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底我被分配去中央團校二期學習。我在十五班。十五班多來自北京，曾任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領導人的徐萌山是我們班的學員，是當時班上的黨支部委員。另有一些上海南京的學生黨員。多是已經有一點“革命“的經驗的團幹部。十七班是來自上海的新生。而十八班是來自北京的新參加工作者為主。

　　開始中央團校還沒有進城，我們的校址在京南的良鄉縣。到良鄉縣上學，這有象徵意義。中國革命走的是城市包圍農村的道路，一解放，從鄉下進城的人占領了頭鰲。我的到良鄉學習顯示了老革命的色彩。我們就住在“號”來的老鄉的房子裡，我們爭着給老鄉挑水，我們繼承了前輩革命者親農的好傳統。

　　這是我長大後首次生活在鄉下，有新鮮感。

　　我們聽了許多高質量高規格的大課，用現在的話，我們的教師可真是超豪華的陣容：李立三講工人運動，陳紹禹（王明，時任政務院法制委員會主任）講婚姻法，鄧穎超講婦女工作，馮文彬（時任團中央書記）講青年運動，艾思奇講哲學，孫定國講黨史。鄧穎超的北京口音清脆生動。艾思奇發像是四川口音。王明的講話無任何特色。最難忘的則是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田家英講毛澤東思想，他從下午講到晚上，晚飯後續講，講到深夜。大課是露天進行的，我們每人自備一個小馬扎，拿着本子猛記。天黑後點起煤汽燈，招引了太多的趨光飛蟲，幾次不得不停下講課用紙包捉蟲殺蟲。我至今記得，田家英說，毛澤東思想像大海，每個人都可以去舀裡邊的水，但是水永不枯竭。毛澤東思想像鋼琴，每個人都可以用它演奏出無窮的精彩樂章。講到毛澤東思想關於知識分子的論述的時候，田說，知識分子需要政治化與組織化。他說主席說過知識分子是“雞毛蒜皮亂轟轟，爭來爭去一場空”，這些是我從其他材料中學不到的。田家英講毛澤東思想完全是用他自己的語言，講的是他自己的心得，而且我能感覺得到他也陶醉在自己這種法律恣肆的講演之中。

　　但是我也略有保留：他講得如此滔滔不絕，大雨傾盆，全面貫輸，耳不暇聞，一口氣居然講了六七個小時，除了中間吃晚飯外，連課間休息也沒有，更沒有什麼互動、問答、討論、質疑。他完全是一個解放者、拯救者、宣示者、指揮者，先知先覺者，他在手把手教這些年輕幹部的導師，而聽者只是單方面的接受者、吸收者，從零或者負數開始者。這種講授至少使我感到了疲勞，替自己也替老師。我在晚九時後遞了一個條子：“請掌握時間”。那個時候聽講是可以遞條子的，不必署名。田老師拿起了並宣讀了這個條子，他很民主，但是他不以為然也不以為意，他身旁的教務處領導表示“放開講放開講”，他也絲毫不加收斂地繼續洋洋灑灑地講了下下去。也有些同學聽了老師念的條子顯出了驚異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