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聽老師講“指鹿為馬”的故事，總覺得趙高此人以勢欺人，愚弄朝臣，確實可笑、可恨、可氣。馬就是馬，鹿就是鹿，小時候不理解，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大人受趙高戱弄，覺得稀奇古怪。
   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浩劫洗禮的我們，終於發現在政治生活中“指鹿為馬”的邪惡事，實在是太平常了。
   1959年的廬山會議據說原是個反左傾的會議，後來毛澤東決定反右傾，就變成了反右傾的會議了。說明政治上的“指鹿為馬”，只要有權，不僅可以辦到，甚至“指鹿為馬”或“指馬為鹿”，還可以朝令夕改的。現在大家都知道彭德懷、周小舟等人右傾機會主義的案子是個冤案。也就是說，是個“指鹿為馬”的典型案例。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的案子是個冤案，“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自然也是“指鹿為馬”的典型案例了。比起毛澤東和四人邦的“指鹿為馬”案例來說，趙高的伎倆只能算是簡單的、低級的、下等的和幼稚的。因為，無論從方法手段上、規模範圍上、影響深度上、死亡人數上，都不能和毛同日而語。文革中，報章雜誌對海瑞罷官的圍剿足可以使吳唅家破人亡，加上機槍大炮還可以叫無辜人民死亡二千萬。葉劍英元帥說：“文革”整了一億人，死了兩千萬；血染全國山河一片紅；經濟也被他折騰的到了崩潰的邊緣。確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反文明的大浩劫。文革中湖南道縣藉故將地、富、反、壞、右分子及其家屬老小盡數慘殺在雙牌水庫內，弄得屍滿水庫，閘道堵塞，不能放水發電⑴。法西斯蒂如果泉下有知，也只能自嘆不如。區區趙高，豈能企及。《炎黃春秋》今年第11期刊載一篇《道縣文革殺人遺留問題處理經過》，揭示1967年該縣發生的群眾性地、大規模地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子女4519人，並擴及其他10縣，造成全區被殺和被逼自殺共9323人的慘劇，其中包括四類分子的子女和未成年人近5千人！當時當地的領導幹部聲稱殺人“事先不要請示，事後不要報告，貧下中農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殺了就殺了。”殺人兇手事後還揚言：“上頭要我殺，我就殺；要是現在上頭又要我殺，我也會殺！”。兇手殺人殺得理直氣壯、有持無恐，因為有毛澤東在支持他們，“好人打壞人活該”，“⋯⋯他們在革命期內的許多所謂‘過分’舉動，實在正是革命的需要。”
   毛澤東的“指鹿為馬”絕非文革始。“指鹿為馬”是毛澤東炫耀自己的權力，對付知識分子的一貫手段。試看，建國初，從批判胡適、俞平伯，批判電影《武訓傳》，到肅反及胡風一案。再到整風反右、拔白旗、三面紅旗大躍進、反右傾、三年大饑荒，直至文革。是他一種屢用屢靈，屢建奇效的方法。不妨舉幾例來說明。
   1951年5月20日他寫了《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一文。文章以最高權威的語氣，以中共中央機關報社論的名義發表出來，全國人民，特別是文化界人士，被驚得目瞪口呆。黨內小道消息也在迅速傳播：“這篇社論是毛主席親自寫的。”又由黨內傳到社會上，更增加了人們神秘莫測的驚恐。這是毛澤東在取得政權後第一篇指鹿為馬的文章。目的在於取消其他政治局常委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發言權，確立自己的話語權。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起大規模“文字獄”，數以千計的人被打成“胡風分子”、“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判刑、勞改、管制、抄家，被逼瘋致殘，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其中不少人是極有才華的作家學者），釀出無數令人潸然淚下的人間悲劇。該案是毛澤東欽定的，平反之難是可以想像的，最終還是得以平反，實踐證明這是個指鹿為馬的典型案例。
   又如對馬寅初的“新人口論”，195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學建校60周年大會上，理論打手陳伯達當着全校師生的面，突然點名說：“馬老要做檢討。”定調為“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從此開始了對馬寅初的圍攻。1959至1960年對馬寅初的持續批判從北大擴展到了社會，從北京擴展到全國。但馬寅初沒有屈服，他表示：“我雖年近八旬，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迎戰，直到戰死為止。”
   整風反右中毛澤東提出的《章羅同盟》原本就是子虛烏有的。一個參加地下黨出生入死赤膽忠心忠貞的共產黨員葛偑琦，人民日報頭版頭條說他要殺共產黨人。儲安平當年提出“黨天下”，實在失之偏頗。反右至文革的歷史證明了“黨天下”並不是毛澤東的目標，“朕天下”、“家天下”才是他的目的。早在全國解放前夕毛澤東就寫出“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一盡人皆知的豪邁詞句，徹頭徹尾地暴露了他要當封建帝王的心聲。全國剛解放，五零年就公然自稱“萬歲”，文革中更說自己就是“嘉靖皇帝”。整風反右期間，北大學生劉奇第就提出，胡風不是反革命。在那個時候，除了給劉奇第扣上右派帽子外，又能有誰給劉奇第作出正確的回答呢？不去深刻檢查黨沒有為整風作好體制上、理論上和法律上的充分準備，而利用人民對黨對毛澤東本人信任和愛戴的情感，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揪斗所謂右派反黨、反社會主義不是更省力嗎！更何況民主黨派與資產階級自黨的七大以來就是既定的革命對象。早在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曾致電斯大林說，“一旦中國革命取得最後勝利，按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經驗，除中國共產黨之外，所有政黨都應該退出政治舞台了，這樣將會加強中國革命的勢力。
   章乃器有個兒子叫章立凡的，花了很多精力去考證毛澤東是某月某日決定反右的，沒有得到什麼結果。其實我們這些知識分子比起毛澤東來，真是太天真、太學究氣了。“萬歲聖旨口”，他既有權指鹿為馬，當然也有權把陰謀叫做“陽謀”。《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該講話已點了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的名字，做了引蛇出洞、後發制人的戰略部署。毛在會議上的講話時間是在57年1月18日，該文並未公開發表，後來5月14日和5月16日的反擊右派的指示也沒有公開發表，可是5月14日之後還在繼續開座談會，不僅開會，而且還要求某些人一定要發言，5月17日還發表社論，“歡迎非黨同志幫助我們整風”。可見，對於民主黨派與黨外人士來說，那就是陰謀，而不是“陽謀”。“歡迎非黨同志幫助我們整風”是陽謀，是立牌坊；陰謀是“引蛇出洞”，是當婊子。
   7月1日，毛澤東親筆撰寫了《人民日報》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得意之餘，公開泄露了開展反右派運動乃蓄謀已久的天機：“共產黨看出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一場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讓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動這一場戰爭，報紙在一個期間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不予回擊，一切整風的機關學校的黨組織，對於這種猖狂進攻在一個時期內，也一概不予回擊，從而聚積力量，等待時機成熟實行反擊。”這就是公然對人民行騙術施陰謀的鐵證，全國上下人人皆知，白紙黑字無可抵賴。
   小時候老師給我們講“五四”運動時說，學生運動總是天然地代表着時代進步的方向。至今老師的話總在我的耳邊迴響，因為這句話說的是真理。令我不解的是，為什麼五七年北大校園的學生運動被誣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六四”天安門反腐敗的學生運動受到國人強烈反感的殘酷鎮壓呢？什麼時候能把這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我們拭目以待。我常想，北洋軍閥、國民黨統治的年代裡，他們要鎮壓學生運動，為什麼共產黨也要鎮壓學生運動，且其規模之宏大、手段之殘暴有過之而無不及呢？這是因為無論北洋軍閥、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有嚴重的封建專制色彩，他們都只相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種封建專制和軍閥主義的理論，都還不是民主和法制的履行者。其實，槍桿子和軍隊是用來保護國家，抵禦外來侵略的，或者在遇到自然災害時，參與搶險救災等工作的。在一個民主和法制的國家裡，軍隊的指揮權應屬於國家，而不應屬於某個黨派，更不應該成為鎮壓學生、鎮壓老百姓的工具。人民內部的矛盾應通過、也只能通過法律的手段來解決。
   大躍進餓死四千多萬人!本來這是整黨、整風的最好時機。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又來個“指鹿為馬” ：把風調雨順的三年硬說成是“三年特大的自然災害”。市場上常有人大聲疾呼“打假”，又有誰認真地在政治上打過假呢？“六四”天安門事件當晚的新聞發布會上，有個叫袁木的人（他當然也是逢旨的）居然說“廣場上沒死一人”，公然欺騙中國人民，踐踏世界輿論。掌權的人尚且弄虛作假，又怎能杜絕社會上一切“造假”行為呢？難怪中國著名現實主義詩人熊鑒在農民詩人金定強《糊塗軒集》序言中指出：“從‘反右’、‘大躍進’到‘文革’，接連二十年左右的大災難，哪一件不是人為的？但至今一說到‘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的巨大災難就諉過於‘自然’，人犯了罪賴天，良心何在？人性何在”。難怪林彪在總結了毛澤東的經驗後，在文革中說：“不說假話成不了大事”。希特勒的宣傳部部長戈培爾曾經說過，“謊言重複千次就會變成真理。” 原來毛澤東與希特勒的手段在這方面並沒有什麼兩樣。誠如哈維爾所說：極權主義靠暴力和謊言維持其統治。
   詩人熊鑒還指出：“離‘左禍’還只二十多年，很多年輕人對二十多年前國家民族歷史茫然無所知，偶爾聽到也只當‘天方夜譚’。是哪一雙罪惡的手捂住億萬人之眼，惟恐暴露歷史真情，其用心何在？親受左禍之累的人們，人民用血汗哺養的知識分子，對人民二十年的災難，有的守口如瓶，有的裝聾作啞；還有少數喪心病狂者，為了一已之利，隨意竄改歷史：將盜賊頌成聖人，將惡政頌為德政，跟着當權者‘指鹿為馬’，千方百計蒙蔽當世，欺騙後人。”
   有道是“一將功成萬骨枯”，解放戰爭消滅蔣介石軍隊號稱八百萬，我想應該包括起義人員和戰俘，不會是死亡人數(經查解放戰爭中，國民黨軍隊死亡171萬，共產黨軍隊死亡150萬)。誰能想像就是這個“大救星”，功成之後就成了大災星，會帶給人民更大的災難呢！毛澤東的二十多年專制暴政，造成無辜人民死亡達七八千萬之眾(有資料披露中共上井岡山以來，死於中共屠刀和暴政之下的中共黨員、中國人民估計達1億之多)。就是這個自稱“萬歲”的人，生前死後，頭上還戴上了許多光環：“萬歲”，“四個偉大（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等等。萬歲最初是他自封的，後來就演變成“萬歲，萬萬歲！” “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萬歲的封建性質前面己說明，如指自然壽命那是不可能的。四個偉大是林彪、陳伯達封的，姑且不說。平心而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稱呼“偉大的領袖”還是適當的。一個萬歲爺，一個專制君王如何能擔當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任呢？一個並不懂得資本主義、更不懂得現代資本主義的人，一個甚至並不懂得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人，怎麼可以稱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呢？這也許可以叫做另一類“指鹿為馬”吧。造成這一類“指鹿為馬”的原因有多方面，比如林彪、陳伯達是別有用心的，普通的老百姓則是受毛澤東的宣傳蒙蔽的；有的政界人物也有可能與普通百姓一樣，一時認識不清，有的政客則是完全出賣靈魂的，他們靠奉承拍馬、阿諛造假往上爬的。

  也許有人批評我，說毛澤東不懂現代資本主義，不懂人類歷史發展規律，不免言過其實。那麼就請注意：解放前，中國的資產階級在三座大山的壓迫下，痛苦地向前掙扎，所以他們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同路人。中國的資本主義不是發展得太多，而是太少了。可是五六、五七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反右，沒收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把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民主黨派這些革命的同路人搞倒、搞臭。一個稍有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知識的人，能做出這種蠢事嗎！現在我們又把國營企業轉賣給私人，這一來一去，中國的文明發展被推遲了五十多年。文革則是針對黨內的資產階級的，因為我們的萬歲爺指出：“走資派就在黨內”。文革是要把黨內有革命資本的同志斬盡殺絕，“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毛澤東熟讀有關封建帝王統治經驗的典籍，用心圈點批註，翻雲復雨，運用自如 (如一本《資治通鑑》就讀了一十七遍)。但對馬克思主義最經典的著作《資本論》則未必通讀過（有資料披露，毛選五卷沒有多少篇是他自己寫的，連《實踐論》、《矛盾論》都不是他寫的）。對現代資本主義沒有考察、沒有體驗、更沒有研究，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更是不屑一顧。請問，這樣一個背負上億無辜中國人民生命罪債的封建君王竟會是無產階級革命家！？
   赫魯曉夫未必懂得什麼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但他說的一句話卻被歷史記載了下來，“中國的共產主義是喝大鍋清水湯，蘇聯是土豆燒牛肉。”如果說，毛澤東在中國也搞過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那只不過是一個封建專制的空想社會主義或空想共產主義而已。這裡舉兩個查有確據的例子：一方面規划進入共產主義，如一九五八年八月河北徐水縣委就訂出規劃，要在一九六三年進入共產主義；一方面卻是大躍進人禍對“三農”的嚴重破壞，以致“人亡政息”，如王泓先生下放擔任河南葉縣舊縣公社書記，到他摸底時為至，大致死亡人數占全公社30%，全社死絕戶占7%。⑵
   中國共產黨原本是一個受到全國人民愛戴和擁護的黨。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夥同其法定接班人林彪，搞起了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養忠字豬等活動。把一個好端端的黨，糟塌成活像一個邪教組織。這裡需要告訴大家的是，早請示、晚匯報也像“毛主席萬歲!”的口號一樣，是毛親自要求推廣的。1967年11月13日，毛主席的警衛部隊8341部隊向毛主席報送《關於北京市針織總廠支工情況的報告》。《報告》中第一次提到了“上班前向毛主席請示”、“下班後向毛主席匯報”等做法。15日，毛澤東批示：“看過，很好”。17日，中共中央轉發。除了毛主席勢力範圍之外鞭長莫及的港澳台地區之外，全國實行。有時，還會強要外賓也來這套“請示”“匯報”。有人不解，軍代表回答說，毛主席是世界領袖。

   我曾記得毛澤東說過，我們是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誠如前面所述，解放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只不過打死蔣介石軍隊區區百餘萬，坐上“萬歲”寶座之後，倒把七八千萬無辜百姓從肉體上消滅，而把國家推向經濟崩潰的邊緣。一句冠冕堂皇的話，“知識分子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對知識分子進行愚化政策，繼而把國家的困難轉嫁到貧苦農民身上。造成這種後果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毛澤東革命與建設的動機是為了奪取皇位，鞏固皇位；妄圖把黨天下變為毛氏家天下。現在還是有人利用寫革命回憶錄，拍攝革命戰爭年代為題材的電視劇或電影來給毛澤東塗脂抹粉，完全是虛妄徒勞的，只會延緩歷史前進的車輪。

   毛澤東假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的空想封建專制社會主義是中國人民苦難的根源。上有毛澤東的指鹿為馬領唱，下有普通黎民百姓的恐懼、撒謊和唱，構成全社會的“雄偉”悲歌。

(毛澤東“指鹿為馬”的故事(二)/中原評毛 全文完博訊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