毀滅中國文化的力量並不來自外部，而來自中國人對自己文化的否定。 近代以降直到今天的中國人，存在兩重根本性的偏離：其一是不能完整地理解西方文化， 其二是不能完整地理解中國的文化。中國文化是中國人自己毀滅的，平心而論，西方人除 了戰爭掠奪和傳教士之外，並沒有對中國搞文化殖民主義，西方文化也沒有這個力量。中 國近現代的殖民文化，是中國人自己搖著尾巴從西方請進來的，而且是有一段沒一段，根本 就不是個完整的東西。中國人一開始就是抱着實用主義的態度學習西方文化的，這也決 定了西方文化在中國的最終宿命，既當它不再那麼實用的時候，必然又會被中國人無情 地拋棄。中國人當代的意識形態，既不是真正東方的，也不是真正西方的，當代中國人是一群 流浪兒，心靈上的無家可歸者。 西方啟蒙時代以降對待中國的態度，也不宜片面理解，請看下面這段文字： 【啟蒙時代西方社會文化生活中普遍出現一種泛中國崇拜的思潮，人稱“中國潮”。 它將近五個世紀西方不斷美化的中國形象推向高峰，中國幾乎成為西方文化嚮往的 烏托邦。 萊布尼茨希望在中國與歐洲之間，“建立一種相互交流認識的新型關係”。“鑑於 我們道德敗壞的現實，我認為，由中國派教士來教我們自然神學的運用與實踐，就 像我們派教士去教他們啟蒙的神學那樣” ?萊布尼茨對中國百科全書式的期望，到 啟蒙時代百科全書派哲學家那裡，明確化為道德哲學。伏爾泰準確地發現中國文明在 歐洲的利用價值。“中國人在道德和政治經濟學、農業、生活必須的技藝等等方面 已臻完美境地，其餘方面的知識，倒是我們應該傳授給他們。” 在西方的啟蒙文化中，中國形象逐漸變得豐滿、逼真、敏感、有力，那是一個 尺度、一種視野，不管你在其中看到威脅還是看到希望，感到恐慌還是感到激動。 啟蒙哲學家們將中國當作歐洲的榜樣。在推翻神壇的時候，他們歌頌中國的道德哲 學與宗教寬容；在批判歐洲暴政的時候，他們運用傳教士們提供的中國道德政治與賢 明的康熙皇帝。中國成為開明君主專制的典範。在他們對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時候， 他們又在經濟思想中開發中國形象的利用價值，中國又成為重農主義政治經濟學的 楷模。中國形象不斷被啟蒙文化利用，從宗教上的自然神論到無神論、寬容主義，從 政治上的開明君主專制、哲人治國到平民政治。啟蒙哲學家對中國形象的信念，來 自於兩個基本觀念：一是性善論，二是道德理想通過政治權威達成社會公正與幸福。 這兩個基本觀念，恰好又體現在他們構築的隍7d明的中華帝國形象中。只有哲人政 治，才是最完美、最開明的政治。他們在中國發現了哲人王，發現了哲人當政的制度， 發現了理想化的倫理政治秩序。這是中國形象的意義，同時也是一些啟蒙主義者尊 崇的新型的政治倫理社會的理想尺度。啟蒙時代西方對中國的開明專制主義的讚揚， 更深一層意義是他們發現中國文官制度中隱含的民權、平等觀念。在此中國形象的 意義不僅是積極的，可能還是革命性的。中國形象昭示一種與貴族法權相對的平民政 治，啟蒙運動與法國大革命中的一些重要觀念，如人民、平等等，都是杜赫德、伏 爾泰、魁奈那一代人在共同人性與世界文明視野內從中國形象中植入的。】 事實上伏爾泰對孔子的推崇和讚嘆，已經達到一種無以復加的程度，而只要我們讀讀《君 王論》，就不難明了個中的道理。 另外近代知識精英，並非都是“聲氣相投”的，一些時論並不能代表一個人的終極理念。比如 梁啓超就有前後轉變，與胡適根本不是同路人。而梁漱溟則同樣經歷了人生的重大轉變， 成為現代中國最後的大儒。正是梁漱溟老先生說過這樣一句話：現在的中國人，已經沒有 什麼中國味了。 當代中國的學者，事實上只有極少人有資格來談論東西方文化，學問積累嚴重先天不足， 道德修養更是差得很遠。比如對西方文化從盲目崇拜到反目為仇，其實形異質同，都是源 自沒有真正理解西方文化，當然也沒有真正理解中國的文化，你要問他們什麼是中體西 用？他們斷然是講不通透的。 如果一個人連自己都不理解，那他斷然是無法真正理解它人的。所以重新理解中國，重新理解西方，是二十一世紀中國人的文化使命，而近代以降的那些錯誤過氣的理解，都應該掃入垃圾堆了。