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我接觸到了更多的帽子人物。我發現，相當一部分不是由於右，而是由於太左才找了倒霉。一位少年得志，已經是副局級的很紅的青年紀檢領導幹部，在運動高潮中上繳了自己的日記及與弟弟的通信，結果兄弟倆同時劃為右派。一位團的紀檢骨幹，在運動基本結束的1958年7月1日——黨的生日，慷慨激昂地大講堅持延安傳統的重要，痛批一些人進城後忘了本，學了陳士美停妻再娶，甚至墮落成右派。他的調門高了些，乾脆，他就是右派。一位耳朵背，一副愚忠模樣的同志，到了掃五氣和向黨交心階段，狠狠地交了一回心，把自己罵了個狗血噴頭，結果是請君入甕。一位女性熱愛文學，少有成果，便在運動後期把自己的沒有人用的作品初稿交上去了，據此，右而派之。

　　當時已經有一些對蘇共二十大、對赫魯曉夫的非議傳出來了，1958年蘇共在赫魯曉夫的控制下把布爾加寧、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等定成反黨集團，一位小幹部表示對赫的不滿（王按：他可能是為了表現積極），說“把莫老頭接到咱們這兒來吧。”結果把他定成右派。一位長相漂亮、目光如水、出身名門文化教養很不錯的女性，當了右派以後一再稱頌對自己的批判如何“深刻”。還有兩位非知識分子出身的同志，則主要是為人有問題，犯渾，愛吵，說粗野的話，弄成右派。我們班有一位理髮師傅，自稱不是幹部，當不了右派，他是因了對統購統銷亂講話定成“反社會主義分子”的……

　　八班有班長副班長各一人，領導大家。造林隊辦公室的王主任比較適合抓生產，他對改造思想的任務不太鑽得進去。一次他聽八班的總結批判討論會，睡着了，鼾聲大作。於是二位班長挑起了擔子，樹立了很強的領導意識，並說過能領導這麼一些人也不簡單，將來回憶起來是有意義的。他們極力組織思想批判，用運動中自己領教過的方法與語辭自己搞自己。動輒深夜開會，抓住點什麼就猛斗一氣，一次斗得北京日報的漫畫家李濱聲幾乎暈倒。“恬不知恥！”“自取滅亡！”“反動本能！”“欲蓋彌彰！”時過午夜了八班還在喊叫不停，最後是其他班的具有革命幹部身份的其他臨時來參加勞動的同志提出意見，認為八班夜夜鬼哭狼嚎，丑調百出，擾人清夢，噁心討厭……後來才稍稍降了一下鬥爭溫度。可以說這是風欲靜而樹不止的奇觀。

　　公平地說，不能把責任全推在二位班長身上，眾右派們也有一種受虐狂，有一種積極性，願意互相批鬥，尤其願意至少是習慣於把自己身受的一切強梁粗暴施之於人，己所不欲（而不得不接受後），（駕輕就熟地）轉施於人。不欲已受，必授他人。不欲，則授受最親。常挨打的人打人容易兇狠，被冷淡的人容易冷淡旁人。這也是人性的一個變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