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樓西大街一號

鼓樓西大街一號院座落在北京鼓樓西側，聽我父親說那裡原是個娘娘廟，方方正正，座北朝南，裡面曾住着姑奶奶，老北京愛上鼓樓轉轉，順便來這裡燒柱香。不知何年何月這裡變成了大雜院。這個小院不大可裡面住家真不少，通常每戶不管人口多少，只占住房一間，這也許流露出當年平均分配的痕跡 。

貼門口住着着楊大爺楊大媽，院外只要來人必從他們的窗沿兒下過，所以院裡大大小小的事兒，誰也瞞不過他們。楊大爺解放前干的行當是抱屍的，這一片兒誰家死了人都請楊大爺去，每次他先給死人擦把臉，然後換上壽衣，最後順手一提一背把死人平平整整放進棺材裡，蓋棺前嘴上再塞上半塊雞蛋糕。聽鄰居說過去人窮，孩子死了一般不買棺材，多托楊大爺半夜抱出城外挖個坑給埋了。解放後時興火葬，這個行業又被市民政局統一包攬，私人不得插手，於是楊大爺改行去了一家軍工企業幹起來食堂炊事員，最使楊大爺自豪的是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他沒餓着。楊大爺在院裡是愣頭，一家七口原來住西屋，後來硬把廟門給占了，文革期間又利用蓋防震棚的機會在院中央蓋了個小屋給小女兒住，從此誰要進院總得側着身了。

老李家住北屋，他人長得很混，喜歡議論國家大事，但沒見他看過報紙，他見找北京姑娘沒門兒，娶了個沒北京戶口的河北姑娘做媳婦，姑娘人很水靈心又善良，沒敢要孩子，當時給服裝廠鎖扣眼，每個扣眼五厘錢。老李在北京飯店洗衣房裡干，就這個職業他當年牛得不得了。他能近水樓台先得月，常買些飯店裡招待外賓剩的烤鴨架子，據說一隻才兩毛錢，那年頭有這一口吃，局長也沒這待遇。老李還是滿族人生活習慣，夏天喜歡在門口支個小桌吃個涼麵喝口二鍋頭，七碟八碗紅紅綠綠一桌菜碼子，他見生人進院常常喜歡客套讓一口，誰要真喝，他心裡不知怎麼罵呢。老李知道我爸愛喝酒，見我爸連吱一聲的氣兒都沒有。

米大媽一人住北屋，見人老躲着走，幾乎沒跟我照過面，後來聽我妹妹說解放前她在附近有幾處房子，靠收租子為生，解放後房子歸了房管局，每天幹些啥也搞不清楚。還有四五戶，我想同他們接觸一下，每次都被這幾個“院老大”擋架，也沒人敢過來了。

到了一九七八年空軍內部清理與林彪事件有牽連的人和事還在進行着。這時的空軍情報部長王林向空軍司令張廷發匯報說我父親在文革初期參加了一次司令部鬥爭張廷發的批鬥會，王林原為沈空情報處長，可能他想以此事來感謝提拔之恩。張廷發報復心理極強，但對於我父親那樣的老實幹部確實又抓不着什麼把柄，只有採取壓級的方法了。張廷發又想了個絕招，對付部級以上的老幹部進行政治形勢閉卷考試，情形猶如當年工人出卷考大學教授。當時幾個心中有數的老幹部早已成了驚弓之鳥，知道要大難臨頭了。幾天以後張廷發在幹部大會上說機關一些老幹部革命敢勁不足，我們要整頓，把這些幹勁不足的人調出機關。當時空軍決定調出北京兩人，都是十一級幹部，而且要求三十天內人走家搬。一個是我父親，本來司令部黨委有些開恩，按正師級調往西安空軍工程學院，結果張廷發大筆一揮按付師級調西安空軍通校；另一個是王少江，他原是司政付主任，按付師調信陽空軍技校，但他是個樂天派，上下活動，最後以付軍級在北京離休。我父親人心善良，在大院人人皆知，遇到這種情況，只有打掉牙往肚子裡咽了。

空軍這麼做美其名曰要服從命令聽指揮，實際上意在拿掉我們全家的北京戶口，當時我的小妹妹潘雅只有十五歲，正在讀高中，這突如其來的事件擾亂了她正常的學習生活。我小時候有個好朋友叫高景松，當時也在二號樓住，他當兵復員後做了西城區公安局的一名片警，他說鼓樓西大街一號還有一間空房，原住戶是個孤老太太剛死又無兒無女，他通過關係把這間房子為我家占了下來，潘雅的戶口也就從空軍大院轉到這裡。

當時我遠在浙江當兵，不知道北京發生的這一切，只知道家搬到西安了。從此我感到父親再也靠不住，今後路得自己走了，半年以後我考上了安徽大學。不久母親來信說我們在北京還有一間住房，想去北京可以住那，我回信說放寒假時就去那看看。

在一個寒冷的冬日我來到這個小屋時，發現它只有六平米大，剛放下一個單人床就沒有什麼空間了，我再看看房租水電單子，一個月加起來還不到一塊錢。取暖用的是蜂窩煤，我說晚上睡着了叫煤氣熏死怎麼辦，抬頭一看窗戶是紙糊的，露着風。鄰居楊大媽很好，經常過來幫助照看屋子，給了我們家生活不少方便。

從此這個小院熱鬧了，我父親來北京就住在這裡，又成了我們家對外聯絡站，先後來過數不清的父親的老戰友老同事，駐外大使，還有父親原來幫助過的幹部老工人，當然還有找上門看笑話的。
從此這裡傳出朗朗讀書聲，我大妹妹復員後戶口落在這裡，不久幾乎以英語滿分考上了北京旅遊學院。小妹妹潘雅去西安讀了兩年高中後，第三年在這裡複習高考，以優異成績考上北京語言學院。畢業後她們都順利地分到北京工作。

田德蓓來美國後我才知道這個小屋還接待過安大同學。有一年李琦玫田德蓓陳玉立三人到北京旅遊，她們到北京後第一晚是住在那個小屋的，陳玉立說條件是簡陋了點兒，李琦玫說有個地方住就不錯了。我說實在對不起同學，當年在北京就這個條件。

我大學畢業分到北京工作後不久的一個星期天，去那個小屋看看潘雅，發現裡面坐着個外國女人正和潘雅聊天，潘雅說這是大妹妹的英語老師，她見了我十分驚訝，她說我妹妹從來沒跟她提過還有一個這麼瀟灑的哥哥，我一看不好趕緊跑了出去。這是我一生見到的長得最丑的美國女人，也就是這個才女當年一紙推薦信，我大妹妹獲全額獎學金去Yale讀書。

文革那個時期，有多少人落難，可能連個遮風避雨的窩棚也沒有，我們家還有個六平米的小屋，這已是不幸中的萬幸了。其實有這麼一個人生機會又何嘗不好，特別是對年青人。小妹妹潘雅是我們家孩子中最先成名成功的，她的成長期幾乎都是在那個小屋度過的，她在米市大街開的思思酒家以及後來開的大學生酒家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已風靡全北京了。

幾十年過去了，那六平米的小屋對我們的生活似乎已不太重要，可留在我記憶中的仍是那方方正正的小院，那抱屍的楊大爺，那常年照顧我們生活的楊大媽，那啃鴨架子的老李頭兒，那一聲不響的米大媽，那寫進這篇散文的人和事。

01/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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