往往用暴力維持，而暴力維持的社會絕對不是公民社會。毛澤東用暴力推翻了國民黨，在1949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後來一直強調階級鬥爭，搞文化大革命，甚至要七八年來一次。他就生怕有人用暴力推翻他，老是感到不安全，動輒說我還是想要上井岡山打游擊。毛是“馬上得天下”，爾後“馬上治天下”。暴力革命和人類社會民主、自由、法制、人權的這一人類社會發展的主流是相悖的。真正的民主法制社會，這一步很難邁出去。
   有人會以解放初的某些個別成績和三大改造的成就為毛辯護。歸根到底，這不過是毛澤東所計劃建構的封建或農業空想社會主義的一個部分。就總體而言，這時期農村的合作化——公社化的集體道路從根本上扼殺了農民真正解放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使數億農民連最低的溫飽都得不到保證。而在城市中的國有化則完全毀壞掉中國百年來工商業成長與發展的現代成果。所謂“國有”實際就是“官有”。正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把中國推向了無可挽救的貧困與落後。直到毛澤東死去，才不得不回頭再走改革開放的道路。恩格斯早就指明，用空想的平均主義思想所激發的農民革命，“只能是蠻幹的超出，空想的超出，而在第一次實際試用之後就不得不退到當時條件所容許的有限範圍以內來。”(《馬恩全集》第七卷第405頁)歷史的進程無情地證明，毛澤東所領導的革命，的的確確是歷史上農民革命的現代翻版。這個農民革命以封建或農民的社會主義為指導，打敗了蔣介石，建立了新中國，但是封建或農民的社會主義並不代表進步的生產力，因此，雖然可以推翻舊政權，建立新中國，但最終還是不能不從狂暴的幻想退回到現實所能允許的範圍來，老老實實補走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這條路。這正是歷史上的農民革命與農民戰爭所一再重複的道路。因此在這個空想落後的道路和大方向上所作出的一切似乎光彩的個別成就，實際上只是末路上的螢光，絕沒有什麼可驕人的。
   即使我們不在根本道路上來質疑新中國的建成及其正面成就，單就所謂的“新民主主義的勝利”來看，實際上也是大有可疑的，除了打倒了蔣介石之外，說新民主主義的勝利，實不過是一個自欺欺人的騙局。試問：土改後的農村，農民受束縛、受剝奪不是更加重了嗎？所謂三年困難時期，餓死的人就多達四千萬，這樣的慘象，歷史上可曾有過？在“解放戰爭”中，毛澤東、共產黨無數次鄭重許諾的民主、自由又在哪裡？一黨專制、一人獨裁，這原是全國人民深惡痛絕的國民黨、蔣介石的暴政，然而內戰三年，結果是以暴易暴，變本加厲，難道這是新民主主義的勝利？!對照台灣國民黨，他們真正考慮了農民的利益，實行了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完成了和平的、贖買的土地改革。六十年代就進入經濟騰飛，在國民黨統治的第二代——蔣經國時代就進入民主憲政階段。中國大陸已經是第四代(趙紫陽、胡耀邦、華國鋒不計算在內)領導了，民主在哪裡？憲政又在哪裡？
   毛澤東稱之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恐怕是他思想中惟一的亮點，可惜他始終不懂也不願承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官僚主義階層當權派的形成，是由於共產黨的經濟政治壟斷所造成，他自己就是這個壟斷的始作俑者和這個特權集團的總後台。因此他當然沒有可能來糾正和禁絕。這就決定了他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又必然失敗。因而也無可辯駁地表明了毛的空想封建專制社會主義革命的徹底破產。事實上，要想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官僚主義當權派與人民的對立與矛盾，只有廢除一黨的特權壟斷，實行民主，完成真正的民主主義變革才能達成。然而這又正是毛澤東們所不願和不能實行的。

2、鄧搞的決議，是為了繼續維持特權統治，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在鄧小平的直接主持下，通過了一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主要就是要解決一個因文化大革命而出現的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再評價問題。本來，飽經十年文化大革命折磨和摧殘的人們，上至高層領導，下及一般百姓，大家都是飽含怨憤，對毛澤東普遍否定，對所謂毛澤東思想的神話已趨於破滅，這是必然的事。在歷時一年的黨的領導幹部和理論工作者開會討論中，群情洶洶，毛的錯誤受到揭發和批判，毛的形象隨之完全動搖。然而就是復出的鄧小平，搞出了這麼個決議，強行通過，把搖搖欲墜的毛澤東形象和已百孔千瘡、不成體統的毛澤東思想重新樹立起來。《決議》當然也不能公然無視事實和違抗民意，它承認了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全盤皆錯。但是，老謀深算的鄧小平，認定毛澤東這面旗子不能丟，為了繼續維持特權統治的合法性，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必須千方百計地設法撐下去。於是，便讓起草《決議》的御用秀才們在文字上玩花招，進行曲護。它斷言：
   (1)“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我黨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都作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同志的科學著作是他的集中概括。”而“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這就是說：把“四人幫”的所作所為巧妙地與毛澤東區分開來，其真實用心就是要為毛澤東洗刷和減輕罪責。
   (2) “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會議對文化大革命定的調子是：由領導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鄧小平巧妙地用十幾個字改變了文化大革命的實質—把毛澤東從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四人幫”的黑後台身份中劃分出來，變成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黨中央人人有份，毛澤東是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犯了錯誤的好人。審判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主要成員，首犯毛澤東不但不被指控，反而奉若神明，並把他的頭像繼續掛在天安門城樓上，強迫群眾頂禮膜拜。
   這是完全違背歷史事實、不能容忍的。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舉行家宴慶祝73周歲生日，毛澤東舉杯祝願說：“祝展開全國全面內戰！”隨後推出了進一步的動亂措施，煽動全國叛亂。所以，毛犯有煽動全國叛亂罪。在文革中，慘死兩千萬人，整了上億人，對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來說，這是史無前例的大災難。這種浩劫和災難是怎樣造成的？其根本原因，就是毛澤東煽動起來的全國全面內戰。
   中國有句俗話：“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鄧小平‘舍本求末’‘捨車保帥’究竟為什麼？
   江青在法庭上氣焰非常囂張地對法官說：“你們所揭發都是事實，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主席指示辦的，我就是毛澤東的一條狗，他叫我咬誰，我就咬誰！”。江青講的是真話，說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實質；張春橋則採取另外一種方式，對審判不公正表示抗議—無論檢察官、法官提問什麼，一言不發。演出了中外司法史上最大的一幕醜劇與鬧劇。
   決議說：“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這一決議，明白地告訴人們：毛是被江青利用了。真不知這一結論是怎麼得出來的？不妨回顧一下有關史實：
   1965年1月在毛澤東下定決心“倒劉”時，為找“突破口”，派江青去上海潛入地下，密謀炮製姚文元的“黑文”，並經毛澤東親自修改三次定稿。
   1966年2月，為與黨中央按正常程序審批並經向毛澤東當面匯報認可的《二月提綱》相抗衡，毛澤東又特地讓江青出面炮製了所謂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此文毛澤東又親自修改了三遍。
   1966年六、七月間，為給毛澤東自己在八月的《炮打司令部》，準備“炮彈”，江青、康生之流再次潛入地下，泡製“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唆使北京高校的個別學生，大反工作組，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顯然這是“奉密旨”進行的。
   1967年７月，又是毛澤東親自出謀策劃，讓江青出面炮製了所謂“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黑材料”。
   僅從上述四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就足以認定：不是江青利用毛澤東，而是毛澤東利用江青。而這四次重大政治事件，又正是“文化大革命”中幾場關鍵性的“戰役”。江青充其量，是充當了毛澤東的“打手”或“幫凶”。離開了毛澤東，憑江青的“德與才”，能在中國的政治舞台有什麼作為？《歷史決議》的“利用”一說，把中國人民的“智慧”，實在估計得太低了。
   眾所周知，“四人幫”只是毛澤東的替罪羊而已，首惡不辦，拿從犯出氣。這樣先例一開，上行下效，中國司法能公正嗎？中國共產黨能取信於民嗎？佘祥林、聶樹斌、趙作海……等惡性案件接連不斷發生，根源就在於此。
   鄧小平保護毛澤東實質是保自己，因為文革前他是中共總書記，毛澤東極左路線忠實執行者，深入揭批毛澤東，必然要聯繫到自己。
   鄧小平袒護毛澤東，保極左路線是為了保自己，也為了保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維護舊神，是為了樹立新神。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是有功的。但他是政治改革的攔路虎，絆腳石。至今，他的極左思潮仍然阻礙中國走向民主之路。
   現在把從部署、策劃，到開展文化大革命(鄧小平語)和“全國全面內戰”，並具有明確犯罪動機的罪魁禍首毛澤東有意放過，去追究走狗江青、林彪和走狗的走狗張春橋們的責任，似乎腦筋出了問題。其中的奧妙就連我們局外人也不難體會。終於，總設計師道出了天機：“重新評價毛澤東，現在只能唯心、違心。在這個問題上，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黨，我們還不夠格！”又說：“但要說明，我們是清醒的。”最大限度地保護自己，推卸自己的歷史罪責，保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在這一點上，鄧小平永遠是清醒的。
   
   4、毛澤東思想是毛澤東的思想，決非其他人的思想
   
   所謂“毛澤東思想”就是毛澤東的思想，也就是毛澤東的想法，應是指導中國革命與建設的主導思想。比如井岡山時期的“肅AB團”、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抗戰中的“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解放後的“反武訓”、“反胡風”、“肅反”、“三大改造”、反右、大躍進、反右傾、文革都是在毛澤東思想的主導下全黨一致地進行的。不能認為凡是正確的就是毛澤東思想，錯誤的就不是毛澤東思想。其實，也像‘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一樣，毛什麼時候離開過‘左’的路線？請看“肅AB團”、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抗戰中的“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解放後的“反武訓”、“反胡風”“肅反”“三大改造”、反右、大躍進、反右傾等，哪項運動不是錯誤的？!既然“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那麼之前這些運動也都是‘左’傾錯誤路線指導的，自然也都不能算是毛澤東思想指導的!？那麼我們怎麼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呢？中國還存在不存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歷史事實呢？!
   即便是中共黨內有個別領導如周恩來、陳雲等領導人有些正確思想，始終未成為黨內的主導思想，非要把它安上毛澤東思想的帽子又有何意義呢？!又請問，文革中，毛澤東的每句話都是“最高指示”。誰能區分哪句是毛澤東思想，哪句不是毛澤東思想？!
   再則，說毛澤東思想不只是毛澤東個人的思想，而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因而不包括毛的錯誤思想，意味着否認真理的實踐標準，因為集體智慧也有歷史的局限性，也會犯錯誤。把黨的其他領導人或集體智慧都歸到毛澤東個人思想名下同樣不合情理。這等於說：毛澤東的錯誤思想不屬於毛澤東思想——我的錯誤不是我的；別人的正確思想都歸入毛澤東思想——你的正確的都是屬於我的!這種邏輯顯然很荒謬。
   
   5、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想都不是普遍原理
   
   鄧小平為了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也為了推卸自己作為副帥的歷史罪責，可謂煞費苦心的。說什麼毛澤東思想不是毛澤東個人的思想，這與“反右是必要的”說法一樣的荒謬。又按鄧的說法，認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我認為首先應該明確馬克思列寧主義並不是什麼普遍原理(前蘇聯和東歐暴力社會主義國家的垮台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毛澤東思想在亞洲與世界推廣的失敗進一步證明這一點)，並沒有普世適用的價值，而只是一種反馬克思主義的暴力社會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經查馬克思列寧主義（俄語：марксизм-ленинизм），簡稱馬列主義或馬列，嚴格的說，是指由列寧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然而，在不同的大環境下，許多不同的政治團體都使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詞彙，並宣稱以此作為理論體系的支撐。按以上定義可知，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列寧主義，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也稱為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暴力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是一人或幾個人的專政)的理論。同樣，毛澤東思想也是暴力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是個人獨裁的專政)的理論。從毛選五卷的注釋引文可見，大量的均系中國的古籍，馬、恩著作幾乎未見，倒是有一些列寧的有關策略和政策方面的東西，意在起“立竿見影”的作用。可見毛澤東思想是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與中國農民革命實踐(包括中國千百年專制主義傳統)相結合的產物。所以，毛澤東思想不是來自馬克思主義，而是毛澤東的農民革命痞子精神與斯大林的城市流氓無產階級無政府主義暴力革命相結合的產物。而馬恩早已與時俱進了。正因如此，井岡山時代就有反AB團等的錯誤，解放後有三大改造、反右、三年大饑荒、文革及歷次運動的錯誤。毛澤東發動的所有運動無不帶有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左’的特性。綜上所述,“毛澤東思想”已為毛的罪孽所褻瀆，我們清算毛澤東的罪孽，就必須批判毛澤東思想。在政治制度上徹底肅清毛思想的流毒，為政治改革鳴鑼開道。

   在丁弘的《在哲學的迷霧中》有這樣的一段記述：“他（指毛澤東）幾十年間慘澹經營的人民公社、大躍進、計劃經濟體制、階級鬥爭為綱、文化大革命，新時期到來，全部一風吹了。從總體上看，這都和他沒有‘實事求是’哲學思想有關。正如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所預言：‘毛澤東是在瓷磚上作畫，一場風雨就會沖光了……當然中國還會存在。’正像黨的創始人之一、偉大哲學家李達事先預告的：‘你這樣，中國要遭難了。’”毛澤東除了給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暴力專制與死亡外，又能留下什麼呢？!
(禍國殃民毛澤東思想(一)/中原評毛 全文完博訊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