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听老师讲“指鹿为马”的故事，总觉得趙高此人以势欺人，愚弄朝臣，确实可笑、可恨、可气。马就是马，鹿就是鹿，小时候不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大人受趙高戯弄，觉得稀奇古怪。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浩劫洗礼的我们，终于发现在政治生活中“指鹿为马”的邪恶事，实在是太平常了。
   1959年的庐山会议据说原是个反左倾的会议，后来毛泽东决定反右倾，就变成了反右倾的会议了。说明政治上的“指鹿为马”，只要有权，不仅可以办到，甚至“指鹿为马”或“指马为鹿”，还可以朝令夕改的。现在大家都知道彭德怀、周小舟等人右倾机会主义的案子是个冤案。也就是说，是个“指鹿为马”的典型案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案子是个冤案，“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自然也是“指鹿为马”的典型案例了。比起毛泽东和四人邦的“指鹿为马”案例来说，趙高的伎俩只能算是简单的、低级的、下等的和幼稚的。因为，无论从方法手段上、规模范围上、影响深度上、死亡人数上，都不能和毛同日而语。文革中，报章杂志对海瑞罢官的围剿足可以使吴唅家破人亡，加上机枪大炮还可以叫无辜人民死亡二千万。叶剑英元帅说：“文革”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血染全国山河一片红；经济也被他折腾的到了崩溃的边缘。确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反文明的大浩劫。文革中湖南道县借故将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属老小尽数惨杀在双牌水库内，弄得尸满水库，闸道堵塞，不能放水发电⑴。法西斯蒂如果泉下有知，也只能自叹不如。区区趙高，豈能企及。《炎黄春秋》今年第11期刊载一篇《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处理经过》，揭示1967年该县发生的群众性地、大规模地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子女4519人，并扩及其他10县，造成全区被杀和被逼自杀共9323人的惨剧，其中包括四类分子的子女和未成年人近5千人！当时当地的领导干部声称杀人“事先不要请示，事后不要报告，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杀了就杀了。”杀人凶手事后还扬言：“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凶手杀人杀得理直气壮、有持无恐，因为有毛泽东在支持他们，“好人打坏人活该”，“⋯⋯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
   毛泽东的“指鹿为马”绝非文革始。“指鹿为马”是毛泽东炫耀自己的权力，对付知识分子的一贯手段。试看，建国初，从批判胡适、俞平伯，批判电影《武训传》，到肃反及胡风一案。再到整风反右、拔白旗、三面红旗大跃进、反右傾、三年大饥荒，直至文革。是他一种屡用屡灵，屡建奇效的方法。不妨举几例来说明。
   1951年5月20日他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文章以最高权威的语气，以中共中央机关报社论的名义发表出来，全国人民，特别是文化界人士，被惊得目瞪口呆。党内小道消息也在迅速传播：“这篇社论是毛主席亲自写的。”又由党内传到社会上，更增加了人们神秘莫测的惊恐。这是毛泽东在取得政权后第一篇指鹿为马的文章。目的在于取消其他政治局常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发言权，确立自己的话语权。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起大规模“文字狱”，数以千计的人被打成“胡风分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刑、劳改、管制、抄家，被逼疯致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其中不少人是极有才华的作家学者），酿出无数令人潸然泪下的人间悲剧。该案是毛泽东钦定的，平反之难是可以想像的，最终还是得以平反，实践证明这是个指鹿为马的典型案例。
   又如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195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建校60周年大会上，理论打手陈伯达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突然点名说：“马老要做检讨。”定调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从此开始了对马寅初的围攻。1959至1960年对马寅初的持续批判从北大扩展到了社会，从北京扩展到全国。但马寅初没有屈服，他表示：“我虽年近八旬，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到战死为止。”
   整风反右中毛泽东提出的《章罗同盟》原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一个参加地下党出生入死赤胆忠心忠贞的共产党员葛偑琦，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说他要杀共产党人。储安平当年提出“党天下”，实在失之偏颇。反右至文革的历史证明了“党天下”并不是毛泽东的目标，“朕天下”、“家天下”才是他的目的。早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就写出“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风骚；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一尽人皆知的豪迈词句，彻头彻尾地暴露了他要当封建帝王的心声。全国刚解放，五零年就公然自称“万岁”，文革中更说自己就是“嘉靖皇帝”。整风反右期间，北大学生刘奇第就提出，胡风不是反革命。在那个时候，除了给刘奇第扣上右派帽子外，又能有谁给刘奇第作出正确的回答呢？不去深刻检查党没有为整风作好体制上、理论上和法律上的充分准备，而利用人民对党对毛泽东本人信任和爱戴的情感，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揪斗所谓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是更省力吗！更何况民主党派与资产阶级自党的七大以来就是既定的革命对象。早在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曾致电斯大林说，“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
   章乃器有个儿子叫章立凡的，花了很多精力去考证毛泽东是某月某日决定反右的，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其实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比起毛泽东来，真是太天真、太学究气了。“万岁圣旨口”，他既有权指鹿为马，当然也有权把阴谋叫做“阳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该讲话已点了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的名字，做了引蛇出洞、后发制人的战略部署。毛在会议上的讲话时间是在57年1月18日，该文并未公开发表，后来5月14日和5月16日的反击右派的指示也没有公开发表，可是5月14日之后还在继续开座谈会，不仅开会，而且还要求某些人一定要发言，5月17日还发表社论，“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可见，对于民主党派与党外人士来说，那就是阴谋，而不是“阳谋”。“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是阳谋，是立牌坊；阴谋是“引蛇出洞”，是当婊子。
   7月1日，毛泽东亲笔撰写了《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得意之余，公开泄露了开展反右派运动乃蓄谋已久的天机：“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从而聚积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这就是公然对人民行骗术施阴谋的铁证，全国上下人人皆知，白纸黑字无可抵赖。
   小时候老师给我们讲“五四”运动时说，学生运动总是天然地代表着时代进步的方向。至今老师的话总在我的耳边回响，因为这句话说的是真理。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五七年北大校园的学生运动被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六四”天安门反腐败的学生运动受到国人强烈反感的残酷镇压呢？什么时候能把这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我们拭目以待。我常想，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的年代里，他们要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共产党也要镇压学生运动，且其规模之宏大、手段之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呢？这是因为无论北洋军阀、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严重的封建专制色彩，他们都只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封建专制和军阀主义的理论，都还不是民主和法制的履行者。其实，枪杆子和军队是用来保护国家，抵御外来侵略的，或者在遇到自然灾害时，参与抢险救灾等工作的。在一个民主和法制的国家里，军队的指挥权应属于国家，而不应属于某个党派，更不应该成为镇压学生、镇压老百姓的工具。人民内部的矛盾应通过、也只能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解决。
   大跃进饿死四千多万人!本来这是整党、整风的最好时机。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又来个“指鹿为马” ：把风调雨顺的三年硬说成是“三年特大的自然灾害”。市场上常有人大声疾呼“打假”，又有谁认真地在政治上打过假呢？“六四”天安门事件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个叫袁木的人（他当然也是逢旨的）居然说“广场上没死一人”，公然欺骗中国人民，践踏世界舆论。掌权的人尚且弄虚作假，又怎能杜绝社会上一切“造假”行为呢？难怪中国著名现实主义诗人熊鉴在农民诗人金定强《糊涂轩集》序言中指出：“从‘反右’、‘大跃进’到‘文革’，接连二十年左右的大灾难，哪一件不是人为的？但至今一说到‘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巨大灾难就诿过于‘自然’，人犯了罪赖天，良心何在？人性何在”。难怪林彪在总结了毛泽东的经验后，在文革中说：“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希特勒的宣传部部长戈培尔曾经说过，“谎言重复千次就会变成真理。” 原来毛泽东与希特勒的手段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两样。诚如哈维尔所说：极权主义靠暴力和谎言维持其统治。
   诗人熊鉴还指出：“离‘左祸’还只二十多年，很多年轻人对二十多年前国家民族历史茫然无所知，偶尔听到也只当‘天方夜谭’。是哪一双罪恶的手捂住亿万人之眼，惟恐暴露历史真情，其用心何在？亲受左祸之累的人们，人民用血汗哺养的知识分子，对人民二十年的灾难，有的守口如瓶，有的装聋作哑；还有少数丧心病狂者，为了一已之利，随意窜改历史：将盗贼頌成圣人，将恶政頌为德政，跟着当权者‘指鹿为马’，千方百计蒙蔽当世，欺骗后人。”
   有道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解放战争消灭蒋介石军队号称八百万，我想应该包括起义人员和战俘，不会是死亡人数(经查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死亡171万，共产党军队死亡150万)。谁能想像就是这个“大救星”，功成之后就成了大灾星，会带给人民更大的灾难呢！毛泽东的二十多年专制暴政，造成无辜人民死亡达七八千万之众(有资料披露中共上井冈山以来，死于中共屠刀和暴政之下的中共党员、中国人民估计达1亿之多)。就是这个自称“万岁”的人，生前死后，头上还戴上了许多光环：“万岁”，“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等。万岁最初是他自封的，后来就演变成“万岁，万万岁！” “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万岁的封建性质前面己说明，如指自然寿命那是不可能的。四个伟大是林彪、陈伯达封的，姑且不说。平心而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称呼“伟大的领袖”还是适当的。一个万岁爷，一个专制君王如何能担当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任呢？一个并不懂得资本主义、更不懂得现代资本主义的人，一个甚至并不懂得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人，怎么可以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呢？这也许可以叫做另一类“指鹿为马”吧。造成这一类“指鹿为马”的原因有多方面，比如林彪、陈伯达是别有用心的，普通的老百姓则是受毛泽东的宣传蒙蔽的；有的政界人物也有可能与普通百姓一样，一时认识不清，有的政客则是完全出卖灵魂的，他们靠奉承拍马、阿谀造假往上爬的。

  也许有人批评我，说毛泽东不懂现代资本主义，不懂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不免言过其实。那么就请注意：解放前，中国的资产阶级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痛苦地向前挣扎，所以他们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同路人。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发展得太多，而是太少了。可是五六、五七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反右，没收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民主党派这些革命的同路人搞倒、搞臭。一个稍有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知识的人，能做出这种蠢事吗！现在我们又把国营企业转卖给私人，这一来一去，中国的文明发展被推迟了五十多年。文革则是针对党内的资产阶级的，因为我们的万岁爷指出：“走资派就在党内”。文革是要把党内有革命资本的同志斩尽杀绝，“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毛泽东熟读有关封建帝王统治经验的典籍，用心圈点批注，翻云复雨，运用自如 (如一本《资治通鉴》就读了一十七遍)。但对马克思主义最经典的著作《资本论》则未必通读过（有资料披露，毛选五卷没有多少篇是他自己写的，连《实践论》、《矛盾论》都不是他写的）。对现代资本主义没有考察、没有体验、更没有研究，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更是不屑一顧。请问，这样一个背负上亿无辜中国人民生命罪债的封建君王竟会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赫鲁晓夫未必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他说的一句话却被历史记载了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苏联是土豆烧牛肉。”如果说，毛泽东在中国也搞过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那只不过是一个封建专制的空想社会主义或空想共产主义而已。这里举两个查有确据的例子：一方面规划进入共产主义，如一九五八年八月河北徐水县委就订出规划，要在一九六三年进入共产主义；一方面却是大跃进人祸对“三农”的严重破坏，以致“人亡政息”，如王泓先生下放担任河南叶县旧县公社书记，到他摸底时为至，大致死亡人数占全公社30%，全社死绝户占7%。⑵
   中国共产党原本是一个受到全国人民爱戴和拥护的党。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伙同其法定接班人林彪，搞起了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养忠字猪等活动。把一个好端端的党，糟塌成活像一个邪教组织。这里需要告诉大家的是，早请示、晚汇报也像“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一样，是毛亲自要求推广的。1967年11月13日，毛主席的警卫部队8341部队向毛主席报送《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了“上班前向毛主席请示”、“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等做法。15日，毛泽东批示：“看过，很好”。17日，中共中央转发。除了毛主席势力范围之外鞭长莫及的港澳台地区之外，全国实行。有时，还会强要外宾也来这套“请示”“汇报”。有人不解，军代表回答说，毛主席是世界领袖。

   我曾记得毛泽东说过，我们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诚如前面所述，解放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不过打死蒋介石军队区区百余万，坐上“万岁”宝座之后，倒把七八千万无辜百姓从肉体上消灭，而把国家推向经济崩溃的边缘。一句冠冕堂皇的话，“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愚化政策，继而把国家的困难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造成这种后果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毛泽东革命与建设的动机是为了夺取皇位，巩固皇位；妄图把党天下变为毛氏家天下。现在还是有人利用写革命回忆录，拍摄革命战争年代为题材的电视剧或电影来给毛泽东涂脂抹粉，完全是虚妄徒劳的，只会延缓历史前进的车轮。

   毛泽东假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的空想封建专制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苦难的根源。上有毛泽东的指鹿为马领唱，下有普通黎民百姓的恐惧、撒谎和唱，构成全社会的“雄伟”悲歌。

(毛泽东“指鹿为马”的故事(二)/中原评毛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